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警察抓來用刑生不如死！」 白色恐怖時期警官失智後的恐懼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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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0月《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新書發表會上舉手發言的聽眾王先生，事後在接受《風傳媒》訪問時，鉅細靡遺地描述了爺爺的故事。（曾原信攝）
         
「我沒有問題要問，我是要講我爺爺告訴我的事情。我爺爺被label（標籤）在你們所謂的『加害者』裡頭，他在當時擔任警察，他告訴我說他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如果遇到政治犯的話，盡可能從輕發落，有一條最重要的底線，就是要留住他的性命。為什麼呢？這樣是在幫自己留後路……其實在白色恐怖之下，我一直想提醒各位一件事，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界線往往模糊，今天的加害者，有可能變成明天的受害者。」

在今年10月《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新書發表會上，正當作者群與聽眾正熱烈討論誰是加害者、該如何追究加害者責任時，1位聽眾舉了手卻不發問，而是緩緩道出一段深藏於記憶中的家族故事，那是曾在白色恐怖期間擔任高階警官的爺爺告訴他的。「照我爺爺的講法，當時的福建無處不是山，山上到處都是洞，洞裡面到處都是土匪。我爺爺經常動不動就跟打仗一樣要跟土匪作戰……後來，台灣光復了，也許我不該用這樣的詞彙。總之，陳儀被任命為台灣省東南行政長官來接收的時候，我爺爺就跟數百名福建省警官訓練所畢業、經過8年抗戰時期警察歷練的警察來接收台灣，組織了台灣在國民政府初期的警政力量。」

當天舉手發言的聽眾王先生，事後在接受《風傳媒》訪問時，鉅細靡遺地描述了爺爺的故事。
                           
            
王先生說，爺爺王衍瑞是福州人，從福建省警官訓練所畢業後便在福建擔任警察，一直到日本戰敗後才隨著被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一起來到台灣。王先生說，爺爺最後的主管職是大安分局副局長，由於當時警局高層都是由軍人出身的警總把持，爺爺的職位在警察中已算相當高，層級可能與現在中正一分局長張奇文相當。在王先生的印象中，爺爺最常提起的警察經驗，是在福州與土匪作戰的經過，但對於來台灣後發生的事情，除非王先生問起，不然爺爺鮮少主動提及。


福建警察通訊錄封面。（王先生提供）


陳儀遭槍斃原因 福建人圈流傳是因「得罪軍統老大」
而爺爺第1次比較完整地講述在台灣工作的情形，則是起因於王先生的好奇心。王先生說，解嚴前後，台灣市面上突然大量流傳一些「國民黨不讓你知道」的中國近代史，當時他讀到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因得罪軍統而遭槍斃，便好奇的問了爺爺這件事。

故事是這樣的，陳儀在福建省主席任內，以「陰謀叛亂」為名，斃了蔣介石寵臣、軍統老大戴笠的心腹張超，此後「收拾陳儀」成為戴笠最大的心願，無奈戴笠還來不及親手收拾陳儀便死於空難；事隔多年後，陳儀因涉嫌匪諜罪而被捕，正好落入當時軍統老大毛人鳳手中，為了完成戴笠的遺願，毛人鳳對陳儀毫無營救之意，最終陳儀就這麼遭槍決了。

「我爺爺就跟我說『對啊』，原因是他不只是陳儀的舊故，他也曾經跟張超的哥哥在某個警政單位擔任同事，所以他也向張超的哥哥求證過，可見這個故事當時在福建人的圈子裡頭傳得很廣。爺爺就告訴我說，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機會教育，處理政治案件有一個原則叫做『得饒人處且饒人』，我爺爺真的告訴我要畫重點的就是這7個字。」

王先生表示，爺爺曾說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要分開處理，如果碰到政治案件，就應盡量為對方留一條活路，「因為他總覺得，你幫人家留活路，如果有一天發生什麼事情了，也比較會有人來救你，陳儀就是因為不願意幫人留活路，最後自己走上了死路。」
陳儀當年也是權傾一時，但說槍斃也就這麼槍斃了，是第1顆投入爺爺及整個家族心中的震撼彈。

派系、省籍因素… 「匪諜」是這樣做出來的
至於第2顆震撼彈，則是王先生從叔公告訴他的故事中推敲來的。「我有幾個叔公都在海軍，那個海軍在歷史上被稱為閩系海軍，閩就是福建省的簡稱，在我家族還有另一個記憶是，海軍也是被白色恐怖的對象，被稱之為『海軍白色恐怖事件』。」

