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網友們怎麼看待中國經濟的崛起，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經濟已經躍居世界前三了，不少國家都仰賴著中國的市場。小弟剛剛看到作家郝明義以目前的狀況，建議台灣年輕人可以擺脫統獨的哈哈鏡，把中國當成一面鏡子看，便會發現這面鏡子可以幫我們進行三道靈魂的試煉，而第一道試煉就是目前中國最引以自豪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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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如下】
中國正以他們的財富，給了全世界試煉靈魂的題目。
近距離的台灣，這場試煉尤其深刻。
Judy是一個我在花蓮認識的年輕人。
Judy沒有讀大學。她是台中人，因為父母早逝，才來台北工作。她想學做西式甜點，於是進了一家餐廳，後來去花蓮，在那裡有機緣進入國賓飯店的關係企業做西點，然後又調回台北。
我見到Judy的時候，她正要離開台北回到花蓮，但是打算先去台南住一段時間。
我問她為什麼。
「我自己一直在漂。但是對台南有一種感覺：那裡的人『根』性很強。每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美食地圖。所以我想去看看是怎麼回事。」Judy又加了一句：「我也想加強一下英文。可以順便去上成大的課。」
＊
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怎麼比較兩岸年輕人的不同，怎麼歸納彼此不同的特質。我找過各種不同的說法，都不是很滿意。我和Judy談話的那個早上，卻終於找到了。
中國大陸有一句話來形容他們的叢林生存法則：野蠻成長。野蠻成長是中國大陸許多年輕人以及企業人士掛在嘴邊的話。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阿里巴巴的馬雲。
我不是講馬雲從一個杭州的中學英文老師變身為互聯網大亨的過程。我要說的是：當阿里巴巴在軟體銀行、雅虎等支持下壯大，以支付寶而形成超越銀行的工具和現金流之後，2011年馬雲可以在沒有董事會決議的狀況下，就把支付寶劃歸自己另外成立的一家公司。不只雅虎曾經考慮要訴諸法律行動，北京的《財經》雜誌總編輯胡舒立為此還撰文直指其不當。
這個事件，在三方協議，由獨立的支付寶公司支付阿里巴巴集團補償，以及保證未來上市時的現金回報作結。隨著時間過去；隨著阿里巴巴發展得更大，終於在紐約上市；隨著孫正義和雅虎都在這波上市中賺取了巨大的回報，馬雲當年的爭議就被人淡忘，而只剩下他成功的佳話了。
許多人羨慕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羨慕他們企業家的魄力和策略，應該也注意一下他們在叢林生存法則之中野蠻成長的過程。
歸納起來，在中國大陸之所以需要野蠻成長，或者說野蠻成長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社會在人的基本權利上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空間。你要在那個社會裡獲得基本的安全感，得一路過關斬將，不惜代價地成長，直到確認自己成為人上人之後，才能比較確保有足夠的財富、人脈來保護自己。
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使得人不能不積極向上，努力奮鬥。而一旦能在十三億人口的競賽中脫穎而出，其出色非同小可。而一旦他們的經濟起飛，大量商業機會湧現，和這批出色人才互動出新的化學變化，也非同一般。人人因機會的湧現而乘風直上，乘風直上的人又會刺激、帶動、連結出新的機會。
但不論你的財富累積多少，不論你多麼人上人，在那叢林社會中總不免存在不安。對岸向外的巨大移民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
這也就是野蠻成長的環境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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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同。
幾十年來，歷經各種街頭運動、解嚴、政黨輪替，台灣把有關人的基本權利照顧到相當程度，可以說，最少基礎建設是完成了。
不只人權，動物權也被注意，動物權還被細分為陸地動物和海洋動物。而像張卉君做的，她的注意範圍已經細分成海岸動物與海域動物之別。
在這個情況下，前幾年台灣年輕人之所以「小確幸」，而被某些年紀較大的人認為不夠進取，沒有志氣，但其實這些年紀比較大的人應該換一個角度來看：正是因為我們社會的基本人權已經完備了，所以我們的年輕人也少掉了必須踩在別人頭上成長的動機與需求。
我們的社會當然還是有巨大的財富分配不均，以及顯著的貧富差距。但差距再大，在人權的層面上，卻沒有差距。你年收入幾億和我年收入幾十萬，在社會上的一切權利都相同。我的收入再少，只要我能過好自己的生活，沒有任何權利是別人可以剝奪的。
