第一百五十六節規範商業體系（3）
歷朝歷代都很少對手工業從業者徵稅，這並不意味著手工匠人的負擔就比農民低，歷史上有一種叫做徭役的東西，明朝時候用戶籍將手工匠人單獨管理，手工匠人不需要為他們從事手工業交稅，也不需要為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交稅，但他們必須為官府定期服務。
這是明朝從元代繼承下來的製度，朱元璋家裡就是一個淘金戶，蒙古人規定淘金工必須繳納固定的金沙，後來金礦開採完了，戶籍卻是不能變的，朱元璋家裡沒有地，只能淪落為打零工為生，而且還要用打零工的錢來換金沙交稅。
清朝取消了戶籍制度，並且廢除徭役等等製度，是一種相對的進步。後來雍正攤丁入畝，連人頭稅性質的丁口稅都取消了，由於大量的手工業者其實是鄉村手工業者，手藝大多是閒時貼補家用的方式，大多數手工藝人依然從事農業勞動，或者自耕，或者租種，攤丁入畝之後，等於取消了那些完全脫離農業勞動的手藝人的稅收。
對窮苦手藝人徵稅，雖說確實有些乞丐碗裡搶食的嫌疑，但周瑯還是開徵了門類繁多的手工業稅。
目的當然不是為了錢，而是為了規範和保護，所以稅率並不重。
要求手工業者，按照所從事的行業進行申報，官府發放執照，稅率極低，比如絲織工人一年納稅僅僅一錢，收稅最重的珠寶行工人也不過一年一兩銀子。可是這些工人卻可以得到官府的保護。
清朝政府不收手藝人的稅，也不會對手藝人進行合理的保護，而是委託行會，行會上交官府，下管工人，一些行首難免就會濫用權力。因為是他們負責跟官府溝通，是他們納稅，所以官府往往會偏袒他們，普通工人連上達天聽的機會和理由都沒有。只能任由他們利用官方的黑非官方的手段盤剝。
還有一些帶有暴力性質的行會，比如屠宰行業，官府不管他們，結果被各種幫會性質的組織鑽了空子，有的地方，肉舖全都是某一個地方的人在經營，其他地區的人想開肉舖，他們就會集中起來攻擊，大有佔地盤的味道。
可如果一個屠戶向官府申請了執照，照章納稅，有行會或者幫會或者同鄉會找他麻煩，他大可以打官司，我張飛是官府批准的屠戶，你何進憑什麼不讓我殺豬，你鄭屠憑什麼不讓我賣肉。這官司清清楚楚，一打一個準。
另外周瑯從長遠角度考慮，工業時代已經到來，工業必定取代農業成為社會最大的財富創造產業。如果不向工業徵稅，這猶如農業社會不向農業徵稅，商業社會不向商業徵稅，金融業社會不向銀行徵稅一樣，是完全沒有邏輯的財政制度。
另外的意義就在於跟徵收礦稅一樣，具有管理社會的意義，通過徵稅，就可以統計出國家有多少行業，有多少從業人員，這些信息對社會管理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週瑯做的已經足夠謹慎，稅率等等都是跟各個行會進行過溝通的。但跟歷史上任何一次改革一樣，不管改革的意義多麼重大，還是會引起反對。雍正進行攤丁入畝改革，應該說是有進步意義的，可是不管是地主還是佃農都出現過反對。地主反對的是，他們掌握著土地，可是丁口少，現在將稅都攤到了田地上，讓他們覺得自己承擔的稅收更多了。有些地方的佃農也反對，湖北鍾祥縣民眾聚眾抗糧，因為本縣一項丁少糧重，結果全省攤派，造成他們每畝納稅更多，加到每人頭上的也更多了。最後百姓聚眾抗糧，官兵出城抓捕，一百多人掉落護城河淹死。
週瑯的徵稅辦法退出之後，頓時許多工人不滿，跑到衙門口鬧事，稱是不給小民活命。由於實現跟行會溝通過，這些工人大都是自發的。這些工人看不到他們交稅後得到的保護，只看到要多交稅，於是就鬧事，這也讓周瑯頭痛。
大的行會沒有參與，但不代表行會下面的小行會或者幫會沒有參與，甚至有地主勢力想試探週瑯的脾性而從幕後慫恿也說不定。
一大批官員也反對徵收這種稅，王輔茞親自找周瑯反對，說滿清都不收手藝人的錢，一群手藝人，無田無地，就靠手藝吃飯，還要上稅，只在荒唐。稅官們也不贊成，主要是工作量太大。廣東手工業者數十萬人，零落四散，城鄉皆有，徵稅起來太麻煩。
