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yizo 於 2012-9-8 01:27 編輯
csuhedu3 發表於 2012-8-5 10:05 
楼主贴那么多，根本就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一切皆实力所然，外蒙古根本就是国民党所卖掉的
楼主怎么不说，孙文 ...
嗯。看到你的文眼！當然，利益至上，實力終究決定一切，這是世間至理，對此我非常認同！
為手中毫無軍隊實力所苦的 孫中山當年也正是因為這一點，
而與為自身國家利益一直覬覦中國，並在華積極尋求代理人的 蘇聯互相利用，一拍即合的！
具体史实是：在西方列強 拒絕給予孫文援助的情況下，新成立的蘇俄 卻宣佈廢除前沙俄與中國的部分不平等條約，利用 中國國民黨發展起來的組織 輸出共產革命。1922年8月，苏俄代表越飛到北京 任蘇聯駐華全權代表，首先致函正在洛陽的 軍事實力最強的吳佩孚將軍，希望建立合作關係，但遭到吳的 拒絕。然後在上海 與孫中山會面。與孫中山會面後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越宣言），開始國民黨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中國分部）的合作關係。在孫越宣言中 俄方表示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孫文與蘇俄的關係 才日益密切。
其實此舉 與早年美國尋求獨立時，利用英法之間的矛盾，主動接受 同樣是北美殖民者的法國 之政經大力支持，
為利益 各取所需，合力對付英國人 如出一轍。
只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畢竟是 道 不同的！
蔣介石最終的 決斷分共 與中共勢成水火，其實就是 對國民黨立黨宗旨的 堅決捍衛而已，
如果孫中山不是 英年早逝的話，與共產的分道揚鑣，最终一朝決裂 也是早晚要水到渠成的 明事。
之所以認同 中華民國為中華 正統政權，就在於：它是 真正地 能以公民為本，以民主憲政為 立國根本。
與普世民主道義 背道而馳的當今大陸獨裁中共，它即使能打得下臺灣，
但是依靠其 視民意為草芥的 專制強權，它能治理得了 早就順應民主潮流的臺灣主流民眾 嗎？！
再说，极力摧残民主，践踏人权的中共势力，
其必将的结局 就如同昔日貌似强大，现今早已覆灭的共产苏联及其东欧共产诸国一样 必将与其殊途同归！
待民主意识发展成熟之时，大陆日益觉醒的本土人民大众 定会将其土崩瓦解，碎如齑粉！
如此民心尽失，前景末路穷途的中共 至此还谈何实力呐？！其政權的合法性也 由此就可見一斑。
極端地說句話，早已 民主憲政的 國民黨就是再十惡不赦，
也要比以至今違背人性，踐踏公民人權的独裁专制共產黨 要強百倍！
中共要想成為中國的正統政權，首要的一條，就是必须 要象臺灣國民黨一樣，有膽量和魄力還政於民，在大陆確立憲政民主制度，由享有天赋参政权的中国公民为其决定前途命运！
而这，就是绝不以其 意志为转移的普世民主发展之 潮流大势！
另转贴一篇有关“孙中山《致蘇聯政府遺書》的分析文章：供版友们参考：
孫中山致蘇聯政府的遺書
石川禎浩
石川禎浩（日本・京都大學）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京都大學文學博士。1963 年生於日本山形縣，1988
年畢業于京都大學，2002 年獲京都大學博士學位。曾在北京大學歷史系留學（1984-1986
年），任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客座研究員（2001-2002 年）。
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主要代表作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岩
波書店 2001 年版；漢譯［袁廣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版），《早期共產國際
和東亞》（共同編輯，不二出版社 2007 年版）等，發表的學術論文有《施存統與中國共
產黨》、《李大釗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華山為例》等近五十篇。
序論
一 孫中山《遺囑》的形成過程
二 《致蘇聯政府遺書》的形成過程
序論
1925 年3 月12 日，孫中山於北京逝世。當時他已經在中國曆
史上留下了不朽的業績。雖然他所志向的革命尚未完成，但是卻推
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建立了亞洲最早的共和國。對於這
一偉業，是不容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各界對於他逝世的反響，
並不全是對他一生的讚賞之辭。也就是說，他所留下的“尚未成功”
的“革命”，尤其是最後幾年間他所推行的新形式的革命運動，在
當時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批判。正因為如此，他的死在全國所引發的
反響，不得不平添了某種陰翳的色彩。
他晚年所主導的國共合作以及聯俄的新方針，無疑是給當時的
孫中山評價投下陰影的最大原因。例如，對孫中山所宣導的這一革
命運動持反對態度的《時事新報》在他逝世之際刊登了如下的辛辣
評論：“孫文今日死矣，實則死者止其形骸而已，至於其精神，吾
以為則死已久矣”1。由此可見，在1925 年的中國，他死的意義不
得不帶有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
他的死引起的不安定因素不僅僅是在外界，即使在國民黨內部
（或者說國共兩黨）也都存在著。自從國民黨“一大”（1924 年1
月）召開，正式宣佈“國共合作”以來一年多之後，以國民黨長老
1 聖心（張東蓀）《孫文真死矣》，《時事新報》1925 年3 月13 日。
- 2 -
為中心依然存在著不贊成與共產黨合作的動向。而正當孫中山臨終
之際的1925 年3 月初，對國共合作、聯俄路線持反對意見的馮自
由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公然進行了分裂活動。也
有些幹部黨員，雖然沒有表示如此明確的反對態度，也持陰奉陽違
的態度。生前，孫中山對黨內陰陽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極其憤慨。
1924 年8 月，他當眾訓斥了主張解除國共合作的張繼，甚至斷言
說：
我們的同志，還有我們的軍隊只有當命令對他們有利時才服從，反之往往拒
絕服從。如果所有的國民黨員都這樣，那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
共產黨2。
會議錄上記述了上述發言，並在孫中山發言之後作了如下補
充：“會議在‘沉悶的氣氛’中閉幕”。領袖既然說到了這種地步，
想來也不會有人再有異議。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國共
合作路線，如果沒有孫中山如此強硬堅持的話，它的推進、維持是
很艱難的。孫中山的逝世意味著這個強大的領導權的頃刻消失。這
就是他的死和遺志，也就是他的《遺囑》之所以帶有沉重意義的緣
由。
據一般的瞭解，孫中山的遺書由三個檔組成。即，①《國事
遺囑》（致中國國民黨同志遺書）、②《家事遺囑》（致家屬遺書）、
③《致蘇聯政府遺書》。在這三封遺書中，其產生過程最不清楚的
是《致蘇聯政府遺書》。關於《致蘇聯政府遺書》，不只是它的產
生過程（即是否是在正確反映孫中山遺志的基礎上形成、簽名的），
就連這份文書本身是否存在也成了很大的問題，引起了相當大的爭
論。
正是由於“國父”的死以及他的遺志非同尋常，因此，圍繞著
孫中山“遺囑（遺書）”的產生，出現了很多證言及研究3。但是，
2 《孫逸仙在國民黨中央全會最後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24 年8 月30 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1.
