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還在談「台灣經濟奇蹟」，聽的人可能滿臉問號。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兩位新生代李宗榮、林宗弘，耗時 3 年、廣發英雄帖，分頭檢視台灣如何在短短 20 年內，從「奇蹟」走向「衰落」。他們發現，「國家對政策促進經濟，能力愈來愈弱，失敗的地方非常多；企業大型化，獲利情況卻很差；中小企業被壓縮，家族化愈來愈嚴重。」
如果現在課堂上，老師還在說「台灣經濟奇蹟」，底下的學生一定滿臉問號，「你是在說什麼？」
1990 年代之後，台灣面臨大轉型，自由化、國際化、台商西進，大環境的大轉變，卻很少有經濟、社會方面的研究，攤開來看，這 20 年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2 位新生代的副研究員李宗榮與林宗弘，3 年前廣發英雄帖，邀請經濟社會學者，分頭檢視過去的奇蹟，如今走到了哪裡？
「發現整個台灣面臨到非常多的情況：國家促進經濟的政策能力愈來愈弱，失敗的地方非常多；企業大型化，獲利情況卻很差；中小企業被壓縮，家族化愈來愈嚴重，」李宗榮回想起第一次工作坊，「大家看到的圖像很晦澀，令人擔憂。」
▲ 李宗榮（右）、林宗弘（左）廣發邀請函，找了 26 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合著，希望理解過去 20 年，台灣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看到了典範移轉，從「奇蹟典範」，走到了「衰退典範」，邀請 26 位來自社會學與經濟學領域的學者，合寫了《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
李宗榮與林宗宏接受《天下》專訪，分享他們從各個議題爬梳解析，觀察到 20 年來台灣經濟轉型的問題。以下為訪談摘要：
台灣還是中小企業為主嗎？恐怕不是。
日本最大的企業豐田員工數大約 44 萬人，鴻海已經有 130 萬，鴻海的員工規模是豐田的 2 倍多。但是為什麼鴻海併夏普時，讓日本吃驚？當台灣企業大到可以用極大規模去購併上游，這是一個很新的現象，跟過去的刻板印象有所落差。
台灣前 10 大企業，平均員工數達到 20 萬，就算扣掉鴻海，還是平均 10 萬人左右。
台灣也有財團壟斷！南韓有三星，台灣有鴻海這是在短短 10 年、15 年內發生的。在全世界，我們的規模變化應該是全世界數一數二。
海外競爭，反過頭來影響國內的資本形成！資本集中化的速度，遠比想像中的快，甚至比資本主義歷史上遇到的很多案例都要來得快。
當我們講南韓都是大集團壟斷的同時，台灣並沒有好到哪裡去。鴻海營收佔 GDP 22%，跟三星一模一樣。20 年來，前 10 大企業集中度，由 25% 成長到破四成。
出口也靠大公司，也外銷產值來看，在 1987 年，78% 是中小企業，到了 2004、2005 年台灣中小企業佔外銷部門的比例剩 18%，表示有六成已經大型化了，要不就是中小企業被大型企業吃掉了，要不就是它們本身大型化，超過中小企業門檻（見下表）。
但是，台灣經濟有個很大的部分是海外部份。台灣接單，海外生產的模式持續。
葉克膜經濟的悲哀：台灣勞工，淪為全球化的輸家這個三角貿易可以比喻是「葉克膜經濟」。經濟有一大塊，是繞過外面再進來的，因為整個循環系統是外生的，對台灣境內的經濟幫助不大。你把呼吸器拿掉，可能先崩潰，可是不拔管，境內產業鏈就不健康、不完整。
這個葉克膜經濟的狀態，已經維持了大概 15 年。
書中嘗試估計，到底三角貿易多大？運用 500 大集團的數據，估出來是，台灣 500 大集團目前有三分之一的營收來自中國，在 2012 年到 2013 年的衰退，就導致台灣整體企業集團的衰退。
台商西進在中國的分布，很明顯的是跟著最低工資走，哪裡沒漲就往哪裡去。這就是一個非常直觀的反應。遷移的原因其實是為了工資，但這拯救不了台灣企業的低毛利率。
迅速膨脹規模，做為生存手段是有效的，作為要追求更高利潤率、但要改變行為區位，基本上是沒有太大作用的（見下表）。
這也沒有什麼對錯，就是求生的本能而已，跟恐龍變大一樣。但是，對台灣產業界遺留下來、真正能夠回饋到本土的，非常少。
從員工雇用狀況可以看出，台灣企業在海外創造的雇用人數，遠遠超過在台灣。
500 大集團目前在海外的員工數是 250 萬人，可是在國內只雇了 150 萬人，以員工的依賴程度來看，在中國的部份是台灣的 1.7 倍左右。根據推估，在中國每雇用 29 人，在台灣就少雇用 1 個人。
全球化過程有贏家、有輸家，現在事後回去看，台灣經歷全球化的過程，應該要有社會安全網，去照顧全球化過程成為輸家的那群人──我們在這部分可能沒有做得很好。
