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居，意味著安身立命的新的居所。電影的一開始便是有人大聲呼喊房子將倒塌，住戶紛紛逃離舊有的居所，另覓住處，揭開電影序幕。這代表著舊有生活得動搖、不安，無以為繼，人們需要找尋新的居所，以安定自己的生活，這同時也是電影的主題:我們如何在這世上安身立命?
女主角離開舊房子的時候說彷彿聞到瓦斯的味道，瓦斯意味著點燃、著火乃至爆炸，是種危險的象徵，隱隱約約暗示著有種危險的氣體外洩，有種危險的氣息、危險之事即將發生。接著在劇場排完戲後，女主角回到家，聽到門鈴聲以為是她丈夫回來便隨手開門，就進去洗澡，想不到卻是外人闖入，而遭受攻擊，即是應驗了先前所預示的危險。
排戲是很有趣的隱喻，電影裡男女主角都是演員，並在演出經典劇作《推銷員之死》。在卡霍的《花都魅影》就已經華麗的拆解過這個隱喻:生活在社會上與人來往、建立關係彷彿參與戲劇演出，我們無非是社會上、人際關係中在扮演這個或那個角色，以這種方式建立起自我形象、人格，用此形象出現在社會中。然而，電影呈現出一個深刻的對照，在排練中的《推銷員之死》裡那個女子從浴室離開在劇場裡穿著紅色風衣，卻聲稱她是赤裸的，引人發笑，而女主角在浴室遭到攻擊，而全身赤裸不得不在離開浴室就醫時替她穿上衣服，意涵著在社會、在與人來往中那些被聲稱為赤裸的、真實的東西，其實早已遭到掩蓋，已經被衣服、布料所隱藏包裹，而那些真正赤裸的、毫無保留的真實卻必須遭到遮掩才能為世人所見。
而《推銷員之死》正好也和電影呈現一種互文指涉關係，《推銷員之死》敘述一個推銷員，努力推銷其商品，卻面臨種種失敗，一事無成，最後選擇以自殺結束生命。這似乎正指涉著我們生活，生活就是戲劇，而戲劇正上演著《推銷員之死》，我們都為著生活努力卻依一事無成，就像電影裡《推銷員之死》演出的段落，女主角不斷補著襪子，縫補本身就意味著縫合、補救，生活之中充滿著斷裂、錯誤、傷害需要彌補，而男主角則對女主角表達他如何被看輕、瞧不起。生活中的種種艱難困頓正上演著，而安生立命又如何可能呢?
回到電影的中心，導演這也用了巧妙的呼應手法，男主角去搭計程車，與另外一個陌生女性擠在後座，然而，那位女性卻覺得與男主角靠近讓他不舒服，要求與前座的男主角的學生換位子，事後，男主角的學生覺得那位女性十分失禮，然而，男主角去和他的學生說她必然是先前在計程車上曾受到侵犯，所以在才會如此害怕、惶恐而要求換位子。這似乎呼應了女主角遭受攻擊的處境，生活中充滿種種危險、他人的敵意，在女主角遭受攻擊後便不敢一個人在家、不敢到浴室洗澡，似乎活在世上總要面對著他人的敵意、覬覦而戒慎恐懼。
當然，電影不僅止於揭示生活的艱難、人性的險惡，而更進一步深刻指出這樣的困難背後深層的意義。我們可用基督教傳統中的原罪的概念來解釋，正如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的闡釋，原罪並不意指時間先後順序上的由亞當夏娃吃下禁果而產生的最開始的罪，而是意指人性最根本基礎的罪。電影裡上演的《推銷員之死》，推銷員被兒子發現他在浴室裡的婚外情對象，所謂的婚外情，簡單的理解就是由於慾望而不遵守婚姻所許下的承諾，因為無法克制慾望而破壞誓言，而攻擊女主角的男人也正是因為無法克制自己的慾望、色心，才闖入浴室侵犯女主角，在互文關係中同時呈現這樣的一個經典命題:慾望、自私就是罪。男主角在電話答錄機聽到出租房子給他的劇團同事留言給前任房客，也就是那位生活放蕩的女士，對她唱著親暱的歌，這便是慾望的展現，而慾望又是罪惡的、隱晦的、不可告人的，於是他才刻意對男主角隱瞞與前任房客的關係，刻意閃爍其詞。
然而，更深刻的是，電影不停留於暴露人性之惡，而再跨出一步追問如何在這之中安身立命。那位前任房客被趕出去後仍然帶著小孩尋找新居、安身立命之地，而女主角由於寂寞，將劇團同事的小孩帶回家玩，彷彿那是他們的兒子，如同《聖杯騎士》所指出的，安身立命就是有個孩子、有個家，而與電影互文的《推銷員之死》也是推銷員渴望有個幸福的家庭，並償還房屋貸款而有個真正的自己的居所，電影裡人們都渴望新居、渴望安身立命。