(1920-1925), Москва, 1994, стр.476；漢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
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7 年版，第526 頁。
3 以研究論文為體裁的考證如下：眭雲章《關於國父遺囑之起草人與國父簽署之日
- 3 -
這些先行研究由於受資料的限制，大體上採用了幾種回憶錄相互比
較的形式，還有很多需待考證的餘地。因《致蘇聯政府遺書》的形
成與《國事遺囑》的形成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先對《國事遺囑》
的形成、簽名過程加以考證，然後對《致蘇聯政府遺書》的產生進
行論證。
首先將三封遺書收錄如下。三封遺書中，特別是“遺囑”是最
為人所知。但是本文要深入調查這份遺書的形成過程，所以還要不
厭其煩地將其內容摘錄如下〔黑體部分為簽名。下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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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遺囑》（“國事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
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
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
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
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文 3 月11 日補署
期的考證》，《政論週刊》第113 期，1957 年；Jerome Ch'en ［陳志讓］, The Left
Wing Kuomintang--- A Defini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25, 1962；堀川哲男《關於孫文的遺書》，《人文》（京都大學教養部
學報）第20 號，1974 年；尚明軒《“總理遺囑”簽字紀實》，《貴州文物天地》
1997 年第1 期（轉引自尚明軒：《何香凝傳》，北京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3-151
頁）；郭雙林《孫中山遺囑是怎樣產生的》，《中國教育報》1998 年2 月24 日（後
轉載於《新華文摘》1998 年第5 期）。
4 三封遺書出自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1 卷，中華
書局，1986 年版，第639-641 頁。《致蘇聯政府遺書》的原本為英語（關於英文
版原文見後述），暫且提出中文版。如後面所述，可以稱為國民黨方面正式的孫
中山全集，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國父全集》（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 年版）
並不承認“致蘇聯政府遺書”是孫中山的正式的著述，所以只在第9 冊第637 頁
收錄了“國事遺囑”，在第638 頁收錄了“家事遺囑”，“致蘇聯政府遺書”沒
有收錄。
- 4 -
中華民國14 年2 月24 日
筆記者 汪精衛
證明者 宋子文 孫科 孔祥熙 邵元沖
戴恩賽 吳敬恒 何香凝 戴季陶 鄒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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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遺囑》（“家事遺囑”）
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
宋慶齡，以為紀念。餘之兒女已長成，能自立，望各自愛，以繼餘志。此囑。
孫文 3 月11 日補署
中華民國14 年2 月24 日 〔筆記者以下的簽名與“國事遺囑”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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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致蘇聯政府遺書》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時轉向於你們,轉向於我黨及我國的
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
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
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
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
未竟之業，移交與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
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
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
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
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欣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
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 5 -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
一 孫中山《遺囑》的形成過程
1 《遺囑》的起草
孫中山逝世不久，他逝世前日（3 月11 日）簽名的《國事遺
囑》和《家事遺囑》便公開給有關人員及報社等。次日13 日的《晨
報》等北京各報刊連同“孫中山逝去”的新聞一起報導了《遺囑》
的字面――只是，當時《致蘇聯政府遺書》沒有一家報社報導過。
到了14 日，《國事遺囑》《家事遺囑》的照片版被刊登在《晨報》
上5。
那麼，孫中山的這兩封遺囑，尤其是《國事遺囑》是經過什麼
樣的程式形成的呢？根據汪精衛在國民黨“二大”上關於接受遺囑
的報告中所作的說明，大體上可以認為是經過如下過程6。
1 月26 日，協和醫院進行的剖腹手術的結果，孫中山被診斷
為晚期肝癌。接到這一消息的國民黨有關人員，當晚在北京緊急召
開了政治委員會會議，就遺囑的準備工作進行了長時間的商談。當
時，大家雖然一致贊成有必要進行遺囑的起草，但對孫中山能延長
壽命抱有很大的期待，就沒有馬上向孫中山直說遺囑之事。只是要
求醫生，由於要準備遺囑，孫中山病情一旦危急要馬上告知。此後，
政治委員會陸續加入了連日進京的國民黨要人邵元沖、張靜江、鄒
魯等人，並以中央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的形式，幾乎是連日在北京
飯店舉行了會議7。孫中山的秘書黃昌谷作為書記，鮑羅廷作為顧
5 上海的《申報》在稍晚一些的3 月16 日，《國聞週報》於3 月22 日發行的第2
巻10 期上登載了照片。
6 關於《遺囑》形成的經過，本稿沒有特殊注釋的地方均參考了汪精衛在國民黨第
二次大會上的報告（1926 年1 月4 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
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83-186
