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軍事] 克里姆林宮的狼人 作者:小熊懷念 (連載中)

mk2257 2008-12-9 23:46:21 發表於 歷史軍事 [顯示全部樓層] 回覆獎勵 閱讀模式 39 9037
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17
第三十一章 轉變
更新時間:2007-11-13 21:02:00 字數:8609


  “……羅斯福先生怎么知道哪一個國家認為自己受到德國政策的威脅而哪一個國家又認為自己沒有受到這種威脅呢?或者說,羅斯福先生,既然在他自己的國家內定然有大量的工作壓在他身上,怎么還居然能夠自以為認識到其他國家人民和政府的所有這些內在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感受呢?最后,羅斯福先生要求我們向他保證德國武裝部隊不會進攻,尤其是不會侵入下列各獨立國家的領土或者屬地……”
  莫洛托夫用那種他特有的毫無特色的聲調念著手里的文稿。

  他把文稿隨手扔在T型會議桌上。

  “翻譯肯定沒有出錯么?”桌邊的一個人提問——他應該也已經發現了。

  “沒有。”卡岡諾維奇是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也就是負責文件處理的秘書處直接上司。

  “美國總統的提議是希望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出保證,不對他列出的31個國家進攻……”

  “希特勒4月28日國會演說做出了承諾回應這個保證,”我輕聲補充到,“他在演說中宣布‘一切與德國接壤的國家都得到了保證’。”

  “但是他復述的這個名單……”

  “沒錯,”我仍然沒有提高聲音,在這個會議室里,聲音的大小與你試圖表達的意見沒有關聯,從某種角度,它只體現著你在這個會議桌距離頂端中間位置的距離,“希特勒的名單里跳過了波蘭。”

  當然,這可能僅僅是一個演說技巧,為了讓他的挖苦達到最佳效果,阿道夫·希特勒在念完名單之后,接下來就是“我曾經不厭其煩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國家調查了一下,第一,它們是否認為它們自己受到了威脅,而最重要的是,第二,美國總統向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是應它們的請求提出來的呢,還是至少在它們的同意下提出來的呢?所有的答復都是否定的。”無可否認,在這個問題上德國外交部是盡到責任的。當一個小國,比如說拉脫維亞政府答復說他們要在內閣討論一下的時候,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威茲薩克先生立刻對德國駐里加公使馮·科茲做出了一個恰如其分的反應——

  “告訴他,我們不懂拉脫維亞外交部長對我們就羅斯福來電所提出的問題的答復。其他的政府幾乎都已經答復了這個問題,而且當然是否定的,可是門特斯先生卻把這種可笑的美國宣傳當作一個他要同內閣討論的問題。要是門特斯先生不能對我們的問題干脆回答‘不’的話,我們就要把拉脫維亞算在那些甘愿做羅斯福先生的同黨的國家里面去了。我是說,我估計,只要馮·科茲先生照上面這些話去說,就足以從他那里得到明白的答復了。”

  雖然說這種開門見山的外交方式給波羅的海沿岸的各國外交官們增加了許多談資,不過不能否認他確實挺管用的,威茲薩克先生或者希特勒元首確實得到了他需要的答復——只要他們提問了就是,所以,希特勒在演說中可以說保有了一個政治家難得的誠實——局限在德國“不厭其煩地調查了一下”的“上述國家”中,確實“所有的答復都是否定的”。至于波蘭,既然他根本沒有收到過柏林就這個問題的提問,那么自然也不可能做出可能令希特勒尷尬的答復。

  或者希特勒就是為此,才把“羅斯福先生要求我們向他保證德國武裝部隊不會進攻,尤其是不會侵入下列各獨立國家的領土或者屬地”和他不厭其煩的調查了一下的“上述國家”悄悄混為一談……

  但我沒必要把話說得太清楚,現在是一個關鍵時刻,我需要知道莫洛托夫的態度。

  “德國人最近的情況如何?”

  “還是老樣子。和我們半死不活的敷衍。”蘇德經濟協定在1938年期滿,所以從38年底雙方就開始就續約進行談判,談判過程相當拖沓,但是實際上相當冷淡——雖然20年代蘇德曾經有過相當密切的經濟聯系,但是1939年雙方的貿易額已經相當小,不僅僅是因為希特勒上臺后的政治原因,更重要的是,雖然德國需要蘇聯的谷物和工業原料,但是他卻拿不出相應的商品來同蘇聯交易:雖然蘇聯依然是工業品,特別是大型成套設備的大量進口國,但是他通過兩個五年計劃建立起來的工業體系主要是仿效美國,因此新的進口也主要依賴北美,與德國的標準并不完全一致,而德國工業生產主要是圍繞他自己的重新武裝展開,工廠主并沒有太大的興趣去調整以適應蘇聯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兩國的經濟談判當然進展緩慢:蘇聯希望他的原料能換回硬通貨以便用來向美國支付,而納粹德國偏偏又嚴重缺乏硬通貨,所以竭力希望推進易貨貿易——還希望在易貨貿易中盡可能擴大原料與制成品之間的剪刀差。

  實際上,我知道這個談判最終會導致什么,不斷拖延的經濟談判最終變成了一個蘇德雙方彼此外交試探的窗口,在此基礎上最終走向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

  我不喜歡這個條約,如果有機會能夠用更快、更少損失的方式遏制德國人我會非常高興。

  不過這一切必須在我能有機會影響蘇聯政策的情況下才有意義——空洞的鼓吹無條件同英法合作的必要性那唯一的結果大概就是象歷史上的李維諾夫那樣被免職。

  我迄今還完全不知道莫洛托夫對德國人的態度:歷史知識留給我的只有斯大林以及作為他傳聲筒的莫洛托夫的對德政策,但是我現在面對的是自信的主持著政治局會議的莫洛托夫!

  他的話音仍然聽不出任何傾向性:“英國人呢?他們的態度還是原來那樣么?”

  “對德國就目前看來沒有第二次綏靖的跡象。”3月15日,德國軍隊占領了整個捷克,建立起完全臣屬于第三帝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這個事實似乎讓英國人如夢初醒,于是當希特勒對波蘭提出但澤與走廊的時候,張伯倫一下子從極度妥協轉到了極度強硬,他在3月30日提出同波蘭簽訂英法波互助協議,并在得到波蘭回應后于次日正式宣布:“如果一旦發生顯然威脅到波蘭的獨立而且波蘭政府認為必須盡全力予以抵抗的行動,英王政府將認為自己有責任立即給予波蘭政府以全力支持。他們已給予了波蘭政府大意與此相同的保證。我還可以加一句,法國政府也授權我明白表示,它在這個問題上與我們持同樣的立場。”僅僅兩個星期,英國人主動做出了他們一直拒絕做出的東歐軍事保證——正是因為這種拒絕,才導致了慕尼黑對捷克的出賣——不僅僅是蘇臺德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捷克邊境日爾曼民族是否有權自治或者并入德國的問題,慕尼黑最大的問題在于,在捷克割讓了蘇臺德之后,英法沒有對他殘存的領土做出任何保障,而使其聽憑希特勒擺布,張伯倫和達拉第就象駝鳥一樣認為只要滿足了希特勒對蘇臺德的要求,那么德國元首就會基于自我約束而控制他對捷克民族國家的欲望——他們錯了,代價十分嚴重地錯誤了。然后他們選擇了一個看上去十分古怪的挽救方式,似乎現在出來堅定的支持波蘭就可以把過去的一切統統挽救回來。

  “至于對蘇聯的態度……依然故我。”我只能這么回答,就在德國占領捷克全境之后三天,政治局根據莫洛托夫的建議,授權我發表了一個聲明,建議召開一次由蘇聯、英國、法國、波蘭、羅馬尼亞和土耳其共同參與的歐洲會議,商討“歐洲新的形勢”——挑明了就是怎么協調對待德國的并吞行動,體諒英法對蘇聯奪取會議主動權的戒心,我并提議會議不必在蘇聯境內,而可以在東歐某小國比如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對此,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勛爵告訴蘇聯駐英國全權代表邁斯基,這個建議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沒有一個英國大臣抽得出時間前往布加勒斯特。

  真是了不起的回答!

  李維諾夫會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為這種國家、這種人孤注一擲。

  但是我絕不會!

  其實張伯倫對于蘇聯可能的作用并非完全無動于衷,倫敦傳來的小道消息,雖然他拒絕了蘇聯召開歐洲安全會議的建議,但是3月21日他接待訪問倫敦的法國總統的時候,提出可以由英國、法國、蘇聯還有波蘭一起發表一個四國將協商制止歐洲進一步侵略的聲明,不過雖然過了一個月,我作為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始終沒有收到英國這方面的正式提議——我不用太費心也能猜測出造成擱置的原因:即使是來自英國首相和法國總統的提議,貝克上校,波蘭那位頑固的外交部長,死也不會同意和蘇聯站在一起的。

  那就讓他去死好了。其實我真的很想這么說。如果不是結束他的存在就將勢不可免地給蘇聯與德國造成一條幾百公里共同邊境的話,我才懶得管這個凡爾賽的怪胎的死活呢。

  但是波蘭的滅亡等同于巴巴羅薩的起點,雖然這同時也是一條最終通向柏林國會大廈的道路,淌過幾千萬人的血和幾億人的淚才能觸及的終點……如果有機會還能能免則免吧。

  不過這并不單純是我的意見就能決定的。

  “如果……如果希特勒是認真的……”莫洛托夫停頓了一下,分辨不出到底是在征求別人的意見還是一個開場白,抑或僅僅是在自言自語。

  “那就是戰爭。”卡岡諾維奇低聲說,但是桌邊每一個人都聽到了,雖然表情各異,但是似乎有一點已經達成了共識:

  波蘭人不會后退——有的人、有的國家面對必死無疑的力量對比會選擇屈服,但是波蘭人不會,但這與其說是英勇,不如說是魯莽——他們的自我感覺過分地良好,以至于不能理解什么叫做必死無疑。

  “問題是,到底是一場德波戰爭,還是一場世界大戰。”很大的聲音,奧爾忠尼啟則永遠是這么大聲,不管在哪個場合。

  這確實是很大的問題。對象是波蘭人,那么幾乎不可能以一場圍繞走廊的局部沖突為滿足,希特勒不可能指望用他的武裝黨徒從東普魯士出發占領但澤若干標志性建筑然后用無線電廣播他們自愿并入第三帝國的方式造成一個既成事實,即使國防軍隨后擊退波蘭人的反擊也沒用。

  要拿回但澤,就要消滅波蘭。

  整個消滅。除非德國人愿意在未來在他的整個國境上承受波蘭軍隊與情報部門支持下的小股武裝分子的不斷襲擾。

  而一旦德國國防軍對波蘭發起全面進攻,如果英國履行他現在作出的保證,那隨之而來的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也就是我所知道的那個歷史。

  但是我無法讓這個歷史使其他人,特別是這個會議桌邊的人相信。

  張伯倫到底為什么要作出保證?在他作出保證之后,英國已經失去了一切回旋余地。現在,如果波蘭和德國都拒絕后退,那么英國的反應已經可以列出——

  或者,在德國國防軍大舉入侵波蘭的時候,就當自己什么也沒有說過那樣,把頭鉆到沙堆里——這將是比慕尼黑更大十倍的屈辱。

  或者,就是履行承諾,然后開始一場波及全歐洲的大戰。

  張伯倫希望這兩種前景中的哪一種?

  這其實完全沒有道理。

  我突然想到了一種假設——也許,大英帝國首相,已經完全明確了他的決心,那就是——要通過一次世界大戰徹底毀滅德國這個中歐戰爭策源地?

  這聽起來很荒謬,慕尼黑的出賣者幾個月后突然必滅第三帝國而后快……

  但舍此似乎沒有更好的解釋。

  他本來完全可以繼續對德國向波蘭的擴張裝聾作啞,這其實并不難,畢竟他對波蘭并沒有明確的義務——法國與波蘭有一個20年代持續至今的同盟關系,但是且不說他們不久前已經拋棄了一個盟友,僅憑波蘭對捷克的所作所為,以及他在危機期間對法國的表態,法國人要找到一個把聯盟破棄的責任推給華沙的在我看來其實并不難——更何況,波蘭在1934年簽署《波德互不侵犯條約》等于已經率先背棄了他與法國的同盟。

  甚至對于國內可能的責難也并非沒有推搪之法,他很可以勸說希特勒傾聽理智的呼聲,至于德國對但澤的新要求,既然德國屢屢強調他要求的合理性在于但澤是一個日耳曼人占壓倒優勢的德國人城市,那么張伯倫完全可以提出德國應該回到慕尼黑所確立民族自決原則上恢復捷克人的獨立國家,當然,大英帝國大可以不妨承諾如果德國回到了正確道路上,那么倫敦也將可以考慮出面說服波蘭人作出一些從民族角度合情合理的讓步……

  不管怎么做,都遠遠好過現在這樣貿然把戰爭的決定權交給希特勒和波蘭那群莫名其妙的上校。

  我不打算說出這種我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設。或者,我暫時和其他人一起接受一些別的雖然聽起來也很荒謬的可能吧。

  比如說,張伯倫已經完全脫離了現實……他真的相信單憑他的嚇阻,希特勒就會停止?

  嚇阻戰略其實并非完全不可能,慕尼黑的時候,蘇聯也曾經相信過這一點,那時候政治局同意了我的提議,如果能構建出一個蘇法同盟迫使德國兩線作戰的情勢,將能夠遏制希特勒的冒險。

  但是那個時候在東線除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總動員(也許這次波蘭也會這么做),還有羅馬尼亞事實上的過境許可,以及蘇聯的軍事存在,而在西線,有著法國通過政府更迭這種方式傳遞出的政策變化信息。

  而張伯倫的手中只有大英帝國那剛剛在慕尼黑遭受重創的信譽。

  如果蘇聯同樣認為,阻止希特勒的進一步擴張是當前最重要的核心任務的話,那么就不得不設法幫助張伯倫,增強他喝阻的可信度……

  “蘇聯,不要戰爭。”莫洛托夫重申了1938年就已經明確的底線,蘇聯要遏制德國的擴張,但是,蘇聯絕對不能真正卷入帝國主義戰爭,不管是不是預防性的——那個時候,在我為捷克斯洛伐克編織外交網的時候,就已經得到了政治局的決議,我的目標,蘇聯的目標,是作出蘇法捷羅同盟的“態勢”——也僅僅是態勢。政治局相信,這個態勢應該已經足夠遏制希特勒。但是,如果“態勢”失控,在最壞情況下,如果我們預期的法國內閣危機沒有發生,而捷克斯洛伐克決心在蘇聯援助下進行單獨抵抗,那么,我務必保證實現,蘇聯對這場德捷戰爭的介入,不超過向布拉格提供武器和派出少量志愿人員(這是極限)的程度——降落在烏日哥羅德的紅軍飛行員,將只能象他們在西班牙或者中國的同志那樣,以志愿飛行隊的身份出現在捷克的天空。

  “為了阻止法西斯分子,我認為我們可以再做一次努力,既然英國已經對波蘭和羅馬尼亞作出了保證,而法國與這兩國本來就有著同盟關系,我建議我們可以正式向英法提出締結互助協議。”另一段歷史上李維諾夫提出這個建議的時間要比現在更早,但是現在也不算很晚,距離我所知道的戰爭爆發還有4個月。幾個星期的延遲對于蘇聯或者波蘭或者英法的外交部來說并不是太大的問題。不過現在這樣由莫洛托夫提出,我要比李維諾夫安全得多:我僅僅在幾天前的報告中向莫洛托夫指出,一份與蘇聯的互助協議將可以有效強化英法對波蘭保證的效力。當然,如果莫洛托夫暗示要我在政治局正式提出這個提議并承擔相關責任我也責無旁貸,不過,既然現在是他自己選擇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那么成功時候的功績或者失敗時候的責任自然首先都有他閣下自己承擔了。

  不過,莫洛托夫同志仕么時候這么勇于任事了?或者他對能夠與英法達成協議很有自信?

  我的期待落空了。

  “但是,如果英國政府堅持他的頑固反動立場,我提議,我們也有必要充分考慮通過其他途徑維護蘇聯的安全與國家利益。”

  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政治局曾經多次調整過他們的開會時間,有段時間,他們在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里開會,不過30年代后期,他們讓開會時間回歸了列寧時代的傳統——每周四上午。

  會議通常會在中午以前結束,但是如果討論拖延的太久,那么饑腸轆轆的大佬們也會暫時休會,前往大廳里享受一頓豐富的自助餐:不限量的茶和牛奶、餅干和堆成山、夾肉面包管夠。當然,有時候,如果他們有這個意圖,也會三五結隊的繼續談話。偶爾,他們會繼續爭執會議室里的話題,但多數時候他們會談談他們最近某次狩獵或者垂釣的成果,或者交換他們通過各種渠道聽到的趣聞軼事——最受歡迎的是蘇聯民間關于他們彼此的最新政治笑話——通常是講述關于自己、或者自己所領導的那個部門的。而如果哪位新晉的成員這次竟然說了一個以莫洛托夫的刻板官僚主義或者奧爾忠尼啟則的急躁作風為挖苦對象的段子,那么他實際上是在向他的同僚,特別是那些距離權力核心比較遙遠的同僚暗示他已經獲得了一段新的、更密切的友誼。

  30年代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其實也是一個頗為尷尬的等級。在20年代,每一位中央委員(只要他們高興)都有權列席政治局會議并在會上發言。那時候,“政治局候補委員”是真正的每時每刻在“候”著“補”:當某位政治局正式委員出差或者休假因此缺席政治局會議的時候,就按照事先由中央全會確定的次序讓當時正在莫斯科而排名最前的那一位政治局候補委員代行他們那一票表決權。這可以說是人類政治實踐史上一個可愛的歷史錯誤,從美好愿望與冷酷現實的悲慘脫節角度,能與之類比的大概就只有美國建國初期(1804年通過第十二憲法修正案之前)的副總統產生方式了:總統競選中得票第二(也就是說一個被當選總統擊敗的候選人)來擔任美國副總統。美國人指望失敗的競選者會滿懷愛國熱情、摒棄自己與當選者在政治上的歧見共同為國家服務。而俄國共產黨人期望,一位政治局委員,比如托洛茨基這樣具有強烈個性的人物,會樂意委托,由比如說莫洛托夫這樣政見與自己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同志”代替自己實行決策權。

  在這對共產黨人的兄弟情誼過高期待被糾正過來以后,政治局候補委員就參照“預備黨員”或者“候補中央委員”,變成了一個有資格出席政治局會議、享有發言權然而沒有表決權的階層——可能正是為了表現他們這一階層存在的必要性,普通的中央委員逐漸失去了列席政治局會議的權力——當然,現在的政治局本身也已經膨脹到和20年代初中央委員會差不多的程度了:十月革命后的第一次黨代會,1918年3月的俄共(布)八大選出了15名中央委員,而現在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的總數已經達到十六名……

  別爾科夫是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作為有資格分享機密的人,我常常受委托在我的工作領域內制定方案,而在討論過程中,我也可以不斷設法為我的主張尋求支持。但是,我仍然不是真正的決策者,不止一次,我不得不主動地根據“上面的”意圖來對我的方案進行修正。

  我早有這樣的覺悟……以及在真正的機密面前被真正的核心排斥在外的覺悟。

  卡岡諾維奇的話引起了一陣笑聲,他說:“大家知道,無論如何,我不是一個反猶主義者。”當然,這里的每一個人都可能變成反猶主義者,包括娶了猶太人做妻子的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唯獨卡岡諾維奇不可能是——因為他自己就是猶太人。

  “不過,看來我們似乎得學會適應這個世界——我是說,我們得學會和一群反猶主義者打交道。”

  適才午餐的時候,卡岡諾維奇說了一個關于黑色百人團[注]的笑話——俄羅斯有著根深蒂固的反猶主義,在民間理所當然留下了足夠多的針對猶太人的或者針對反猶主義的笑話,革命之后,笑話中很有一些又滋生出了新的紅色修正版。從現在看來,他那時候選擇這個并不怎么討人喜歡的題材并非純屬偶然。

  “確實,讓羅森霍爾茨去和納粹德國談判,實在是有點滑稽。”莫洛托夫似乎是不經意地說起蘇聯外貿人民委員,羅森霍爾茨是一名經濟談判的能手,一名1905年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不過他還是一名猶太人。