最後，男主角終於找到攻擊他老婆的兇手，然而，卻發現兇手是個有心臟病的老人，電影高明的安排他們在男主角的舊房子會面，那個危險、牆面裂痕、無法居住的房子，隱隱約約透露著又回到那個危險、不安全的地方，他們的會面是個一種危險、不安全得情境，需要被擺脫。
男主角將老人的鞋子脫掉，發現老人在事發現場受傷的腳，所謂受傷的腳可以回溯到希臘悲劇《伊底帕斯王》，伊底帕斯(Oedipus) 在出生時即被父親刺穿腳踝，Oedipus 希臘文本意即是腫脹的腳，在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的解釋下，腫脹的腳正代表一種男子氣概的喪失，正好與伊底帕斯殺死斯芬克斯確認其男子氣概形成一組二元對立，在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人性枷鎖》裡，男主角也是因為跛腳而無法活動而自卑。在電影裡老人在事發現場受傷的腳似乎也可以同樣理解，腳的受傷代表一種挫折、無法行動、男子氣概的喪失，儘管老人是加害者，然而，他的慾望似乎也給他帶來痛苦，讓他受到傷害而無法行動。
接著，老人請求男主角的原諒，希望不要將他的所作所為告訴他的家人，這裡又可以看到生活即戲劇的概念，老人在生活中然仍扮演著好丈夫、好父親的角色，必須維持這個角色的形象，以維持自己的家庭而不致分崩離析，這也是電影著力最深之處，也就是說，加害者由於被自己的慾望、罪所驅動，人與人的相互傷害就是這樣產生的，但，這樣人與人之間的傷害並是基於一種特別的惡意，而是基於所有人共通的、固有的罪。然而，所有人卻又是都渴望安身立命的，連加害者也不例外。
面對這樣人的本質的惡，人與人必然產生的傷害，又應該如何自處。男主角主角起初無法釋懷，以堅決告訴老人的家人真相的方式報復，而女主角去認為應該原諒，而後在女主角以離婚為威脅之下，最終選擇原諒。這似乎也是電影辯證的核心，在這樣的傷害之下，在報復與原諒之間，即使報復了又能如何，而原諒卻心有不甘，然而，我們又只能活在這樣的傷害、險惡之中，在這之中尋求安居。最後，男主角將老人在事發當時遺忘在他家的物品交還給他，遣走某些被他所扣留的東西，把證據交還給他，不再追究，卻又像著窗外哭泣，似乎給出一個答案:面對這種種傷害、痛苦，報復是無意義的，最終只能選擇原諒，不過，這樣的原諒卻又有著一種不得不如此的無奈與痛苦。
最後，老人心臟病發，送醫而結果不明，這或許可以解讀成對於自身的罪產生的自責，一種自我懲罰，一種愧疚。而男女主角又畫上了妝，繼續演著《推銷員之死》，上演著艱難的生活本身，繼續尋找著居所，結尾出現男主角畫上妝、戴上眼鏡而面對鏡子的鏡頭。眼鏡是個很有趣的象徵，一開始在逃離有危險的舊房子時，有個鄰居臥躺在床上，男主角進去當幫助他裡開，而那個鄰居的母親卻和兒子說別忘了眼鏡。而那個傷害女主角的老人也在與男主角會面的舊房子拔下眼鏡，最後由男主角還給他，而在《推銷員之死》男主角飾演的推銷員也刻意戴上眼鏡。我們知道，眼鏡調整光線的折曲，讓我們以特定角度看世界，在《沉默一瞬》裡，訪問者即是配鏡師，以配鏡為名義訪問那些加害者，替他們配眼鏡，讓他們以另外的眼光看世界，而不是自身原先的眼光。在《少年牯嶺街殺人事件》，小四也覺得視線模糊需要近視眼鏡，讓他看清這個世界。所以說，鄰居、老人、男主角都需要戴上眼鏡，來面對世界本身、生活本身，我們在世界上似乎有已經有了特定的立場、眼光。而電影的結尾並沒有提供一個答案、一個方法來安居，找尋居所，而是我們只能繼續得扮演著我們的角色，畫著妝，在遮掩、在面具之下，戴上眼鏡，以某個角度某個立場來生活，演著艱難的《推銷員之死》。
(文/謝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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