頁（以下略稱《會議史料》）――需要說明的地方會即時指出。
7 《邵元沖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110-111 頁；《鮑羅廷的書面
- 6 -
問出席了會議。當時在北京的鮑羅廷給莫斯科的報告中說自己參加
了國民黨的“所有會議”8，所以他的存在在商議遺囑起草的過程
中是不可忽視的。
汪精衛在國民黨“二大”的報告中說，從最初的政治委員會會
合之後，“經過一月，這事〔遺囑的起草〕還沒有決定”。這顯然
是為了對外宣稱《遺囑》系孫中山口授的一種權宜性的解釋。實際
上，1 月26 日以後的政治委員會上，遺囑的內容均已付諸於討論。
關於《遺囑》的起草和討論的過程，有幾位當事者的證言。比
如，於樹德極其具體地敘述說，當初吳稚暉草案以“勉旃，勉旃”
結句，由於過於陳腐，受到了大多數委員的批評，於是便由汪精衛
起草代案，這一草案便原封不動地被採用了9。究竟是不是如此，
現在還無法對證。另一方面，于右任卻說，圍繞著遺囑文案吳稚暉
和鮑羅廷之間產生了激烈的對立，在這一過程中，吳充分發揮了他
的博學，在遺囑的完成中占了主導地位，也就是持了完全相反的說
法10。但是，這是為了彰顯吳稚暉的一篇文章，于右任在別的文章
裡說，“遺囑”的內容是經過會議討論由汪精衛筆錄下來的11。總
之，這些回想暗示，當初吳稚暉籠統地提出了草案，以汪精衛等人
為中心組成的會議參加人員加以修改最後形成。
通過這些討論形成的遺囑的原案最晚應該是在2 月初完成。邵
元沖日記（2 月3 日）中這樣敘述：“晚九時至政治委員會，稚暉
主席報告孫公病狀，中間陳友仁頗主張請先生簽字于遺言中，眾謂
先生尚未至危迫之程度，且於心未忍，故此事擬從緩為宜云云。”
12由此可知，當時遺囑的原案已經形成，只待適當的時機向孫中山
提起遺囑之事。從孫中山的病情來看，1 月26 日的手術結束時有
報告（1925 年2 月14 日）》（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стр.524；《聯共（布）、
共產國際……》第578 頁）。
8 前引《鮑羅廷的書面報告（1925 年2 月14 日）》。
9 於樹德《孫中山先生遺囑的起草經過》，《文史通訊》1982 年第6 期。
10 于右任《悼念吳稚暉先生》，《吳稚暉先生紀念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13 輯，1975 年版，第9 頁。
11 于右任《國父行誼（1965 年）》，《于右任先生文集》國史館，1978 年版，第
397 頁。張繼也表達了同樣的見解（《日記（1942 年6 月27 日）》，《張溥泉先
生全集》中央文物供應社，1951 年版，第325 頁）。
12 前引《邵元沖日記》第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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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士說：“數日乃至10 日內將很危險”，第二天的27 日說：“恐
維持不了10 天”13。因此，別說是簽名，就連遺囑草案的形成，象
汪精衛所說的手術後“經過一月，這事還沒有決定”這樣悠然的事
情是不可能有的。陳友仁提出趕緊請孫中山簽名的意見，從孫中山
的病情來看是理所當然的。
2 《遺囑》的簽名
2 月18 日從協和醫院轉移到鐵獅子胡同的行館之後，孫中山
的病情繼續惡化。2 月24 日，醫護人員判斷孫中山的病情已無法
再支援，根據原先的約定勸黨人趕緊進行遺囑手續的辦理。至此，
汪精衛讓宋慶齡暫出病室，與孫科、孔祥煕、宋子文3 人一起，來
到孫中山病榻前。提出遺囑之事的時刻終於到來了。
有關2 月24 日孫中山口頭同意《遺囑》的過程，孫中山死後不
久，發表了細微處稍有差異的三個紀錄14。《國父年譜》以及《孫中
山年譜長編》等權威著作，大體上也是根據這三種記錄記述了當日
的情形15。實際上，這三種紀錄也有所依據的藍本存在，即是當日的
談話記錄（毛筆手寫）。1990 年發行的《孫中山集外集》首次付照
片公開。這部文書不僅對《遺囑》的形成過程，對討論《致蘇聯政
府遺書》的產生也非常重要，但是至今幾乎尚未受到注目。文章雖
13 遼寧省檔案館《滿鐵“探視”孫中山病情史料一組》，《民國檔案》1999 年第
3 期。這是根據被派去探望孫中山病情的滿鐵大連醫院內科醫長戶谷銀三郎的報告
翻譯而成。
14 從發表的時間順序來說，有以下三種：① 羅敬（趙世炎）《中山去世之前後（北
京通信3 月20 日）》，《嚮導》第108 期，1925 年3 月28 日；② 黃昌谷《孫中
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詳情》（上海民智書局，1925 年11 月―本來是當年的4 月
30 日黃在滇軍幹部學校進行的講演，後來5 月11-23, 25 日付之以《大元帥北上患
病逝世以來之詳情》的標題在《廣州民國日報》上連載―現在收錄在車吉心主
編《民國野史》第14 卷，泰山出版社，2000 年版，以及尚明軒等編《孫中山生平
事業追憶錄》，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③ 注6 的汪精衛報告（1926 年1 月）。
15 羅家倫、黃季陸主編，秦孝儀、李雲漢增訂《國父年譜》第4 次增訂版，中國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年版，第1293-1296 頁；陳錫祺主編《孫中
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 年版，第2122-21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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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長，但是是解明遺囑形成過程的關鍵資料。以下引用全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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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24 日下午4 點25 分 在總理病榻前
總理：你們有什麼話說。
汪精衛：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是抱著最大希望，要幫助先生戰勝疾病。只是中西
醫生屢次通知我們說，最好是在先生平安無事的時候，和先生說幾句話，我
們以為先生吩咐我們的話，不知何時才用得著，或是十年、八年後，或是二
三十年後用得著都未定。所以，我們一面抱著希望幫助先生戰勝病魔，一面
仍然想得先生吩咐我們幾句話。
總理：我以為沒有話可說，因為病好，還有話說，死了還有什麼話說呢。
汪：同志要本著先生所定的宗旨來做事的，如果先生吩咐同志幾句話，可以增加
同志無數的勇氣。現時先生抱病好了之後，至少要靜養一年半年，在這時間，
先生吩咐同志幾句話，也是必要的。
總理：你們想我說什麼話呢。
汪：我們把先生常說的話，寫出來了，因讀一遍。
總理點頭說：贊成。又說道：你們如此顯明是很危險的，因為政治的敵人，現已
預備著等我死後，便來軟化你們，你們如此強硬堅定，必然有危險的。
汪：我們不怕危險，我們一定要照宗旨做去。
總理：我贊成。
汪：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盡心，我們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萬一先生有
什麼意外，我們同志定然要盡心調護她的安全，只是先生也要安慰她幾句。
還有先生的兒女，我們也已擬了一篇說話，因讀一遍。
16 陳旭麓等主編，王耿雄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25-326 頁以《與
汪精衛等的談話》為題收錄的這一談話記錄，與該書卷頭所付的照片版相比較的
話，日期的位置及若干的字句有些差異，因此根據照片版補訂。這一談話記錄的