所以，我從兩個角度看台灣的「小確幸」。
第一，小確幸可能是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裡遮蓋了年輕人的希望，他們不得不的選擇；第二，也可能是因為這個社會以及個人的權利穩定，使得台灣的年輕人不必有出人頭地的壓力。
相較於對岸許多年輕人必須為尋找生存的機會而工作，台灣許多年輕人則是為了思考生命的意義而工作，這無關於他的財富多寡。
我在和Judy談話的那個早上，看著陽光照在我們的沙發上，突然明白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我在北京居住的時候，見過許多「北漂」。這些「漂」，多的是尋求生存機會，要在巨大的、尖銳的壓力下尋求生存機會。
Judy卻不是。她在台灣城市之間移動，不是為了求學，不是為了生存，也不是為了返鄉。她的漂，不同於我過去認識的台灣人，也完全不同於我在北京看到的北漂。
對岸的北漂，讓我更多地聯想到一種在風中的飄蕩。沒有根、沒有依靠，全靠自己努力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落腳點。
而Judy的漂，卻像是在水上的漂。所以雖然她也不知道目的地，也是一路尋找比較好的落腳點，但是始終有道水流在托著她移動。
北漂，有飛揚與蕭瑟的聲音；Judy，則是一種安靜與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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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兩岸，不論在血緣、文化上多麼一家親，但畢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
對岸是七不講的社會。所謂「七不講」，就是「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甚至，記者報導了「七不講」都要被判刑七年。
相對地，台灣卻沒有什麼不能講。除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之外，其他六講每天都在講。也是這些講，催生了我看到的風起雲湧的年輕人的公民行動。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體制，必然會培育出完全不同的面對機會、生存、成長的心態和方法。
對岸在過去二十年，尤其是近七年間，締造了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經濟發展奇蹟，也把國力提升到叱咤全球的層次。
我經常聽到人們在談到對岸種種的時候，流露出的羨慕、焦急、感嘆，甚至拿對岸來對比的時候，對自己的社會、政府、掌握資源的人、對未來沒有企圖心的年輕人有諸多不滿。
也有人相反。講到對岸，則完全不屑、厭惡，或者即使提起來也是不值一顧。
我們社會裡有急統與急獨之別。我覺得急統和急獨都是用哈哈鏡在看對岸。
急統像是凹鏡，把對岸扭曲到只剩下大的、美好的影像。
急獨像是凸鏡，把對岸扭曲到只剩下小的、凶惡的影像。
但事實上，我們不該用凹鏡，也不該用凸鏡來看對岸。
用凹鏡來過度美化對岸，可能連自己是誰都忘了。
用凸鏡來過度妖魔化對岸，可能人家邀請我們的年輕人去個四五天的旅遊，就可以為他們「平反」。
我們需要用的是鏡子。一面能真實反映對岸現實的平整鏡子，也是一面可以藉由兩岸的對照，而成為我們調整自己的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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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統獨的議題來看兩岸，是把我們自己的機遇看得太小了。
中國經濟崛起後之於全世界的情況，是人類歷史前所未見的。
從沒有一個國家，如此懂得西方世界的經濟語言融入西方的自由市場，卻又和西方世界的許多基本價值觀如此不同。
從沒有一個國家，從政府到個人，挾如此巨大的財富，為世界各國所歡迎，卻又戒備。中國一家公司的員工旅遊到法國，其人數及可能的採購力，使法國外交部長親自接見老闆。帛琉因為中國觀光客過多而決定減少班次，到目前為止則是例外。
你到底要為中國帶來的或預示的財富而折腰多少度，是全人類靈魂的試煉。
台灣，距中國如此之近，和中國關係如此之密，這種試煉當然更大。
今天，每個行業，我們都會看到有人說對岸是台灣唯一的希望，或者不與對岸來往台灣就看不到希望。甚至，我們政府都因為經濟沒有出路，而指望起由對岸來拯救我們的經濟，把我們應有的安全考量都放在一邊。
也不只政府如此。大家都知道，台灣雖然降雨量豐富，卻正走向無水可用之境。但就在保護水源是如此重要課題之際，近年來為了迎接陸客，「位於水源保護區的飯店開發案卻一個個送進環保署，反而在做破壞水源的事。有的甚至違反法令規定，就賭環評委員看不出來而能草草通過。」長期注意水資源問題的獨立記者朱淑娟如此寫道。
如果我們願意拿對岸當一面鏡子，那麼除了急著賺對岸的錢，更應該學習對岸在野蠻成長中呈現的企圖心與生命力。
活動通的謝耀輝，在那天和我談了四個小時之後，還寫信補充：