  “或者我們該讓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去接過這項工作?”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曾經是一個敲橡皮圖章的角色,但是現在不再是了,十八大上他支持莫洛托夫當然取得了回報,不僅僅是首席助手進入政治局或者在閱兵式上獲得了一個更好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他在組織局得到了一個席位——干部工作是蘇聯共產黨的核心工作,所以即使是那些用不著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的職位,也不能僅僅由書記處敲定,至少要經過組織局的審議:領導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卡岡諾維奇理所當然是其中一員;不過莫洛托夫也作為政治局會議主持者繼承了斯大林在組織局的席位,至于加里寧,他這次加入的理由更加充分:雖然是黨來提名,但是高級行政職務本來也是要由他這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任命的。

  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曾經在20年代擔任過蘇聯貿易人民委員,30年代初這個職務被拆分為外貿人民委員和只管蘇聯國內商業的供應人民委員。不過蘇聯領導集體里多數人都還記得那個絕頂聰明的亞美尼亞小個子曾經有過的卓越外交表現:革命后的蘇聯政權從沙俄皇宮以及貴族家中獲得了大量藝術精品,包括拉斐爾、倫勃朗、魯本斯、提香、凡·戴克、尼古拉·普桑等人的畫作,以及無數金銀器皿珠寶飾物,那時候米高揚一面在西方和那些白俄——自稱的藝術品原主人(及其繼承者)打產權官司,一面迅速同梅隆這樣的社會名流達成交易協議,從而為蘇聯弄來了支付第一個五年計劃設備進口的硬通貨中的相當部分。

  “那么,加里寧同志提議由米高揚同志兼任外貿人民委員,有誰反對這個提議么?沒有人反對?決議通過。”

  由米高揚承擔起同納粹德國接觸的意見沒有什么異議就獲得了通過,這是十分自然的——畢竟這是集中在桌子一端的三位同志(很湊巧的恰恰他們就是三位同時在政治局和組織局占有位置的同志)的一致提議。

  所有的一切,對于我來說都似乎是一場與我無關的戲文,似乎擔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的并不是默林·斯羅諾維奇·別爾科夫。

  我需要考慮的是更重要的事情。

  莫洛托夫一點也沒有同我溝通過,這很不正常。如果說莫洛托夫有關于外交政策的新構想,那么在今天的會議以前,用電話或者私下晤談的方式同幾名政治局委員、特別是幾名最資深、權力基礎最龐大的幾位委員交換一下初步意見這倒是是很自然的。不過,即使說他準備將這件事情跳過我管轄的部門,那么僅僅從不讓我這個他的部下擔心已經被拋棄的立場,他似乎也不該不在我面前哪怕稍作暗示。

  一定有什么事情發生了。

  注:黑色百人團是沙皇統治的最后年月里極度反動的反猶民粹組織
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18
第三十二章 暗流洶涌
更新時間:2007-12-16 15:43:00 字數:9186


  我自認為還是有一點情報來源的。
  倒不是因為我曾經作了一年上下的內務人民委員,那時候,盧比揚卡大樓里想把自己命運系在我這顆升起之星上的年輕干部并不少,但是我有意的回避了其中的大部分——我還記得我事來做什么的,請亞戈達離開,讓我這個從來沒有在契卡干過的外來戶來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至于個人的聯系……我本來以為我會有足夠的時間、慢慢的、不那么引入注目的建立起來的……

  不過在此之前和之后,我也曾經服務過很多上級、幫助過很多同僚、提拔過很多下屬,總體說來,至少從我的角度,別爾科夫應該是屬于那種做得多、而要的少的類型——所以我才能做到現在這個位置。

  但是,在這一周里,整整一周里,我似乎陷入了霧中。

  那些不知道的人,當然不知道。

  那些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人,他們這次真的不知道。

  那些不可能不知道的人……有的是我無法去直接試探的,而那些極少數我可以設法嘗試一下的……索契、雅爾塔、瓦爾代,五月似乎突然變成一部分蘇維埃干部的出差和休假季節了。

  為了做到這一切,有這種能量的人、而且會動用這種能量的人……

  如果我現在還是內務人民委員,我倒可能要擔心更多,但是現在,這個陣仗用來針對一個外交人民委員似乎有點小題大做了一些——畢竟,現在,即使是最壞(從某些角度來看是最好)情況下,我能做出什么過分的非常措施?

  什么也沒有。

  又一個星期四。

  我裝作什么也沒有發生或者說什么也沒有察覺那樣,而大家也裝作什么也沒有發生或者什么也沒有被我察覺那樣。

  昨天,人民委員會的每周例會上,我已經把英法對蘇聯提出的蘇聯締結互助協議的正式回復給了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他依然什么也沒有表示,客氣地對我的工作表示了感謝,僅此而已。

  “這么說來,英法都同意派出軍事代表團到莫斯科?”

  當然,每一名與會者也都已經收到了簡報——雖然也有著組織局、國家防務委員會、國民經濟委員會等等一系列分別只有部分委員參與的機構,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的往往不是情況本身,而是這些對應機構提出的方案,但是至少每一個人依然可以獲得全部的、各個領域的情報——即使并不完整,例如莫斯科的一把手安德烈耶夫,他目前并非任何一個機構的成員,不過,僅僅作為政治局委員,他就可以得到所有的會議紀錄。這,是集體領導的最后底線——在另一個時空,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正是通過其他政治局委員該得到何種情報的分配權,完成了獨裁地位的最后確立:雖然他從來沒有獲得過東方某位登峰造極的同志那“所討論的問題……有最后決定權”的黨內決議或者把自己的名字寫入黨章的榮耀——他的地位,雖然也由他資歷與威望的支持,但大部分是來自、并且依賴于一個事實:他獨自站在蛛網中心。

  “別爾科夫同志,按照你的分析,來訪者很可能并沒有本國政府授予的簽署軍事協定的全權。那么,他們來做什么?”在另一個時空,應該是伏羅希洛夫作為國防人民委員代表蘇聯參加談判,雖然在這個世界他不大可能獲得這種機會了,但是他依然在這張桌子邊擁有表決權。

  “恐怕他們會回答,他們是來談判,為簽署軍事協定的事項做準備。”我這樣回答俄羅斯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我希望他對我當年做的事情不要太過在意。畢竟他應該知道,當年我也是奉命行事。克里門特·葉弗列維奇·伏羅希洛夫現在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紅軍最高統帥了,但是他還是蘇聯最得人心的領導:因為他的無產階級出身,因為他的豐富經歷,還因為他那張天使般的臉,事實上,如果蘇聯是一個直接民主選舉國家元首的國家,恐怕他是這張桌邊的人中有最大勝出機會的一員。或者正是由于這種緣故,即使有著筑壘地域的丑聞和莫洛托夫與卡岡諾維奇的一致意志,也只能把伏羅希洛夫同志的職位挪動到現在這個地方為止——實際上,很諷刺的是,丑聞從某種角度反而提高了伏羅希洛夫的威望:很有不少人認為,伏羅希洛夫只是當年錯信了幾個大話王,這雖然也說明他能力有限,不過同時也說明他寬厚而善良——甚至,對于一部分了解20、30年代初紅軍高級指揮員之間矛盾的人來說,伏羅希洛夫倒霉就倒霉在,其實他看出了這幾個大話王,只不過太晚了、或者動作太溫和了,所以還沒來得及擺脫他們,就已經被一起拖到了坑底——他們會說起1925~1928年的多起沖突,以及圖哈切夫斯基在1928年的一度貶黜,他們似乎認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寵信讓圖哈切夫斯基在1931年咸魚翻身,也許一切早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那我們該與他們談什么。”伏羅希洛夫將頭轉向莫洛托夫。

  人民委員會主席顯然早有準備:“既然英法堅持要在談判后討論簽署軍事協定的問題,我建議將反對歐洲侵略集團,也就是柏林-羅馬軸心的防御計劃,直接引入與蘇聯有關的原則性問題,即有關我國軍隊通過維爾納走廊和加里西亞的問題,畢竟,如果蘇聯不能獲得這些地區的通過權,與蘇聯簽署軍事互助協定將是一個十分滑稽的事情。”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蘇聯與第三帝國沒有共同邊境。

  “我支持這樣進行談判。”卡岡諾維奇表明了他的態度,“不過,我們該讓誰來進行談判?”

  這句話是什么意思。難道不是讓別爾科夫同志去談判室里奮斗么?同德國的貿易談判,讓外貿人民委員去,那么同英法的軍事互助談判,難道……

  我看了一下國防人民委員奧爾忠尼啟則。他似乎還沒有開口說話的意思。

  “不錯,按照我對莫洛托夫同志的理解,現在的關鍵,似乎是維爾納走廊和加里西亞,或者說,波蘭。”桌邊一陣表示贊同的淅淅索索,加里寧的話讓我突然很不安。“雖然我沒有惡意,但是別爾科夫同志對于波蘭的情況,似乎并不是那么熟悉。”

  我無話可說,這是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業已證明了的。

  “……當然,這不完全是他的責任,他畢竟剛剛擔任這個工作沒有多久,而且他以前也沒有正式從事過外交工作。”如果把范圍局限在這間會議室里的人,那么我的外交經驗并不算差。作為國家科學技術協調委員會主席,我參與過多項外國專利權的引進,為了搬運盧瑟福贈送的那些卡皮查在卡文迪什實驗室使用的設備[注],我還訪問過英國。但是,既然他們說你經驗不足,那么你一定是經驗不足。

  問題是,是誰把一個經驗不足的人放在這個位置上的呢?我看了一眼會議桌那端的莫洛托夫。他似乎準備開口了。

  “那么,我覺得把這次的談判工作委托給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諾維奇,大家有沒有意見?沒有么?好的,沒有異議。決議通過。”

  政治局委員、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貿易人民委員兼外貿人民委員米高揚主持與德國的接觸,政治局委員、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國防人民委員奧爾忠尼啟則負責與英法的談判。好得很,可以說差不多一視同仁。

  不過,政治局候補委員、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員別爾科夫同志在做什么呢?

  “下面我們討論下一個問題。關于卡緬斯克的氧化鋁-鋁聯合工廠……”

  難道我又進入冰箱了?

  蘇聯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國家,發展國民經濟所需要的絕大多數礦物資源,他都有豐富的蘊藏量,但是,也有個別例外。比如在元素周期表占據了第13號位置的鋁。雖然已經進行了相當廣泛的地質勘探,但是蘇聯一直沒有找到高品位的鋁礬土資源。當然,蘇聯也應用其他非礬土礦發展鋁工業的嘗試:1932年,蘇聯的實驗室證明了從霞石中提煉氧化鋁是可能的,這看上去具有很光明的前景,在蘇聯北部科拉半島霞石與磷灰石伴生,而1931年起蘇聯已經在那里開采磷灰石以便生產磷肥,似乎不但可以讓蘇聯解決礬土不足的困擾,還具有某種綜合利用的前景:用磷灰石制造化肥,從本來作為廢料丟棄的霞石中提煉氧化鋁,而且開發出的霞石加工工藝需要用霞石和石灰石燒結,所以還可以在生產氧化鋁的同時生產出水泥和堿——問題是,一般來說聽來來很美好的工藝好像總是很難實用化,1934年開始建設的坎達拉克斯基工廠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工——而且從目前的情況看來,距離完工還是遙遙無期。

  所以,最終還是只能選擇在較低品位鋁礬土基礎上發展他們的鋁工業。1882年在俄國西北部發現的博克西托哥斯克在隨后很長時間內,他是俄國-蘇聯唯一的一個礬土礦,所以雖然他儲量有限而且品位很低(含鋁百分之四十一到四十八,含矽百分之十到二十),1930年蘇聯國家計委還是決定在以他為原來來源建立起蘇聯最早的兩個氧化鋁-鋁聯合工廠,其中較小的一個在礦場附近的沃爾霍夫,于1932年投產。該廠年產4萬噸氧化鋁和13500噸鋁的能力,而另一個更大的、具有接近沃爾霍夫廠三倍產能(每年36000噸鋁)的工廠被列為第聶伯水電站(鋁廠是超級耗電大戶,第一個廠選擇在沃爾霍夫也是為了該地有水電站)的配套項目,于1933年與水電站幾乎同時完工。扎波羅熱廠早期也使用博克西托哥斯克礬土,1934年以后則采用1931年新發現的烏拉爾北部克拉斯那耶·沙普奇卡礦的品位稍高一些的礬土(含鋁百分之五十五,含矽百分之四)。隨后,為了分擔兩個氧化鋁-鋁聯合工廠初步的加工任務,1938年又在博克西托哥斯克礦場附近建了一個氧化鋁廠。這便是蘇聯30年代基本的鋁生產單位。

  既然如此,1938年1月蘇聯同美國聯合工程與鑄造公司簽訂軋鋁廠設備購買與技術援助協議的時候,那些66吋冷軋機和熱軋機以及全部配套設施——當時世界上最現代化的設備,甚至美國自己都還沒有配備的設備,理所當然地被計劃安置在最大的扎波羅熱鋁廠——本該如此,如果不是遭到了一位叫別爾科夫的新任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反對的話。

  他強調了當時正在出現的遠程轟炸力量可能具有的破壞作用——不,不是針對德國那支短腿空軍,戈林那些低速的Do-17、He-111、甚至還在設計中的Ju-88都不可能給蘇聯后方太大的壓力。更何況,雖然紅軍那個時候的作戰想定中,將德波同盟列為最現實的假想敵,但是分析同時也指出,這兩個可能因為共同的反蘇而聯合在一起的國家,彼此間也存在著深刻而不可消弭的敵意,所以,即使他們協同發動一次反對布爾什維克的遠征,也很難想象波蘭人會同意德國武裝力量在加里西亞地區的展開,總參謀部強調最現實的敵方行動方案將是德國在東普魯士集結,經過波羅的海沿岸國家(他們大都有著濃厚的親德反蘇情緒)進攻列寧格勒或者在維爾納-明斯克總方向上自北面進攻白俄羅斯共和國的首都。烏克蘭方向的主要敵人被判定主要來自波蘭軍隊——一支空軍力量十分薄弱的落伍軍隊。但是別爾科夫那時候指出了另一種可能,蘇聯也并非沒有考慮過的另一種假想敵對情況:同英法以及他們在東歐的盟國的戰爭,或者說一場二十世紀版本的新克里米亞戰爭。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必須考慮以羅馬尼亞和土耳其為基地的英國遠程轟炸機所具有的現實威脅——已經進入或者即將進入皇家空軍的布倫海姆式、威靈頓式、斯特林式轟炸機,雖然他們的速度或者高度未必優越過德國轟炸機,但是總的來說有著更強大的自衛火力,而更重要的是,它們有著更好的作戰環境,它們可以選擇將自己很大一部分轟炸路線放在黑海之上,從而避開蘇聯很大一部分的高射炮和戰斗機。當然,克里米亞還是給烏克蘭提供了一個防御來自海上威脅的緩沖,但是相比東西主軸線上的防御,畢竟還是薄弱了許多——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突出重點與面面俱到永遠是一對矛盾。為此,別爾科夫建議將那些對蘇聯國防至關重要的設備放在絕對安全的烏拉爾,與還在建設中的第三個煉鋁基地,就近使用克拉斯那耶·沙普奇卡礬土的卡緬斯克氧化鋁-鋁聯合工廠放在一起。

  他說得似乎很有道理,加上烏克蘭黨委第一書記科西奧爾正好缺席了這次政治局會議,所以合同最后就做了相應的調整。美國人也沒有提出異議。

  實際上,我當時冒了相當大的政治風險,因為我的要求實質上是同時安裝制鋁設備和軋鋁設備。如果煉鋁廠出現了耽擱,那么很可能會出現將礬土從烏拉爾運往烏克蘭制成鋁錠,然后再將鋁錠運回烏拉爾軋制成鋁板的滑稽場面——好吧,其實蘇聯在經濟方面辦的蠢事并不少——至少不少這一件,不過,這種來回往返卻是很能比一些其實對蘇聯損害更大的事情更加得讓人“印象深刻”。

  不過,今天我終于放心的知道,卡緬斯克已經順利生產出第一批鋁錠了。

  莫洛托夫在通報這個消息的時候還特別點了我的名,贊揚了我當時敏銳的直覺,特別是將國家防務態勢與不同經濟部門協調性結合的能力。

  隨后他提到了與聯合工程與鑄造公司的新合同,卡緬斯克并沒有讓蘇聯滿足,莫洛托夫準備再購買一批新的、而且更加先進的設備,除了上次一樣的66吋規格的設備之外,還特別向美國人定制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112吋冷熱軋機。現在的問題是這次安裝在哪里?

  不可能繼續放在烏拉爾,因為卡緬斯克的產能也只有3萬噸,而這批新設備在兩班操作、作業率70%,每年工作300天的條件下,就能達到45000噸額定薄鋁板的額定產量。這個數字意味著必須充分利用沃爾霍夫和扎波羅熱的產能。

  “國家計委建議將他們安置在莫斯科,同志們有沒有不同的意見?”莫斯科沒有煉鋁廠,但是他是一個交通樞紐,來自扎波羅熱和沃爾霍夫的鋁錠可以在那里匯總,而且莫斯科還有好幾個飛機制造廠——薄鋁板最重要的使用者。

  我并不完全喜歡這個建議,在衛國戰爭時期,莫斯科大量的企業被迫疏散,而留下的那些,由于火車不得不優先運輸來自烏拉爾的武器和部隊,也往往不得不不定期遭受原料緊張之苦。

  我打算建議是否可以研究下將工廠再往東移動一些,比如說,在高爾基或者薩馬拉。當然,那里的交通條件比起莫斯科要稍微差些,但是也并非沒有有利條件,至少這兩個城市航空工業比起莫斯科的規模可能更大一些——這是現在可以提出來的理由,還有一個現在不能說但實際上很重要的理由:到了戰時,從沃爾霍夫和扎波羅熱疏散出來的煉鋁設備將可以在烏拉爾重新安裝,那么相對于莫斯科,將鋁錠運到高爾基或者薩馬拉將可以節約一半的火車運力。

  但是我真的應該開口么?

  無論高爾基或者薩馬拉相對于莫斯科有著何種地緣上或者交通上的優勢,但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看來是不可彌補的缺點,那就是……

  在這張會議桌邊,高爾基或者薩馬拉州委第一書記沒有表決權——但是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有。

  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安德烈耶夫,革命前曾經是一名孟什維克,1921年還曾站在托洛茨基一邊,但是在隨后的幾次黨內斗爭中他成功地抱住了斯大林的大腿,所以1926年斯大林大度地忘記了他的過去(至少顯得如此)而讓他與自己的盟友奧爾忠尼啟則以及卡岡諾維奇、基洛夫、米高揚這些仆從一起進入政治局。斯大林去世之后,當卡岡諾維奇為了專心在書記處的工作而放棄他一系列重要或者不重要兼職的時候,于是交通人民委員安德烈耶夫變成首都黨組織的領導者。

  把一個重大項目從他的地盤拿走,莫斯科州委第一書記當然會很不高興,不過,這本來也不是太大的事情,即使他是政治局委員,他也不是一定會因此給我下絆子,或者即使他按照這個項目的大小,依據他不高興的程度“恰如其分”地給我一些小麻煩(這間會議室里的大多數人都還是很有涵養的,即使他們出身無產階級,20年領導工作經驗也已經培養出了他們良好的分寸感——有時候“可以”斬盡殺絕,有時候“應該”斬盡殺絕,而有些時候既不可以,也不應該做的這么徹底),也還在我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

  但是如果這位州委第一書記正好同時是人民委員會主席的私人好友,而恰恰與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的那個猶太人關系冷淡的話……

  這時候去向他挑釁會不會給人某些不好的聯想呢?

