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patrick1111181 於 2013-1-13 22:39 編輯
日本人柔順與施暴的雙重性格
美國學者魯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與刀》一書中寫道：“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異和獨特的民族，他們既是順和溫良、彬彬有禮的，又是崇尚武力、堅忍不拔和具有爆發力的民族；他們一手捧着柔美秀麗的菊花，一手提着鋒利的刀劍，總是神情緊張地聳立在地球之顛。”
▲《菊花與刀》
日本是一個民族構成比較單一的國家。全國人口大約1.2億，居世界第七位，除了約2萬阿伊努族人外，其余99%以上都是大和民族。如此單一的民族構成，確實是非常罕見。民族構成的單一性，在客觀上加強了日本文化的同質性和作為一個單一大家庭的日本集體主義意識。
日本不僅沒有天然資源的恩賜，而且沒有燦爛的文化根底。但是，近代日本人依靠其強悍的民族意識，在自卑與自大的情愫中徘徊、掙扎，奮力前行。
▲掙扎
狹小的國土、匱乏的資源、頻繁的災害鑄就了日本人對民族、國家的使命感。
每一個日本人從小就牢牢樹立了民族、國家的觀念。在日本人看來自己似乎不是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來到這個世界上的，而是作為日本人、作為大和民族的一分子來到這個世界上的。留學美國密執安大學的一位日本青年，僅僅因為沒有獲得優勝奬，就遙對富士山，縱身於太平洋的波濤洶湧之中。日本人的這種民族情緒，同時也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意識和掠奪性，以走出本土、擴張掠奪別國領土以彌補本國領土的狹小和資源的不足。
1. 等級與服從
在日本人心裏，人從來是不平等的。日本人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相互接觸中都必須表示出雙方社會地位的性質和程度。任何兩個陌生人碰面，首先要迅速確定彼此間相對的地位高下，用日語來說，就是“目上”還是“目下”(即應往上看還是往下看)，然後決定用什麼方式說話。每當一個日本人向另一個日本人講“吃”或“坐”時，都必須按對方與自己親疏程度、地位尊卑使用不同的詞彙。“你”這個詞就有幾個不同的說法，在不同的場合必須用不同的“你”；動詞也有不同的詞根。概而言之，日本語像許多其他太平洋上的語言一樣有“敬語”和“謙語”，這是每一個學習日本語的人必須掌握的語言藝術──因為這種語言的藝術在無形中強化着日本人對等級觀念的認同感。
除了語言之外，日本人還通過肢体動作表達對彼此地位高下的認同──所有這些動作都有詳細的規矩和慣例。例如，地位較低者面對地位較高者時，除了必須使用“敬語”之外，還必須伴有適當的鞠躬和跪拜──不僅要懂得向誰鞠躬，而且必須懂得鞠躬的程度。鞠躬的方式很多，從跪在地上、雙手伏地、額觸手背的最高跪拜禮，直到簡單地動動肩、點點頭。對某一個人來講是十分適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關係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會被認為是一種無禮。
▲日本現代的鞠躬方法
每一個日本人都必須學習在哪種場合該行哪種禮，而且從孩提時期起就得在家裏學習禮儀並細緻地觀察禮儀。母親背着嬰兒時就應當用手按下嬰兒的頭、教嬰兒懂禮節；幼兒搖搖晃晃會走時，要學的第一課就是學習尊敬父兄；妻子要給丈夫鞠躬，孩子要給父親鞠躬，弟弟要給哥哥鞠躬，女孩子則不論年齡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並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承認對方有權干預己方的事務、受禮的一方也承認要承擔與其地位相應的某種責任”。
在上千年的歷史中，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裡。無論是在家庭生活中還是在社會交往中，每個人都必須依照年齡、輩分、性別、階層決定着自己適當的行為。一旦有人逾越被劃分得十分周詳的等級體系，無論是上層貴族還是下層平民，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罸。只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地生活在等級關係中，日本人才會由衷地感到安全和踏實。
在由日本人組成的所有組織中都極其講究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際關係都被簡單地還原成“上級”與“下級”這種單一的軍階式的關係──上級對下級擁有絶對的權力、下級對上級只有義務。日本人從小便懂得：生活中的大多數事情皆由上級決定，必須小心謹慎地按上級的旨意行事，必須始終權衡自己的行為是否在紀律的允許之內。
▲傀儡一般的社會