相當熟悉中國近代史的王先生說，福建人在警察及海軍2個系統的比例較高，而自己有幾個叔公便是擔任海軍。當時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主掌馬尾海校，一手打造閩系海軍，但其欲配合美國的「大海軍主義」與蔣介石的內戰策略發生強烈衝突，最終蔣介石以重慶艦投共事件為由，派出陸軍背景的桂永清接替陳紹寬之位，並趁機對閩系海軍進行殘酷的清洗。
「這些故事我爺爺沒有講，是我其他叔公講的，等於所有台灣的福州人都承載著這個記憶，就是海軍白色恐怖。它有一個身分識別的作用，要殺的是福州人，那其他在陸地上工作的福州人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事情，因為同鄉會的概念，有一個針對福州人屠殺的收網動作，即使你是在陸上的福州人一樣很清楚的知道這件事情，因此這2個事件：陳儀跟海軍屠殺事件，對我爺爺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在海軍白色恐怖中，「匪諜」的判定標準或許只是「你是不是福州人」或
「你是不是馬尾海校畢業的」。

「我親眼看到我的長官、朋友、同學一夜之間變成…（匪諜），所以以後我被告知誰是政治犯，你會相信他一定是壞人嗎？不一定，這是我從整個家族歷史記憶推敲，但我想是整個家族歷史的記憶，我爺爺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情形，我想可能都有構成相當大的影響。」從陳儀事件及白色恐怖事件2件事，「匪諜」是因派系、省籍等等因素而被「做」出來的，或許就是這樣，王先生推敲這是爺爺將政治案件及刑事案件分開處理的主要原因。

但是政治案件多由軍人把持的警總處理，1個警察能做些什麼呢？王先生說，警總多半只會認識案件中的首謀，但如果1個案子一口氣逮捕了20個人，警總可能只認識其中的3人，剩下的17人要怎麼判定，就須依賴警察的筆錄，也許爺爺的「從輕發落」就指導筆錄開始。

「被抓來用刑 天天生不如死」 白色恐怖在心裡留下烙印
儘管爺爺終其一生都謹守著處理政治案件要「得饒人處且饒人」的原則，仕途還算平穩，並沒有遭遇到太多波折，平時也極少提及當時是否處理過任何政治案件，但根據王先生的描述，爺爺晚年失智後的言語，卻暴露出白色恐怖對爺爺造成的深刻陰影。

「我爺爺在1992年中風、1993年去世，晚年因中風住院，然後這是我外婆轉述的。我外婆去看他，就是當時中風失智，時而清醒、時而模糊，然後他有時候會突然講一些像精神失常的話，不是很清楚，但那個話我是滿膽戰心驚的。他說，『親家母阿！你趕快救我出去！我被警察第二大隊抓來用刑，天天生不如死』。」王先生說，警察第二大隊就相當於現在的保警總隊，因此每當他看見新聞上有一些社運人士被送到延壽街保警大隊的時候，腦裡總是閃過爺爺晚年的那個畫面，心裡偷偷猜測著現在裡面是不是還會用刑？


王先生描述，爺爺晚年失智後的言語，暴露出白色恐怖對爺爺造成的深刻陰影。（曾原信攝）


「他就是把那個比如說插針插管、不能回家的那個情況，理解為他被某個警察單位抓去用刑。刑求的過程，就是他每天日夜都在擔心這些事，所以當他失智的時候，他內心出現的第1個聲音是他內心深刻的記憶，沒辦法隱瞞，才對外婆說拜託你趕快來救我出去，當然我外婆是一笑置之，說這個人已經中風到腦袋都壞了，什麼不好講講這個，這是就是我後來對白色恐怖的一個最清楚的認識。」

讓人被嚇到、被震懾 就是白色恐怖要的效果
王先生說，在他的認知中，白色恐怖是一種「血的CP值（性價比）」，或許核心價值就是「要能夠用最少的流血，嚇到最多的人」，殺多少人並不是重點，重點在於「有多少人被威懾到了？因此不敢站起來反抗」。而當時聽到爺爺晚年失智的言語時，王先生的內心相當震撼，他說自己過去是屬於比較「鐵藍型」的人物，很接受國民黨某些黨國傳統的講法，但從爺爺生命最後一段的言語，才知道原來長輩心理所承受的事情是這樣子，那些指控白色恐怖講的話，某些程度是真的，只有在爺爺失去控制、再也隱藏不住的時候，才把畢生最恐懼的事情講出來。

「白色恐怖原來真的非常恐怖，會讓你即使是只是旁邊一個執行的人，他的後半生都被嚇到了，而這種嚇到了就是白色恐怖要執行的效果。」王先生接著說，「如果這算是一種受害的話，某種程度上我會把我爺爺定義在受害者。」

或許這就是王先生在發表會上，要盡力講出爺爺故事的原因，在白色恐怖之下，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界線往往模糊，或許就如同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在發表會上所說的，我們難以從判決書上的層層簽章中找到加害者，因為當這些名字沒有脈絡時，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而在民主體制中，無辜的人並不應該依賴某些人的特定善意才能得到保障，重要的是什麼樣的體制才能讓每個人的尊嚴自由都能自動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這才是對加害體制的真正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