  “沒有不同的意見么?”莫洛托夫似乎就準備這樣確定下來。

  我還是開口了。

  從1930年開始,在這個會議室里真正有權決策的就不超過十個人,在現在——1939年——這個小集團中包括人民委員會主席與他的兩名副手、中央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的書記,蘇聯以及最重要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三個最大的黨組織莫斯科、列寧格勒和烏克蘭的黨委第一書記,還有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而對于會議桌邊其他的六個人——國家計委主席梅日勞烏克、兼任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另一名書記處書記埃赫、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什維爾尼克、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日丹諾夫、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彼得羅夫斯基,以及我這個外交人民委員來說,體現自己存在的主要方式就是在這里發言——尤其是在你可能已經在被排除在某些方案的制定過程之外的時候。

  當然,言多必失,不恰當的發言也許會引來更多的反感并導致地位的進一步下降,不過,既然我已經在這里獲得了座位,那么除非我確實捅出了很大的漏子,莫洛托夫或者卡岡諾維奇(甚至他們兩人一起!)要把我徹底攆出這個會議室也并非那么容易,現在和我一樣是一位候補委員的日丹諾夫的命運就是很好的借鑒——雖然先后奪去了他在斯大林時代獲得的在書記處和列寧格勒的職位,而且雖然卡岡諾維奇長期以來一直對他深惡痛絕——在斯大林把日丹諾夫提拔到書記處以平衡卡岡諾維奇權力,卡岡諾維奇當然沒有理由喜歡這個突然的競爭者,他在私下嘲笑日丹諾夫這個“(只會)拉手風琴的人”,說他被提拔只是因為他善于陪著斯大林酗酒,以及為放聲高歌的斯大林伴奏,說明了“在這里不需要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只要能說會道,善于講講笑話,唱唱民間小調,就能在這個世上過日子了。”但是日丹諾夫仍然繼續保留著他在斯大林去世前夕獲得的政治局候補席位,并且得到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作為一個安慰獎——據我所知,他在這個職務上干得很愉快——他對文藝的熱忱和他的地位仍然足夠吸引一大批作家、音樂家、美術家諂媚地簇擁著他。

  考慮到我的職位、資歷、尤其是我的年齡,他們應該很清楚,既然他們已經把我作為人選提交給中央委員會表決并通過,要把我再打壓下去而不引起非議(這不是他們樂意見到的)那也得有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我估計即使我真正由于某個我不目前還不知道的原因被冰封,多數也不過是把我安排到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者某個加盟共和國的同類機構去保管橡皮圖章——如果沒有太大的意外,明年會按照黨章召開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選舉出新一屆的領導集體,按照慣例,監察委員會主席是不安排連任的,我已經聽到風聲,加里寧正在積極為他的助手什維爾尼克活動這個職位,如果成功,那么就會空出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副主席這個名高而無權的職位,此外,烏克蘭中央第一書記科西奧爾和俄羅斯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是政治局委員,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主席日丹諾夫和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彼得羅夫斯基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相比之下,1922年簽署聯盟條約的另兩個成員未免顯得有點可憐,安排一位政治局候補委員去明斯克或者第比利斯以體現蘇維埃國家的平等團結也是很順利成章的事情。

  不過,這樣看來,即使離開外交人民委員部,可能的損失似乎也不算很大,既然這樣,我有什么理由不繼續在這個會議室里抓住機會顯示一下我的存在呢?或者甚至可以由改變對我的印象(莫洛托夫不是剛剛贊揚了我“敏銳的直覺,特別是將國家防務態勢與不同經濟部門協調性結合的能力”么)開始改變對我的安排呢?

  “同志們,也許有些冒昧,不過我仍然想提出一點。以我對美國政策的了解出發。”加里寧同志,我對于波蘭的情況似乎并不是那么熟悉,不過你對對我的北美知識有沒有異議呢?“大型項目、特別是大型設備引進是否會受到當前歐洲形勢下的干擾。”

  “別爾科夫同志,你對這項合同有疑問么?”

  “不。”當然不,莫洛托夫之前的話已經把他的態度表現的很明確了,我又不是傻瓜。“我完全理解這一項目的重要性。”隨后我對這個項目在蘇聯國民經濟中的重大意義作了一分半鐘的即席發揮——我想這個時間應該正好。“我們需要它,我要說的是,為了能夠順利完成這個項目,我們是否應該寧可稍微多花一些錢,而設法讓美國人提早把設備運到蘇聯——我的意思是,甚至在我們做好土建和廠房的準備之前運到,即使我們必須因此為設備保管額外支付一筆錢。”

  我看到桌邊有不止一個人因為我的發言傾身向錢。

  這是理所當然的,我的提議影響或者并不大,但是畢竟涉及錢的分配——一切有關錢的事情,到最終說不定就會涉及與他們有關、或者受到他們寵愛的某個項目……

  “這確實是一個問題。”莫洛托夫在下判斷,“不,這甚至不僅僅是一個問題。這不僅僅是軋鋁機的問題。國防委員會完全有必要對此進行討論。”

  人民委員會下屬常設國防委員會,這是一個負責為蘇聯國防事業而對所有與國防有關的民用部門進行協調的機構,由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自己兼任主席,不過其日常工作理所當然的由前重工業人民委員、現任國防人民委員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負責。

  “我們目前絕大多數的設備引進都來來自美國”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就是如此,“在未來的幾周內,謝爾戈顯然要將主要的精力放在同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聯系上,而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要同德國人打交道……”莫洛托夫的語氣輕松,但我注意到國家計委主席梅日勞烏克又在之前的基礎上向前傾了幾度,“同美國人打交道的事情,我提議就由外交人民委員部牽頭吧。”梅日勞烏克又正座了。

  在國防委員會插一只腳?這算是一次提升么?是臨時起意還是之前就在蓄意鋪墊普?為什么事先沒有向我通氣呢?

  也許莫洛托夫知道了有人(也許是加里寧?也許是奧爾忠尼啟則?或者甚至是米高揚?)要對外交政策發難所以做了冷凍我的準備,也許他突然抓住機會進行反擊?也許他突然看到雖然起點是外交卻是一個機會可以順勢挖一下總攬軍務與軍工的奧爾忠尼啟則的墻角,至于之前的封鎖……也許是針對我的,也許是針對發難者的,也許是針對奧爾忠尼啟則的……

  總之,一切都是也許,我只能在那里猜測。

  畢竟——

  正如我們知道的,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有些事情我們知道我們應該知道。我們也都知道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那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我們不知道。但也有些事情我們都不知道,那些我們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就是不知道。

  注:著名的物理學家卡皮查,為攻讀研究生1921年赴英國學習,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四年,因為在強磁場和低溫物理方面的研究當選英國皇家學會第一個外籍研究員。1934年他回國探親后被通知他不能在象以往那樣自由出入境,而必須留在蘇聯工作。由于當時蘇聯并沒有支持卡皮查進行研究的實驗設備。盧瑟福決定將他在英國專門為卡皮查建的從事高場和低溫研究的蒙德實驗室的全部設備贈送給蘇聯,以便卡皮查能夠繼續他的研究(蘇聯后來支付了三萬英鎊算作運費)。

  說明:文末數語,謹致敬于北亞墨利加大米利堅國兵部尚書拉氏。
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19
第三十三章 爆炸
更新時間:2008-7-1 21:32:20 字數:4117


  在20年代,蘇聯最高戰略領導機關,是一個不管在聯共(布)黨章還是蘇聯憲法中都不曾被提及過的機構——勞動國防會議(СОВЕТТРУДАИОБОРОНЫ,簡稱СТО),這個機構是國內戰爭時期列寧領導的“工農國防會議”的繼承者,負責領導和監督整個蘇維埃國家的戰爭準備工作。毫無疑問,在和平時期,勞動國防會議的職權無可避免得將不斷與作為法定政府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不斷發生重疊,而各與國防經濟相關的人民委員,往往同時就是勞動國防會議的成員。因此,在二十年代后半期,一直保持著人民委員會勞動與國防會議聯席會議制度,以保證這兩個機構的協調和溝通。可能是出于精簡行政機構的考慮,但更可能是出于削弱行政系統自主性的目的,在30年代初,幾乎就在斯大林讓莫洛托夫取代李可夫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和勞動國防會議主席這兩個職務的同時,人民委員會勞動與國防會議聯席會議制度被取消。在這之后成立了一個人民委員會下屬的常設國防委員會,負責準備和審查提請勞動國防會議所需注意的事項。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員組成本來就與常設國防委員會類似的勞動國防會議很快變成了一個僅僅是起橡皮圖章作用的機構,很顯然,接下來,要么是勞動國防會議奪回國防委員會的權力,要么就是自己被后者取代,兩者必居其一——如果不是莫洛托夫給這具僵尸吹入了新的生命氣息的話:莫洛托夫的立場與另一個時空中的斯大林有著很大的不同,一旦采取斯大林1937年類似的精簡方案,把勞動國防會議和常設國防委員會合并,以“蘇聯國防委員會”的名義復活一個與政府平行的最高戰略領導機關,在當前的集體領導體制下,莫洛托夫是不可能把作為黨務系統最高領導人的卡岡諾維奇排除在這個新的、不管叫什么名字的最高戰略機關之外的。而一個人民委員會下屬的常設國防委員會,卻有著相對比較充分的理由謝絕黨的中央書記參加——除非卡岡諾維奇準備做出相應的交換,也讓莫洛托夫出席每周二的中央書記處例會——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在機構臃腫和分享(自己的)權力之間,作何選擇是不言自喻的,至于人所共見的機構臃腫——要真正減肥很困難,可是出一身汗減掉些體重卻是很容易的,為了保持那道對他有利的門檻,莫洛托夫寧可選擇拍打一下那枚橡皮圖章,從中甩出若干水分,這樣,至少看起來,機構就不那么臃腫了:現在勞動國防會議在保留作為一個層次存在的同時,人員被“極大精簡”,最后縮編成了一個小組,四名成員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米高揚全部是政治局的正式委員——莫洛托夫情愿選擇讓降職來得罪他的一批屬下,把一大批人民委員或者相應級別的干部從勞動國防會議中踢出去。這樣,人民委員會常設國防委員會終于顯示出了他自己的、在勞動國防會議之下獨立存在的必要性。

  這種必要性,顯然被很多人充分的理解了——比如說帕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

  “這是……”不會錯的,微甜中略帶澀的味道,這是“金茲馬拉烏利”,格魯吉亞最著名的葡萄酒之一,在另一個時空,我曾經有過一個喜歡惡作劇的師兄,曾經拿酒與俄國政治的關系作為研究課題申報過,而且居然獲得了立項(我到最后也還沒搞清楚,他到底是從社科院還是從農委弄來的經費),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們最喜歡去他的宿舍里“協助”分析研究對象……

  而“金茲馬拉烏利”是斯大林晚年最喜歡的酒,我們曾經對此做過很深入與透徹的研究……

  不過,我記得金茲馬拉烏利是40年代初才問世的品牌,在這之前,斯大林喝的一直是另一個牌子的格魯吉亞葡萄酒:1907年問世的“赫萬奇卡拉”——稍微甜一些,所以斯大林按照3比1的比例兌冰水喝,受他的影響,克里姆林宮的格魯吉亞葡萄酒愛好者們青睞的對象主要也是這種以拉恰-列其呼米的“亞歷山特羅烏里”葡萄和“古德如列圖里”葡萄為原料生產的高品質半干紅。

  “實驗中的新產品。我在第比利斯的幾個老朋友為我捎來的……默林·斯羅諾維奇,你覺得怎么樣?”

  原來如此,格魯吉亞人民當然很懷念他們這位曾經在家鄉生活戰斗過很多年的杰出兒子,不過,我想前外高加索邊疆區委第一書記,現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邀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并不是因為后者曾經很多次在法國大使館的招待會上賞鑒過羅曼尼·康蒂那“即將凋零的玫瑰花香”,所以需要他為家鄉的新產品做出品質鑒定。

  “相當不錯。”我還能說什么呢?難道說其實我更喜歡白葡萄酒,所以貝利亞同志最好下次安排國家安全總局第一局駐科隆情報站長弄兩支伊貢·米勒TBA來——別以為我不知道駐巴黎情報站長(也曾經是我的部下)通過全權代表處的外交信使渠道(現在還是我的屬下)送回來的“機密文件”是些什么東西。

  “聽說美國加利福尼亞也出產不錯的葡萄酒。”貝利亞同志在胡說八道了,雖然在我經歷過那個時空加州納帕谷的出產也可以和勃艮第一較高下,但不管鉆石山還是“名園帶”,都是20世紀60年代才崛起的,在這之前,加州葡萄酒給全世界的印象那就是——連葉子上的毛蟲、蝸牛一起攪進葡萄汁,然后倒進冰冷無情的鋼筒內,用一種完全是化學的方式發酵成熟——對此我是很清楚的,因為我那位師兄曾揚言,他的下一個課題是探討加州葡萄酒崛起與里根總統發跡的種種存在與不存在的關系。肯定是一個陰謀?

  “嗯?是么?”先聽聽他到底要說什么吧。

  “一位來拜訪我的美國小朋友這么說的。默林·斯羅諾維奇,你有興趣和他聊聊么?他現在就在我這里。”

  什么樣的美國小朋友可以出現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的別墅里?再說……小…小朋友?我突然想到另一個時空那些有關貝利亞同志旺盛活力或者特殊愛好的地攤讀物,作為受過嚴謹史學訓練的研究生,我對于那些充塞著大量非常自然主義描寫的地攤讀物一向是嗤之以鼻的(當然,偶爾也會帶著嚴肅認真的批判性眼光過目一下),不過,會不會其中多少包含著一些真相呢?我想起我的新工作,與那些向蘇聯出口設備與技術的美國公司洽談合同修改,為此蘇聯甚至愿意進行額外支付……難道說美國無線電公司或者宇宙油品公司的公關已經達到這個程度了?……

  ……

  ……

  ……

  整個談話過程中,我一直保持著沉默,即使當那個瘦削的年輕人在我們面前展示出一幅最吸引人的光輝前景的時候。

  直到他結束說明,前往外面吸煙的時候。

  “默林·斯羅諾維奇,你可以放心說話,羅伯特不會俄語。”

  “加利福尼亞大學,很有趣。”他在那里有十年了吧,所以他會和貝利亞同志提起當地的葡萄酒。這個年輕人講話的時候總是把兩手合攏起來放在嘴唇前,每說完一句話總愛意味深長地頓一頓,一個典型的教師,也是一個理論家。但是,我知道他不止于此。絕對!

  “我分別征求過約費院士和卡皮查院士的意見,他們都認為行得通……”貝利亞不是一個冒失的人。

  沒錯,一定行得通的。

  “……但是他們認為,雖然在理論上行得通,可是要在工程上變成現實……還需要十年的時間。”

  沒錯,我記得那個日子,1949年8月29日,如果假設衛國戰爭爆發后無可避免的延遲和1945年受到刺激后發瘋一般的加速可以互相抵消的話,那么正好是十年。

  我也在想那個年輕人。35歲,對于多數人來說在這個年齡他所做的事情取得他做到的地位,都已經足夠杰出,但是,還不夠,現在是三十年代,在他前面已經有著璀璨的群星,他還需要一個唯他獨有的豐碑。在1939年的美國,他沒有看到機會。所以他來到世界的另一端……

  約費院士和卡皮查院士的時間表沒有錯,在一種正常狀態,確實如此,但是,如果有人想讓它變得不正常,如果投入得夠多,那就有可能……

  “……帕夫連季·帕夫洛維奇,你要我向國防委員會推薦他么?”你也可以將他介紹給你其他的朋友,你高加索的鄰居和保護人,但是,不管是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還是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他們或許也會被那種前景打動,但是,你需要的不僅僅是那種隨遠景印象而來的一般性支持,你需要的是極高的優先權,所以,在你動用你的政治資源之前,你還需要人和你一起來確立它的地位,需要一個不僅在政治局和國防委員會有位置,而且還曾經擔任過國家科學技術協調委員會主席的人來和你一起鼓吹。

  因為你也想看到他實現,因為到時候,這也將是你的豐碑!

  而且,如果失敗,你也可以推卸掉大部分的責任,畢竟,你已經征求過一位無論在黨政職務還是技術背景都比你豐富得多的同僚的意見,到時候你可以說,是他的鼓動讓你信服了這項事業的可行性,而你,本來對于那個來自美國的騙子一直是保持著足夠警惕性的……

  “好吧,我會想辦法的……”也許,這并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我知道蘇聯為了在1949年8月29日實現那一切做了多少努力,那些在1946年可以以并不太昂貴方式提供的東西,如果在1939年就提出要求,也許必須額外付出十倍百倍!

  我應該可以設法推搪過去的,告訴貝利亞同志,這是下一次戰爭的武器,很重要,但是,我們目前要優先考慮的是當前的歐洲局勢……這是可以推搪過去的,我不會留下任何責任……這完全是可以的,如果這個提出設想的年輕人的名字不是……

  不,讓他留下也許是個錯誤的主意,雖然我來自未來的的歷史知識中,關于羅伯特的,只有他在陽光下的生活,我并不知道,是否還有一個影子,保持著他在1939年曾經有過的聯系……但是,既然能夠在這里看到他,那么很多事情畢竟是可以想象的

  也許,應該讓他象歷史上那樣回到加利福尼亞……

  但是,在貝利亞,或者在現在其他所有人眼中,羅伯特只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左翼科學家,但是,我知道這個人未來的生活,即使僅僅是他在陽光下的那部分生活……

  此時,此地,我與他,來自未來的,充滿未來的,在這里會面……

  如果,他的名字注定是能夠和那叢火焰聯系起來的話……

  如果,他能為蘇聯做的,不僅僅是影子中的聯系的話……

  那么……

  羅伯特同志,做給我看吧!

  我會給你一個機會的,洛斯阿拉莫斯可以給你的,阿爾扎馬斯-16也可以給你!

  所以……

  做給我看吧,羅伯特·奧本海姆……同志!
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20
第三十四章 囚徒
更新時間:2008-7-11 14:45:36 字數:5139


  自發的左翼知識分子。
  其實我對這種生物是愿意抱持敬而遠之的態度的。

  因為就在不久之前,他們中極杰出的一位曾經讓我置于十分尷尬的處境。

  在另一個時空,雖然我對20世紀物理學并沒有特別的興趣和了解,不過也記得列夫·達維多維奇·朗道的名字,倒不是因為他曾經獲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老實說,雖然我記得他獲得過這個獎,但是我實在想不起他是因為那方面的成就獲得這個榮譽的,而是因為他的經歷常常與斯大林對知識分子的鎮壓政策聯系在一起。

  盡管那不是我研究的方向,不過我還是大致知道斯大林時代蘇聯科學界曾經受到的嚴重摧殘,不必說已經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或者已經進入載入政治諷刺文學史的蘇聯天文學家的處境(那是一則完全不能令人發笑的笑話:斯大林[有的版本說是斯大林的某位或者某幾位親密戰友]在別墅看到天空突然對他看到的那顆星究竟屬于哪個星座產生疑問[有的版本是繪聲繪色的爭論],于是打電話到天文臺詢問,那時候,值班人員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于是決定去詢問真正的天文學家,當他來到第一位天文學家家門口的時候,那位在最近一段時間不斷看到自己周圍的同僚被逮捕,時刻等待著對自己命運判決的科學家聽到深夜的門鈴突然響起的時候,心臟就此停止了跳動了。為了回答領導人的問題,值班人員不得不開車拜訪第二位科學家,當天文學家從樓上的窗戶看到向自己家開來的黑色汽車的時候,他下定決心,打開窗子飛向了他喜愛的星星。不過不是朝上,而是朝下飛去……)單單物理學領域,20、30年代曾經與莫斯科、列寧格勒兩大科研中心并駕齊驅的哈爾科夫UPTI(烏克蘭物理技術研究所)在大清洗中幾乎可以用“全滅”來形容。之所以說“幾乎”,因為其中也有一兩個幸運兒僥幸逃生,比如列夫·達維多維奇·朗道,那時候卡皮察不顧自己本來就大有被打成外國特務可能,在國內四處奔走,先是直接上書斯大林請求刀下留人,保住朗道性命之后,看到1939年大環境有所放松,又一面向政府首腦莫洛托夫強調朗道的頭腦對于蘇聯科學的絕對重要,同時在新任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面前為朗道作出個人擔保,從而讓朗道能夠重新回到物理學研究。

  不過,雖然大林曾經嘗試過對資產階級物理學、資產階級生物學進行批判,但是既然謝天謝地不管是莫洛托夫還是卡岡諾維奇都沒有這種理論高度,那么我本來以為在這個世界上,朗道也好,在另一個時空不幸被處決的舒布尼可夫也好,還有戈爾斯基、羅森凱維奇,甚至與其據說和他們勾結的德國特務魏斯貝格(訪問學者),都應該在研究所里快快樂樂的進行凝聚態以及其他我連名字也叫不出來的研究工作……

  所以那時候,當我看到蘇聯駐哥本哈根全權代表用緊急外交郵件送來的玻爾為朗道求情的親筆信的時候,我自然而然的……生氣了。那是我接掌外交人民委員部之后的第一起可以稱得上“外交危機”的事件,正當我在歐洲各國首都之間穿梭,努力為還沒有爆發的蘇臺德危機未雨綢繆的時候,回到莫斯科收到這樣一份禮物,確實很難不讓人生氣。

  但是我很快就脫力了——針對我措辭嚴厲的備忘錄(我暗示要把這件事情上升到影響蘇聯外交形象的高度,然后提交政治局),盧比揚卡回復給我一張印制粗糙的油印傳單。這張落款為“反法西斯工人黨”的傳單寫得很直白——

  “同志們!

