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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老外談中國富人:有錢人不一定是富人(圖) 編者按 改革開放近30年，中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富人。怎樣才算是富人？中國富人與外國富人有什麼不同？應該怎樣看待富人？本次圓桌論壇邀請了日本資深記者福島香織、南韓希傑集團中國區經營支援部長宋正勳、來自美國的經濟投資顧問譚嘉煦(Joshua H. Dominick)、澳大利亞教師林莎莉(Sally Lean)等四位外國朋友，請他們就此談了看法。 中國富人很神秘 福島香織：我雖然沒有見到中國的超富人，但也遇到過一些有錢的中國人，比如，某煤礦礦主的兒子，父親穿著非常簡樸，但兒子卻非常奢侈，開200萬的小車，在北京有兩棟價值超過5000萬的別墅，手錶、衣服等都是從國外買的，他的大學、工作都可以用錢買到。有一次，一位中國富人請我的朋友吃飯，給小費是1000元。我在香港當記者時，常去澳門，在那裏曾經看到一些中國大陸過去的中年婦女，穿著也很簡樸，但是，出手卻相當闊綽。我發覺，中國的富人從外表很難看出，顯得很神秘。這和日本不同，日本富人從行為、修養、禮貌和舉止一看就看出來了。 宋正勳：有一位中國南方的私營企業老闆曾經請我吃飯，把郊區的整個度假村都包了，並邀請了一些比較有名的歌舞團來表演。當時受邀的只有包括我在內的五個人。那位老闆當時是想要和南韓的大企業合作吧，所以請我去。但我當時覺得有點怕。因為如果在南韓的話，即使這公司是老闆的，公司的各項費用也應該由一個透明的方式來支出，不是由一個人來決定。我當時很震驚，中國富人用這種非正式的方法來動用資金，太大膽了。最終，我們公司沒有答應與他合作，因為我們覺得他們太浪費，而且無論他是否請我享受，公事和私事是兩回事，不能因為私人感情走近了而公私不分。我還聽說過一件有趣的事，在北京一家商店，一個手錶標價10萬元，但一直賣不掉，後來老闆就將價格標成100萬，結果當天就賣掉了。我覺得，現在中國的有錢人不是在享受產品的品質，而只是在享受花錢的快樂。 譚嘉煦：中國現在出現了“老富人”與“新富人”的區別。“老富人”能通過言談舉止看出，而“新富人”則感覺要表現自己很有錢，所以，要通過很多方法，比如，重名牌、買跑車、買豪宅，用很華麗的擺設來表現。美國也有這樣的現象，只是可能中國這種“新富人”比較多，突然有錢，以前的習慣改不掉，於是，去傢具店裏買那些仿製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裝飾，很豪華，鍍金、大理石，但這在國外已經非常過時了，在國外“老富人”那裏，根本見不到，都是很簡潔的風格。但在中國富人這裡，就需要表現一下，對自己表現，也對其他人表現，讓別人知道我有錢了。 林莎莉：中國的“新富人”很容易辨認，比如，馬路上那些沒有風度的開著奧迪、寶馬車的人、在高檔餐廳裏吃飯趾高氣揚、大聲說話的，等等。“老富人”是不會這樣做的。 中國正在適應富人的存在 宋正勳：中國是改革開放之後才重新出現“富人”這個概念。所以“富人”這個概念的歷史不久，而一般來講，國外的富人對社會的貢獻比較多，他們認為，自己的財富其實是從社會獲得的，所以，理應用自己的財富回饋社會。而很多中國富人卻還是認為，他們的財富就是自己的，不需要對社會做出貢獻。在南韓，很多富人都非常在乎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對社會的貢獻。比如說，當國家發生某些災難時，他們會對某些社會組織或者政府進行一些捐獻，或者設立學校、財團、基金會進行相關的資助。 林莎莉：在澳大利亞，真正的有錢人不多，所以即使是一般的工薪階層也要對社會負責。比如，我的父母在工作之餘一直幫助癌症兒童，我從小就深受他們影響。因此，中國富人的慈善意識可能與先前家庭的教育有關。 譚嘉煦：中國人現在的社會生活狀態不同於以前的計劃體制，大多數人都需要自己去賺錢，去保障生活，比如保險、住房等等，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錢變得非常重要。不像以前，金錢不是重要的東西。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引入外國投資以後，很多人因此成了中國的富人。但是，他們雖然學會了賺錢，卻未必知道該如何花錢，他們對致富以後的生活方式也還不熟悉。因此，國家、社會以及中國富人本身都在適應這樣的變化。 這個習慣和適應的過程讓我想起美國的工業革命時代。工業革命時有人創辦了自己的工廠，賺了很多錢。他們那個時候和現在中國富人一樣，有一個適應有錢的過程，他們最初也像中國有些富人一樣沒有社會責任感。但當錢傳到下一代時，下一代可能就會有對社會做貢獻的想法，這個轉型大概是在20世紀初完成的。而從社會貢獻的角度去看，中國現在還處於一個初步階段，社會的轉型需要一個過程，也需要政府的參與，特別是在投資這個方面，怎麼用賺來的錢為社會做貢獻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而且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重視弱勢群體，兼顧社會全面發展。 福島香織：中國富人有幾個特點：第一，超級富人比例相對較高，據2005年的權威調查統計，在亞洲擁有3000萬美元以上資產的人，日本佔30%，中國就佔20%，中日差距不大。但是，100萬美元到3000萬美元的中等富人，中國有32萬，日本有141萬，不及日本的1/4。中國的溫州商人買私人飛機、超級別墅，這方面都超過日本了。