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了傳宗接代，能瘋狂到什麼地步？

不知道你看到這個標題的時候，第一反應是什麼？

是想到了過年時候，不免迎來一波催婚催生的熱潮？（可能因為就地過年的倡議而逃過一劫）或是想起了令人唏噓的明星代孕事件？喧囂塵上的還有前段時間的「生育觀念」之爭……

又或者是，這是自人類種族誕生以來，永恆不變的焦點中心，即如何延續作為種族的集體生命。作為個體響應傳宗接代的動力，亦是深刻寫入基因記憶中的默認設定，最終以個體新舊更替的形式，完成種族生命的整體綿延。

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一直在嘗試脫離「生老病死」的種種生物學上的桎梏。

上世紀60 年代初口服避孕藥物在美國的發明，使「性」得以與生育分離。到了十多年後的1978 年7 月25 日，全世界第一位體外受精的試管嬰兒路易斯· 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國降生。這項醫學突破，讓代孕成為可能，也開啟了處理生物學母親和生母關係的倫理難題新紀元。

再過不到二十年，1997 年，英國羅斯林研究所（Roslin Institute）在《自然》雜誌上宣布了克隆哺乳動物多利羊誕生。2015 年中國中山大學宣布修改了人類胚胎中導致貧血症的一個基因。後來，基因編輯人類事件在各國陸續發酵。

誠然，這將會是一場遮遮掩掩又曠日持久的拉鋸戰，而在眾多文學和影視作品中預言的那些未來，已經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現實——與其說是科學福祉和倫理限制之間的抗衡，倒不如說是人類的存在焦慮與上帝情結的合謀。

在影視作品中，人為了對抗和撫慰死亡的惶惑，總在試圖延續自己、複製自己和完美化自己：他們分別對應了永生、克隆及強化。而深植於內心的怪物恐懼、來自超我的批判和與異類的不信任感，則成為了怪物、天譴及種種與人工智能相愛相殺的經典元素。在人們對未來的忐忑想像中，人有多少種賦予生命的方法？
扮演上帝：人可以用器官拼湊出來

1818 年，英國作家瑪麗· 雪萊（Mary Shelley）出版了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並在1931 年被好萊塢搬上了大螢幕。該作品在當時的首創性之獨到，對後世影響力之深遠，乃至「弗蘭肯斯坦」這個名字已等同於怪物、異類、縫合怪的代名詞。影片裡的瘋狂醫學家化失母悲痛為動力，用屍體碎塊生生地拼湊出了一具擁有生命的軀體。



這屬於一種無事生非的嘗試，主角並未面臨什麼宿命般的境地，而純粹是試圖用重建生命力的方式轉移對死亡的憤怒和恐懼。「我知道當上帝是什麼感覺」，這句台詞道出了創造生命的「無中生有」對人的巨大誘惑，也在一個世紀以前，就準確地預言了高科技時代對傳統生殖模式帶來的巨大挑戰。

克隆情結：人可以被複製出來

如果說「無中生有」創造生命是實現了所謂「道生一」的飛躍，那麼克隆就是「一生二」的又一跨越，這先河一開，「三生萬物」的繁盛而失控的生命大爆炸就指日可待。
克隆主題的作品就浩如煙海了（也可見人對於維持自身的永續存在是有多麼強烈的願望），可以細分為對自己的主動備份、對他人的還原或增強、工業化流水線式的量產等。

2001 年，人類基因組的初步草圖繪製完成。同年，著名影片《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相當應景地同時探討了人工智能和克隆的主題。「利用機器人小男孩手中的母親頭髮進行克隆」這樣的故事概念在當時也相當前衛。

2004 年影片《天賜靈嬰》（Godsend）中，威爾斯醫生利用鄧肯夫婦在車禍事故中不幸喪生的8 歲兒子亞當的基因進行克隆，讓亞當再生了。以為重新獲得兒子的夫婦卻逐漸發現這個新生的兒子身上的細微差別，在8 歲以後更是判若兩人。