無論日本如何堅持不懈地從外部輸入文化，其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始終未曾被動搖過。盡管日本近百年來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但是其本質依然是一個等級社會。尊卑貴賤的社會等級世界觀是日本文明的支柱，並被賦予了“神性”，否定這套等級觀念意味着對日本文明本身的否定。因此日本人從來沒有設想過放棄等級體系的價值觀，他們習慣了按照“尊卑、貴賤、上下、長幼”這樣的“天道”來安排自己的生活、組成日本社會。“以天皇為中心的等級式道義社會，以層層的恩義為磚石，維持其穩定與和諧。每個日本人都不再是單獨的個人，他是這個恩義大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鄰近的人也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恩義宇宙。每個人都要明白自己在這個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
2. 同質化與集體無意識
日本人十分強調個人與集團的“一體化”，即在一個封閉的範圍內，通過鼓勵成員的全身心投入營造出一種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歸屬感，從而強化集團的作用。這是日本被貼上諸如“集團動物”、“團隊精神”、“不事二主”、“從一而終”標籤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人的這種集團主義和服從意識使日本社會高度同質化，並由此派生出日本社會的獨特性。
▲團結是日本的核心價值
在中國社會中，血緣的凝聚力是構成社會組織結構的核心。而在日本，地緣的凝聚力則在構建社會組織機構中居於主導。由於近代之前的日本社會缺失姓氏制度，使其難以建立起依托姓氏的宗族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對地方權力長官的效忠。這種制度在現代日本社會則演化成為對利益集團的效忠，這是日本集團主義的歷史淵源。集團主義長期以來被公認為日本社會最為明顯的文化特徵。它指的是一個集團的全體成員在感情上相互依賴，在行動上休戚與共的社會價值和行為模式。集團主義的價值觀強調：當個人在處理與集體(小至家庭、大至國家)之間的關係時，個人應當多以集團的整體利益為出發點，避免因為個人的喜好而傷害到整體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協調、滅私奉公。因此，在這樣一種“集團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價值觀引導下，個人與集體之間雖然也強調“以和為貴”，但是如果個人的言行與集體定下的規範不符，就可能成為被人指責和孤立的對象。任何與“違規者”相關的親朋好友，乃至於其所屬的集團，也將會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會壓力。
▲生活在日本必須被束縛
正是這樣一種社會價值觀的長期作用培養了日本人強烈的集團歸屬意識──人們時時意識到自己屬於集團的一員、個人應該屬於集團、集團成員由一種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聯繫在一起，因此以集團為本位的日本社會從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獨立人格之個體的存在。日本人有着怕被排除在集團之外的“先天”憂慮，因此並不過分堅持自己的主張，而是盡可能地和周圍的人步調一致，即使有意見分歧也願意圓滿解決。作為“集團本位”之社會心理的無意識表現，日本人在被徵求意見時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反問：“大家是怎麼說的？”日本人不願意固執己見、突出自己，更喜歡贊同大家的意見從而達到統一的目的。正是由於這種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別人對自己行為的評價。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絶，特別是在大庭廣衆面前時，會感到一種恥辱。
思維方式決定着行為方式。日本人“與衆不同”的思維方式決定了他們“與衆不同”的行為方式。日本人與中國人最大的不同莫過於喜歡合群和重視集團的共同行動。一千多年以來，日本社會一直以集團為中心，因此形成了許多不用言傳、只用某一動作即能互相理解的表達方法，某些想法甚至需要在不言自明的沉默中傳遞。只有能夠做到相互間心領神會的才是自己人，反之視為外人，並以“客”待之。一個形象的說法是：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魚，秩序井然地朝着一個方向游動；如果有一塊石子投入水中，攪亂了這個隊列，它們就會轉變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無論怎樣變化，它們始終保持隊列整齊、成群游動。
