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9-30 天下雜誌 557期 文/李明軒
「一國兩制」的烏雲，正從北方朝台灣海峽移動。
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台灣訪客講話：「『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
第一時間，從行政院、民進黨到民間團體，都明白表示這不是台灣人民的選項。
證據，就在距離台灣一千公里外的香港。這個在上世紀末回歸，中共承諾五十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實驗場，實施十七年下來，正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曾經是東方明珠的香港，一國兩制十七年後，經濟更加依賴中國，政治四分五裂、社會情緒對立。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
回歸夢醒：香港競爭力不進反退
「現在國際間好談『中國模式』（China Model），認為它勝過『美國模式』。其實中國模式是好還是不好，還很難說，」在香港島中心的私人俱樂部，一位資深媒體人沉吟地說。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正是中國模式的翻版，經濟功能化、政治集權化、社會衝突化。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世界通往中國市場的「門戶」，經濟表現依然亮眼。它是世界第八大貿易體、第四大港口，去年更是全世界第二大IPO集資中心。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比起回歸前，它的經濟規模增加一倍多，國民平均年所得高達三萬八千美元。
不過，香港在今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競爭力排比，首度掉出前三名，落在新加坡之後。
一國兩制的代價
在國民生產毛額上，一九九七年回歸時，香港贏過上海、新加坡、深圳，如今已經輸給上海及新加坡。
一國兩制的代價
「香港在珠三角的地位，可以像東京在日本，是金融、服務、新產品行銷的基地，」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表示，「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卻只搞金融和房地產，不像以前港英政府還會平衡，變成今天的一面倒。」
陳文鴻的感慨，反映回歸後，特區政府一味配合北京，強化香港的功能性角色。在金融中心方面，努力增加銀行與股票上市公司的家數，發展香港成為人民幣的離岸交易中心。
另外利用土地財政拉攏地產商，帶動投資。但是根據香港《明報》調查，漂亮的數字背後，很大比例是中國資金挹注，影響層面遍及地產、零售、觀光旅遊等產業。
一國兩制的代價
這種只考慮北京需要，不思考自身結構合理性的做法，給香港帶來的就是整體競爭力逐漸削弱，稅收、人才、創新日漸匱乏。而過度依賴地產、金融的結果，阻礙中小企業發展，尤其是房地產增值速度超過經濟收入。「我眼見自己的房子增值，但是不能賣，」群柏數碼公司業務經理羅國平表示，「賣了，就變成無殼蝸牛。」
房價，不僅讓中產階級卻步，更妨礙新創企業生長。
在九龍官塘工業中心，這個代表三十年前香港競爭力的工廠區，幾乎半數清空。出租成功的廠房，因為租金太高，往往分割再分割，一間三十坪大小的單位，如今擠進三家新創企業。只有三名全職員工的《本土新聞》就在其中。社長區惠蓮坦承，完全是朋友意思性收租，否則根本流落街頭。
餐飲業為了應付不斷上漲的房租，只好不停從洗碗、廚師、食材等各方面砍成本，品質下降，使得香港「美食天堂」盛名不再，「因為業者、食客都是『應付』，」一位居港九年的大陸白領觀察。
推波助瀾，加速經濟下沉的是一國兩制下的政治設計。北京宣稱治理結構是港人治港，但不時插手干涉控制，首先就架空了特區行政長官的威信。引發爭議的特首選舉操作手法即是一例。
貧富兩極：拉攏商界，棄黎民不顧
兩年前，香港舉行第四屆特首選舉，香港工商界全力支持企業出身的唐英年，原本不被看好但北京屬意的梁振英，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辦公室（中聯辦）動員拉票後，竟然在一千二百人選舉團中拿下六八九票當選。
「從票數分配看，這意味著北京在選舉委員會中能夠掌握六百多票，工商界有三百多票，支持民主派的只有兩百多票，」一位熟悉當時情形的人士分析。
九月二十二日，香港學生開始罷課，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也在北京接見包含香港首富李嘉誠在內的工商界訪京團，這一幕被普遍被解讀為中央與香港資本家「和解」。北京將繼續照顧工商大老的利益，工商界也會對北京的政策全力支持。
