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晉三為了提振日本經濟，端出 26 兆日圓的新經濟對策，除了災後重建外，也要防止國內外經濟下滑風險，並確保東京奧運過後，日本經濟能持續增長，目標要讓 GDP 成長 1.4 個百分點，但大撒錢是否奏效，有待觀察。
1.8%，這是日本今年第三季經濟成長率（GDP）的亮眼成績單，不僅遠遠高於原先預期的 0.2%，更是連續第四季成長。但，在這超乎預期數字的背後，經濟學家卻發出警告：第四季 GDP 將陷入衰退，更隱藏著日本經濟衰退的隱憂。
先來看幾個證據。首先，日本出口額連續 11 個月減少，根據日本財務省最新公布的 10 月出口數字，較 2019 年同期下滑 9.2%，創下 3 年來最大減幅，對美、中兩大市場更出現兩位數的衰退。
再來，是日本所有行業的大企業景氣指數（BSI）。最新出爐的數據是 -6.2，是 2016 年第二季 -7.9 以來的低點，《共同社》報導指出，受到中國等海外市場需求低迷拖累，以汽車、生產用機械用具為主的製造業，更明顯下降至 -7.2。
這些數字，都與第三季 GDP 的表現南轅北轍，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故事，要從日本調漲消費稅說起。
增消費稅
因應公共建設、社福支出從歷史來看，面對疲弱不堪的經濟，日本政府習慣以擴大公共支出的方式因應，包括 1998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 年的金融海嘯，乃至於 2013 年安倍經濟學射出的三支箭。
成效如何？確實，為配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政策，日本央行採取極度寬鬆貨幣策略，使得日圓貶值、股市維持高點、企業出口業績成長，甚至，2018 年度日企獲利約 84 兆日圓，創史上新高外，就業數也連續 6 年成長。
但事情總是一體兩面，伴隨龐大財政支出而來的，便是政府的債務問題。RFI 東京特約記者楚良一就曾撰文指出，截至 2018 年底，國家和地方政府長期債務約 1,107 兆日圓，占日本 GDP 比重超過 200%，名列所有先進國家中「最差」的第一名，就連當年希臘財政破產時，財政債務與 GDP 比率也僅為 170%。
此外，目前日本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近三成，迫使日本政府負擔的社會保障支出費用節節攀升，光是老人福利與醫療保健，合計就占整體八成左右，也造成相當大的財政負擔。
為了減緩國庫負擔，增加稅收勢在必行。
日本稅收有三大來源：所得稅、企業稅與消費稅。前兩者容易受到景氣波動影響而增減，但消費稅大都來自民生必需品，波動情形也較小，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分階段調整消費稅的稅率。
2014 年 4 月 1 日，消費稅從 5% 增加至 8%，增幅高達六成，民眾多趕在增稅之前「爆買」，雖然形成一波消費潮，但實際增稅之後反而消費不振，GDP 減少 0.4%，呈現負成長，連帶使得原先預計在 2015 年 10 月提升至 10% 的第二階段增稅政策，被迫延期，直到 2019 年 10 月 1 日才正式實施。 民眾爆買
推升 GDP，惟製造業遇逆風儘管日本政府為了避免爆買潮重演，導致經濟再度負成長，而祭出「輕減稅率」政策，例如：購買蔬果、肉類、調味料等食材，仍維持在 8% 稅率；或使用非現金支付方式，有優惠票價或更多點數 / 現金還元優惠等方案，但仍無法避免民眾提前囤貨的心態。 農林中金綜合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南武志就對《路透》表示，經濟大幅增長，是拜零售商等非製造業的強勁投資所賜，「相形之下，製造業支出就沒那麼強了」。換句話說，民間消費跳增，造就第三季 GDP 的好表現，但對未來數月的需求而言，並非好兆頭，除非出口出現反彈，否則經濟將失去增長的動力。凱投宏觀資深日本經濟學家提里安特（Marcel Thieliant）預言，「雖然日本在 2019 年 10 月上調消費稅之前的經濟擴張速度快於初值，但 2020 年產出可能會萎縮」。