  十月革命的偉大事業已經遭到背叛……同志們,你們難道沒有看出來,莫洛托夫集團已經完成了一次法西斯政變!社會主義成了空洞的詞句,報紙上充斥了謊言。他們出于對真正社會主義的刻骨仇恨,變成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同伙。為了保住手中的權力,他摧毀的我們的祖國,使她淪為德國法西斯野獸的獵物……。

  曾經推翻了沙皇和資本家的我國無產階級必將推翻法西斯獨裁者及其集團。

  勞動節——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節日——萬歲!”

  隨信附上了說明:“這是我們在現場繳獲的,他和他的一些伙伴準備在五一勞動節游行的時候散發這些傳單。”看起來,內務人民委員部這次倒是相當難得的破獲了一個真正“有綱領、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革命活動。

  謝天謝地的是就在幾個星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吸引了大部分的目光,所以我才能設法在一紙不引注目的特赦令幫助下從這個進退兩難的窘境中悄悄脫身……

  不過,看來現在我不得不接受盧比揚卡的主人要再塞給我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

  不,也許甚至還不止這一個,據說原子彈最大的威力在發射架上,這句話非常的精采、非常睿智,不過,我也很清楚,這句話說得是“在發射架上”,而不是“在儲藏庫里”。

  蘇聯沒有發射架。

  不錯,在這個時空,科羅廖夫的工作并沒有被打斷,現在正順利地繼續著他20年代以來卓有成效的進展,但是,他現在主要的精力放在小型空射導彈和火箭動力飛機上,而且即使他全力以赴,我也不相信他可能在比方說1950年之前給我弄出可以運載原子彈的導彈來。

  那么似乎就只有一種選擇了。卓越的大飛機設計師,安德烈·圖波列夫,可是……

  “你也對他感興趣?”莫洛托夫問我。

  “萊特公司已經同意向我們出售最新的設計。”R-2600雙排氣冷星型發動機,1939年問世的最新款,當然,萊特公司30年代初就與蘇聯建立了合作關系,紅軍30年代的的戰斗機,不管是雙翼的伊-15還是單翼的伊-16,它們的心臟M-25/62就是來自美國,是蘇聯按照專利許可證生產的賴特旋風系列9缸單排氣冷星型發動機。“但是普拉特·惠特尼公司只肯給我們比較舊的設計。”黃蜂R-1830,在20世紀30年代這種航空技術大躍進時期,已經是早一代的東西了,“我得到的建議是把兩家公司的專利都買下來了,但是我仍然希望聽聽飛機設計師的意見。”

  “也包括圖波列夫的意見?”

  “也包括圖波列夫的意見。”我嘆了一口氣,也許有的人就是倒霉,在這個時空,圖波列夫先生沒有被認為是將向德國法西斯出售最新設計的賣國賊,可是,連續幾次飛機墜毀事故,特別是在不久前摔死了一個空軍12級干部之后,立刻就出現了舉報這位老牌知識分子其實是潛伏的破壞分子的匿名信——還不止一封。

  “你信任他?”

  我可以簡單回答,但是我決定騰挪一下,誰知道莫洛托夫的態度呢,“圖波列夫是一個好設計師……而我們需要新飛機。”

  由于蘇聯帶獨立增壓器的發動機還在研制中,為了轟炸機的高空性能,作為替代,圖波列夫設計了一個別出心裁的“中心加力器”,在新型四發重型轟炸機的后機艙里,有一臺專門的M-100液冷發動機帶動空氣壓縮機負責向四臺主發動機提供較稠密的空氣,從而保證它們在高空稀薄空氣環境中也能發揮出正常效能。這是一個高度復雜,因此自然也高度危險的裝置,自從他37年底飛機完成測試,然后進入空軍開始,重轟炸機部隊那噩夢般的事故率,幾乎都與這個不幸的“中心加力器”有關——而舉報大多也圍繞著這個不幸的設備展開,而這,是一個高度專業的問題,所以說……

  莫洛托夫也嘆了一口氣:“舉報來自設計局內部。”

  這是最令蘇聯領導集團左右為難的事情,且不說圖波列夫的忠誠問題本身——雖然圖波列夫很大可能是值得信任的,但我不認為莫洛托夫對此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至少,在另一個時空,他直到晚年一直保持著對圖波列夫的敵意,當然,這可能是一個老人拒絕接受與他當年想象不同的現實,但是同樣在晚年,他也曾經承認過,對某些人的鎮壓,可能是搞錯過,雖然他仍然堅持那是無法避免的事情,不過,那畢竟是另一種態度……再說,在莫斯科已經流言四起的情況下,不可能不進行調查,然而,無論結果如何,調查過程本身就會讓設計局作為一個科研團隊的功能徹底癱瘓,內務人民委員部或者檢察院一次次組織訪問和談話,動員設計局每一個成員回憶復述他身邊人的正常或者異常行為,這絕對不是一種適合搞科研的氛圍,然而,正如我之前對莫洛托夫說的“……我們需要新飛機”。

  當然,辦法也是有的。

  這是一個我在盧比揚卡的時候常常想起的辦法……一個富有誘惑力的辦法。我甚至完整的構想過,我作為內務人民委員可以對這個制度可以做出哪些方面的完善,但是,那時候,我覺得那似乎越過了我的底線……不過

  歷史上斯大林和貝利亞采取這個辦法,成功完成了很多工作,而且,如果說這個辦法對別的領域,對別的人是否有效我不敢打保票,但是至少對于航空工業、對圖波列夫,是完全可以奏效的。

  “莫洛托夫同志,我有一個建議。我們需要保證圖波列夫的可靠性。”不管是真正解決他的忠誠問題,還是僅僅從消除流言的角度,“……我們也需要新飛機。”我又重復了一遍,“那么,我們把整個設計局全部抓起來吧……”

  不要調查,不要審判,不要提什么抽象的正義或者公正,在這個嚴酷的世界里,我們需要的僅僅是效率,是設計出新飛機的效率。

  不經過調查,不經過審判,將所有的人統統抓起來,這樣他們就不必彼此懷疑,不必整天猜想到底是哪一位妒忌自己的同志作了告密的小人,甚至相反,共患難的同舟共濟也許反而會讓這個團隊變得比以前更有凝聚力……

  囚徒設計局。

  當我說出這個在后世被認為充滿斯大林主義色彩的概念的時候,被后世認為是斯大林最忠實仆從之一的莫洛托夫沉默了十幾秒鐘。那時候,我突然想起后世的一些關于這個有時候比斯大林本人還要教條和頑固的人的傳聞,在他的一生最后關頭仍然充分肯定集體化、充分肯定大清洗,認定斯大林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做的準備百分之百無可非議的人,在他晚年的札記里,也有過這樣的話:“不大懂經濟問題有時導致約·斯大林采取粗暴的、沒有根據的而事實上是完全有害的行政命令式的領導方法。我以為,斯大林熱中于利用拘禁在集中營里的人大搞建設,熱中于最大限度地擴大集中營的規模……”

  那時候,我的心已經在緊縮了,然后,我看到蘇聯勞動國防會議主席、人民委員會常設國防委員會主席拿起了電話,那部直通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電話。

  ……

  其實,我們都是囚徒。

  注1:相比其他科學領域,蘇聯天文學界在大清洗中遭受的格外沉重打擊是一個很難解釋的事情,20多名第一流的天文學家被捕,全國大約20%的天文學家的名字從此消失(根據一些材料判斷,不排除其中一部分并未被處決,可能在后來獲得了釋放——但是他們已經在長期的監禁生活中失去了自己的天文技能),而天文學似乎并不應該是一個會引起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關注的學術領域——當然,有一個可能是,天文臺那巨大的望遠鏡作為一個象征,總是引人注目,或者說招人妒忌……

  注2:本文對朗道的傳單僅作了一處改動——為了適應本書劇情,將“斯大林集團”改成了“莫洛托夫集團”。順便說一句,在30年代,內務人民委員通過各種技術和非技術的手段強迫被捕者承認了種種稀奇古怪的罪名,不過,朗道檔案中他的“自供”中表現出來的對蘇聯黨和政府的那種別具一格的仇恨,至少筆者看來,怎么也不象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審訊人員那種中等文化程度官僚主義的想象力能夠代筆寫出來的……(至于其具體內容實在是很不和諧,這里就不發了^^)。

  注3:1933年,根據圖哈切夫斯基的命令,莫斯科的噴氣推進研究小組(GIRD)與列寧格勒氣體動力實驗室(GDL)合并,成立噴氣科學研究所(RNII),科羅廖夫出任副所長,次年因與所長克列梅諾夫(原GDL主任)、總工程師蘭吉馬克不合而被解職,但在1936年,再度受命統一領導研究所內的液體燃料推進的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研究工作。科羅廖夫于1938年6月7日被捕,7月10日以“消極怠工和陰謀破壞”罪名被判處8年勞改,在科累馬金礦從事重體力勞動。1940年他被調入囚徒航空設計局(該設計局由圖波列夫負責,是設計飛機而不是火箭的),直到1942年才因疏散關系調至喀山。此時才真正重新回到火箭研究領域。

  注4:歷史上ANT-42的第一架原型機完成于1936年11月6日,但當時增壓裝置仍未完成。所以12月27日僅對飛機進行了部分測試。增壓裝置直到1937年10月才終于完成并裝上飛機,但當時因大清洗,大量設計人員被捕(圖波列夫本人于1937年10月21日被捕),因此第二架(也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原型機直到1938年12月28日才完成測試(本書將之提前了一年)。

  按:作者將于明日起赴俄羅斯若干天,目前暫擬于7月19日上午前往新圣母公墓參謁莫洛托夫同志(如果能夠順利找到的話……),故下次更新要到回來之后了,望讀者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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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21
第三十五章 工作重心
更新時間:2008-8-31 20:23:18 字數:3317


  實際上,讓那些被逮捕的科學家、工程師在監獄或者勞改營里繼續發揮他們的專長,為蘇聯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做出貢獻并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比如說,被稱作“動力火箭炮”的無后座力炮設計師庫爾切夫斯基在20年代因為經濟問題(設計師突然對直升機產生了濃厚興趣,于是就一下子把政府撥下來開發無后座力炮的專項經費花光光了……)被捕的時候就曾在勞改營中繼續他的研究工作,而紅軍空軍30年代的主力殲擊機I-16的初步構思據說也是波利卡爾波夫在獄中(他在1929年因I-6項目的失敗被捕)完成的。
  不過,只為了其中的某個成員有那么一丁點還非常靠不住的嫌疑,就把整個設計團隊一起抓起來(大規模逮捕本身倒并非沒有先例)然后讓他們在被囚禁條件下系統進行研發,這大概卻要算一個“創舉”了,毫無疑問,如果傳播出去,那么其倡議者,別爾科夫同志在廣大知識分子中的名聲,就只能用“臭不可聞”來進行描述了。

  不過總體來說,我覺得這還不是一個會讓我后悔的提議。倒也不僅僅是因為歐洲戰云密布,來自未來的歷史知識告訴我還有兩年時間蘇聯就要面對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戰爭……當然,這些理由都對,都很有道理,特別是對于解除我良心(由于它長期在一位堪稱杰出政治家的胸腔中跳躍大概已經所剩無幾)上不應有(?)的負擔很有幫助。但是,最重要的是,這個主意很有益——不盡僅是對于蘇聯、對于蘇聯的軍事工業,特別在于,這個主意對于別爾科夫,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很有益。

  我現在是政治局的候補委員,老實說,考慮到我的資歷和背景,要想在短時間內再上一層樓的可能性基本為零。但即使如此,既然來到了這張會議桌邊,那么我就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那持續不斷永無休止的沖突:在每一分每一秒,面帶微笑,同時,抓住每一個機會,從別人的領地那里切削一塊來壯大自己,同時,盡可能的阻止別人對我的切削。到了目前的地步,同伴的結盟和友好關系仍然有他的重要性,但都已不足以依仗。在這張桌旁,關系會隨著利益改變,因為利益就代表著你在中央委員會的后盾,代表著你可以用來收買友誼和忠誠的資本。

  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他們掌握著人民委員會和書記處(即使并不徹底),所以也就掌握著最雄厚的資本,所以,他們可以拿出最多的東西來交換這張會議桌邊其他人的支持,交換中央委員會里那些渴望著被提升到更好的職位的新人的哪怕是暫時的忠誠。而其他的委員和候補委員們,也都是各自管轄范圍那一部分利益的代言人。

  在其中,作為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我掌握著……最小的一塊,而且還在不斷被切削中。實際上,最近這段時間,我越來越懷疑,他們給予我一次提升,給那些正竭誠為他們效力或者有可能為他們效力的人一個可以效仿的榜樣,在我起完這個激勵作用之后,他們便準備把外交人民委員部這一小塊利益盡快地交易出去,然后把空空如也的我打發去最高蘇維埃掌管橡皮圖章。當然,如果我在這個過程中能夠成功從別處切削到足夠大的一塊,他們大概也不會介意為他們從前和現在的部下再進行一次加冕——雖然目前10名政治局委員的權力基礎看來都還相當穩固,候補委員們暫時仍然只能通過擴大自己所掌握的利益,來逐步提高自己的候補順位,然后等待命運賜予的死亡、疾病或者廢黜所提供的機會。

  因此,我最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國防委員會的,而且其實已經明顯越出了授權給我的對美設備引進優先級——當然,理論上幾乎蘇聯所有的工業項目都可以同對美設備引進扯上關系,反正如果不是這一領域蘇聯已經引進了美國設備,那就是在這一領域蘇聯可以考慮從美國引進設備——但我最近的立場變得更加直露了。國防委員會的主席由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兼任,除此之外,他的成員中還包括了四名政治局委員或者候補委員,而這五個人中的任何一個,即使是我這樣沒有表決權的候補委員,都有能力把一個項目提交到政治局進行復議,在很多時候,這種復議的提議本身,就足夠讓一個在下級部門飽受批評的項目起死回生了。所以,現在,有足夠多的設計師愿意表示出對別爾科夫的接近,而我也努力地通過慎重地挑選提議對象,著手在軍事工業領域建立我的新形象——這其實不是很難難,雖然我不是那種武器迷,但是蘇聯最出名的幾種武器以及他們設計師的名字總是知道的——而既然能夠讓幾十年后的我知道的人,那他們總歸不會太過糟糕,用不著擔心他們在得到我的支持后大丟別爾科夫的臉而成為政治局的話靶。

  當然,偶爾也會有問題出現,比如說,我從來沒有想到,卓越的坦克設計師科什金,一旦他沒有象另一個時空那樣前往哈爾科夫接管哈爾科夫共產國際蒸汽機車廠的設計單位,而是留在列寧格勒,依靠他20年代與奧爾忠尼啟則建立起來的政治聯系,爬上了當地總設計局領導崗位后,居然在列寧格勒拿出一個新作品,然后與哈爾科夫的設計師菲爾索夫的設計競爭紅軍新一代坦克……如果科什金拿出來的是那偉大的,可以永載坦克史冊的T-34,我對于表態將不會有任何遲疑,但是,現在他亮出來的作品,怎么看都是與我印象中的T-34完全不相關的東西,如此一來,雖然從紙面上看也是一種很優秀的坦克,卻不得不讓我猶豫不決了,畢竟我還記得T-34應該是哈爾科夫的產品,如果現在就把菲爾索夫的那個“135方案”設計給就此槍斃掉,未來戰爭中蘇聯能否在坦克技術方面再繼續擁有歷史上那種優勢,就成了一件很沒有把握的事情了……在設計階段,還有可能先和一下稀泥讓兩家去制造各自樣車,但是再過幾星期在庫賓卡的樣車測試之后,就得做出最后的決斷了——或者我就得暫時放棄對坦克制造業施加影響力的打算了……

  當然,哪怕把注意力集中在國防委員會,但是我也沒有丟下外交人民委員的工作,雖然在把對德聯系與同英法的談判交出去之后,剩下的多數只是一些瑣碎的事務性工作,當然,偶爾也會有些有意思的東西……

  ……

  很有意思的東西

  ……

  我抬起頭。

  這是一份有十六頁的報告。

  實際上,它的緣起只是來自蘇聯駐東京武官在一次宴會上偶爾聽到的一句話。

  宴會上,一位也許喝多了幾杯的日本學者對他的研究成果的價值沒有得到政府特別是軍部的充分認識表示了抱怨,而那句話正好漏進了蘇聯武官的耳朵。

  回到蘇聯駐東京全權代表處之后,武官按照例行的程序,將這句話記錄了下來,然后發到了莫斯科。

  不管是國家安全總局第一局還是紅軍情報局,在之前或者之后都沒有收到過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其他情報,也沒有任何證據可以對其內容的真實性予以證實。所以,這句無法核驗與證實的話并沒有被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編寫的《國際情報局通報》收錄。但是,信息處理的流程還在繼續,在農業人民委員部資料中心和國立季米里亞澤夫農學院的圖書館里,凡是能與那個名叫黑島一夫的日本學者聯系起來的論文都被調出,而曾經從事過有關課題研究的合適人員也被找到……

  眼前的報告就是最后的結果。

  這也許是開玩笑。

  我將報告從桌上拿起。

  這一定是開玩笑。

  我這么告訴自己,但是這樣的事情,不可能存在的……

  這不是開玩笑。

  我再次看了一下報告的作者。

  居然是這個人寫的,他怎么會去干這個的?但是,既然是這個人寫的報告,那么……

  就不可能是開玩笑。

  那么,難道我要接受這個報告的結論么?

  我翻到報告的結論部分。

  “……必須承認,目前仍然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日本政府已經采納此項建議……”

  他們目前確實還沒有作。但是,是不做,還是不能做?

  如果按照本文的分析,日本其實已經完全具備推行此項政策的能力。至少,我能想到的幾個反對意見,文中都作了相當圓滿的回答。

  那么,他們為什么不這么干呢?

  他們為什么要把勝利放過呢?

  他們為什么要象現在這樣繼續陷在看不到盡頭的泥潭里呢?

  難道,這種決心很難下么?