分析日本國民性形成原因的一個合適方法是從考察日本的家族制度入手。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作為日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培養國民的國家觀念、形成民族團結方面産生過巨大的威力。在日本傳統家族制度建立之後，几乎難以找出足以導致改朝換代的爭鬥，更少有能夠改變歷史進程的內部不同派別的殊死拼殺。因此，盡管日本是個“開化”甚遲的國家，但是較強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減少了“內耗”、得以實現社會經濟相對穩定的發展，從而做到“後來居上”。而一旦國家與民族受到外來威脅(如元朝曾對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關)或需要一致對外(近代以來發動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時，全體國民就表現出高度的團結與統一，自覺作出獻身式的奉獻。
集團主義發展的最終歸宿是所謂“忠君愛國”，就是在“國家至上”的信念引導下，抑制和放棄自我、無條件地服從天皇和國家。在近代日本發動的一系列對外戰爭中，集團主義的變種──剝奪自我、抹殺人性的軍國主義被作為軍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無數愚昧、狂熱的軍人。在狂熱代替了理性的時代，許多人抱着“作為皇國民應生死一貫扶翼無窮之皇運”、“七生報國、一死心堅”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萬歲”的口號而喪命戰場。
▲自殺部隊「神風特攻隊」
回顧日本的近現代史，集團主義的價值觀在日本處於危難之際的確曾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日本能夠在短短30年間躋身成為世界列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這一價值已經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為日本社會每一成員的內在行為規範。
3. 神國與神之子
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神道教的教義認為：日本的國土、日本的民族、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創造的，天皇被視為不可侵犯的神，皇室成員被稱為“雲上人”，只有這個家族的人才能繼承皇位。日本從來沒有接受過“世俗化皇帝”的觀念，因此，在中國經常發生的改朝換代在日本卻一次也沒發生過。
▲天照大神
神道教宣稱，日本為神造之國，即為“神國”，其他國家則是神創造日本時濺出的泡沫凝聚而成。這種“神國”觀念使日本人産生一種荒誕的“集體意識”：認為他們自己在世界上有着絶對優越地位，他們負有統治世界的神聖使命。正是日本人作為“神的子民”的優越感和島國國民所特有的封閉性，使他們産生了排斥他者的“集體意識”。在這種“集體意識”支配下，日本人會對陌生人做一些他們彼此之間從來不做的事，他們會在外國干一些在日本國內從來不幹的事情。
從明治時期起，日本政府進一步將神道教提升為國家宗教，以崇拜天皇為中心、以“盡忠報國”為主要教義。
4.日本的雄心壯志
19世紀中葉形成的日本中心主義繼承了“皇道史觀”思想，進而提出“八肱一宇”觀點：世界是由八條大繩子緊密連在一起的，最終歸結到一個中心點，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着偉大的天皇之軍來撫育、教化和征服萬國，地球將被日本統一”。用這種架構所延伸出的天下觀，便是以天皇為軸心所進行的“八肱一宇”規划過程：越早歸服於日本的，權力越大；權力也與文明形成正比，屬於軸心的日本，文化程度最高。這裏我們可以嗅出一個相似的元素：中華文化的“華夷秩序”觀。
▲侵略中國的日本軍
這種“八肱一宇”的天下觀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級制觀念的邏輯延伸。在日本人看來，一個完美的社會就是一個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會，無論是國際秩序還是國內秩序莫不如此。國際上按種族的優劣來排列，國內按人的優劣來排列，最優秀和最完美的種族和個人就是最高的統治者，要由他們來負責秩序的安排和管理。日本人進而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絶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就不會結束；一個處於無政府狀態的世界由於缺少秩序而不完美，因此日本必須為在世界範圍內建立等級秩序而戰鬥。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自近代以來的一系列富國強兵改革正是以“將這一等級秩序觀念從國內投射到國際”為其源動力。