IHS Markit 經濟學家海斯（Joe Hayes）則從日本 2019 年 10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降至 48.4 觀察指出，以製造業為主的日本，第四季一開始，該數據就創下逾 3 年低點，顯示日本製造業面臨的壓力有增無減。 例如，10 月日本零售額月減 7.1%，百貨店銷售額下降 17%，家庭開支則減少 5.1%，但汽車銷售年減 24.9%，工礦業生產下降 4.2%，是 2018 年以來最大跌幅。
不僅如此，《彭博》（Bloomberg）報導指出，日本企業在帳上的現金達到 506 兆 4,000 億日圓（約新台幣 141 兆 7,920 億元），創下彭博有紀錄以來的新高。照理來說，企業賺錢多半有 3 種用途：繼續投資、回饋股東或分給員工，但，這些日企卻寧願選擇「現金為王」，就是因為對未來感到不安，認為經濟將再次惡化而不敢投資。 總的來說，「亞洲地區整體成長依然疲軟，等同於外部需求疲弱，而日本內需又減速，短期內恐怕難以見到任何舒緩情況。」海斯表示。 再推方案
砸 26 兆日圓，對抗需求不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2019 年 12 月初，日本政府再度推出新的刺激方案，總規模達 26 兆日圓（約新台幣 7.3 兆元），是繼 2016 年 8 月以來，最大的財政刺激方案，目標有三：1. 因應災後重建經費，規模約 7 兆日圓；2. 因應國內、外需求不振的經濟下行壓力，規模達 7.3 兆日圓；3. 提前因應 2020 年東京奧運後的經濟失速壓力，規模約 11.7 兆日圓。
日本政府指稱，將在 2019 年底補充預算和 2020 年度預算中編列資金，中央政府與地方財政合計承擔 13.2 兆日圓，以此帶動民間投資，至於公共投資不足部分，將以發行建設國債因應。並且，此政策可望拉動 GDP 約 1.4 個百分點。
「貨幣政策刺激有限，特別是像日本與歐洲已進入實質負利率的地區，別無選擇，只能支持財政擴張政策。」IHS Markit 駐東京首席經濟學家田口晴久點出日本不得不擴大財政支出的苦衷。
然而，此舉卻引來不少質疑，甚至看衰的聲浪。
三菱 UFJ 調查諮詢公司主任研究員小林真一郎就指出，實施規模如此龐大的經濟對策的必要性值得商榷。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小池晃也批評，此次增稅引發景氣下降，尤其此次增稅，財政收入僅多 5.6 兆日圓，政府卻大手筆撒出更多銀彈，進一步增加財政負擔，甚至可能導致再次加稅。 的確，國際貨幣基金（IMF）新任總裁喬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日前訪日時就建議，為支應高齡化社會持續增加的社會保障經費，日本有必要續漲消費稅，到 2030 年增至 15%，2050 年增加至 20%。 惡性循環
金融機構恐踩雷，日本經濟陷僵局另一個隱憂在於，日本長期實施負利率政策，國內的金融機構為確保資金運用能獲得回報，積極投資海外金融商品。其中，由於美國利率在 2019 年底前維持上升態勢，其發行的浮動利率結構商品的「擔保貸款憑證」（CLO），便獲得日本大型金融機構青睞。
由於 CLO 與引發次貸風暴的房地產抵押擔保債券性質雷同，日本央行日前則出具金融系統報告示警，目前日本金融機構投資餘額已達 12 兆 7,160 億日圓，是 3 年前的 2.5 倍，更占全球 15% 的 CLO 市場。儘管其持有的 CLO 當中，多半屬於評等最佳的「AAA」，利息收入也遠高於利息支付，但隨著全球復甦腳步減緩，CLO 仍可能面臨降等、價格滑落兩至三成的風險。
尤其，一旦美國景氣惡化，日本金融機構將失去應對能力，能給予企業的融資也隨之減少，加上日本景氣前景不明，要求金融機構正視 CLO 帶來的風險。 對日本政府來說，現狀等於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死胡同當中。也就是說，一旦政府要增稅維持財政平衡，民間消費勢必下滑，在貨幣政策無法灌注更多銀彈時，政府為了挽救疲弱的經濟表現，又不得不擴大財政支出，但又可能引發財政破產的危機。
2019 年 12 月 10 日，日本政府決定追加發行逾 2 兆日圓的赤字國債，原因是企業業績成長乏力，稅收 遠低於原始的預算目標。特別的是，在年度中間因預計稅收下滑而增發赤字國債的做法，是 3 年來的首次，更凸顯出日本政府依賴借款及嚴峻的財政狀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