出處是，趙慕儒《孫中山先生逝世之第八周年》（《中華月報》創刊號，1933 年
3 月）上的照片版。另，有關這一談話的發現經過，參校王耿雄《偉人相冊的盲點：
孫中山留影辨證》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版，第400-4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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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閉目點頭說：贊成。
汪：先生可否簽字。
總理：現在還用不著，等幾日以後，你拿來我簽字。
以上筆記者 汪精衛
證明者 孔祥熙17 宋子文 孫科 鄒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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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24 日的交談有記錄檔存在，當時得到在病房外聽到有
關情形的人士（即上引文件來說是鄒魯）的簽名後，當天晚上向政
治委員會進行了報告。這一情形實際上汪精衛在1926 年時也曾言
及過18。其原始記錄正是這篇檔。
那麼，從這篇文章中可以明白以下幾點。首先，在此記錄的孫
中山的話語，比如“政治的敵人軟化你們”等文句正是之後伴隨著
各種變化而傳播的一系列記錄的起源。第二，孫中山當日聽了朗讀
之後表示同意的遺囑有兩件，致同志遺囑（即《國事遺囑》）和致
宋慶齡等家屬的遺囑（即《家事遺囑》）。而這兩件是事前由汪精
衛等人準備好的。第三，當日特別重視《遺囑》簽名的汪精衛等人，
為了使事情的經過不至於以讓人生疑的形式存留下來，準備了記錄
孫中山簽名經過的檔。從這一檔的文體來看，當日的程式很可
能是：當時的孫中山如果能說出有條理、適合作遺言的話語－雖
然可能性不大―，就可以馬上記錄下來當作“遺囑”，如果不能
實現的話―這一可能性很大―，就請求他在已起草好的《遺囑》
案上簽名。向孫中山提出遺囑之事，就意味著向眼前的領袖宣告死
亡，實際上大家都難於說出口19。在提出遺囑之事以前希望孫中山
能自動說出類似遺言的話來，應該是汪精衛的真實心情。但是，正
17 《孫中山集外集》的編者把這個署名判讀為“孫婉”（孫中山的次女）是不正
確的。
18 注6 的汪精衛報告以及《我們怎樣實行三民主義》（《汪精衛集》第3 卷，光
明書局，1929 年版所收。據蔡德金、王升編《汪精衛生平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87 頁的記載，該文發表於1926 年4 月21 日）。
19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版，第4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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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這篇記錄所記載的，當日始終沒有聽到類似領袖遺言的話語，結
果汪精衛朗讀了事前準備好的《遺囑》案，徵求了孫中山的同意。
總之，這個檔的存在表明了，汪精衛等人預見了此後孫中山
遺囑所具有的高度權威性，同時為了在手續方面確保周全，以萬全
的姿態去面臨了這一場面。這一點是極為重要的。與此同時，汪精
衛對於由領袖口中說出的隻言片語具有的權威性是相當敏感的。對
于除了《遺囑》之外孫中山所說的類似遺言的話（例如2 月24 日
的這一交談，以及3 月11 日的《遺囑》簽名以後與宋慶齡及何香
凝的交談），汪精衛無論在何種場合都一再表明，這些談話“沒有
先生的簽字，故不能當作正式的遺囑”20。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
汪精衛非常嚴肅的態度。也就是說，汪精衛等人所認為的孫中山的
正式“遺言”就是要有正式的文體，由孫中山親自簽名，並且要由
參與這一經過的證明人簽名，這些條件都具備了才可以。從這些文
書的準備情況來看，無疑，汪精衛等人把2 月24 日設想為孫中山
應向《遺囑》簽名的日子。正因為如此，他們把2 月24 日這一日
期作為遺囑的形成日。
但是，這一天孫中山應有的簽名並未實現。這份談話記錄只是
記述了孫中山延緩了簽名，對於其原因並未作任何說明。這一點說
明瞭這一談話記錄的主要意圖在於記錄孫中山的話語，因此並未記
述這一經過的全部。根據汪精衛等人事後的說明，孫中山之所以沒
有當場簽名，是因為孫中山在口頭同意遺囑並要簽名時，在室外聽
到這一對話的宋慶齡哭了起來。孫中山對此很傷心，因此沒有簽名
21。汪精衛只好把兩封《遺囑》帶回，當晩把當日的經過報告給國
民党政治委員會22。
此後，大約半月之後的3 月10 日夜，孫中山的病情持續惡化，
很明顯死期臨近了。11 日的早晨，何香凝催促“現在不可不請先
生簽字了”，於是汪精衛便走向病室。這一次是何香凝、宋子文事
先得到宋慶齡的同意，汪精衛在何香凝的催促下拿著這兩封遺囑請
20 同注18。
21 同注14。
22 2 月24 日的邵元沖日記中有“晚至北京飯店政治委員會，商孫公遺命事”的記
載（前引《邵元沖日記》第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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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孫中山簽名。孫中山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在兩封遺囑上簽上“孫
文”，之後又接著以在場的9 人作為證明人同樣地簽了名23。據說，
當日下午，已處於晚期的孫中山還與宋慶齡及何香凝進行了談話，
並在已微弱的意識中發出“自由”“奮鬥”“救中國”等詞語。
二 《致蘇聯政府遺書》的形成過程
《致蘇聯政府遺書》（以下簡稱為《蘇聯遺書》），從其分量
及內容來看，與《國事遺囑》相比有著鮮明的方向性。即，把《國
事遺囑》中“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一段話，與這個遺書相
對照，很顯然這裡指的是蘇聯。並且也很容易明白，孫中山把繼續
與蘇聯進行長期合作援助關係作為遺命加給了國民黨。正因為如
此，且因為國民黨此後走的道路與遺書不同，對這一檔直到今天
還存在著不同的解釋。
這一解釋的不同無疑是大陸與臺灣史學家在解釋上的對立。簡
單地說，大陸的史學家認為，《蘇聯遺書》是孫中山口授或者根據
他的指示形成，並且由孫中山本人同意、簽名，所以把它看作是與
《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價值同等的著作。與此相反，臺灣的史
學家則不認為它是孫中山的著作。持後者立場的國民黨史的著述認
為，這封遺書沒有任何證明人的簽名；《國事遺囑》經過了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同意，而《蘇聯遺書》則沒有經過這些手續；這
封遺書沒有與《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同時公佈；並且從形式上
來看只是對蘇聯表示謝意和希望的普通書信等等。他們以這些為理
由強調它缺少作為“遺囑”的條件24。從這些見解來看，《蘇聯遺
書》不算是孫中山的著作。事實上，戰後臺灣編集、發行的《國父
23 有關遺囑簽名的時刻有很多說法，前引《國父年譜》為午正。其它說法參照前
引《孫中山年譜長編》第2130 頁。
24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2 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年版，第589-590 頁。歐美的多數研究者也對《蘇聯遺書》的權威性提出質疑。參
照C. Martin Wilbur,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24; 以及前引Ch'en,
