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三倍券一定能振興經濟!
對一個熱愛消費的國家,沒有了消費,沒有了爆買,生活還會有樂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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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劉國泰 【洪財隆專欄】新冠肺炎疫情緩解，「報復性消費」才正要開始。到底該發放振興券、消費券或現金才能提振買氣，至今仍眾說紛紜。事實上，要達到經濟點火功能，有一樣事情很重要：時機。為什麼？ 尤其是目前台灣的GDP（國內生産毛額）已將近20兆台幣，政府所規劃的500億，金額並不算大，發放到個人身上，更是只有區區幾千塊錢。其設計方案與效用究竟如何？似乎很難從傳統的消費理論得到教人滿意的答案，倒是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也許可以幫忙找到些評判與思考線索。 首先必須指出，防疫成功讓消費者敢出門消費，本身就是一項相當優異的經濟振興作為。當歐美和不少疫情比較嚴重的國家討論的是如何「解除封城」或「脫逃策略」（exit strategy），台灣尚有餘裕爭辯「現金、消費券或振興券」的利弊得失和政策細節，堪稱是一種幸福。 和2009年政府因應全球金融危機所發放的消費券（每人無償取得3600元）一樣，此時推出振興券（民眾先花1000元購買或換回3000元）的主要目的在於經濟刺激（stimulus） ，而不在於疫情方酣階段，針對特定産業、個人（家庭）或勞工的紓困（relief）。
發放這些券、那些券，乃屬於總體經濟學（特別是凱因斯學派）增加「有效需求」的概念，所以不需要刻意排富。當然，振興經濟的舉措也會發揮間接紓困的功能，兩者難以截然二分，只是政策目標側重不同。 發放現金最直接，但對產業緩不濟急同樣一筆錢，就政策效能來說，現金、消費券或振興券各有千秋。發放現金最迅速有效且直接了當，所需要的行政成本的確較少，一般認為是最便捷的「紓困」手段，但未必是妥當的「振興」措施。主要理由在於，流動性百分百的現金沒有使用期限，一旦放在口袋裡很容易被忽略掉，對比較有錢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此時此刻，時機（timing）很重要，現金方式對目前亟需集氣、振興的諸多產業來說，反而緩不濟急。振興或消費券則有限定使用期限的優點，因此短期內比較會有帶動消費的「點火」效果。根據11年前消費券的實施經驗，第一個月的使用率即超過8成。
樂觀、活絡，甚至陶醉的經濟氛圍會自我實現，相反亦然。特別是未來幾個月內，如能配合蜂湧而出的「報復性消費」（取決於收入減少、政府支持與移轉所得，以及對未來的經濟復甦信心等因素），仍會產生可觀的預期效應。 至於振興或消費券孰優孰劣，目前的眾說紛紜，大概也只能靠事後的實證資料加以解決，雖然我是比較看好振興券的政策創意。 但理由並不是傳統的消費理論講法，特別是透過「邊際消費傾向」（可支配所得用在消費的比例），誘發出倍數的消費支出「乘數」（額外投入一塊錢的消費可產生多少GDP）這類比較。 事實上，2000元也好、3000元也罷，金額實在不高，所以民眾不管有錢沒錢，無論拿到的是振興券或消費券，多半都會出現程度不一的消費替代。 倒是有一種情況可以產生極大的政策誘發效果，亦即消費限定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不消費即構成個人損失），例如一週以內。但如此一來，卻必然招來民怨，而且匆忙消費的品質恐也堪憂。 振興券引發行為經濟學的「心理框架」效應？前面提到，相對於免費得到的消費券，就同樣的政府支出，我是比較看好「買1000送2000」，希望民眾一起響應參與的設計方案。 等於是你拿出1000元去換（買）一張3000元的消費券；或者，你去買了3000元的東西但打了33折，因為其中政府幫忙出了2000元。 如此設計頗得行為經濟學講的「心理帳戶」之「交易效用」（除了使用效用之外）神髓，亦即可藉以產生買賣划算之樂趣。也可以說是從微不足道的「所得增加」（區區2000元），移轉成相對顯著的「價格補貼」（打了33折）框架。相同的政府支出，卻可能會產生不一樣的認知感受。
然而，振興券另會額外耗損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包括設計、手續費用和兌換及交易時間不等，比較利弊得失仍需要考慮這些因素，才算完整。這對做政策研究的學者來說，無疑是天大的福音，對行政部門而言，創意政策獲得更多資訊和政策回饋之後，更可以做為往後施政依據。 就現有訊息來做初步判斷，即使受限於發放規模，並取決於實際執行績效，以致振興券能不能是一場疫後及時雨，仍有待觀察，但其政策創意恐怕不宜完全抹殺。 話說回來，刺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針對社會所需的基礎建設做公共投資，例如大規模都更。至於如何回應後疫情時代的來臨，長期經濟轉型策略才是關鍵。 關於作者 洪財隆現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奧地利茵斯布魯克（Innsbruck）大學經濟學博士，德國曼海姆（Mannheim）大學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畢業、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台北大學）經濟學碩士。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APEC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政策委員會副執行長、清華大學人社所「中國研究學程」兼任助理教授等職。著有《邊緣戰略：台灣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虛與實》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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