中國大陸幅員遼闊，每個地方的特色不太一樣。大家普遍都會在這邊感到步調節奏很快，例如北京是網路創業最發達的城市，這邊存在太多的應用天天都冒出來，而且每一種服務與生意都不會只有一家在做，這些競爭者還天天盯著每一家廠商，試圖學習並且超越對手，速度節奏絕對比台灣很多地方來得快，由於這邊要出線被關注到的機會太少，所以創業或者就業的人都非常急於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成果，也因此台灣人會覺得這裡的節奏並不是那麼「正常」。
他的意思是在對岸很多時候就是得先加足馬力做新的嘗試、想新的方法、實現新的可能，幾乎很難有時間思考，就是得先衝，因此公司步調節奏都很快。而回到台灣，則是慢慢把事情想清楚再做，因此有時候完成一件事情就要花到比對岸多一倍以上的時間。
「但商場上的競爭，有時候踩對點後比的就是速度。先機加上執行效率往往是勝出的關鍵，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在很短的時間內，從許多方面都能夠很快速地追上世界許多國家的原因。」謝耀輝繼續寫道，「台灣不能只看到他們山寨、抄襲的部分，應該看到這些大陸企業勇敢投資、快速更替、勇於創新、優化精進等等值得學習的一面。」
檢討一下，我們還會發現自己另外一些問題。
一位剛回國的年輕導演在前年籌拍了一個十二分鐘的短片，當年度得了許多獎。後來她在這個基礎上，寫了長片劇本，參加國際創投會議，希望可以募得拍攝長片的資金。
在這個過程裡，她見到了來自兩岸三地及海外其他地區的許多投資者。出乎意料地，真正理解她想要做什麼，以及明白故事價值的，幾乎都是來自香港和中國的投資者。
雖然因為她選擇的題材涉及台灣政治社會的轉變，對岸無法投資，但是他們都急著約她見面，或者馬上要買機票請她去北京替他們寫腳本。一位從電子業轉來要投資電影的中國老闆，為了投資電影，花了兩年時間，每天看五部電影做功課，所以彼此在溝通上沒有隔閡，並且會聽她說故事。
反而是台灣的投資者，最讓她沮喪失望。「我們有很多的創投，因為政府的政策，拿著國家的文創基金在進行投資。但是他們會問各種奇怪的問題。一聽就知道，這些人不會看、也看不懂劇本，平常可能連電影觀眾都不是。」這位新導演說，「但是他們會用投資電子業、醫療、銀行的思維，或是各種貌似科學的數據分析，去討論要不要投資一部電影。他們不關心故事的內容，只關心表面的數字。」
她說自己遇過最機車的例子，是一家半導體大廠設的創投基金副總。「他跟我侃侃而談兩個小時，都在講他對電影的喜好與理解，以及他個人淵博興趣的展現。」然後那位副總說：「我相信妳的電影會成功，但是，你們電影就算票房成功，最多賺六倍，這很多吧。我們投資其他行業例如電子業，十個案例就算失敗九個，我們卻可能因為一個案子的成功，而賺上三十倍。所以，我們對於一部電影沒有興趣。如果妳成立了類似優酷網的公司，我們就會考慮加入。」
這位新導演下了個結論：「我不知道，那他一直邀我去喝咖啡的用意是什麼。是因為這樣，他就可以跟政府報告，他曾經試圖了解、企圖投資文創產業嗎？」
我們也要注意自己經濟發展中過於注重接單、代工的思維，產生了多大的後遺症。我在訪談的過程裡，聽到許多人都感受到台灣社會形成一種不但不鼓勵自有品牌，還打壓自己品牌的現象。
最早，我是有一天和陳季敏與郭英聲喝茶聽到的。他們談自己開發的服飾品牌Jamei Chen所投入的心力，陳季敏說道，「外國服飾品牌的活動新聞，在電視上播出沒問題，但是我們自己國內的品牌就得馬賽克處理，說是不能置入性行銷。」
後來我從訪談過的許多人那裡都聽來同樣的感觸。
鄭國威說，「網路新聞可以說是YouTube如何如何，但是不能說台灣的某個網站名。」
林思吾也表示了類似的觀察。他還特別加了一句：「馬賽克處理本土品牌，卻又保護汽車，沒有處理的公平性。」
張世群則提到這可能和台灣整個社會都有關聯：「台灣對全球所有各國的品牌都開放，但是對自己創造的品牌卻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謝耀輝還有個更細的分析：「台灣人可以支持你用外國的元素來開發給台灣人用的產品品牌，但不支持你去做開拓國際市場的品牌。」
而對這個現象的最佳解釋，還是前頭寫過林思吾講的一段話：「我們政府的政策只看到既得利益者。既有的稅法，根本是逼你當外企，懲罰本土企業。他們完全沒有覺得台灣有做全球化的可能。」
而對岸可不同。從政府到產業到企業，他們一心積極地想要建立品牌，想要走出去的企圖心，人人可見。
我不想長他人志氣，也不想漲自己威風。我要說的是：中國正在以他們的財富，給全世界出了試煉的題目。我們，因為語言、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受到的試煉會特別大，不能不小心。但是，我們也因為語言、文化及地理距離的特殊背景，在這場試煉中可能產生的收穫也特別大。
端看怎麼善用這面鏡子。
這是對我們靈魂的第一道試煉。
節錄自：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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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Honeyey 於 2015-10-1 18:21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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