The Left Wing Kuomintang--- A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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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一直到最新版（1989 年版）都沒有把《蘇聯遺書》收錄
進來。
1 《致蘇聯政府遺書》的出現和傳播
正如國民黨的史學家所說，《蘇聯遺書》的確沒有與《國事遺
囑》《家事遺囑》同時公開。在敘述該遺書的形成、簽名過程之前
要先看一下它的公開過程及當時對它的評價。
初次報導《蘇聯遺書》的是蘇聯的《真理報》（Правда）。3
月14 日，該報第1 版面報導了孫中山逝去的消息。第2 版面以引
用“北京12 日羅斯塔電”25的形式公佈了《蘇聯遺書》的俄語譯文
（標題為“孫逸仙遺命党與蘇聯協作工作 孫逸仙致蘇聯中央執行
委員會的遺言”〔Сун-Ят-сен Завещает партии работать в контакте с
СССР. Предсмерт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Сун-Ят-сена к ЦИК СССР.〕）。但
是，這只是有關孫中山逝世報導的一個，標題很小，只被當作一般
報導來對待。與此相對，第1 版面的孫中山的肖像畫的周圍很醒目
地安插的是俄語翻譯的《國事遺囑》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給
季諾維也夫同志、史達林同志的電文（3 月12 日）》26（兩件都發
自北京12 日羅斯塔電）。儘管都是給蘇聯領導人的書信，但國民
黨中執會的公電安排在第1 版顯著位置，而《蘇聯遺書》安排在第
2 版不太顯眼的位置。這說明，對於這一時期的莫斯科來說，比起
已死的孫中山，更重要的是國民黨這個組織。
在中國國內，孫中山寫有《蘇聯遺書》的消息是由《真理報》
兩天后以引用發自巴黎的路透社電的形式報導的。3 月16 日的《申
報》及《民國日報》等報導說:“據俄國消息，孫中山病中曾致蘇
聯執行會，謂彼已令國民黨維持對蘇聯永遠之交誼，俾自由強大統
一之中國，得以實現雲”。從對待資訊的方式來說，值得注目的是，
國民黨的《民國日報》只是轉載了路透社電的報導，並未對此加任
何評論。這種好像是報導他人之事的態度極其不自然。
25 羅斯塔（РОСТА）是蘇維埃俄國的國營通訊社，是塔斯社的前身。
26 中文翻譯見《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25-1927）》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3-4 頁。而這個檔也向來沒有被收進國民黨編輯、出版的黨史資料集中。
- 13 -
3 月17 日，羅斯塔北京分社（以及擔當其中文新聞的“華俄
通信社”）向中國國內發佈《蘇聯遺書》，18 日北京的英文日刊
《東方時報》（Far Eastern Times）登載了其英文版27，同一天的《順
天時報》登載了其漢譯版。於是，《蘇聯遺書》的全文才在中國國
內得以目睹。當時羅斯塔在發佈《蘇聯遺書》之際附加了以下說明：
“孫中山先生于逝世前一日（十一日）除補簽遺囑外，並召國民黨
中央委員，擬遺書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由中山親筆簽字”28。
中文版的《蘇聯遺書》後來不久便由上海的《時事新報》（3 月21
日）以及中共黨報《嚮導》（第108 期，3 月28 日出版）轉載，
廣泛地流傳開來29。
與國內的一般報刊相比，國民黨報刊的反應是極其遲鈍的。一
直到3 月31 日，《廣州民國日報》才把《蘇聯遺書》全文以題為
“孫中山先生遺事／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形式報導出來―
字句與《順天時報》及《時事新報》的報導相同。而上海的《民國
日報》始終沒有報導《蘇聯遺書》的全文。連日登載有關孫中山逝
世報導的國民黨報刊對《蘇聯遺書》持如此消極的態度，這是讓人
十分費解的。也就是說，在後世圍繞著《蘇聯遺書》的處理所引發
的爭執，實際上在報導的開始階段已經在國民黨內部萌芽了。
那麼，要說當時的國民黨對孫中山的《蘇聯遺書》採取了全面
默殺或者是接近於默殺的態度，事實也未必如此。例如，國民黨於
當年的5 月22 日在作為公開聲明發表的《時局宣言》中論及了《蘇
聯遺書》說：
至於現在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惟蘇聯始克當此稱……總理遺囑所指世
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證之總理臨終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書，皆可以灼
27《東方時報》（Far Eastern Times）刊載的英文版《蘇聯遺書》文本見於: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79-280.
28《俄方所傳之孫中山遺書 致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者》，《順天時報》1925 年3
月18 日。
29 大陸版的孫中山全集收錄的《蘇聯遺書》是以《嚮導》的登載版為底本（廣東
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合編《孫中山全集》第11 卷，中華書局，1986 年版，
第641-642 頁）。其字句與《順天時報》版以及《時事新報》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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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無疑30。（底線為引用者所加）
可知《時局宣言》明確斷言《蘇聯遺書》有補充《國事遺囑》
的內容。另一方面，與國民黨合作下的共産黨也積極地利用《蘇聯
遺書》的內容，批評國民黨極右分子31。總之，之所以圍繞著《蘇
聯遺書》的處理產生了如此大的分歧，暗示了這封文書在其生成的
時刻便被放在了“親蘇―容共”“反蘇―反共”的國民黨內部政治
路線對立的座標上。那麼，《蘇聯遺書》到底是經過什麼程式形成
的呢？
2 有關《致蘇聯政府遺書》形成過程的回憶錄
關於《蘇聯遺書》的形成過程，1926 年1 月在國民黨“二大”
上汪精衛進行了說明，這可謂孫中山逝世後的正式見解。汪的說明
如下：
〔3 月11 日〕兩張遺囑都這樣簽完了之後，另外還有英文秘書陳友仁同志
起草致蘇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讀了一遍，先生聽過後，再用英文
簽字。以上都〔是〕十一日早上先生把遺囑遺書簽字的情形32。
前一節談到了有關羅斯塔社發佈《蘇聯遺書》時附帶的說明。
這一說明介紹了孫中山於11 日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擬訂了《蘇
聯遺書》並親自簽了名。從這些說明來看，《蘇聯遺書》是孫中山
在3 月11 日才提出的（或者說是形成的），它的形成過程不同於
《國事遺囑》及《家事遺囑》。正如前面所論述，後來國民黨有關
人士根據這一點主張說，《蘇聯遺書》在匆促之間提出，不屬於孫
中山的著作，至少不能與《國事遺囑》和《家事遺囑》相提並論。
但是後來，參加當時遺囑簽名的有關人員回憶說，《蘇聯遺書》
30《會議史料》上，第108 頁。
31 羅敬（趙世炎）《中山去世之前後（北京通信3 月20 日）》《嚮導》第108 期，
1925 年3 月28 日；實庵（陳獨秀）《帝國主義下的難民與蘇俄》《嚮導》第109
期，1925 年4 月5 日。
32 注6 的汪精衛報告。注14 中提到的別的報導中，①只簡潔地提到“致蘇俄函也