  在占領區土改這種決心,真的很難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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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土改
更新時間:2008-10-3 21:39:42 字數:6084


  “這畢竟只是一句話。”
  確實如此,我很贊同莫洛托夫的評語。雖然這是一份很好的分析,但是他的起點實際上僅僅是一句話,一句無法證實的流言。雖然分析長達十六頁,而且分析地十分出色,但這僅僅是建立在這種無法證實的流言基礎上的分析。

  “所以……阿羅謝夫同志這次做的真得很精彩……”我這樣回答莫洛托夫。

  “薩沙……這次確實做的很好……”莫洛托夫對他的中學同學、地下小組的伙伴、私人好友表示了同樣的肯定。“報告很出色。”我注意到他對亞歷山大·雅科夫列維奇·阿羅謝夫用了昵稱。

  蘇聯史中眾多的謎團之一,就是1941年6月22日,對于斯大林這個掌握著當時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有效的情報網的人而言,納粹德國的進攻為什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他究竟為什么拒絕和忽視了大量情報。實際上,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很簡單的——斯大林確實看到了情報,但是他僅僅是“看到了”情報,那些情報,完全不是如后世歷史學家面前那樣清晰和明白:因為,也許令人難以置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蘇聯,確實有著世界上規模最大、也是最有效率的情報搜集網,但是,不管是歸屬蘇聯國家安全部門的政治情報系統還是還是紅軍的軍事情報系統中,那時候都沒有一個情報分析機構的存在!從世界各地匯集來的情報,僅僅經過最簡單和最基本的處理之后,就以近乎原始的形態被交到了各個按照權力金字塔有資格得到的人手中。所以,情報網的最高掌握者、站在金字塔頂端的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即使他有著確實大大超乎普通水準的智力水準,也一樣注定了不能不成為海量信息的犧牲品——或者更恰當的說,是成了他自己那種拒絕任何人對他進行信息過濾的過分猜疑心的犧牲品,因為正是他自己在之前摧毀了蘇聯原有的(雖然也并不算完善的)情報分析體系。

  但是,在我所在的時空,有大量人民委員會日常事務要處理的莫洛托夫一開始就不可能象30年代的斯大林那樣自己來處理所有信息——哪怕嘗試一下也不行(斯大林畢竟是在1941年5月才兼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因此,1932年成立的國際情報局很快就具有了特殊意義。

  國際情報局是在1932年4月前根據政治局決議成立的,其責任是于與軍事情報機關密切合作,通過定期編寫《國際情報局報告》、《國際情報局通訊》以及《國際情報局外國報刊簡報》等形式,為黨政高級領導人提供國際形勢分析。但是這個機構在卓有成效的運行了兩年之后,可能是由于他的領導人,卡爾·伯恩哈多維奇·拉狄克太喜歡出風頭,太喜歡把自己的工作從情報分析向外交建議延伸而過度侵犯了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的領地,因此,伴隨李維諾夫的地位上升(1934年初在十七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而就在34年中,他以機構精簡的名義把四名副外交人民委員中與他不合的索科利尼科夫、卡拉漢兩人趕出了外交人民委員部),國際情報局于1934年5月被降級為一個僅僅負責編寫外事通報的機構。

  在另一個時空這個機構再也沒有得到過翻身的機會,但是這個世界里,莫洛托夫給他注入了新的活力。莫洛托夫對情報機構有著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面,他就像每一個有經驗的國務活動家一樣,高度重視對外情報工作,另一方面,他也和斯大林一樣(雖然程度也許有所不同),對于職業情報人員有著根深蒂固的懷疑。所以,即使紅軍情報局集中進行情報分析的第四處(“情報統計處”)并沒有被大清洗摧毀,而我幾年前在內務人民委員部進行的小小改革時,也在國家安全總局第一局以及其下屬的各地區處中都設置了主管分析工作的副職,莫洛托夫仍然選擇將國際情報局復活并且逐步賦予了它統合協調政治情報與軍事情報的新職能。當然,這種巨大的權力交給拉狄克這個一度被開除出黨的前托派分子(即使他已經多次表示同過去劃清了界限)也未必不讓人放心,所以莫洛托夫在蘇臺德危機之后,把他的中學同學、地下小組的伙伴、私人好友,從布拉格那已經形同虛設的全權代表處調回國擔任國際情報局局長,并順手兼上了副外交人民委員從而把蘇聯駐外各全權代表處的那個小小情報系統直接納入控制——天可憐見,據說我是外交人民委員……

  “不過,這畢竟還只是一句話。”我們看到的報告很厚、很充實、很豐富,但是從某種角度上,它已經不是對那一句話的真實性分析,而已經轉變成對日本可能采取某種政策的可行性研究。

  確實只是一句話,但是……“但是問題是,現在那一句話是否真實,甚至其是否存在似乎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

  “……為什么這么說?”莫洛托夫做出詢問的表示。

  “我覺得現在分析中指出的,是一種完全具有現實操作性的政策,不管日本方面到底現在是否已經在執行或者考慮執行這種政策,目前對我們來說重要的問題是這種政策確實行得通,這一點,既然我們可以想到,那么我們沒有理由武斷的假設,日本方面就一定不能想到。”

  雖然在另一個時空,他們就是沒有想到,但是,這個經驗能夠簡單套用過來么?我可沒有把握,特別是在看了這篇文章之后。

  “如果他們想到了……”莫洛托夫停頓了一來。“那么我們的整個遠東政策都有可能而因此坍塌……”

  “確實如此。”從中日戰爭爆發以來,蘇聯選擇的立場就是向南京政權(現在已經變成重慶政權了)提供軍事援助,而直到我們談話的時刻為止,重慶政權的軍隊還能(雖然勉勉強強地)在這場民族戰爭中維持著一條防線……但是,如果戰爭的性質如這篇文章所分析和預言的那樣發生急速的變化呢……

  與一般的歷史記載相反,20、30年代蘇聯對中國的基本國情有著極為清晰和深刻的認識,機械地仿效十月革命經驗,頑固堅持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中心論的,實際上是東方的教條主義書呆子們,而不是(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樣)來自莫斯科的指示。事實上,早在1927年,《湖南農*動考察報告》一問世,就得到了共產國際的高度關注,被譯成俄文送往莫斯科并得到極高贊譽,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文章著述中第一個享受到在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上譯載待遇的作品——雖然這部杰出作品的作者在當時連中共的候補中央委員都還不是……

  所以,蘇聯同樣清晰和深刻的知道,如果日本如文章所分析的那樣推行土改政策的話,會對中國正在進行的那場戰爭產生怎樣的影響……

  “……中國軍隊完全可能因此瓦解。”夸張么,當我從蘇聯在華軍事顧問的見聞里看到國民黨軍官毆打下屬的報告時,我就對這支軍隊的戰斗力不抱什么期待了——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知道而且理解軍隊作為一個暴力集團,內部存在體罰雖然令人不快但卻是常見的事情,哪怕在蘇聯軍隊中,粗魯的上級毆打他不滿意的下屬也絕非罕見,但是蘇聯顧問報告的并非是這一類事情:他們在火車站看到一個年輕的連長為他的因為長途行軍而疲勞不堪的部下購買了幾只西瓜,然后看到這一切的團長跑過來,當著全體士兵的面大罵這名連長,打他的耳光,并踢他,而原因僅僅在這個年輕人竟然打算善待自己的士兵。同樣,也有講著熟練英語的高級軍官,因為勤務兵沒能為他找到紙牌而對其大打出手,而比這種行為更令人感到絕望的是這名受過良好教育的軍官對他行為的解釋是“這些啞巴畜牲就吃打。”蘇聯顧問對中國軍隊的評價是封建專制與法西斯主義的混合物,格外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其中前者占主要地位、也就是那些更落后、軍閥習氣較深的部隊里,軍官與士兵之間有時候倒還有一種近似于土匪頭目與嘍羅之間情誼的關系,而重慶政權的主力部隊,更多經過國民黨思想灌輸的中央軍中,軍官對于士兵,則完全是一種農奴主對于農奴的態度。

  那么究竟是什么維系著這支軍隊?因為——很可能僅僅是因為——日軍這一邊的情況更為糟糕。但是現在在侵華日本面前似乎出現了一個機會,點燃階級沖突的火藥桶,從而把一場帝國主義侵略戰爭轉變為一場國內戰爭……

  “……無論是火藥桶還是導線,中國社會都已經具備。”不到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農,占據著中國農村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而在另外百分之九十的人中,能夠大體自給的中農還不到其中的四分之一——即使莫洛托夫和別爾科夫都是沒有農村經驗的人也能理解這意味著什么。不過,我本來認為,這個火藥桶應該是在差不多十年之后,在一場國內兩大勢力總決戰中被點燃,畢竟,在第三世界農村喚起農民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決非在縣城里貼一張告示宣布新土地法令就可以在衙門或者官署里期待廣大農民踴躍響應的事情,事實上,任何一個農村政策要能夠真正貫徹下去,都需要大量能夠深入農村基層的工作人員。而在30、40年代的中國,怎樣建立起這樣一支隊伍……

  “在中國,派出一支擴大了幾倍的‘二萬五千大軍’,以日本占領軍的刺刀為后盾來進行土地改革,非常有想象力的構想。”老實說,莫洛托夫對農村政策近乎一竅不通,但是好在報告的起草者舉出了一個蘇聯領導集團很容易理解的類比——30年代初,聯共(布)從大城市動員了二萬五千名產業工人到農村去推進集體化,實際上,正是這些人才建立起了聯共(布)對農村的基層控制——這才是那一場代價巨大然而影響深遠的集體化運動的實質內涵。

  確實是一個很有想象力的構想,一支外國占領軍試圖在占領區推行生產關系變革,以便把一場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轉變成一場國內階級斗爭的話,他們遇到的第一個障礙就是作為外來者語言不通的問題,如果侵華日軍不想把土改這種艱巨而復雜的工作變成一場巨大鬧劇(假設不是一場巨大悲劇)的話,就完全不能指望使用中國舊的統治體系——且不說留在維持會里的都是些什么貨色——即便這個統治體系在還戰前保持完整的時候都一樣完全不能深入鄉村。

  但是,現在的分析指出了另一種可能性,一個長期被人忽視的可能性:在這一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日本曾經統治過一塊中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領土接近半個世紀,而且,在那里已經普及了一種以日語為基礎的小學教育——換句話說,已經培養起了一代同時掌握著日語和漢語兩種語言的人。“在臺灣,特別是臺灣的農村實施全面征兵。”日本已經在臺灣建立了細致而嚴密的戶籍制度,理論上即使僅僅征召3個年度的年輕男子,在600萬臺灣人中集中起10萬人是很輕松的事情,更何況,需要他們做的事情并不一定需要年輕人才具備的體力。“把他們以十到十五人為單位編組起來,并搭配一至兩名日本顧問,然后派往中國的農村,充當日本與中國農民之間溝通的橋梁,以農業技術指導為開始,推動一次土地再分配……”

  在提出方案的同時,報告也指出了這種嘗試存在的阻力——

  首先是中國的地主本身,但是在戰爭中,有大量的土地擁有者已經拋棄土地逃離了日本占領區,這就給了日本一個機會,用承認耕作者的新所有權來造成一個既得利益階層,而留在淪陷區參加維持會的“漢奸地主”們,雖然他們顯然會因為這一政策遭受損失,但他們本來就僅僅是日本武力威脅下的投機依附者,他們顯然將不得不接收日方給予(如果日方愿意給予)的其他,比如說以城市資產為擔保的某種債券作為補償——報告指出,他們在目前已經接受了日本實際上毫無擔保的軍票。

  其次,是充當溝通中介的臺灣人,如果以他們作為日本在華政策的主要執行人,那么日本必須冒他們德中國人民族意識覺醒的危險。然而,文章列出30年代日占臺灣與國民黨治下大陸情況比對之后,以一種冷酷的態度做出了一個讓我這個曾經的中國人十分難堪的結論——雖然臺灣人作為殖民地的臣民,毫無疑問的受到了一系列來自宗主國的、可以說是十分嚴重的歧視,在這種歧視中,不斷醞釀著反抗精神與一種作為中國人的自覺,然而,這種反抗與自覺,按照報告的看法,很有可能因為他們對蔣介石政權、特別是蔣介石政權統治過農村的進一步了解而被新產生的一種盲目優越感所抵消——當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對于大部分沒有受到足夠啟蒙覺悟的人來說,這種優越感是很有可能出現的。

  最后,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日本是否愿意承受這項土地政策對自己本國的影響,報告認為這實際上可能是日本推行這項政策的最核心障礙,由主要兵員來自農村的軍隊在中國推行一場土地所有變更政策,那么隨著士兵的復原或者回國探親,必然會對日本本國、同樣是地主經濟的農村產生巨大影響。當然報告也指出了這一最大變數可能并不如多數人所想象的那樣嚴重:日本的寄生地主制主要是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鼓勵的兼并而形成的,因此不論是歷史的根基或者農村土地的集中程度,都完全無法與中國相比(日本農村租佃地與自耕地的比例是大約一比一),同時,如果說日本法西斯主義主要思想家北一輝對私人土地乃至私人財產進行嚴格限制乃至公有化的想法因提出者本人被日本政府處決而不能作為判斷依據的話,那么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壓制明治寄生地主制、強化自耕農體制的政策則已經反映出了一種令人不安的跡象:特別是1937年底通過的《農地調整法》,法律方面明確向佃農傾斜。這也許僅僅是大規模戰爭是其強化國內糧食配給確保基本供應的舉措,但是至少說明了在戰爭壓力情況下日本將有決心對其一個世紀以來的農村政策進行改變,同時,也不能排除這是在為即將推出的某項更為激進政策的鋪墊……

  總之,報告強調了,一種全面的土改政策,在當前局勢下,將可能徹底解決日本占領軍作為侵略者所面臨的大部分困境,當然,仍然還有一些障礙,但是相對于它可能產生的效果,這些障礙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至于日本是否已經確實準備推行此種政策,目前仍然沒有確鑿的正面或者反面的證據,然而,必須承認存在著的一些令人不安的跡象,結合黑島教授的雖然沒有其他佐證的言論,考慮到這一政策可能具有的極其深遠的影響,即使證實其存在的證據依然是隱晦與間接的,仍然建議蘇聯政府必須始終對此保持高度關注……

  關注么?不過,到底該怎樣關注呢?該怎樣關注一個具有爆炸性,但卻是十分潛在的爆炸性的問題呢?

  “你對寫這份報告的華西列夫斯基有沒有印象?”

  說明1:歷史上蘇聯第一個全面統合政治情報與軍事情報的機構是1947年由莫洛托夫建立并親自領導的部長會議情報委員會,但是該機構在次年即隨著莫洛托夫的政治地位急速下降而瓦解。之后直到蘇聯解體,蘇聯情報機構一直處于克格勃(包括其前身國家安全部)和格勒烏兩個體系各行其是的狀態。

  說明2:本文對國民黨軍隊的描述,并非出自30年代蘇軍顧問的觀察……而是出自40年代美國記者的觀察。

  說明3:1945年日本自耕地與租佃地的比例是54%對46%。

  說明4:歷史上,因為39年朝鮮旱災造成日本國內糧食緊缺和地價騰貴,結果日本極大強化了國內的糧食配給,用嚴格的國家統制代替了明治以來的糧食自由流通體制。1939年12月頒布佃租統制令,凍結了佃租。1941年8月,因為戰爭需要實行了鼓勵農業的“二重價格”制度,其中補助金不是發給田主,而是直接發放給耕種者。1941年12月頒布《農業生產統制令》,農會直接干預到耕作計劃。1943年4月制定《標準農村設定綱要》和《自耕農創設維持事業的整備擴充綱要》改變了明治確立的以地主作為農村支柱的政策,改為把自耕農作為“經營適當的農家”視為“皇國農村”中堅。
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22
三十七章 眼睛們
更新時間:2008-12-4 18:11:01 字數:3584


  斯大林1937~1938年對軍隊的大清洗消滅了很多軍官,但同時,也給了不少人機會,比如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當然,在大清洗之前,他已經是一個受到包括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騎兵總監察布瓊尼、白俄羅斯軍區司令烏博列維奇等很多高級將領矚目的優秀師長了,可以預想,即使在普通正常的環境里,在蘇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急速擴軍,他也不可能不得到很快就獲得進一步的、可能是飛快的提升……
  但是,如果是這樣“普通正常”的提升,大概仍然不足以讓他獲得那個在諾門坎嶄露頭角的機會,而正是那個機會,讓朱可夫同志隨后一舉成為蘇聯最重要軍區的司令并在一年后獲得大將軍銜——實際上,當5月得知與關東軍沖突升級的時候,我的第一反應就是認真思考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有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去讓一個他在軍事演習中認識的騎兵軍官獲得某個職務——由你舉薦的人贏得一場酣暢淋漓的勝利顯然將大大有助于加強某人在國防委員會甚至政治局發言的力量,但是認真考慮的結果是,即使有別爾科夫的幕后推動,對于白俄羅斯軍區內一個沒有任何遠東經歷的新鮮人騎兵軍長來說,外蒙的集團軍級集群司令職務可能還是稍微遙遠了一點……所以,當我了解到蘇聯駐外蒙的第57特別軍軍長叫做伊凡·斯捷潘諾維奇·科涅夫[駐1]之后,就完全打消了干預的念頭……

  當然,相比現在已經是軍長的朱可夫和科涅夫來說,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華西列夫斯基的軍旅生涯就顯得十分慘淡了,我不知道是哪個因素對他的命運產生了擾動,總之這位出生在傳教士家庭的前沙俄上尉營長沒能如另一個歷史時空那樣成為總參軍事學院首批學員,在1935年他四十歲的時候就按照紅軍的服役條例……在時任伏爾加河沿岸軍區司令部軍訓部長任上辦理了退役手續[注2],然后,大概是為了補償他少年時就立下的做農藝師的夙愿,這位退役軍人設法進入了極為著名的季米里亞澤夫農學院管理學生軍訓和動員,并利用業余時間完成了一篇關于農業對國家戰略影響的論文,而且成功地發表了出來。

  當國際情報局著手對黑島文件進行處理的時候,華西列夫斯基是莫斯科為數不多的同時對于農業、軍隊以及大戰略都有深入了解的人之一,所以他被吸納進了分析小組,在那里,他成功地證明了自己是一個……非常善于寫報告的人——從片言只語的發揮開始,最終變成一篇能讓被列寧稱為“磐石屁股”的蘇聯第一號文牘主義者莫洛托夫產生深刻印象的報告……我很希望我也能寫出這樣的報告!

  當然,挖角的希望看來是不大了,莫洛托夫似乎已經決定把這名不得志的軍訓教官直接吸納進他的秘書班子——當然,我很清楚,可敬的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不僅僅是在為自己補充一個文字潤色者:作為一個天生的官僚,莫洛托夫有他自己的局限性,畢竟這個世界并不是完全由打字機打出的公整公文紙組成的,所以除了正規的文書之外,官僚需要觀察國家生活各個實際方面的眼睛,特別是那些他不熟悉的領域——比如在現在國際局勢下正顯得越來越重要的蘇聯武裝力量。

  自然,政治局候補委員、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別爾科夫同志也有著自己的眼睛。

  謝爾蓋·普羅科菲耶維奇·杰尼索夫是一個出色的戰斗機飛行員。兩年前,也就是1937年,他剛到西班牙參加最初幾次空戰之后,就根據他作為飛行員的體會,主動向蘇聯的航空工業領導人提交了一份建議書。當然,就象一切面對官僚主義阻力的革新者一樣,這個28歲的年輕戰斗機飛行員的主動精神并沒有得到充分的鼓勵——當然也談不上被壓制或者打擊,簡單的說,就是被無視了。

  現在,杰尼索夫帶著蘇聯英雄的稱號回到了莫斯科,然后發現,他在兩年前所指出的一些缺點,有少數得到了改變,比如說紅軍主力殲擊機的火力問題——伊-16的兩挺КАС7.62毫米機槍口徑偏小、彈著點也過于分散——從1938年問世的伊-16-17型開始,裝上了2門20毫米的ШВКА機炮,雖然說重量的增加造成了伊-16在靈活性和爬升率方面不小的損失,不過本來貧弱的火力總還算得到了相當的提升。

  但其他的問題依然如故,同樣從-17型開始,蘇維埃戰鷹們終于得到了他們渴望已久的無線電通訊設備……但是其功率不足,而且可靠性糟糕到夸張的地步,只要稍微受一點潮,飛行員就除了一片“茲拉”雜音什么別的也聽不到——即便是這種蹩腳的無線電,也遠非能夠普及到每一架作戰飛機。因此空中指揮仍然只能通過搖晃機翼或者打手勢之類的方式來進行。

  如果說這或者還是蘇聯差勁的無線電工業無可奈何的事情,那么始終沒有拿出可以同德國Bf-109抗衡的新式戰斗機,則只能說是航空工業的責任了。以30年代中期的標準,伊-16是一種很好的飛機,甚至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戰斗機(沒有之一!),但是到30年代后半段,如果說面對Bf-109B這樣的早期型號還有一拼之力的話,但是在梅塞施密特換上新型大功率發動機之后,禿鷹軍團的Bf-109E已經把蘇聯戰斗機吃得死死的。

  而當杰尼索夫奉命與一群精心挑選出來的飛行員前往遠東的時候,他生氣地發現,雖然蘇聯政府和軍隊這次定下的規矩是,為了確保蒙古上空的空中優勢,派出的必須是裝備最好飛機的最優秀飛行員,但是杰尼索夫看到,為他們這些精銳準備的最新式戰斗機,仍然不過是伊-15和伊-16并沒有脫胎換骨的改良型。