日本的超級富人不多，與較高的遺產稅有關。日本遺產稅曾經是70%，現在是50%。 第二，中國富人多是“紅色富人”。許多富人都會通過拉關係、鑽政策空子而致富。比如，前幾年被抓的周正毅。這幾年日本富人榜首多是金融公司老總，而中國則是房地產的較多。 有錢人不一定是富人 宋正勳：在南韓，富人的另一種理解是被周邊的老百姓尊敬的人。如果沒有得到周邊的認可和尊敬，就不算真正的富人，只能算有錢人。比如說，某人中了彩票得到幾千萬，社會不會認為他是富人，只會認為他是有錢人。在南韓，一般老百姓對富人有很好的印象，因為富人對社會做出貢獻，他們的存在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非常積極的。南韓人本身的特點就是，首先重視國家，然後再重視個人。這與南韓經歷的困難有關。南韓富人從其他發達國家的富人身上學到許多行為規範。因此，每次遇到災難時，大多數富人會拿出自己的錢來解決這些困難，竭盡全力幫國家。 譚嘉煦：美國是有階級的，有富人有窮人，而且富人之間也有階級。受尊敬的富人總比有錢人要好一點，但是很多人可能出自下層，比如麥當勞的售貨員、小便利店的收銀員等，他們渴望成為理想的中產階級。因此，他們首先考慮是否有錢，然後再考慮是否為社會貢獻。這要有一個過程。當然，成了像蓋茨那樣的富人，不做點社會公益的話，會被一些公眾看不起的。現在大家都想成為他那樣的富人。 福島香織：在日本，至少70%的日本人的思想是，錢不是唯一的，還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用錢買不來的東西有，比錢更重要的東西也有。富人思考更多的是怎麼樣對社會貢獻，日本的有錢人參加慈善活動、建基金會、做社會貢獻比較多，而對社會貢獻多的人，在所得稅上是有優惠的。在現在的中國，富人腦子更多的是如何賺錢，於是，整個社會拜金主義很嚴重。窮人的“仇富”心理也產生了。因為有錢人很多是從老百姓的廉價勞動力中賺取利潤。而且富人偷稅的事情也不少，老實納稅的是窮人。老百姓當然不滿。 林莎莉：對社會責任感的培養需要從小開始。在澳大利亞，從小就鼓勵孩子攢零花錢幫助窮人。比如，每天上學，學校門口都會放個募捐箱，孩子們經常會自覺地丟一些硬幣進去。學校的老師並不是向他們強行灌輸“社會責任感”之類的概念，而是用一些細微的行為培養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他們長大成熟後，也會變得越來越有責任感。因此，在澳大利亞，沒有以財產為唯一衡量標準的比闊心理，不管你有多麼巨大的資產，或者你是工薪階層，在人們心理沒有太多不一樣，最多可能是一句話的區別：“哦，他是一個有錢人”。 中國需要有自己的“肯尼迪家族” 福島香織：在中國生活一段時間後發現，中國人喜歡在紙幣上寫東西、記數字。按照日本傳統這是絕對不能做的事。日本人主流的看法是，講求有意義地用錢，錢不能被褻瀆，不能玩，要用到最有意義的地方去，也應該買有價值和有意義的東西。但中國有些富人卻不這樣。以為錢是自己的，怎麼用都行。很多中國富人對自己的錢很不珍惜，花得沒有價值。 當然，拜金主義不是中國獨有的，日本也有。但中國和日本不太一樣的是，富人可以通過金錢獲得比窮人更多的益處。另外，富人也非常害怕私人財產得不到保護，因此，如何完善相關法制建設，儘量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解決當前中國富人問題很重要的手段。 宋正勳：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中國社會對富人的情感要改善。現在中國不是以前那樣的經濟體制了，已經引入市場經濟的競爭模式，社會不像以前那麼仇視資產階級和富人了，逐漸認識到富人也是社會重要的組成，對社會發展也是很有幫助的。以前，在中國，如果我有錢，我不敢說我有錢，但社會在改變，觀念也在隨之發生變化。於是，富人可以大膽地說，我有錢，我可以幫你，我可以幫社會。因此，觀念的變化很重要，需要承認富人的社會地位和積極作用。 讓有錢人變成富人，這中間需要一個教育和宣傳的過程。當我自己有錢，併為社會做了一定貢獻時，其他人可能還會覺得我只是一個有錢人，而不承認我是一個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富人。所以說，這個過程不是由有錢人或富人自己來擔當，而應該由媒體、政府或者其他一些社會團體等共同擔當。因此，對於中國來講，制度完善很有必要，但轉變觀念也是非常重要。 另外，富人在中國還是第一代，中國還沒有出現第二、第三代的富人，第一代富人肯定會把財產傳給他們的孩子們，如何有效地繼承，這需要一個過程。重要的是，中國需要有一個像“肯尼迪家族”那樣的家族式榜樣。中國富人都能看到，他們有錢也還不夠，還有更值得學習和追求的目標。 譚嘉煦：個人的社會責任心好像是比較難建立起來的，可能要花費比較長的時間。在美國，富人的責任感像一個傳統，但最初並不光是為了社會，而是為了企業，比如美國西部開發時，一些企業可能需要有道路來運輸產品，於是大家集資建路，員工需要有地方住，於是集資建小鎮，相應的配套設施就建立起來了。這樣，富人、企業和社會的利益都結合起來了。當然，這可能和宗教觀唸有關，美國人比較重視“感恩”觀念，因為上帝賜予你一個機會去創辦某一個企業，你從中得到利益的同時應該給上帝、向社會“感恩”。西方的道德就是從宗教而來，而對於中國來說，需要有某種精神因素，才能形成對社會負責任的道德觀。 此次論壇由王文主持、畢方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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