於是日〔3 月11 日〕始簽名”；②沒有言及《蘇聯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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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它兩封遺囑一樣，已經於2 月24 日準備就緒，孫中山對此也
表示了同意。筆者認為《蘇聯遺書》不同於《國事遺囑》及《家事
遺囑》，是分別形成的。要證明這一點，首先需要探討一下被稱為
《蘇聯遺書》“事前準備說”―中國大陸的史學家大多採用這一
說法―的證言的真偽。
對《蘇聯遺書》“事前準備說”進行了最明確證實的是何香凝。
她在《我的回憶》中說道：
到［2 月］24 日，遺囑已經全寫好了。預備的遺囑共有三個，一個是國民黨
開會常念的那個，由孫先生口說，汪精衛在旁筆記的……還有一個是寫給蘇
聯政府的，由孫先生用英文說出,由鮑羅廷、陳友仁、宋子文、孫科筆記的33。
也就是說，何香凝不僅證明《蘇聯遺書》是與《國事遺囑》同
時準備的，還證明它是根據孫中山自身的口授筆記下來的。
要指正何香凝的這一證言不成立也並不困難。第一，前面介紹
的2 月24 日的孫中山談話記錄與何香凝的回憶完全不一致。如前
面所述，2 月24 日的談話記錄中只有關於《國事遺囑》和《家事
遺囑》的記述，根本沒有提及《蘇聯遺書》。第二，在孫中山剛逝
世不久，關於孫中山的遺言何香凝本人敘述說：“先生病篤時，汪
精衛、宋子文、孫哲生與餘環問有何遺言，先生乃以兩項遺囑授吾
等”34。即，她當初並沒有把《蘇聯遺書》算入孫中山的遺書。實
際上，何香凝在1961 年發表《我的回憶》以前，也寫過類似的回
憶錄。回溯一下其版本，可以發現，她開始言及《蘇聯遺書》的形
成是在1937 年前後35，以後有關《蘇聯遺書》的敘述越來越詳細。
很自然地可以看出，她的關於《蘇聯遺書》的記述，是根據當
時的政治情況、國際情況的變化（即抗日戰爭的爆發和第二次國共
33 何香凝《我的回憶（1961 年）》，《雙清文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5 年
版，第943 頁。根據何香凝文章的文脈，遺囑形成的日期是1 月24 日，“1 月”
應該是“2 月”的誤寫。
34 何香凝《在上海國民黨本部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上的演說（1925 年4 月13 日）》，
前引《雙清文集》，下冊，第9 頁。
35 前引《雙清文集》下冊收錄的《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二周年淒然談往事》、《自
傳初稿》。這兩篇自傳的寫作時間，文集的編者認為是1937 年，但後者中有“汪
逆〔汪精衛〕後來背叛”的記述，不應該是1937 年當時的執筆。
- 16 -
合作的成立，以及中蘇關係的改善）而變化。附帶一句，她在《我
的回憶》中說，汪精衛在筆記時把孫中山口授的《國事遺囑》的原
文擅自改為曖昧的表現，孫中山在2 月24 日說出的“敵人軟化你
們”等詞句，實際上是預見了後來汪精衛的墮落而敘述的。如果這
段記述屬實的話，問題非常嚴重。但是，從2 月24 日孫中山的談
話記錄的文句，以及這一記錄本身暗示的遺囑形成程式的嚴密性來
看，不可能有汪精衛的刪改。對汪精衛的貶低暗示出的只是這一系
列回憶的執筆時期應該是在抗日戰爭中期以後36。
關於何香凝回憶的這種偏向性，我們能夠從她的左派政治立場
上給予一定的說明。實際上，和她的立場相反的國民黨要人也和她
一樣啟示《蘇聯遺書》是和《國事遺囑》同時形成的。右派重要人
物鄒魯和張繼即是一例。
鄒魯和何香凝一樣是親臨孫中山《遺囑》現場的證人。他作為
國民黨准公認黨史，即《中國國民黨史稿》的編著者而知名。來看
一下該書有關孫中山遺囑部分（有關2 月24 日）的介紹：
汪乃念預備遺囑全文。總理表示滿意曰“我很贊成”。繼念致蘇俄書及家屬
遺囑全文。總理複曰“我也很贊成”。汪請總理簽字，總理屬取筆來，正待
簽字，忽見夫人哭泣，乃曰“過幾天再看罷” 37。（底線為引用者所加）
也就是說，他也承認在2 月24 日這一天三個文件已準備好並
已得到孫中山的同意。並且，該書不僅收錄了《國事遺囑》和《家
事遺囑》，連引起爭論的《蘇聯遺書》的全文也收錄了進來38。從
國民黨，尤其是被稱為右派的立場上來看，這種處理方式的確很奇
怪。但這一記述是孫中山臨終之際在場的國民黨要員的證言，必須
要尊重。實際上，《蘇聯遺書》“事前準備說”都很大程度上依據
了鄒魯的這一記述。
但是，先行研究都沒有注意到，在1929 年《中國國民黨史稿》
36 孫中山的“軟化”等言辭是預見了後來汪精衛的墮落這一解釋，出自鄒魯1944
年發表的《回顧錄》（現在收于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7 輯665，第
163 頁）。何香凝可能是借用了這一回憶錄的思想並加以敷衍。
37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版，第425 頁。
38《中國國民黨史稿》收錄的《致蘇聯遺書》的字句與注29 引用的《嚮導》版完
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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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發行之際，上述一段中用下線標出的一句並不存在39。當然，
初版也沒有收錄《蘇聯遺書》。《中國國民黨史稿》自1929 年的
初版以來，每次改版都會有增補，從1938 年版以後才開始插入了
下線的部分（同時也收錄《蘇聯遺書》）。順帶一句，各種孫中山
文集對《蘇聯遺書》的處理也有一個奇怪的過程。即1920 年代後
半期編纂的《中山全書》等孫中山的文集大體上都把《蘇聯遺書》
作為“最後一封書”收錄進來，但自從1930 年胡漢民編的《總理
全集》發行以後，《蘇聯遺書》便不再被收錄。這說明，1929 年
的中東鐵路事件引發了中蘇斷交，這一結果使國民黨很難處理這封
把蘇聯視為友邦的《蘇聯遺書》。
從這一點來看，鄒魯之所以到了1938 年才插入了下線部分並
且又把《蘇聯遺書》收錄進來，也可以這樣解釋：一方面與何香凝
一樣是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促使中蘇關係改善，另一方面借此改版
的機會把已經在各類孫中山文集中收錄過的《蘇聯遺書》寫入黨史。
在這樣的情況下，最簡便的修正方法是在記2 月24 日的一段中插
入下線的一句。本來，初版《中國國民黨史稿》有關遺囑簽名（1925
年3 月11 日）的記述與有關2 月24 日的記述相比，極其簡單。孫
中山反正是最後簽名的，那麼把有關《蘇聯遺書》的記述插入有關
2 月24 日的記述中，就可以不必太大改變《史稿》的段落結構。
這恐怕是1938 年版修正的實際情況。因此，《蘇聯遺書》出現在
有關2 月24 日的一段記述中未必是依據了史實。
暗示2 月24 日之前《蘇聯遺書》已經形成的另一證言是張繼
的日記（1942 年6 月27 日）：
〔遺囑〕原稿乃稚暉起草後，再三商榷修改，乃成為今文。兆銘亦改修者之
一，並非如黨史紀要所雲“於是汪兆銘等聲請總理預備對同志之遺言，由兆
銘筆記”。亟應更正。致蘇聯書，乃鮑洛亭等之意，陳友仁起草。遺囑起草
後，曾請總理閱，總理首肯，因宋慶齡在旁哭，初未簽字，後乃與40。
39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民智書局，1929 年10 月出版，第405 頁。
40 《日記（1942 年6 月27 日）》，《張溥泉先生全集》中央文物供應社，1951
年版，第325 頁。日記中《黨史紀要》指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39 年1 月
編印《中國國民黨黨史紀要》第1 輯，原文戴第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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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張繼出席某一會合之日記下的日記。那日的會合上《遺囑》