  這無疑值得引起蘇聯人民委員會國防委員會、特別是某位正既被蘇聯與英法軍事互助談判、也被蘇聯與德國貿易接觸談判排除在外因此閑得無所事事的國防委員會成員的格外關注。

  ……雖然說,國防工業這攤渾水并不是那么好趟的。選幾個有潛力的項目發揮一些影響力是一回事情,對整個管理全面炮轟是另一回事情,即使別爾科夫是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也一樣。

  因為現在主管著國防工業的人是一名1905年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一名聯共(布)中央委員,而比這更加重要(絕不是說上述這些不重要,但是……)的是,他的名字是米哈伊爾·莫伊塞維奇·…………卡岡諾維奇。

  他是書記處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拉扎爾·莫伊塞維奇·卡岡諾維奇的親哥哥。

  注1:內戰時就在遠東參加過與日本干涉軍交戰的科涅夫是1937年第57特別軍進駐外蒙時的軍長,為該軍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的環境順利安頓下來作了很多工作,但歷史上因大清洗造成大量空缺,次年他即升任紅旗第2集團軍司令而離開了外蒙。再過一年爆發諾門坎事件(蘇聯稱“哈勒欣河事件”)之后,朱可夫接替指揮不力的費克連科擔任該軍軍長,隨后該軍在得到增援兵力后于1939年7月15日擴充為第1集團軍群(蘇聯的“集團軍群”,其實是比軍大一些的“集團軍級集群”,不是后來德國那種指揮N個集團軍的大型戰略戰役軍團)

  注2:1924年蘇聯頒布的《軍事部門服務條例》規定,如果不辦特殊的延長手續,那么相當于團長或者說上校的九級軍官最高服役年齡為40歲。之后直到1939年將該年齡限制(1935年蘇聯實施軍銜制,有了“上校”的正式稱呼)提高到45歲之前似乎也沒有對這方面規定有所改變,至于在某個時空里1936年連正式黨員都不是(華西列夫斯基31年被批準入黨,他本該在1933年預備期滿轉正,但是就在同一年,聯共[布]中央決定暫停吸收黨員三年,加上其他拖延,最終直到1938年初才成功轉正)的華西列夫斯基上校怎么能在41歲的時候進入完全采取推薦入學制的總參軍事學院……筆者只能說,這確實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說明:關于華西列夫斯基少年時代對農業的愛好,可以參考他的回憶錄——“戰爭(指第一次世界大戰)打破了我原先的一切計劃,將我的一生推上了原來根本沒有想象過的另外一條道路。我曾經幻想在神學校畢業后到某個農村學校當上三年教師,積攢一點錢,然后再進農業學校,或者進莫斯科測地學院。”“我所以決定當名軍官,并非為了想在軍界飛黃騰達。我仍然幻想著成為一名農學家,打完仗之后在俄羅斯廣闊無墳的大地的某個角落里從事勞動。”“我準備懷著一顆純潔的心獻身于自己喜愛的事業,在田野里勞動。1917年11月底,我退伍了。”至于農藝師華西列夫斯基怎么最后變成蘇聯元帥華西列夫斯基的——1917年底他在家準備報考農學院的時候,發現已經沒錢糊口了,所以就在家鄉當上了軍訓教官(1917年他收到電報通知他被他擔任過營長的老部隊的士兵委員會選舉為團長,但他家鄉在俄羅斯中部,沒法到達所在的比薩拉比亞前線)。即使那時他仍然把軍事作為臨時職業,所以在次年8月他又改行當上了農村小學教師,直到1919年5月被紅軍征召入伍,然后前沙俄上尉營長從紅軍副排長開始重新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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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23
聯共(布)黨章(1934版)
更新時間:2007-8-5 17:54:00 字數:9560


  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章(共產國際支部)(一九三四年一日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
  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是蘇聯無產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

  黨領導無產階級、勞動農民和全體勞動群眾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爭取社會主義勝利而斗爭。

  黨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機關,并保證順利地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黨是以無產階級的、自覺的、鐵的紀律結合起來的統一的戰斗組織。黨所以有力量就因為它團結一致,意志統一,行動統一,不容許違反黨綱、破壞黨紀以及在黨內組織派別集團。

  黨要求黨員積極忘我地工作來實現黨綱和黨章、執行黨和黨機關的—切決議、保證黨的隊伍的統一、鞏固蘇聯各民族的勞動者之間以及與全世界無產者之間的兄弟般的國際主義的關系。

  第一章黨員和黨員的義務

  第一條凡承認黨綱、在黨的一個組織內工作、決議并繳納黨費的人,都可以作為黨員。

  第二條黨員有下列義務:

  (一)嚴格遵守黨的紀律,積極參加黨內利國內的政治生活,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和黨機關的決議,

  (二)努力提南自己的覺悟,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領會黨的重要政治決議和組織決議并向非黨群眾進行解釋

  (三)作為一個蘇維埃國家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模范地遵守勞動紀律和國家紀律,精通自己的業務,不斷提高自己的生產技術或業務能力。

  第三條接收黨員只能個別地進行。新黨員是從經過規定的預備期、受過初步政治教育以及精通黨綱黨章的預備黨員中接收的。

  接收同情者小組、蘇維埃、工會、共青團、合作社、婦女代表會議等組織中工作優秀的工人、集體農莊莊員、紅軍戰士、學生和職員入黨,要征求該同志過去或現在所在的組織的意見。

  接收預備黨員為正式黨員的手續如下;

  (一)規定為四類:

  (1)五年以上工齡的產業工人;(2)五年以下工齡的產業工人,農業工人,工人、集體農莊莊員出身的紅軍戰土和直接參加車間或工段工作的工程技術人員;(3)集體農莊莊員、手工業勞動組合的成員和小學教員;(4)其他職員。

  (二)第一類人入黨,須有五年黨齡的黨員三人介紹;第二類人入黨,須有五年黨齡的黨員五人介紹;第三類人入黨須有五年黨齡的黨員五人和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或區委會的代表介紹;第四類人入黨,須有十年黨齡的黨員五人介紹。

  注:接收屬于上述各類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入黨時,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區委員會的介紹等于兩個黨員的介紹。

  (三)脫離其他政黨的人,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能接收入黨,并須有黨員五人(十年黨齡的黨員三人和革命以前入黨的黨員二人)介紹,而且不論他的社會地位如何,都必須通過生產單位的基層組織并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批準。

  注:中央委員會可以授權個別邊區的、省的黨委員會和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后批準脫離其他政黨的人入黨。

  (四)在接收黨員前,應審查介紹書,這—工作由地方黨委員會負責。

  (五)入黨問題由黨的基層組織預先審查,由黨組織全體大會決定,經黨委員會批準后發生效力:第一類和第二類人經區委員會或市委員會批準,第三類和第四類人經省委員會、邊區委員會或民族共和國共產黨小央委員會批準。

  (六)二十歲以下的青年,必須是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才能入黨。

  第四條介紹人要對被介紹人負責,如果輕率介紹,要受黨紀處分,直至開除黨籍,

  第五條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其黨齡從所屬的黨的基層組織全體大會通過該同志為正式黨員之日算起。

  第六條一個黨組織的任何黨員轉到另一個組織的工作地區時,就算為后一組織的黨員。

  注:黨員從一個組織轉到另一個組織,須按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規定的條例辦理

  第七條黨員和預備黨員沒有正當理由在三個月內不繳納黨費,就被認為脫黨,但應在基層組織全體黨員大會上宣布。

  第八條開除黨員黨籍的問題,由該黨員所屬的黨的基層組織全體大會決定,并經相當的黨委員會批準:第一類和第二類人須經省委員會或邊區委員會批準,第三類和第四類人須經區委員會或市委員會批準,而本人自黨組織全體大會或黨委員會決定開除黨籍之日起,即被撤銷黨的工作。被開除的黨員的名字應在黨的報刊上公布,同時指出被開除的原因。

  第九條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應定期作出決議來有系統地清洗下列分子出黨:

  階級異己分子和敵對分子;

  欺騙黨、對黨隱瞞自己的真正觀點和破壞黨的政策的兩面派分子;

  公開和隱蔽地破壞黨和國家的鐵的紀律的分子;

  同資產階級分子串通一氣的蛻化分子;

  野心家、自私自利分子和官僚主義分子;

  道德敗壞分子、因行為不檢而損害黨的威信的分子、玷辱黨的旗幟的分子;

  不履行黨員義務以及不領會黨綱黨章和黨的重要決議的消極分子;

  第二章預備黨員

  第十條凡志愿入黨的人,都須經過預備期,其目的在于使預備黨員切實了解黨的綱領、黨的章程和黨的策略,并考察預備黨員的個人品質。

  第十一條接收預備黨員的手續(類別劃分、介紹人條件、介紹書審查、組織決定、黨委員會批準)同接收正式黨員完全—樣。

  第十二條預備期規定如:第一類人一年,第二類、第三類和第四類人兩年。

  注:脫離其他政黨的人,不論他的社會地位如何,都須經過三年預備期。

  第十三條預備黨員參加所屬組織的會議,有發言權。

  第十四條預備黨員向當地黨委員會繳納普通黨費。

  第三章同情者小組

  第十五條為了把最靠近黨的、在實際工作中即在生產中表現對黨忠誠、但是還沒有完全具備入黨條件的非黨積極分子組織到聯共(布)的周圍,在黨的基層組織下建立聯共(布)同情者小組,同情者小組的成員必須無條件服從黨機關的一切決議。

  第十六條接收同情者小組成員,須由工廠、機關和其他的黨委員會,機器拖拉機站、國營農場和鐵路運輸系統的政治部決定,并有兩個黨員的介紹。

  第十七條聯共(布)同情者小組成員必須出席黨的一切公開會議,在會議上有發言權;必須積極地執行黨和政府的決議;必須在黨組織的領導下不斷努力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

  第四章黨的組織機構

  第十八條黨的組織機構的指導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說:

  (一)黨的一切領導機關從上到下都由選舉產生;

  (二)黨的機關定期向自己的黨組織報告工作;

  (三)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

  (四)下級機關和全體黨員絕對服從上級機關的決議。

  第十九條黨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按地區和生產的原則建立起來的:管理某一地區的黨組織,對于這個地區內各個部分的黨組織來說,是上級組織;管理整個生產部門或管理部門的黨組織,對于這個部門內各個部分的黨組織來說,是上級組織。

  第二十條一切黨組織對于地方性的問題有自主決定的權力,但這些決定不能與黨的決定相抵觸。

  第二十一條每個黨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員大會、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

  第二十二條黨員大會、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選舉黨委員會,黨委員會是它們的執行機關,領導黨組織的一切日常工作。

  第二十三條黨的組織系統如下

  (一)在全蘇聯,是全國代表大會——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二)在省、邊區、共和國,是省代表會議、邊區代表會議、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省委員會、邊區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三)在市、區,是市代表會議、區代表會議——市委員會、區委員會;

  (四)在企業、村、集體農莊、機器拖拉機站、紅軍部隊、機關,是黨的基層組織的黨員大會、代表會議——基層黨委員會(工廠黨委會、紅軍部隊黨委會等等)。

  第二十四條從屬關系、工作報告、黨的一切決議的上行下達和批推否決,其次序(從上級到下級)如下:全國代表大會,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省、邊區代表會議,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省、邊區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市、區代表會議,市、區委員會等等。

  第二十五條為了進行實際工作來實現黨的指示和決議并檢查蘇維埃經濟機關和下級黨組織執行這些決議的情況,在省委員會、邊區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下設立完整的負責生產業務的部。

  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下設立:

  (一)農業部、(二)工業部、(三)運輸部、(四)計劃財政貿易部、(五)政治行政部、(六)黨的領導機關部、(七)文化和列寧主義宣傳部、(八)馬克思思格斯列寧研究院。此外設兩個處.即事務管理處和秘書處。

  在省委員會、邊區委員會和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下設立:

  (一)農業部、(二)工業運輸部、(三)蘇維埃貿易部、(四)文化和列寧主義宣傳部、(五)黨的領導機關部(市的和區的)和秘書處。

  每個生產業務部集中領導該部門的全部黨的工作:領導黨的組織工作、干部的分配和培養工作、群眾鼓動工作、生產宣傳工作,監督有關的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和黨組織執行黨的決議。

  第二十六條每個黨組織經最后批準成立后,有權獲得自己的印信,但必須得到有關的上級黨組織的批準。

  第五章黨的中央組織

  第二十七條黨的最高機關是代表大會。定期代表大會至少每三年召開一次。非常代表大會,根據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或上次黨代表大會所代表的全體黨員三分之一以上的要求,由中央委員會召集。黨代表大會的召集和議程,至遲應在代表大會召開前一個半月宣布。非常代表大會應在兩個月內召集。

  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所代表的黨員不少于上次定期代表大會所代表的全體黨員的半數時,該代表大會才能認為有效。

  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名額由中央委員會規定。

  第二十八條在中央委員會沒有按第二十七條規定的期限召集非常代表大會時,要求召集非常代表大會的各組織有權成立組織委員會,行使中央委員會召集非常代表大會的職權。

  第二十九條代表大會:

  (一)聽取和批準中央委員會、黨的監察委員會、中央檢查委員會和其他中央組織的總結報告。

  (二)重新審查和修改黨綱黨章;

  (三)決定黨在日前政策的基本問題上的策略路線;

  (四)選舉中央委員會、黨的監察委員會、中央檢查委員會,提出蘇維埃監察委員會的人選交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批準。

  第三十條中央委員會和其他中央組織按代表大會規定的名額選出。中央委員出缺,由代表大會選出的候補委員依代表大會規定的次序遞補。

  第三十一條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至少每四個月召開一次。候補中央委員出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有發言權。

  第三十二條中央委員會設立:政治局——負責政治工作;組織局——負責組織工作的總的領導;書記處——負責日常的組織性的工作和執行性的工作。

  第三十三條在前后兩次代表大會之間,中央委員會領導黨的全部工作,代表黨同其他政黨、組織和機關發生關系,建立黨的各種機關并領導它們的工作,指定在自己監督下進行工作的各中央機關報編輯部并批準大的地方組織的黨機關報編輯的任命,組織并管理有全國意義的事業,分配黨的人力和財力并管理中央會計處。

  中央委員會通過中央的蘇維埃組織和工會組織中的黨組來指導這些組織的工作。

  第三十四條為加強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和政治工作起見,中央委員會有權在對于國民經濟和整個國家特別重要的落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部門設立政治部,委派中央委員會的黨組織員,并且在政治部完成自己的突擊任務以后,把它們改變為按生產和地區的原則建立的普通的黨機關。

  政治部的職權相當于這個生產單位的黨委員會的職權,由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中央各生產業務部或特設的總政治部和政治部來直接領導。

  第三十五條中央委員會定期把自己的工作通告黨的各級組織。

  第三十六條黨的監察委員會:

  (一)監督黨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決議的執行;

  (二)審理違反黨紀的人;

  (三)審理違反黨的道德的人。

  第三十七條中央檢查委員會檢查:(一)黨的中央機關是否迅速而正確地處理事務,以及聯共(布)中央書記處是否正常地進行工作;(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會計處和各項事業。

  第六章黨的邊區、省、共和國的組織

  第三十八條省、邊區、共和國的黨組織的最高機關是省、邊區的黨代表會議或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代表大會,而在前后兩次會議之間,是省、邊區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它們根據全蘇聯共產黨和它的領導機關的總的決議進行工作。

  第三十九條邊區、省的定期代表會議或民族共和國共產黨的定期代表大會,由邊區、省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每一年半召集一次;非常代表會議或代表大會,根據邊區、省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定或這個邊區、省、共和國所轄組織的全體黨員的三分之一的要求召集之。

  邊區、省代表會議,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名額,由邊區、省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規定。

  邊區、省代表會議,比族共和國共產黨代表大會聽取和批準邊區、省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檢查委員會和邊區、省的其他機關的總結報告,討論邊區、省或共和國內黨、蘇維埃、經濟、工會的工作問題,選舉邊區委員會、省委員會(在共和國選舉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檢查委員會和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第四十條邊區、省委員會,以及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設立相當的執行機關以處理日常工作,人數不超過十一人,并須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批準,選出兩個書記,第一書記和第二書記。書記至少須有十二年黨齡。

  第四十一條邊區、省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建立邊區、省、共和國范圍內的黨的各種機關,領導它們的工作,指定在自己監督下進行工作的邊區、省的黨機關報編輯部,領導黨外組織中的黨組,組織和管理有全省、全邊區、全共和國意義的事業,在本組織范圍內分配黨的人力和財力,管理邊區、省、共和國的黨會計處。

  第四十二條邊區、省委員會,民族共和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至少每三個月召開一次。

  第四十三條邊區和共和國所轄的民族省和其他省的以及自治共和國的黨組織,在邊區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進行工作,并根據黨章第六章關于邊區、省和共和國組織的各條規定建立自己的內部生活。

  第七章黨的市和區(鄉村和城市)組織

  第四十四條黨的市、區代表會議,由市、區委員會召集,每年至少一次;非常代表會議,根據市、區委員會的決定或市、區黨組織所轄組織的全體黨員三分之一的要求召集之。

  市、區代表會議聽取和批準市、區委員會、檢查委員會和市、區的其他機關的總結報告,選舉市、區委員會,檢查委員會和出席邊區、省代表會議或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代表。

  第四十五條市委員會書記須有十年黨齡,區委員會書記須有七年黨齡。市委員會和區委員會書記須由省委員會、邊區委員會或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批淮。

  第四十六條市、區委員會選舉五人到七人的常務委員會,組織和批準企業、國營農場、機器拖拉機站、集體農莊和機關中的黨的基層組織,登記黨員,建立市、區范圍內的黨的各種機關,領導它們的工作,指定在自己領導和監督下進行工作的市、區的黨機關報編輯,領導黨外組織中的黨組,組織有全市、全區意義的事業,在市、區范圍內分配黨的人力和財力,管理市、區的黨會計處。市、區委員會根據中央委員會規定的期限和形式向邊區、省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報告自己的工作。

  第四十七條在大城市,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批準,成立隸屬于市委員會的區組織。

  第八章黨的基層組織

  第四十八條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基礎。在工廠、國營農場和其他經濟企業中,在集體農莊、機器拖拉機站、紅軍部隊中,在鄉村、機關等地方,凡是有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在黨員不滿三人的企業、集體農莊和機關等地方,成立預備黨員小組或黨員和共青團員混合小組,由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政治部指定一名黨組織員來領導。黨的基層組織由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相當的政治部批準。

  第四十九條黨員人數多的(一百人到三千人或者更多的)大企業、機關和集體農莊等等,經區委員會、市委員會和相當的政治部的個別批準,可以在包括整個企業、機關等等的全單位的黨的基層組織內按車間、工段、部門等等成立黨的組織。在車間、工段等等級織內,也可以按照企業的工作隊、機組工作組等等成立黨小組。

  第五十條黨的基層組織把工人和農民群眾同黨的領導機關聯系起來。它的任務是:

  (1)在群眾中進行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來實現黨的口號和決議;

  (2)吸收同情者小組成員和新黨員并對他們進行政治教育;

  (8)協助區委員會、市委員會或政治部進行日常的組織工作和鼓動工作;‘

  (4)動員企業、國營農場、集體農莊等等的群眾來完成生產計劃,加強勞動紀律并開展突擊運動;

  (5)同企業、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中的松懈現象和經營不善現象作斗爭,經常關心改善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的生活條件;

  (6)作為黨機關,積極參加固家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

  第五十一條黨的基層組織選出一個委員不超過十一人的黨委員會(工廠黨委會等等)處理日常工作,任期一年;車間組織選出黨的組織員,由黨的基層組織的委員會批推。

  黨員和預備黨員不滿十五人的黨組織,不成立黨委員會,只選出黨的組織員。在黨員不超過一百人的基層黨委員會內,黨的工作通常由不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擔任。在黨員人數達一千人的黨委員會內,應當有兩個到三個領薪的脫離生產的工作人員擔任工作。在黨員人數達三千或更多的黨委員會內,應當有四個到五個脫離生產的同志擔任工作。

  黨的基層組織的委員會書記至少須有三年黨齡,黨的組織員須有兩年黨齡。

  第九章紅軍中的黨組織

  第五十二條在紅軍、紅海軍和空軍中,黨的工作的總的領導由工農紅軍總政治部負責,工農紅軍總政治部行使聯共(布)中央軍事部的職權。工農紅軍總政治部通過它所委任的政治部、政治委員以及黨的各級部隊代表會議所選出的黨務委員會來進行領導。