拉攏商界的結果是，資本家、有錢人愈發賺錢，金融海嘯後，中港開放大陸人入港炒房，結果一般人民更無立錐之地。
至於原本應該扮演制衡行政權角色的立法會，卻有許多議員為了自身利益，各自努力在北京找奧援，增加自身影響力。因此，雖然只有七十席議員，各類小政黨和獨立團體卻高達二十七個，「那些號稱independent（獨立）議員，其實都很dependent（依賴），依賴中國，」攤開立法會印製，彷彿茶餐廳菜單般的《第五屆立法會議員所屬政治團體表》，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無奈地說。
矛盾升高：經濟讓利，難解陸港心結
一國兩制所造成更嚴重的問題，來自中港人民「過度」互動，形成的文化摩擦。即使經濟讓利，也不得民心。
中國從九七後三大讓利政策包括自由行、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與滬港通。
二○○三年，為了解決SARS造成的景氣蕭條，中國開放陸客自由行，帶動觀光，去年遊港人數達四千萬人。統計十年的數據，酒店、餐飲、零售、運輸等香港旅遊市場規模成長三倍，失業率則從七．九％降至三．四％。
一國兩制的代價
同年，中國內地與香港簽訂CEPA，香港產品可以免稅進入大陸，或出口與大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第三國。
今年預定十月開辦的滬港通，讓香港、上海證券交易所連線，兩地人民可以互買對方的上市股票，海外資金也可以透過香港購買上海股市的股票。
雖然中國方面持續「讓利」香港，但因為做法粗糙，產生文化衝突，反而造成中港人民間頻頻互斥的不健康現象。
兩個月前，香港出現罕見的救生員罷工事件，原因是太多陸客到香港公立游泳池游泳，甚至在池中大小便，造成游泳池必須緊急關閉清理。
「這三百多名救生員的憤怒，很可以理解，」《本土新聞》總編輯梁錦祥表示。
更早之前，一名優秀的大陸女學生完成香港學業並繼續留港實習，卻不幸車禍往生。消息傳出後，網路上按「讚」的，竟然將近三千個。
香港人稱在香港的大陸旅客、移民為「蝗蟲」，內地人則回敬香港人為「走狗」。
「以前很多（香港）人內心嘲笑大陸人差，但是知道這是沒教養的事，所以不會表現出來。現在變成政治正確，幾個人在一起就集體批判，隨便發洩，」《紐約時報》中文網特約撰述張潔平觀察。
九月二十二日，香港《明報》刊出的民調顯示，六成港人同意中港關係已愈來愈「密切」，但是也有七成一的人說，他們對中國人的好感愈來愈低。
同樣的，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長期追蹤發現，去年，香港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是一九．五％，這個數字，比一九九七年八月回歸時的一八．六％，只增加不到一個百分點。
歧見日深：堅持「一國」，「兩制」縮水
引發最近中港緊張的政治改革方案，問題如出一轍。擁護直選的港人希望選舉制度按照「兩制」，北京則堅持「一國」，沒有妥協空間。
共同發起「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被稱為「佔中三子」之一的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接受《天下》採訪時，解釋他從中港溝通中間人的溫和派，搖身變成領導佔中的激進派，原因是「不能不講理，不能言而無信，過了這條線，我就成為行動派。」
中共堅稱按照基本法辦事，香港人卻覺得受騙。這場雞同鴨講的爭辯中，第三種可能是，中共對治理發達地區的想像，還停留在一九八○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思惟。
在代表官方觀點的《人民日報》上，記者直接了當挑明：「香港存在這樣一種聲音：港人全權決定政改，中央不應插手。但實際上，香港是中國的特區，中央對香港政改有最終決定權，符合基本的政治倫理，也是基本法早已規定好的事。」
所謂「一國兩制」，原始構想是，中共中央政府將保留香港傳統的司法獨立，表達自由，維護香港由此而來的經濟活力和繁榮，至少五十年不變。但是隨著領導人更迭，「一國兩制」內容究竟如何，顯然也隨中共領導人的想法而改變。對於這一點，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的感受最清楚。
身為香港最高「民意」機構領導人，他很早就向北京傳達港人渴望普選的訊息，但是「半年多前，北京答覆，風險太大，」曾鈺成說。
香港理工大學高級顧問，曾經擔任過特首顧問的劉細良，更仔細讀過今年六月北京發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注意到裡面有「中國夢」字眼，「那肯定有習近平的意志介入，」劉細良說。
現實與理想距離愈來愈遠，港人聲音卻愈來愈小，因為中共不僅在經濟上吸納香港，政治上分散力量，還對社會做有計劃地動員及「染紅」。從動員團體與反對活動角力，不起眼的基層選舉扎根綁樁，一直到收編媒體力量，無所不在。
兩面手法：箝制異議，扶植親中