的製作過程似乎成了話題，張繼就把自己所知道的記了下來。從日
記的這一節來看似乎也能看出《蘇聯遺書》是和《遺囑》同一時期
形成的，但再仔細研讀就不難發現，這一節的重點還是在於《遺囑》
是孫中山口授，還是眾人起草。就這樣，張繼的日記雖然在《蘇聯
遺書》起草者上給了我們一個線索，但並沒有明示《蘇聯遺書》就
是在2 月24 日形成，又沒有說明孫中山也象同意其他遺囑一樣承
認了《蘇聯遺書》。
本來，孫中山一系列的遺書公開後，在國民黨有關人員之間引
起最大爭議的並不是《蘇聯遺書》的正當性，而是《國事遺囑》是
否正確地反映了孫中山的意圖，即是否是口授的，並且在其形成和
簽名期間是否有捏造和篡改。張繼在日記中提出質疑的也正是這一
點。從日記的記述中我們不能得出《蘇聯遺書》就是根據與遺囑同
樣的步驟形成的這一結論。
以上探討了何香凝、鄒魯、張繼的三個回憶。再返回去看一下，
有關孫中山承認《國事遺囑》《家事遺囑》的2 月24 日的情況有
前述的談話記錄，但其中並沒有言及《蘇聯遺書》。因此可以認為
《蘇聯遺書》與其他兩個遺囑不同，是通過別的程式形成的。印證
這一事實的是現存於莫斯科的《蘇聯遺書》的原件。
3 《致蘇聯政府遺書》的原件
最能明示孫中山《蘇聯遺書》的形成、簽名經過的無疑是該文
件的原件。實際上，以往的《遺囑》研究探討的《蘇聯遺書》都是
刊登在報刊上的英文以及俄譯文、漢譯文，用英文起草並由孫中山
親筆簽字的這一原件實際上並沒有人探討。不承認《蘇聯遺書》的
正當性的人對此引以為幸，甚至說：“孫先生並未在上面簽字，中
國國民黨也沒有承認這是孫先生的遺書。至於其內容如何，概未預
聞。……在國民黨方面，則連它的存在都是予以否定的”41。也就
是完全把它看作是捏造文書。
41 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譯《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80 年之證言》第6 冊，
中央日報社，1976 年版，第32 頁。
- 19 -
實際上《蘇聯遺書》的原件還現存著，並保管在俄國國立社會
政治史檔案館（簡稱РГАСПИ）。全文如下：〔打字稿，原件全部
為大寫字母列印。黑體字部分為鋼筆手寫體〕42
------------------------------------
Peking. China.
To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My dear Comrades,
As I lie here, with a malady that is beyond men's skill, my thoughts turn to you
and to the future of my party and my country.
You are the head of a Union of free republics which is the real heritage that the
immortal Lenin has left to the world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Through this heritage,
the victims of imperialism are destined to secure their freedom and deliverance from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hose foundations lie in ancient slaveries and wars and injustices.
I am leaving behind me a party which I had hoped would be associated with you
in the historic work of completely liberating China and other exploited countries from
this imperialist system. Fate decrees that I must leave the task unfinished and pass it on
to those who, by remaining true to the principles and teachings of the Party, will
constitute my real followers.
I have therefore enjoined the Kuomintang to carry on 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order that China may be freed from the semi-colonial status
which imperialism imposed upon her. To this end I have charged the party to keep in
constant touch with you; and I look with confidence to the continuance of the support
that your Government has heretofore extended to my party.
In bidding farewell to you, dear comrades, I wish to express the fervent hope that
the day may soon dawn when the U.S.S.R. will greet, as a friend and ally, a strong and
independent China and that the two allies may together advance to victory in the great
42 РГАСПИ, ф.514, оп.1, д.125, л.13-14。這個原件的照片見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
國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版）的扉頁。非常感謝李玉貞教授給
筆者提供這個原件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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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ggl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oppressed peoples of the world.
With fraternal greetings.
Sun Yat-sen
Signed on March 11th, 1925 in the presence of:
Tse Ven Soong 宋子文
Wang Ching Wei 汪精衛
何香凝
Sun Fo 孫科
Tai En Sai 戴恩賽
Tsou Lo 鄒魯
Hsiang Hsi K’ung 孔庸之
-----------------------------------------
從這一原件中我們可以得到很多資訊。首先，其字句內容與《東
方時報》（Far Eastern Times）登載的英文版的字句大體上一致。
如前面所述，《東方時報》登載的《蘇聯遺書》是羅斯塔社發佈的
新聞稿，由此可知，羅斯塔北京分社是忠實地給各家報社提供了《蘇
聯遺書》的原文43。比較一下原本和中文翻譯（《順天時報》及《向
導》上登載的）可以知道，中文翻譯是極其忠實原文的。可以說，
在孫中山逝世後不久，中國國內正確報導了這一檔的內容。
比內容更重要的是原件的形式，我們可以注意到兩個重要事
項。其一，這一原件確有可以看作是孫中山親筆的簽字，其二，可
以確認孫中山《遺囑》的筆記者、證明者等10 人中，有7 人作為
證明者簽名。這一事實不僅說明了《蘇聯遺書》最後得到了孫中山
的同意，即意味著在形式上具備作為孫中山著述的條件，也意味著
國民黨領導們也認為這是孫中山的遺言。本文上一節提到，原件簽