  紅軍、海軍、空軍中的黨組織,根據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所批準的特別指示進行工作。

  第五十三條軍區、艦隊、軍的政治部主任須有十年黨齡,師和旅的政治部主任須有六年黨齡。

  第五十四條政治機關必須同地方黨委員會保持密切聯系,其辦法是政治機關的領導人和政治委員(政治工作助理)固定參加地方黨委員會,黨委員會經常聽取政治機關首長和政治委員(政治工作助理)關于部隊政治工作的報告。

  第十章黨外組織中的黨組

  第五十五條在黨外的蘇維埃、工會、合作社和其他群眾組織的一切代表大會、會議上和由選舉產生的機關中,凡是有黨員三人以上的,就應當成立黨組黨組的任務是在各方面加強黨的影響,在非黨群眾中實現黨的政策,加強黨和蘇維埃的鐵的紀律,同官僚主義作斗爭,檢查黨和蘇維埃的指示的執行情況。

  黨組選舉書記一人擔任日常二作。

  第五十六條黨組不論它的作用如何,完全服從相當的黨組織(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邊區委員會、省委員會、民族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市委員會、區委員會)的領導。在一切問題上,黨組必須嚴格而堅決地執行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

  第十一章黨內民主和黨的紀律

  第五十七條在各個組織內或在全黨內自由而切實地討論黨的政策問題,是每個黨員根據黨內民主制所享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只有在黨內民主制的基礎上才能夠開展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鞏固黨的紀律遵守黨的紀律應當是自覺的,而不是機械的。但是關于黨的政策問題的廣泛辯論,特別是全蘇聯范圍的辯論,應當有組織地進行,以防止少數人強迫黨內絕大多數人服從他們的意志,或者成立破壞黨的統一的派別集團,制造分裂,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的力量而為工人階級的敵人所稱快。因此,全蘇聯范圍的廣泛辯論,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有必要:(一)至少有若干省一級或共和國一級的地方黨組織認為有這種必要;(二)中央委員會內部在黨的政策的各項最重要的問題上沒有十分穩定的多數;(三)雖然中央委員會內部有堅持一定觀點的穩定的多數,但是中央委員會仍然認為必須通過黨內辯論來檢查白己政策的正確性。只有依照這些條件才能維護黨而不讓反黨分子濫用黨內民豐,只有依照這些條件,才能指望黨內民主有利于事業,而不致被利用來損害黨和工人階級。

  第五十八條全體黨員和一切黨組織的首要義務是保持黨的統一,同派別活動和分裂活動的任何企圖作無情的斗免嚴格地遵守黨和蘇維埃的紀律。為了在黨內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中執行嚴格的紀律、達到高度的統一和取締任何派別活動,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對于違反紀律、恢復或進行派別活動的人,有權給以黨紀處分,直至至開除黨籍對于中央委員會委員,可以把他轉為候補委員,直至采取最高處分即開除黨籍。對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和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采取這種最高處分時,必須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邀請中央委員會全體候補委員和黨的監察委員會全體委員出席。如果這種黨內最高負責領導人員的全體會議有三分之二贊成必須把中央委員會委員或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轉為候補委員或開除黨籍,那末這種處分就應立即執行。

  第五十九條黨和蘇維埃中央機關的決議必須迅速而準確地執行。凡不執行上級組織的決議和犯有黨內公認為罪惡行為的其他過錯,應給予處分。對于組織的處分是,指責,進行普遍的重新登記(解散原組織);對于黨員個人的處分是:某種指責(勸告,警告等等),當眾指責,暫時撤銷黨和蘇維埃的負責工作,開除黨籍,開除黨籍并將其過錯通知行政和司法當局。

  第六十條凡是對黨的監察委員會提出的問題拒絕誠實地回答的黨員,應立即開除黨籍。

  第十二章黨的經費

  第六十一條黨和它的各級組織的經費來源是:黨員繳納的黨費、黨所經營的事業的收入以及其他收入。

  第六十二條黨員和預備黨員每月繳納黨費的數額規定如下:

  工資100盧布以下的…………………20戈比

  工資101—150盧布的…………………60戈比

  工資151—200盧布的…………………1盧布

  工資200—250盧布的…………………1盧布50戈比

  工資251—300盧布的…………………2盧布

  工資300—500盧布的…………………工資的2%

  工資500盧布以上的…………………工資的3%

  第六十三條凡是入黨為預備黨員的人應繳納入黨費,數額為工資收入的百分之二。

  (《蘇聯共產黨章程匯編》,中共中央黨建教研室收集,求實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

  
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24
蘇聯憲法(1924年版)
更新時間:2007-8-5 17:55:00 字數:9445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根本法(憲法)(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批準)
  第一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的宣言

  自各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以來,世界各國已分裂為二個陣營: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

  在資本主義陣營里,充滿了民族的仇視與不平等,殖民地的奴役與沙文主義,民族的壓迫與蹂躪,帝國主義的野蠻和殘酷戰爭。

  在社會主義陣營里則是相互的信任與和平,民族的自由與平等,各族人民的和平共處與友愛合作。

  資本主義世界數十年來企圖用各族人民自由發展與人剝削人制度并存的局面來解決民族問題的努力顯然已屬徒勞無益。而相反地,各種民族矛盾卻更日益糾纏不清,威脅著資本主義本身的生存,資產階級已無力搞好各族人民之間的合作關系了。

  只有在蘇維埃陣營之內,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它把大多數人民都團結到了自己的周圍——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徹底消滅民族壓迫,建立起相互信任的環境而奠定各族人民友愛合作的基礎。

  只是有賴于這些情況,各蘇維埃共和國才得以擊退全世界帝國主義者的進攻;只是有賴于這種情況,各蘇維埃共和國才得以順利地撲滅國內戰爭,保障其自身的生存而著手進行和平的經濟建設工作。

  但是戰爭的年代并不是沒有留下什么痕跡的。田地荒蕪,工廠停閉,生產力被破壞以及經濟資源枯竭,這些戰爭所遺留下來的災難,使各共和國在經濟建設上的單獨努力不足以應付。在各共和國分立的情況下恢復國民經濟,顯然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國際局勢的不穩定以及各種新襲擊的危險,亦使得各蘇維埃共和國在面臨資本主義包圍的情況下,不可避免地要建立起一條統一的戰線。

  最后,按其階級本質來說是國際主義的蘇維埃政權,其本身的締造工作,亦推動著各蘇維埃共和國的勞動群眾結合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家庭。

  這一切情況都迫切要求各蘇維埃共和國結合為一個有能力保障外部安全,內部經濟繁榮以及各族人民自由發展的聯盟國家。

  不久以前召開了自己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并一致通過了關于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決議。各蘇維埃共和國各族人民的意志,可靠地保證了下列的情況:這個聯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愿聯合;每一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一切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不論是現有的,或將來要產生的,均可加入聯盟;新的聯盟國家將是在1917年1O月間即已確立的關于各族人民和平共處與友愛合作的各項原則的寶貴結晶;它將是反對世界資本主義的可靠堡壘,而作為全世界勞動者結合為一個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道路上具有決定意義的新的一步。

  第二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的盟約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蘇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共和國),別洛露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別洛露西亞共和國)及南高加索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南高加索聯邦共和國,阿捷爾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阿爾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謹結合為一個聯盟國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第一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權力機關的職權

  第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由其最高權力機關行使下列的職權:

  一、在國際往來中代表聯盟掌握一切外交往來與外國締結政治的及其他的條約:

  二、變更聯盟的疆界,調整關于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疆界變更的問題;

  三、締結關于接受新共和國加入聯盟的盟約;

  四、宣戰及媾和;

  五、發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內債及外債并批準加盟共和國的內債及外債;

  六、批準國際條約;

  七、領導對外貿易并規定國內貿易制度;

  八、規定聯盟全部國民經濟的原則及總計劃,確定全聯盟性的工業部門及個別工業企業,締結全聯盟的或以加盟共和國名義的租借條約;

  九、領導運輸及郵電事務;

  十、組織和領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武裝力量;

  十一、批準包括各加盟共和國預算在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統一國家預算;規定全聯盟的稅收以及其中列入各加盟共和國預算的增減部分;批準列入各加盟共和國預算的補充稅收;

  十二、規定統一的貨幣信貸制度;

  十三、規定土地調整、土地使用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全境蘊藏、森林及水和使用的總原則;

  十四、處理關于各共和國之間移民的全聯盟立法問題并規定移民基金;

  十五、規定法院組織、訴訟程序以及聯盟的民事及刑事立法原則;

  十六、規定關于勞動的各項基本法律;

  十七、規定國民教育的總原則;

  十八、規定保護國民健康的總辦法;

  十九、規定度量衡制度;

  二十、組織全聯盟統計;

  二十一、制定在聯盟國籍上對于外國人權利的基本立法;

  二十二、有權宣布聯盟全境的大赦;

  二十三、廢除各加盟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與本憲法相抵觸的各項決定;

  二十四、解決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糾紛事項。

  第二條本憲法各項基本原則的批準及修改權,專屬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蘇維埃代表大會。

  第二章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及聯盟國籍

  第三條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僅受本憲法所定范圍和聯盟所屬職權的限制。除此以外,每一加盟共和國均得獨立行使自己的國家權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保護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

  第四條每一加盟共和國均保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

  第五條各加盟共和國得根據本憲法的規定對自己所憲法進行修改。

  第六條各加盟共和國的疆域,非經各該共和國同意,不得變更,而本憲法第四條的修改、限制或廢除,則須征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全體共和國的同意。

  第七條規定各加盟共和國公民均有統一的聯盟國籍。

  第三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

  第八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最主權力機關為蘇維埃代表大會,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所組成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為聯盟的最高權力機關。

  第九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由下列代表組成之:市蘇維埃和市鎮蘇埃埃每選民二萬五千人選派代表一人,郡蘇維埃代表大會每居民十二萬五千人選派代表一人。

  第十條郡參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由郡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之。凡不設郡的共和國,由該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直接選舉代表。

  第十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常會,每年舉行一次,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召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根據自己的決議,或聯盟蘇維埃、民族蘇維埃的請求,或二個加盟共和國的請求,得召開臨時代表大會。

  第十二條遇有非常情況阻礙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如期召開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有權延期召開代表大會。

  第四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

  第十三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由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組成之。

  第十四條聯盟蘇維埃,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按第一加盟共和國人口的比例自各加盟共和國的代表中選舉之,其總名額為四百一十四人。

  第十五條民族蘇維埃按下列名額組成之:每一加盟及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選派代表五人,蘇俄各自治省每省選派代表一人。民族蘇維埃的全部人員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批準。

  注:阿扎里自治共和國,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國,南沃舍梯自治省,納郭爾諾卡拉巴赫自治省及納希徹宛自治省各派代表一人參加民族蘇維埃。

  第十六條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審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及人民委員會,聯盟各人民委員部,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提交的以及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自行提出的一切法令、法典和決定。

  第十七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法典、法令、決定及指令,統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立法及管理工作并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及人民委員會的活動范圍。

  第十八條凡規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的一般規范以及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國家機關的現有實際活動有根本變動的一切法令及決定,必須呈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和批準。

  第十九條中央執行委員會所頒布的一切法令、決定及指令,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全境均須直接執行。

  第二十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有權停止或廢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各加盟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境內其他權力機構的法令、決定及指令。

  第二十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常會,每年舉行三次,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負責召集。根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決定,根據聯盟蘇維埃主席團或民族蘇維埃主席團的請求,以及根據某一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請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二十二條呈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的法案,須經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通過,并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公布時,始具法律效力。

  第二十三條凡通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彼此意見分歧時,須將問題提交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所組成的協商委員會處理之。

  第二十四條如協商委員會不能獲一致協議,將問題提交民族蘇維埃與聯盟蘇維埃的聯席會議審查之,如仍不能取得聯盟蘇維埃或民族蘇維埃的多數同意時,得根據其中某一蘇維埃的請求,將問題提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常會或非常會議解決之。

  第二十五條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選舉自己的主席團,其人數各為七人,主席團負責籌備會議并主持會議工作。

  第二十六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最高權力機關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該主席團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組成,共二十一人,其中包括聯盟蘇維埃主席團與民族蘇維埃主席團的全體人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及人民委員會的組成(本憲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須召開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的聯席會議。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聯席會議的投票,由聯盟蘇維埃與民族蘇維埃分別進行之。

  第二十七條中央執行委員會按加盟共和國的數額,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內選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四人。

  第二十八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負責。

  第五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第二十九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權力的最高立法、執行及指揮機關。

  第三十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負責監督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的實施情況以及一切權力機關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切決定的執行情況。

  第三十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有權停止及廢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與各人民委員部以及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決定。

  第三十二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有權停止各加盟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定,但須于事后將此等決定提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和批準。

  第三十三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頒發法令、決定及指令,審查和批準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委員會、各部門、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以及其他權力機關所提交的法令與決定的草案。

  第三十四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以及人民委員會的法令與決定,以各加盟共和國所通用的文字(俄文、烏克蘭文、別洛露西亞文、格魯吉亞文、阿爾明尼亞文、突厥-韃靼文)刊行之。

  第三十五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解決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與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之間的相互關系的問題。

  第三十六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

  第六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

  第三十七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執行及指揮機關,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組成之,其人員為: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

  副主席若干人;

  外交人民委員;

  陸海軍務人民委員;

  對外貿易人民委員;

  交通人民委員;

  郵電人民委員;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

  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主席;

  勞動人民委員;

  糧食人民委員;

  財政人民委員。

  第三十八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賦予的權限內,并依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條例頒發法令及決定,此項法令及決定,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全境均須執行。

  第三十九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審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以及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所提交的法令及決定。

  第四十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的全部工作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負責。

  第四十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的決定及指令,得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停止及廢除之。

  第四十二條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得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的法令及決定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出抗議,但不得停止其執行。

  第七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

  第四十三條為鞏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境內的革命法制,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設立最高法院,其職權如下:

  一、對各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作出全聯盟立法問題上的領導性解釋:

  二、根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檢察長的提請,就各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的決定、民事及刑事判決有與全聯盟立法相抵觸的情事,或因其觸及其他共和國的利益而審查之,并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抗議;

  三、根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請求,擬具關于加盟共和國某項決定依憲法觀點是否合法的意見書;

  四、解決各加盟共和國之間的司法糾紛;

  五、審理控訴聯盟最高公職人員職務犯罪的案件。

  第四十四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依下列組織進行工作:

  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全體會;

  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民事法庭及刑事法庭;

  三、軍事法庭及軍事運輸法庭。

  第四十五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全體會由委員十一人組成,其中包括院長一人,副院長一人,各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全體會院長四人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國家政治管理局代表一人。院長、副院長及其余五名委員均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任命之。

  第四十六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檢察長、副檢察長均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任命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檢察長負責擬具一切應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解決的問題的意見書,在最高法院審判庭上支持公訴,如不同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全體會之判決時,得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出抗議。

  第四十七條第四十三條所指各項問題提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全體會審理的權利,僅得根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檢察長,各加盟共和國檢察長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國家政治管理局的提議,始能發生。

  第四十八條聯盟最高法院全體會為審理下列案件得組織特別審判庭(機構):

  一、按其內容牽涉二個以上加盟共和國的特殊重要的刑事及民事案件;

  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委員的個人訴訟案件。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僅得根據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或其主席團每次所頒發之特別決定,始能自行審理此等案件。

  第八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

  第四十九條為直接領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所轄各個國家管理部門,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設立本憲法第三十七條所指,依據人民委員部條例進行工作的十個人民委員部。

  第五十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分為以下二類:

  一、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統一的全聯盟人民委員部;

  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人民委員部。

  第五十一條下列各人民委員部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全聯盟人民委員部:

  外交人民委員部;

  陸海軍務人民委員部;

  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

  交通人民委員部;

  郵電人民委員部。

  第五十二條下列各人民委員部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人民委員部:

  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

  糧食人民委員部;

  勞動人民委員部;

  財政人民委員部;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

  第五十三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全聯盟人民委員部在各加盟共和國沒有其直屬的全權委員。

  第五十四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人民委員部在各加盟共和國境內實施其各項任務的機關為各該共和國同名的人民委員部。

  第五十五條人民委員會委員——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領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

  第五十六條在每一人民委員之下,設立人民委員所主持的部務會議,其委員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任命之。

  第五十七條人民委員會有權單獨采取應由各該委員部處理的一切事宜的決定,但須將此等決定通知部務會議。各部務會議或其個委員不同意人民委員之某項決定時,得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提出申訴,但不得停止決定的執行。

  第五十八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的指令得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及人民委員會廢除之。

  第五十九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部的指令,如顯然違背聯盟憲法、聯盟立法或加盟共和國立法時,得由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停止之。但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須將停止指令的情況立即通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該人民委員。

  第六十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人民委員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主席團負責。

  第九章聯合國家政治管理局

  第六十一條為統一各加盟共和國反對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反革命活動、間諜及土匪行為的革命努力,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之下設立聯合國家政治管理局(聯國政管局),其主席得列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人民委員會。

  第六十二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國家政治管理局經由其在各加盟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之下所設、根據依立法程序所批準之特別條例進行工作的全權委員領導國家政治管理局(國政管局)各地方機關的工作。

  第六十三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法院檢察長依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之特別決定,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國家政治管理局行為之是否合法,負檢察責任。

  第十章加盟共和國

  第六十四條各加盟共和國境內的最高權力機關為共和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休會期間則為其中央執行委員會。

  第六十五條各加盟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最高權力機關之間的相互關系,由本憲法規定之。

  第六十六條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自行選出主席團。主席團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為最高權力機關。

  第六十七條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自己的執行機關——人民委員會,其組成人員為:

  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

  副主席若干人;

  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主席;

  農業人民委員;

  財政人民委員;

  糧食人民委員;

  勞動人民委員;

  內務人民委員;

  司法人民委員;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

  教育人民委員;

  保健人民委員;

  社會保險人民委員。

  根據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外交、陸海軍務、對外貿易、交通、郵電等人民委員的全權委員亦得列席或出席。

  第六十八條加盟共和國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以及糧食、財政、勞動、工農檢查等人民委員部服從加盟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并在其工作中執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各該人民委員部的指示。

  第六十九條大赦權以及對于加盟共和國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對公民所判定罪刑的減刑及復權之權,由各該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

  第十一章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國徽、國旗及首都

  第七十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國徽形式如下:鐮刀鐵錘位于日光照耀及麥穗環繞的地球上,并有第三十四條所列六種文字書寫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字樣。國徽頂端有五角星一枚。

  第七十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國旗,用紅色或赤色布料制成,上角近旗桿處飾以金色鐮刀鐵錘,其上為鑲有金邊的紅色五角星。寬與長為一與二之比。

  第七十二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首都定于莫斯科城。
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25
抗戰期間蘇聯三次對華貸款簡介
更新時間:2007-9-1 23:59:00 字數:13692


  本文作者:minghui(熊注:就是起點《三千美嬌娘》、《壯志千秋》、《惡霸》的作者紫釵恨)
  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我國與日本進行全面交戰,經淞滬戰役、南京保衛戰、忻口會戰等諸役,我軍海空軍雖給予日軍以重大殺傷,但戰前所儲備的各類武器彈藥亦告消耗殆盡,淞滬戰役結束,我苦心經營多年的德械師已大部消耗在此,南京保衛戰中我裝甲部隊又受極大損失,空軍方面經三個月作戰,飛機所剩無幾,無法對日航空兵構成威脅,海軍方面艦艇損失十分巨大,至于輕重火炮、輕重機槍方面的損失亦是不計其數。

  我國其時只能生產輕武器及部分火炮,南昌飛機制造廠雖然能制造部分菲亞特飛機,但性能太差,被陳納德稱為“廢物”。其時,我國只能向外購置軍火,向日本購置已無可能,德意雖是我國傳統軍火來源國,但由于《反共產國際條約》,而且正在全力備軍擴戰,亦無可能向我國提供大量軍火可能性不大(1938年5月德國停止出我軍售,其后雖有秘密進行,但規模大為減小,我會有專文論及),歐洲各國,雖有可能向我出售軍火,但數量甚少,價格亦不低廉。美國雖有可能向我出售軍火,但要求我方“自運”,我國亦無可能裝船運送回國(太平洋戰爭前我國僅從美國購得戰機10余架)。故此,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即派蔣百里訪德意,派楊杰訪蘇,陳公博去英,李石訪蘇法,希望能有所獲。