反對的聲浪實在太大，週瑯都不由得開始懷疑是否不應該向他們徵稅，畢竟週瑯一貫認為，如果一項政策讓大多數人都感到不便利的情況下，肯定是政策出了問題。
現在納稅者反對，徵稅者也反對，週瑯從善如流，馬上宣布試行，只申報，不納稅。也不強制，願意申報者申報，不願申報者不申報。
如果真的有利，相信老百姓會用腳選擇。
數万手工藝人反對的情況讓周瑯明白了一個道理，對幾千幾萬人進行直接管理的複雜程度太大，而且各行各業的情況不一樣，按照同一種方法徵稅，會出問題。
直接向手藝人徵稅，也是周瑯想當然了，香港可以向職工徵收薪俸稅，那是建立在現代社會嚴密管理體系之下的，那個時代的公民具備主動申報的素質。可清末的老百姓嗎，飯都吃不飽，指望他們主動申報，那不現實。
可不向工人徵稅可以，不向工場主徵稅，就有些說不過去了。當然，徵的也不能太高，廣州手工業發達，但更多是建立在個人家庭手工業的基礎上的，手工作坊雖然有，但還不占主流，如果向作坊主徵稅太多，造成沉重的負擔，無異於是逼迫手工工場向家庭手工業的方向倒退。工場主大可解散了工場，然後把織機分發下去，提供原材料讓家庭生產，退後成包買商，這種形勢在廣州是存在的。
所以周瑯改變辦法，從向各行各戶手藝人直接發執照，收授權稅類型，轉向給手工工場主發執照，徵收工場稅，暫行稅率，一家絲織工場年稅率十兩，最高的珠寶行徵收三十兩。
不對工場規模做限制，採取固定稅額，是擔心工場主隱匿工人數量，就好比攤丁入畝前，大家族隱匿男丁數量一樣。而且這有倒逼工場主擴大規模，僱傭的工人越多，則分攤的稅金就越少。有利於向大工業轉變。週瑯相信，一旦工場規模足夠大，工場主是會摸索到管理大規模生產的訣竅的。
總之，即便只是向工場主徵稅，新增的稅收項目也比過去多了幾十倍，因為廣州的行業實在太多，稅官是不具備管理這種程度的稅種的能力的，反而造成行政效率下降，或者徵稅成本過高的嫌疑。
於是周瑯調整為，簡化分類，與已經形成大行業行會對接，廣州有七十二行之說，但周瑯簡化成十二個大行業，絲織行業算一行、棉麻並作一行，銅鐵並為一行，瓷器行算一行，釀酒行算一行，木器行算一行，醬醋榨油並為一行稱佐料行，胭脂水粉等化妝用品並為一行稱女榮行，碾米磨面製作米粉等食品加工算作一行稱食行，紙筆墨硯印刷等文房用具並為一行稱文器行，金銀器玉雕牙刻等並為一行稱珠寶行，另外廣州外銷全世界的優勢手工產品各種扇子，因規模大單獨成一行稱制扇行。
未入十二大行的那些細小行業，比如扎花、剪紙等等，則統一歸為雜器行。
這只是暫行劃分，根據實際情況，先把稅收體系搭建起來，進行有效監督和管理，如果哪一個行業突然興起，將來也是可以單獨列為一行的。
商稅主要影響廣州，而這些工場稅則對佛山影響較大，在佛山遭到的反對聲浪也最大，主要是手工業的組織比商業更嚴密一些，但並沒有發展到抗稅的程度，因為吸取了手藝人反對的教訓，週瑯宣布今明兩年免徵，後年開始起徵，環節了情緒，二來週瑯採取了決不妥協的態度，派兵進入佛山，一下子那些手藝人就老實了，說白了還是吃硬不吃軟。
等這些事情做完，嘉慶二年也結束了。
在有效管理之下，包括廣州、佛山在內的廣州府一帶商業快速恢復，尤其是周瑯提供的信貸支持，讓這幾年變得銀根緊缺的廣州市面通貨問題大大緩解。
這幾年之所以銀根緊，根源還在周瑯這裡，先是在廣州勒索了2000萬元贖城費，後來又跑去北京故技重施，造成幾千萬兩現銀從廣東抽走，當然會造成銀根緊張了。
銀根緊張，市面流通不暢，商人更依賴借貸度日，物價大幅度下跌，手工業等生產性行業受到牽連。
這種把社會經濟活動完全跟一種本國並不盛產的貴金屬掛鉤的做法，是十分危險的，解決的辦法只有一個，發行新的可替代的貨幣，比如歷代官府鑄造的銅錢，缺銅的時代，甚至鑄造鐵錢。
週瑯當然沒有那麼落後了，他還打算發行紙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