43 當時幾家報社報導的英文版《蘇聯遺書》有幾種版本。例如，共產國際的刊物
《共產國際通訊》（英文版，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 vol.5, no.20, March
19, 1925）登載的英文版《蘇聯遺書》，是由《真理報》登載的俄文版回譯成英文
的文章，與原文書用字有所不同。還有1925 年5 月24 日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以“Reds Quote Sun Yat Sen in Far East”為題登載的《蘇聯遺書》，對原文
的措辭進行了一些修改。
- 21 -
名的鄒魯在自著《中國國民黨史稿》改訂之際收錄了《蘇聯遺書》。
作為檔的簽名者之一，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責任。這樣，“孫先
生並未在上面簽字，中國國民黨也沒有承認這是孫先生的遺書”等
史學家的主張，在這一原件面前就成為空話。筆者認為，《蘇聯遺
書》也應收入孫中山的文集編撰中。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蘇聯遺書》是經過了與其他兩個遺囑相
同的程式而形成的。從原件的形式上我們也可以領會到另一個重要
事項。即這一檔的形式明顯地與其他兩封《遺囑》不同。也就是
說，《國事遺囑》和《家事遺囑》反映了其形成的經過，帶有2 月
24 日的形成日期和3 月11 日的簽名日期這兩個日期。但《蘇聯遺
書》的原件只寫有“1925 年3 月11 日，經以下的人在場見證，簽
了名”。如前所述，羅斯塔北京分社在發佈《蘇聯遺書》之際說明，
這是孫中山於11 日召集國民黨中央委員擬訂並親自簽名的。親自
簽名這一點雖好，但意識微弱的孫中山當日主持了《蘇聯遺書》（打
字稿）的形成，從常識上來看是不可能的。《蘇聯遺書》並不是與
《國事遺囑》《家事遺囑》一起形成的檔，而是在孫中山將近臨
終的時候，有人感到需要有這種檔，當孫中山在《遺囑》上簽名
之際（或者緊接簽名之後）當場提出的。從文件的形式上來看，筆
者認為可以這樣做出結論。
那麼，可以稱為隨機應變的這一謀略是由誰來策劃的呢？根據
過去的回憶錄等，與《蘇聯遺書》有關的人員（起草者）是汪精衛、
陳友仁、鮑羅廷。他們都感覺到《國事遺囑》中的“聯合世界上以
平等待我之民族”一句是在與蘇聯聯合的繼續、強化這一方向上固
定下來的關鍵舉措―即便是玩弄某種程度上的策略―很必要。
那麼，他們為什麼如此急切呢？很自然可以想到是擔心黨內右派勢
力根深蒂固的存在及黨的分裂傾向。特別是1925 年3 月初以來馮
自由、鄧家彥等人在北京進行的反共反蘇活動非常活躍，這讓當時
的國民黨領導人異常擔心。據邵元沖日記介紹，為了對付馮自由在
北京發起的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北京的國民黨執行部3 月9 日、10
日連續兩天進行了協商44。為了抑制反共反蘇的騷動，進一步說是
44 前引《邵元沖日記》第127 頁。3 月10 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聲明，國民黨同志俱樂部與國民黨毫無關係。結果，3 月27 日馮自由被國民黨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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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事先防止黨的分裂，很有必要有一份孫中山筆跡的證明。後來
被劃為“右派”的鄒魯作為證明人在《蘇聯遺書》上簽名的事實說
明瞭，《蘇聯遺書》製作的其中一個意圖是為了避免黨的分裂，也
表明了不僅汪精衛、陳友仁、鮑羅廷等“左派”人士，國民黨首腦
也對製作這一種檔大體意見一致45。
如果說《蘇聯遺書》對內的意圖是為了用孫中山遺命這一形式
抑制黨的分裂傾向，對外的意圖則是對友邦蘇聯表明，積極實行聯
俄路線的推進者才是孫中山的真正的繼承者。從這一意義上講，我
們應該把《蘇聯遺書》和孫中山逝世當日（3 月12 日）以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發給季諾維也夫、史達林的電報46聯繫起來理
解。這封電報強調了，作為孫中山繼承者的國民黨黨員必須要與信
守列寧主義的蘇聯領導聯合，朝著解放被壓迫民族的目標邁進。它
的內容相當於對《蘇聯遺書》的答辭。這一檔既然是以黨中央執
行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的，那麼處於該委員會首位的汪精衛應該同意
了這一策劃，進一步可以認為，負責孫中山遺囑製作全盤工作的汪
精衛，在《蘇聯遺書》的製作上也是站在明確表明繼承孫中山路線
的立場上來進行的。正如很多當事者所指出的，支持這一點的無疑
是鮑羅廷（以及兼任其翻譯的陳友仁）47。
除（《國民黨開除馮自由等黨籍經過》，《民國日報》1925 年4 月15 日）。
45 前引《國父年譜》中敘述說，由於《蘇聯遺書》在手續上有不備之處，“當時
黨內同志認為未當，異議甚多，遂成爭論”（第1299 頁），但沒有列出具體的事
例。《蘇聯遺書》的權威性公開受到質疑好象是在戰後冷戰體制形成以後。在此
之前，例如在前出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以及張繼的日記中也看不到對這個文
件的正當性表示懷疑的言辭。
46 見注26。
47 在有關人員的證言中舉出了鮑羅廷（或者陳友仁）的名字的，有汪精衛（見注6）、
張繼（見注40）、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 冊，明報月刊出版社，1971 年版，
第393 頁）。後來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黨員中也有人說，孫中山的《遺囑》
和《蘇聯遺書》都是中共黨員起草的（王若飛《關於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1943
年）》，《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1 期）。
小結
國民黨方面之所以對《蘇聯遺書》的公佈不太積極，可以認為
有以下幾個理由。其一是形式的理由，即本來是寫給他國領導者的
書信。其二是政治理由。因為《蘇聯遺書》帶有極濃的左派色彩，
或者說極強的親蘇色彩，其公佈受到了對這一路線持不同意見的右
派的制約。這兩個理由，從這封文書的性質來看都是妥當的。若再
添加一個理由的話，就是《蘇聯遺書》在製作程式上帶有某種玩弄
權術的色彩―因此《蘇聯遺書》的存在當初只有黨內極少數人知
道48―與這一點也不是沒有關係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當時
的國民黨中，《國事遺囑》比《蘇聯遺書》具有更大的意義，因此
其製作、公開的程式比《蘇聯遺書》更為慎重。即便如此，公開後
馬上受到猜疑，出現了指責其手續不備的“捏造說”和“改篡說”
49。
當時國共兩黨以及國民黨內部圍繞著政治路線的繼承進行了
激烈的主導權的爭奪。並且，在後世圍繞著中國革命正統繼承者的
問題也引發了關於孫中山形象問題的激烈爭論。與國共合作時期的
很多事件一樣，孫中山的死以及他的遺書也是與當時以及後世國共
兩黨的爭奪緊密結合的一個高度的政治事件。
48 中共3 月15 日向國民黨發出的弔唁公文中只言及了《國事遺囑》，關於《蘇聯
遺書》及其存在沒有言及（《中國共產黨致唁中國國民黨（3 月15 日）》《嚮導》
第107 期，1925 年3 月），這表明當初《蘇聯遺書》只為國民黨內部極少數人所
知。
49 汪精衛等國民黨首腦預見了孫中山的話語對將來具有的意義，並盡最大的努力
提高其權威性。但是，他們把領袖的話語作為一成不變的“遺教”來維護，這種
護教的姿勢相反地導致了頑固的《遺囑》“捏造說”和“改篡說”的出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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