以媒體經營為例，過去幾年來，多家媒體的經營易主，新老闆多有財閥或親中背景，至於獨立媒體的經營經驗，香港媒體人回答是：「我恐懼。」「一股白色恐怖氛圍在社會瀰漫，我亦感覺到這種壓力，」一度在香港造成轟動，創下每日平均瀏覽量三十萬次的《主場新聞》創辦人蔡東豪，在他決定停辦《主場新聞》的「結束語」中寫道。
攤開兩年來的紀錄，媒體間確實籠罩著一層暴力的烏雲。三起媒體辦公室、主管座車被破壞事件，三件媒體主管遭襲擊，甚至被砍殺，報老闆住家鐵門被衝撞，留下菜刀示威……。這些暴力威脅案件迄今未破。
在看不見的民意戰場上，中方也長期以來有計劃地對基層民意進行收編。民主派人士黃英琦觀察，從二○○三年「泛民」在區議會大勝，中聯辦就展開在香港的基層扎根動作，從物色退休人士、大媽等參與社區組織，支持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等「保皇派」。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民主派、保皇派在氣勢上主客異位。
另外，中聯辦也以赴大陸參訪活動，吸引年輕人參加民建聯，開拓他們日後在大陸發展事業的機會。「這一點，年輕人很難抗拒，」黃英琦說。
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時，百萬港人上街支持大陸民主運動，到二○○三年五十萬港人上街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禁止危害國安行為），二○一二年十二萬人包圍港府反對「國民教育」課程，直到今年七月一日的五十萬人爭普選遊行。香港人習慣以上街表態，表達自己的情緒。可是在特首直選這一役，卻遭遇強大的反制力量。
因為推動佔中運動，馬上遇見各種對陣的「反佔中」團體，而且各個聲勢浩大，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方志信感受很深，「交手才知道，什麼叫做群眾鬥群眾，共產黨的動員真的很可怕。」
更讓香港人驚嚇的是，民主意識回溫同時，傳統盟友卻紛紛離去。過去幾個月來，英美等國對中國政府的決定，反應溫和，意味著中國既有本錢，也有手腕，不讓外國插手香港事務。
「就像揉一個甕，剩下收口而已，」張潔平觀察。
最壞的時代，也可能是最好的開始。
面對向「一國」傾斜的「兩制」，港人也開始思考怎麼求變。他們有人選擇移民，目標台灣。但是更多人從關心自己家園的問題開始。
早在七月佔領中環那次行動就有被「抬」經驗，擔任學聯常委的方志信很快就從「傷心」的情緒轉換過來，如今他開始思考怎麼走進社區，認識社區問題。「罷課，只是讓我們有更多時間認識社會，」以魯迅為偶像的方志信說。
二十五歲的卓佳佳，更是已經在緊鄰深圳的新界東北地區，為保留當地農家和自然風貌努力四年的志工老手。大學時學地理，偶然機會知道粉嶺區土地面臨被強制徵收問題，她沒有想太多，直接投入當地自然保護教育的工作，收入是收費導覽和販賣有機蔬果，雖然遠不如職場上的同學，但是「OK啦，每個月還能寄三千元給媽媽，」長相清秀，還是大學生模樣的卓佳佳說。
相隔一千公里，台灣很難感受「一國兩制」烏雲罩頂的感覺，台港兩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樣貌也不盡相同。但同樣是中共「一國兩制」的對象，如何戒慎小心，汲取借鏡香港經驗？
借鏡香港：台灣應記取的四大教訓
《天下》的香港採訪，整理出以下四點：
１．不能短視，要有遠慮。過去三十年，香港一直是個「被寵壞的城市」，因為英、中政府競相透過政策討好港人，處處「讓利」。短時間內，香港的財富增加了，長期競爭力卻未見培養，忽略產業結構合理性的需要，這不僅傷害創業精神，還造成扼殺競爭的寡頭壟斷。
２．社會經濟，均衡發展。香港困局說明，一國兩制「獨尊經濟」，不重視社會整體發展，結果導致貧富差距，社會衝突增加。台灣要堅持自主性，更需要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到媒體等多方面的優勢表現支撐，才能更健康地面對從裡到外，各種各樣的挑戰。
３．立法行政，需有效率。香港的立法會過於弱勢，無法有效制衡行政部門。可是也因為立法會意見難整合，拖累行政部門的法案不易通過，傷害行政效能。在這方面，台灣如何提升立法素質，發展良性的制衡作用，非常必要。
４．民主制度，更要珍惜。香港年輕人上街「佔中」，實施公民抗命，因為連最基本的特首直選權都沒有。台灣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經走到政黨輪替，成就傲視華人社會，這種制度性的價值，需要珍惜，並應持續深化民主。
其實說穿了，就是香港政治人物倒向利益的結果，不重視產業結構及產業升級。政策被大財團左右，立法部門亂立法，無視一般人民的需要，當自己不夠強的時候，大白鯊就會想辦法吃掉你
香港的過錯台灣每一條都犯了，沒被吃掉只是因為還有一條台灣海峽，真希望兩黨能引以為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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