日本人是一個絶對臣服於實力的民族，對內他們臣服於來自上級的一切命令，在外他們臣服於強大的民族或者各種團體。在他們的眼中只有實力才可以讓他們臣服。
5. 目的高於道義
日本人是善於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歷史上每一次大規模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都是形成本民族文化模式的過程：古代日本虔誠地吸收唐風文化，然後轉化為本民族的和風文化；明治維新後勵精圖治，積極吸收歐洲文化，使本國成為唯一在東方發展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日本文化是通過吸收、選擇外來文化，並融合本民族文化傳統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吸收、選擇、融合，三者缺一不可。在這個過程中，貫穿了日本人強烈的務實精神。
▲遣唐使相關書籍
日本人的務實精神有其歷史淵源。在傳統社會裡，日本人重家族而輕血緣的態度打破了家族血緣關係的封閉性，使人們可以依據品德和才能標準選擇家業繼承人。異姓的養子、婿養子在改變了姓氏之後，就可以進入家庭、繼承家業，是否具有血緣關係並不重要。反之，如果沒有繼承和管理家業的能力和良好的資質，即使親生兒子也可能被剝奪家業繼承權。這種所謂“暖簾重於家業”的態度正是日本人實用主義價值觀的具體體現。
然而，日本人的實用主義價值觀也産生了極其明顯的負面效應：日本的統治者始終未能學會運用普遍的道德原理去培養有道德素質的人民，他們關心的始終是怎樣馴服被統治者。即使是深刻影響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神道教，除了一些用於祭祀的東拼西湊的巫術之外，並無任何規範性的教義或道德信條。抱着實用主義態度看待世界的日本人，不承認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級、統治者的命令這類世俗價值之外還有一個獨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
普遍性原理缺失的結果是：使日本人養成了一種罕見的察言觀色的能力。一旦情況有變，日本人馬上會如變色龍般調整自己。無論處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覺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後，他們便付諸行動。無論情況如何，也無論目的如何，日本人都會唯力是從，對他們來講，力即正義。
▲有如變色龍般的快速適應
這種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可以邏輯地解釋：為什麼“為了現實的利益可以迅速放棄原有主張”，這種在其他民族看來是缺少誠信的行為，被日本人視為“務實”；為什麼日本人在相互的交往中急於了解的不是對方所遵循的原則，而是對方的實力和利益底線；為什麼日本人更多地依靠“表面的現象”，如對方的國籍等來判斷對方的價值和決定自己的態度。
6. 武士道精神
日本傳統文化中有崇尚凶猛、神秘的一面，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日本有句諺語“花數櫻花，人數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會受到的普遍尊崇。
▲武士是日本人的驕傲
武士精神對日本國民性的影響至深至遠。11世紀前後以殺伐為職業的武士階層崛起於日本社會，成為以後近千年中最為活躍的社會階層。江戶時代武士文化吸收朱子學的名分觀念，倡導與發展了“得主盡忠、交友守信”，“盡忠孝，常住死”的倫理觀，形成為武士道。武士道從倫理關係上加固了武士階層，同時具有了獨特明確的思想特徵，它使得武士在嗜殺尚武的同時又講求忠孝信義，舉止儒雅，從而在血泊與文墨、刀劍與紙筆之間達到心理平衡。而儒雅之風並未使武士怯懦苟且，反使之強化了嗜殺之性，變得更加酷虐冷血，甚至為試刀、練劍而經常無故砍殺路人。作為四民之首的武士階層享有許多特權，他們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成為全民族的楷模而受到敬畏崇仰，由此日本國民性打下了深刻的剛勇尚武的烙印。