社會階級「下流」中 專業敵不過血緣台灣過往比較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倚賴大企業家族，給了非常多的優惠，交換忠誠，我給你特許。延續到了 90 年代，轉型時，因既有的規模經濟優勢，所以在轉型過程中，政商關係也好，就可以持續擴張。
即使政黨輪替也很難撼動。高階經理人最後一定會遇到瓶頸，專業經理人反正就是不敵富二代，接班是血緣決定的。
無法接班，不如去創業吧？3,400 萬這個門檻，是目前創業者面對的現實。
台灣所有公司登記平均資本額高達 3,400 萬，30 年來大約成長了 7 倍，從本來所有企業都是幾百萬，變成新企業、倒閉的企業還是幾百萬，但要能存活下來的，非得要有 3,000 多萬的資本。
這迅速成為創業門檻，馬上成為社會流動、階級的問題。
由從業身分的數字來看，台灣雇主人數比例下滑，老闆愈來愈少，資本愈來愈集中化。黑手愈來愈難變成頭家。
所有人都跑到受雇者，向下流動的趨勢是很明顯的，這益發激發階級意識（見下表）。
過去幾年做的社會變遷調查，階級意識是愈來愈上升的，勞工階層認同愈來愈強，1997 到 2000 年開始變了，這之後勞工階級中自認是工人階級的，是台灣人口的多數。
現在大概將近四成的人，覺得自己是工人階級，中產階級現在從 45% 萎縮到 27%，自以為是中下階級的比率也在上升，從 15% 到 22%（見下表）。
這表示有非常強的階級意識，我是哪一邊、你是哪一邊，涇渭分明。
減稅，只會加速資金外流新自由主義是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所有政策、財經官僚的腦子都是這一套。
用佛里曼的講法很簡單，就是世界是平的。這是很好的口號。他講得很清楚，所有生產要素都要自由流動。所以，政府都不要管這些生產要素了，不要介入這幾個市場、土地市場不要管、勞動力市場不要管；最低工資最好不要設立，有的話也不要提高；工時不要管，讓勞資雙方決定，投資不要管。
但愈來愈多自由化的研究發現，減稅沒有效、緩慢提高最低工資不會造成失業。以往說，發展中國家在發展起來之後，會發生涓滴效益，一旦開放貿易就會有一堆農民跑去當工人，他們工資會上漲，大家都吃到肉、喝到湯──但這些都沒有發生。
過去的發現是，你愈減稅，資金外流速度愈快，過去新自由主義的講法是：退稅給廠商，廠商比政府更知道要投資在什麼產業，它會幫助到國內的市場跟產業的就業。
可是，每次退稅，資金都沒有留在境內。國家退稅，企業在全世界投資是企業的事。明顯的例子是，當年減稅，隔年度台灣資金外流速度加快。
台灣經濟早期發展，慣用發展型國家理論的想法，認為有一些能力很高的官僚，制定高瞻遠矚的政策讓台灣發展。這是早期很強調官僚能力的解釋模型，這到 1990 年代一個一個去檢查，很多都是失敗的。
不能再仰賴單一官僚！生技、兩兆雙星，都是教訓檢討過去 20 年發展國家的政策，包括生技、兩兆雙星，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基本上可能不見得是負面，但大部份是失效的，沒有達到預期成果。我們很難再用單一官僚，就有辦法制定符合一切的經濟政策。
以前國家發展是歐美在什麼產業發展了，我們就去投入，投入速度愈快，該產業就愈成功。
這就好比足球戰略，全世界目前最熱門的商業運動是足球，我們就跟國人說我們要去踢足球，就蓋了一堆足球場、蓋一堆廠區，準備要去踢足球──以前石化業、鋼鐵業就是這麼做。
那時候因為競爭者非常少，沒有中國、沒有印度，這麼做當然會贏。現在發展中大國都蓋得起足球場，以前這套是行不通的。生技產業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提高富人稅 把錢投資在創新面對未來該怎麼辦？一定要恢復稅基、提高富人稅。
我們租稅負擔率（政府稅收占 GDP 比例）只有約 12%，遠低於 OECD 國家平均近 35%。
所以如果不恢復稅基，很多投資都不能做，連基礎建設更新都有困難。
接著要想辦法把每一筆稅收，引進到產業創新裡面去，而不是純福利的淨支出。例如，日本做機器人，它面對老化的方式是用 AI、機器人，你是要錢放在機器人產業，還是看護工？這是選擇。
我們不可能一步到位，一下子就能變成北歐、變成誰。現在是全球制度競賽的關鍵時期，我們不一定能移植別人政策，因為這是大規模經濟體都必須面對的難題。
一定必須要經過漫長的歷程，如何能夠在擴大福利國家的過程中，同時考慮提供創新的機會，讓廠商也加入。找原本就有的利基發揮，有效結合福利需求和發展。我們是中年的經濟體，要維持體能，健康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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