同一時期的另一個亞當則出現在施瓦辛格州長2000 年主演的《第六日》（The 6th Day）：名場面是由施瓦辛格扮演的亞當被人追殺後，回到家中，卻發現自己已被另一個自己的克隆體所替代。片中將人設定為一種批量製造的產品：先製造「空白人」，再將任何一個人的外表特徵和記憶注入「空白人」體內，使其成為該人類的完美復製品。這種靈與肉分離製造的理念，可以說是“克隆人”的一個細分變體，倒是隱喻了現代消費電子產品的一些特徵。



近期的克隆人故事，則有2019 年李安《雙子殺手》（Gemini Man）：威爾· 史密斯扮演的亨利正準備退休，卻發現自己被一個比自己年輕23 歲的克隆體追殺（是的，又是被自己追殺，還是更年輕的自己，個中滋味微妙）。



生育危機：人可以從別人的子宮搶過來

複製自己，或複制別人（當槍使），無論是為了權鬥、未雨綢繆或是亡羊補牢，映射的都是人之自傲或慾望，屬於大可不必。另一種更具有現實意義的探討越來越引起注意：當人類的生育率下降（出於生理原因或心態），怎麼解決生育力的緊缺危機。遺憾的是，通常沒有什麼讓所有人滿意的解決方案，作品描述的絕望黑暗前景常令觀眾懷疑，如果真要這樣傳宗接代，人類到底是否有必要卑微而粗暴地存在下去。

在當下，國際社會對於代孕的容忍度不盡相同，如中國禁止代孕；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是商業代孕完全合法的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禁止代孕，但允許海外出生的代孕嬰兒；英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家代孕是合法的，但只允許非商業性質；在白俄羅斯、亞美尼亞等國家，只有擁有居留權的公民代孕合法；美國的各州法律也各有差異……

當然，即便是在對代孕最為寬容甚至鼓勵的國家（如「代孕產業」蓬勃興旺的烏克蘭），代孕母親也不至於落到美劇《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裡面專職負責生育的“使女”之極端境遇。改編自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 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同名小說，2017 年開始在Hulu 上播出第一季。



當環境惡化、能夠生育的女性成為稀缺資源之後，建立在原本美國國土上的「基列共和國」，她們徹底淪為國家財產、「行走的子宮」，失去人身自由和個人權利。這種壓迫不僅加諸於女性，也加害男性，除了掌權者擁有繁衍後代的特權之外，其他人並無機會與異性接觸。當生育壓迫和國家權力媾和以後，生育已經剝離了「人」的屬性，成為資源傾斜的又一註腳而已。

人類為了傳宗接代能瘋狂到什麼地步？英國犯罪小說家PD James 於1992 年發表了《人類之子》（Children of Men），它在2006 年上映的改編電影更為人所知。作品同樣設定為人類生育力的突然崩潰—— 故事背景為近未來，男性的精子數量莫名其妙下降到19 年沒有一個嬰兒出生的地步。於是：這種種族無法延續的絕望帶來的信仰道德崩壞、經濟崩潰、法西斯主義死灰復燃……在失去孩子的時候，人的反應只能比你想得更瘋狂。



機器恐懼：人可以從地裡栽種出來

這當然說的是上世紀末1999 年的賽博朋克巨制《黑客帝國》（The Matrix）無疑了。

我們都會時不時地懷疑我們生活在夢中，或現實的不真實性。但懷疑是一回事，用真實的雙眼看見人類成為機器的能量電池，從一望無際的田野裡生長出來，就是太顛覆的另一件事了。

黑客Neo （基努·里維斯）察覺到看似正常的現實世界有些不對勁，人類反抗組織將他從機器製造的Matrix （矩陣）虛擬世界中解救出來，回到了真正的現實中，逃離了矩陣，這才了解到，原來他一直活在虛擬世界當中。這個設定回應了美國哲學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 1981 年在他的《理性、真理與歷史》（Reason、Truth and History）一書中提出的著名假想「缸中之腦」。