武士道的精髓就是忠誠，其次是勇敢，這是尚武傳統與禪宗結合的産物。“武士道就意味着死”，武士的自尊意識極為強烈，視名譽重於生命，為了榮譽可以不顧一切，以至於切腹自殺。17世紀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說：“對於武士來說，最為要緊的思想，即從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後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須考慮到的，就是死的觀念。”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傳統武家文化(尚武精神)與儒學的忠孝名分觀念，禪宗的“死生一如”思想相結合的産物，是武家統治下的社會環境長期陶冶的結果。禪宗思想在形成武士道的過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頓悟觀認為，人通過自我修煉可以大徹大悟，而只有否定了作為執迷根源的自我，進入無我境界，完全斷絶了生死羈絆，無視生死差別，視死亡如夢幻才能“見佛成性”。這與武士臨戰時“忘我”、“忘親”、“忘家”的思想是相通的。這樣，禪宗便被廣泛運用於軍政領域，對武士、政客進行身體、意志、技能方面的訓練，使人意志堅定、冷酷殘忍、專心一意、機敏練達，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擾。武士通過這樣的訓練，其人生理想便會追求如櫻花一般的境界，在短暫的人生中轟轟烈烈拋灑熱血於疆場，以報效主君。他們理想的生活是所謂的“血淚生活”——即勇敢與忠誠。這種生活追求如同櫻花一般適時燦爛開放，寂寥灑脫，然後很快悲壯凋零，悄然無聲。
▲武士最壯麗的終曲「切腹」
武士的精神境界為日本國民廣為嚮往、憧憬，成為理想的人生模式。而這種人生追求在缺乏道義規範的情況下，極易形成施暴衝動與鋌而走險的賭徒心理。這在歷史上日本進行的多次對外侵略戰爭中都有顯現。明治維新後，武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消失了，但武士道精神卻融入日本國民的靈魂。1882年以天皇名義頒行的“軍人敕諭”，要求軍人恪守忠節、禮儀、勇武、信義、質朴精神，這都來自於武士道。之後的歷次侵略戰爭中武士道精神的影響更廣為人知。所以有人說，“哪怕是思想最先進的日本人，只要揭開他的外衣，就會發現他是一個武士”。
武士文化的思維模式多變而複雜，崇尚剛猛，有恃強與冒險的性格，非理性地迷信武力；服膺強者，蔑視弱者，敬畏主君，相信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法則；其行為方式與價值選擇傾向於極端化，炫耀武力，以力服人，向世界索取。武士道體現了典型的“恥辱文化”，為了面子可以不顧一切甚至無視客觀事實，相信“精神長住，靈魂不滅”；為追求名譽可以不擇手段。其價值倫理認為，人的雙重性格不是“天理”與“人欲”、“善”與“惡”的對立，而是“柔順”與“剛猛”兩個同屬善的範疇構成，前者用於處理與上級、集團內部、敬畏的強者之間的關係，後者用於對手。這種理念造就下的人，在戰時尤其在國外，就會成殺人不眨眼的屠夫。日本國民性中的尚武、施暴、好鬥、不怕死、不認輸的特徵與這種武士文化息息相關。
▲充滿威嚴的武士
日本人從不承認這個世界上人人都享有同樣的權利；日本的文化崇拜強者，對強者無條件地服從、極盡諂媚之能事；日本人屈服於強者的目的是為了成為強者；日本人相信力量，為求強權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擇一切手段；日本人認為謀得尊者、貴族、上層的地位靠的是弱肉強食、物競天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是你死我活的競爭；日本人從一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在精神上不會感到痛苦，因為日本人從來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惡的力量相互鬥爭的舞台，相反他們把人生當成一齣戲。
▲弱肉強食的日本
資料來源http://blog.sina.com.tw/jun_chao/article.php?entryid=627949
個人感想:
大聲公目前有許多人發布了有關日本的文章,雙方你來我往,其中有些是真實,有些是虛假
舉例來說,日本侵略他國是不爭的史實,但是卻依然看到有人不承認,很多人看了破口大罵,但是我卻一點也不意外,因為這是日本的自尊心作祟,如果承認日本侵略他國,那麼豈不是必須進一步承認當年所犯下的暴行?所以,打死也不能承認
日本這個國家是有他的好,除了食物美味、風景優美、人民有禮貌之外就是「做事認真」,這點是台灣最缺乏的,這也是為什麼日本出產的商品在國際間享有美譽的原因
▲美味的日本料理
就如有版友發布關於日本的「怪異文化」,其實這些都是真的,而且有不及還無過之,這顯示了「紀律」下的壓抑心態,太過追求「國家利益」便會喪失「自我意智」,這是目前日本最明顯的社會現象
也有許多台灣國民崇拜日本,甚至想要入日本國籍,這種想法我不予置評,但是我必須先提醒他們「你們真的了解日本嗎?」,更別論目前日本的現況,經濟蕭條,甚至是釣魚台有可能觸發的戰爭問題
▲在釣魚台上畫上日本國旗的日本自衛隊
如果是你,會想要擁有日本國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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