對於機器人抵抗和控制人類的恐懼自從自動化產生以後就成為人類自己製造的夢魘，到了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的時代，變本加厲。在《賽博皮囊》一文中，我們提出，最終取代人類的很可能並不是我們耿耿於懷的假想敵：人工智能，而更可能是被異化以後的人類自己。《Matrix》之意，當然在對於機器和異族的憂慮，也對失去生育屬性之後的人是怎樣一種存在，提出了質疑。

機器報恩：人可以被機器人生育出來

如果說黑客帝國是對機器的恐懼和仇恨，那麼同樣將人類跟種韭菜一樣培育生產、批量繁殖，亦可以正向面貌呈現。親機器派的觀點，則樂觀地預測了未來人類將生育這種苦差事「有意無意」地「外包」給了機械母親——這也符合流水線的效率至上取向，以及基因編輯以產生「完美人類」的誘惑。

不過，人類「選擇」信任機器人代為生育，更多地也是「別無選擇」，因為人類傳統社會的崩潰，或人類因為某種原因無法生育，機器人仍然是一個不得已的無奈之選。

2019 年的小成本科幻片《吾乃母親》（I Am Mother）假設了未來的人類基本消失，機器人母親負責批量培養人類，延續血脈。機器人母親能否、以及是如何產生、理解包括母愛在內的人類情感？這種情感又將如何被量化、並傳遞到下一代的「原生」人類身上呢？



而2020 年由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操刀的新劇《異星災變》（Raised by Wolves）描繪了後人類時代，作為真·生育機器的全能機器人，奉命在外星撫養新誕生的人類胚胎及孩童。



二等公民：人不允許創造物再做造物主

同樣來自於Ridley Scott 早在1982 年一舉封神的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人類製造了與真人無異的複制人，其目的是為人類工作，卻埋下4 年的壽限，避免讓複製人擁有真正與人類平起平坐的思想感情或繁殖力。複製人被稱為「劣種人」——聽起來似曾相識，鄙視鏈貫穿著整個真實的人類歷史，只是換了對象和內容。人類對於血統的長久迷戀，使得哪怕是自身的複製品亦會被作為潛在威脅，而造物者的心態更無法容忍創造物擁有一樣的能力。



這令人想起美國孟山都公司，全球90% 轉基因作物種子技術的提供者。其掌握的轉殖終結者基因（terminator gene）技術，能讓農民所購得的種子種植後的收成雖然可以作為食用或飼料，但不俱生命（因爭議太大，並未成功銷售）。更通俗的例子就是人為繁殖得到的騾子，作為勞動力有份，繁衍後代則無緣。

在2016 年開播的美劇《西部世界》（Westworld）中，與人類幾乎無異（只有更強的生命力）的超人類則是被3D 打印出來。人們玩弄他們，控制他們，最後被他們反噬。



這裡就出現瞭如同宿命的悖論：假如創造物不是真正的「生命」，這將有損人類試圖與上帝比肩的自尊；而假如他們是真正的「生命」，衝破原廠設定、反噬造物者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因為「Life breaks free. Life finds a way.」（生命總能打破限制，找到出路） ——來自《侏羅紀公園》作者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的忠告。

寫在最後

上面回顧的幾部典型的探討未來生育場景的作品，可簡略劃分為幾種不同的路線：

第一種是生育力正常的社會，人類將生育作為一種權鬥工具或展現權力的方式；
第二種是在生育力屬於稀缺資源的社會，人類不得不將集中生育（即女性生育工具化）作為維持種群規模的緊急措施，同時產生輔助生育機制；
第三種則是處理與機器的關係，（反派）機器利用人的生育牟利，或（正派）機器以人的生育為己任。

看著這些電影，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似乎是「吃著自己的瓜」。人類的自毀情結既令人思索自身的存在（being），警醒我們未雨綢繆，也帶來了揮之不去的憂鬱。
人不會為道德而生，但永遠生存在與道德的糾纏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