  中蘇關系自一九二七年因北京使館事件斷交之后,一九二九年復因中東路事件再次斷交,“九一八”雖然復交,但又因一九三三年蘇聯將中東路售于日滿而再度惡化,一九三四年因為中日矛盾的激化,雙方關系逐步緩和,中蘇雙方進行多次反復談判。,早在1934年10月,蔣介石考慮到一旦抗戰全面爆發,中國將難以從海上獲取外援,因而私下派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赴蘇,同蘇聯外交副人民委員斯托莫里雅科夫密談,希望改善中蘇關系,從蘇聯獲得軍事援助。之后,蔣介石又多次派人同蘇聯方面接觸。蘇聯從自身防衛的需要出發,也愿意援華抗日,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蘇聯對蔣表示支持,大大緩和了中蘇關系。

  1937年4月,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通知中國政府,如果中國愿意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可以向中國出售飛機和坦克,并提供1億法幣元(有資料稱5000萬美元,但據我掌握的資料是1億法幣元)的貸款。但中國方面卻沒有回音。直到“七七事變”后,蔣介石才感到形勢嚴峻。1937年8月14日,蔣要張沖(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以其名義向鮑格莫洛夫遞交軍火供應協議的草案:向中國提供350架飛機、200輛坦克和236門大炮,并且上述軍火應在協定簽訂之日起一個月內提供,同時還要向中國派遣蘇聯飛行員、航空技師、炮兵和坦克手,以訓練中國軍事人員。1937年8月21日,中蘇兩國正式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此后,蘇聯決定開始向中國提供經濟貸款和軍事援助,并派遣軍事專家和志愿航空隊參加中國的抗日戰爭。

  蔣原定洛陽航校校長王叔銘將軍率7名飛行員、2名機械師去蘇驗收武器,鮑格莫洛夫將此電告莫斯科,8月17日,莫斯科回電答復同意中方提議,并要求在莫斯科同王叔銘將軍進行談判。

  這時蔣考慮到軍火援助的重要性,決定提高中方代表團的規格,遂任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次長楊杰(代行總長)為代表團團長,成員包括張沖、王叔銘、蔡慶華、夏天、全鐸、余人翰、劉唐領等在內共計18人。為保密起見,代表團取名“工業部赴蘇實業考察委員會”

  楊杰將軍不僅地位遠在王叔銘之上,而且聲名顯赫,又極為主張密切同蘇聯的關系,易為蘇聯人接受,同時楊力求蘇聯對日參戰的思想與蔣吻合,蔣想通過楊的活動實現蘇聯參戰之目的,故此美國學者加弗稱楊杰為蔣介石對蘇關系上的三個關健性顧問(另兩個為蔣廷黻和孫科)。后來楊取代蔣廷黻為駐蘇大使(1938年5月至1940年4月)。

  以楊杰為首的代表團組成后,于8月27日飛抵西安,擬經西安、迪化飛往莫斯科。當天陳立夫同鮑格莫洛夫已就軍火供應問題粗略達成協定,其要點為:1、貸款總額為1億中國元;2、條約以英鎊形式締結;3、貸款從提供后第2年分5年償還;4、供應200架飛機和200輛坦克;5、全部貸款的3/4以金屬償還,1/4可為茶葉或其他消費品;6、細約在莫斯科簽訂。

  楊杰率代表到西安后,稍事停留,于9月6日飛往莫斯科。從9月9日至10年4月,中蘇雙方軍火供應問題展開談判。談判共進行四次,中方參加者為楊杰、張沖、王叔銘、胡世杰,蘇方參加炮兵委員拔也夫、空軍委員拉寧。談判內容為蘇方提供之品種、數量、及形式。

  中方此時最急需的飛機,故此在談判中方提出27日協議中200架飛機太少,應增加到350架,包括重轟炸機100架、輕轟炸機100架、驅逐機150架,另需聘蘇聯教官、技師70人。蘇聯同意立即從9月15日開始調運首批飛機共225架來華。關于教練及技術人員,蘇方答應派遣89人,包括C-5重轟炸機、伊-15、伊-16驅逐機的飛行教官、儀器教官、技師和總工程師等。對飛機的炸彈、機關槍子彈的數量和種類及其它細節問題,雙方也進行了商定。

  中方亦急需火炮和坦克,故購炮前楊杰代表代表團中的夏全鐸、余人翰參觀火炮戰國試驗。9月14日楊杰又專門召開代表團全體會議,著重商洽購炮問題。夏、余二人對蘇式炮對蘇式火炮(也有資料稱是高炮)性能基本滿意,只是重量過大(10噸),運輸麻煩,對于防坦克炮和坦克的性能也表示滿意。在聽取專家意見后,楊杰于9月14日和17日和第二、三次談判中,很快就火炮和坦克問題同蘇方達成協議,購高炮20門,附加照空燈、聽音機及其他儀器全副,炮彈4000發,反坦克炮50門,炮彈7.5萬發,戰車82輛,外加修理車5輛,炮彈12.3萬發,子彈369萬發。對于各種兵器,蘇方同意派若干教官和修理技師。

  在商洽購置兵器的同時,雙方還討論運輸路線。一條是陸路,起始于阿拉木圖,經哈密、安西、肅州至蘭州,蘭州,主要用于運輸火炮和飛機附件。另一條是空中,其航線為阿拉木圖-蘭州-漢口,后被稱為“空中橋梁”,飛機部件由莫斯科起運后至阿拉木圖裝配,再經由“空中橋梁”飛往中國。第三條是海路,由敖德薩起航,經達達尼爾海峽、蘇伊士運河、紅海、印度洋和南中國海運至廣州、香港,航程約25天。但此條路線危險極大,因為意大利不久后(1937年11月)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成為日本盟國,必從中阻礙(1937年12月-1938年1月,意大利通知日本攔截新加坡至香港的蘇聯貨輪“伊蘇阿基”號,船上載著蘇聯給國軍的軍火,并要日本沒收船上的武器)。又由于空中航線又限于飛機本身,故主要運輸線路在陸路。10月4日,中蘇雙方在第4次談判就運輸問題進行磋商并達成共識,談判宣告勝利結束。

  楊杰代表團出訪工作極有成效,得到蔣的肯定。代表團使命完成后,楊杰奉命繼續留在莫斯科商洽蘇聯援華事項。此間,楊與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洽談了由蘇方向中國提供20個師兵器及其他軍火援助等事宜,促使蘇聯軍火源源不斷運往中國。楊杰從1938年5月起被任命為駐蘇大使,直到1940年4月。

  雖然楊杰代表團取得很大成績,但畢竟是軍事代表團,不便于展開廣泛、高層次的外交活動,為了進一步密切中蘇關系,爭取更多的蘇援,蔣決定派民國四公子之一的立法院長孫科出訪蘇聯。孫科在國民黨中屬親蘇派,還兼任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由于孫科的親蘇態度,同時也因孫中山的關系,蘇聯對孫科有著良好的印象。所以,由孫科率高級代表團,是最合適的人選。

  孫科于1938年1月17日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尼亞科夫(相當于外交部副部長)的歡迎。抵蘇前幾天,蘇聯方面先安排他列席了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進行了參觀。1月21日,孫科同斯托莫尼亞科夫進行了會談,雙方對中蘇關系交換了意見,并達成一定的共識,孫科托斯托莫尼亞科夫向斯大林和加里寧轉交他帶來的一些信件,并請示同這些領導人會議,斯托莫尼亞科夫欣然允諾。

  2月初,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蘇聯黨政軍首腦會見了孫科。會見中,雙方推心置腹,暢言無隱。特別是斯大林,對中國抗戰的決心和勇氣推崇備至,并對中國將士和民眾表示無限敬意。斯大林對孫科說:“如果中國竭盡全力抗戰,就不會因臨時的受挫和國土被敵占領而沮喪,這樣最后的勝利必定是中國。”斯大林這些鼓舞人心的言辭使孫科極度興奮,倆人竟從午夜暢談到凌晨5時而無倦意。在這次會晤中,孫科的最大收獲是融洽了與斯大林的感情,從而更有利有爭取蘇援。正是此次會談后,中蘇簽訂了兩筆各為5000萬美元蘇方貸款。

  與斯大林會晤后,2月9日孫科又與李維諾夫進行了會談,會談主要由李維諾夫通報國聯日內瓦會議有關遠東問題的情況,孫科對蘇聯的支持表示感謝,并認定“蘇聯是給予中國援助的唯一國家”。其后,孫科2月中旬去列寧格勒進行了訪問,旋即返回莫斯科參加紅軍建軍20周年紀念活動,爾后于3月初去法國,開展抗戰外交活動。

  不料孫科到巴黎不久,便接到楊杰來電,催其回莫斯科。原來,蘇聯對中國的第一筆貸款原定為一億法幣,未及簽訂便已用完,蔣令楊速商訂第二筆貸款,因楊當時身份仍為軍方代表,不能直接會晤斯大林,故需孫來商談。孫科返莫斯科后,立即會見斯大林。據孫科在《中蘇關系》一書回憶,斯大林說,中國貸款已超過法幣1億元,可將第一次貸款改作5000萬美元,相當于2億元法幣,同時再給予第二次貸款5000萬美元。斯大林的慷慨及時幫助中國解決了用貸款購買軍火的問題。不言而喻,這也顯示孫科在對蘇外交中的神通。孫科成交這兩筆貸款后便重返法國,簽字事宜由楊杰辦理。孫科一次訪蘇使命至此完成。

  1939年春,孫科再次訪蘇,主要目的是商洽蘇聯援華第三筆貸款。孫科于4月7日抵達莫斯科,其時歐洲局勢日益緊張,英法代表團亦在莫斯科進行活動,故孫與蘇首腦會見并不順利。四五月間,孫科先后多次會晤李維諾夫、干涅茲-奧爾斯基(其時任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其時正在莫斯科),要求會見斯大林或莫洛托夫和伏羅希洛夫,蘇方則表示蘇方首腦事務繁忙,會見屢屢延期。孫表示不安,電告蔣,蔣回電:“請兄忍耐進行,繼續交涉,以期有成。”

  孫科抵蘇數周后才斯大林會晤,這次會晤雖然姍姍來遲,結果出乎孫科的意料,斯大林對援華貸款卻是痛快淋漓。他同孫科只會晤了一個小時,詢問了中國抗戰情形,但欣然同意可去中國提供第三筆貸款1.5億美元,表示“蘇聯極愿照辦,沒有什么問題”,并囑蘇對外貿易委員米高揚同孫科簽訂合同,不由讓孫科喜外望外。孫科在米高揚談判期間,先斬后奏,簽訂了《中蘇商約》,但孫科已被賦與簽約權,條約又無傷主權,蔣表示默許。

  中蘇三期貸款共計2.5億美元,至于三期貸款的中國的實際動用額,目前我國史學界一般認為是173176000美元。就當時購買軍火的費用來說,這一數字是對的。但如從中國償還貸款數額來看,還應加上年3%的利息,計28603000美元。本金加利息總計201779000美元。此應為中國償還蘇聯的債務。

  此外,我國對抗戰初期蘇聯援款還有4.5億美元的說法,蘇聯新近也有此說(蘇方另有5億美元的說法),但都缺乏詳實的根據,難以令人信服。除公認的2.5億美元貸款,究竟是否還有2億美元貸款,有待今后歷史材料的發掘。

  第一期貸款協定于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簽訂,數額為5000萬美元,年利率為3%。貸款償還日期自1937年10月31日起(中國此時已收到蘇聯提供的軍火援助)分5年均等進行,償還時包括已提供商品額的利息。這一協定是分三筆合同來實現的:

  第一筆合同在1938年3月3日簽訂,自3月5日至6月10日履行。蘇聯提供軍火總價值為29726631美元。中方所得軍火為:

  飛機CB62架(單價110000美元,總價為6820000美元)

  飛機И-1694架(單價40000美元,3760000美元)

  飛機И-1562架(單價35000美元,總價2170000美元)

  飛機YTИ-48架(單價40000美元,320000美元)

  飛機TB-36架(單價240000美元,總價1440000美元)

  預備發動機零件6530000美元(含備用發動機、飛機及發動機之附件及零件暨特種器材,中方資料為653079美元)

  特種汽車421000美元(原文為特種汽車,應為譯文有誤,中方資料為汽車運輸起動裝置器、汽油機器等)

  預備武器及全副彈藥6960437美元(中文稱為備用武器及飛機上戰斗設備40套,但亦為6960437美元)

  坦克T-2682輛(連同無線電設備,坦克單價為21302美元,總價1746764美元)

  預備發動機、零件及修理車374076美元(中方資料稱為修理廠,應為修理車)

  高射炮及電引車及連接器材與各種高射儀器374076美元

  高射炮76mm20門(中方稱為76公厘1931式高射炮,單價20000美元,總價400000美元,中方資料另有備用炮膛40副,單價1500美元,總價60000美元,蘇方資料中缺)

  反坦克炮45mm50門(單價7000美元,總價350000美元)

  反坦克炮彈藥箱100個(單價1425美元,總價142500美元)

  馬具182副(單價198美元,總價36036美元)

  軍用儀器311800美元

  大炮及坦克彈藥3178810美元

  中方資料中有另有T26坦克牽引機及3A、3ИИ兩種掛車582387美元,蘇方資料中沒有。

  如外加上述器材組織費(各項器材組織使用費用,為總值2%)594533美元,合計為30321164美元。

  第二筆合同于1938年3月11日簽訂,自3月15日至6月20日履行,蘇方提供軍火總價值為7976700美元。中方所得軍火為:

  馬克西姆-托加萊機槍500挺(單價180美元,總價90000美元)據小唐主子說馬克西姆-托加萊機槍(Maxim-TokarevLMG)是一種馬克西姆結構的輕機槍,當然比標準的馬克西姆機槍便宜,但還是比較笨重。馬克西姆-托加萊機槍(Maxim-TokarevLMG)是德克恰廖夫式機槍(DP機槍)裝備前的過渡產品,因為原帝俄軍隊沒有輕機槍。到40年時候就不是正是裝備了。他說要貼圖的,不貼圖的話,呵呵!拉到集中營關上半年!

  馬克西姆機槍300挺(單價600美元,總價180000美元)

  德克恰廖夫式機槍1100挺(據說分為兩種,500挺一種,600挺一種,我查到的資料都是單價為225美元,但有資料稱這是1100挺的平均單價,總價經本人匯總匯為247500美元)小唐主人說蘇軍是每個班一支德克恰廖夫式機槍(DP機槍)

  機關槍槍彈1000萬發(每千發25美元,計250000美元)

  野炮76mm160門(單價6580美元,總價1052800美元)

  榴彈炮115mm80門(單價12000美元,總價960000美元)

  反坦克炮37mm80門(單價1330美元,總價106400美元)

  76mm野炮炮彈16萬發(蘇方資料稱為75mm,應為翻譯錯誤或蘇方資料有誤,單價13美元,總價2080000美元)

  115mm榴彈炮炮彈8萬發(單價30美元,總價240000美元)

  37mm反坦克炮炮彈12萬發(單價3美元,總價360000美元)

  步槍子彈1000萬發(每千發25美元,計250000美元)

  上述軍火鐵路運費202892美元,輪船裝載費為40167美元,組織費仍為軍火總值2%即159534美元,合計8379293美元。

  第三筆合同于1938年3月22日簽訂,自3月25日至6月27日履行。蘇方提供軍火總價值6287969美元。中方所得軍火為:

  飛機И-1560架(單價35000美元,總價2100000美元)

  飛機YT-15架(單價19500美元,總價97500美元)什么飛機啊?蠻便宜

  的

  飛機全副配件、預備發動機及各種零件3642469美元

  汽車3ИC-5400輛(單價1120美元,總價448000美元)

  外加鐵路運費、輪船裝載費、包裝費、修理工程隊派遣費計3443251美元(中方資料更為具體,原文如下:248架飛機之航運953724美元計、232架飛機整套武裝設備及特種汽車運輸工具與飛機發動附件等之鐵路運輸,共用貨車1198輛計233247美元,汽車運送И-15式飛機特種包裝費及由鐵路運輸其他飛機之包裝費計749676美元、И-15式122架與零件及十大飛機上武裝設備用汽車運輸之運費1195489美元、400輛汽車開運費10416美元、129節火車運送坦克車之運費27967美元、炮兵財產由鐵路運費計244節火車之運費計87932美元、飛機武裝設備30套、坦克車及炮類各裝兩輪之搬運費40253美元,修理隊派遣費54547美元,可以看出這是包括前二筆貸款的相當費用),組織費125759美元,合計9856979美元。

  三筆合同累計,中方實際用于購置軍火費用計43991300美元。運費及行政費(組織費和派遣費)4406602美元。剩下1602098美元為蘇聯軍事專家生活費。這三項費用的統計結果,中方和蘇方有差別。原因主要在于軍火本身的費用計算不一樣,中方為43991300美元,蘇方為43293221美元。但擾對雙方資料分析,蘇方失誤可能性較大。因為:1、蘇方有漏掉項目,如第一筆合同中中方有預備炮膛40個,每個1500元,計6000(原文如此,應為60000)美元,蘇方則沒統計。2、蘇方有名數錯誤,如第一筆合同中馬具應是182副,而不是182000美元。如果是182000美元,則與蘇方所說第一筆軍火價值27057000美元不符。3、中方統計細致,象第二筆合同中馬克西姆機槍800挺,但價格有兩種,一種單價為180美元,另一種單價為600美元(估計有新舊之分),中方單列統計,十分清楚,德克恰廖夫機關槍也有兩種價格,同樣是分開統計。另外中方驗收人員亦多。王叔銘、蔡慶華、夏天、全鐸、余人翰、劉唐領等人參加接收,楊杰又“詳細核對無誤”,故出錯可能性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期貸款包括了二十個蘇械師的裝備,每師裝備每師115mm榴彈炮4門,76mm野炮8門,37mm反坦克炮4門,重機槍15挺,輕機槍30挺,由于與中方期望相去過遠,特別是在機槍上面,所以楊杰和伏羅希洛夫進行反復談判,伏羅希洛夫以現代師編制小,機動靈活為理由拒絕,不過從軍火數目上可以看出蘇方在這方面略作讓步。中方要求的100架重轟炸機亦未到位,只給了6架老式的TB3轟炸機。這些武器實際上是先給軍火后簽訂協議,大部分物資在合同簽訂前已運到中國。

  第一期貸款共動用48557436美元,剩余1442564美元轉入第二筆合同動用。

  第二期貸款協定于1938年6月27日簽定,數額也是5000萬美元,償還期限從1940年7月1日起共分5年。第二期貸款協定是由2筆合同來履行的:

  第一筆合同于1938年7月3日簽訂,已待期限自7月5日至9月28日,總額為27172541美元,中方所得軍火為:

  預備發動M-10060個(單價15150美元,總價909000美元)

  飛機CB80架(單價110000美元,總價8800000美元)

  CB飛機全套裝備8套(單價25314美元,總價273000美元)

  шKAC機槍120挺(蘇方連同裝備單價742美元,總價89040)

  機槍全套配件10套

  汽車M-2546輛(中方資料為M-15式飛機發動機46,單價6500美元,總價285200元)

  德克恰廖夫機槍1500挺(單價225美元,實價337500美元)

  馬克西姆-托加萊夫機槍500挺(單價180美元,總價9000美元)

  反坦克炮37mm100門(總價813400美元,另有工具零件修理工具及附件4900份,價格200000美元)

  野炮200門(中方資料無此項)

  機關槍彈2000萬發(蘇方資料為步槍子彈20360000發,每千發25美元,總價509000美元)

  汽車3ИC-5200輛(單價1175輛,總價235000輛)

  汽車3ИC-6100輛(單價1470美元,總價147000)

  中方資料中另有37mm炮彈490000發,單價3美元,總價1470000美元,76mm炮彈160000發,單價13美元,總價2170000美元,115m榴彈46861發,單價30美元,總價1405830美元,戰斗機各項零件修理用具裝備材料及甲板等758823美元,運輸機各項備用零件修理用具裝備材料1286755美元,達阿式、派凡式及舒卡司式機關槍在飛機上使用之子彈連同子彈帶1140867美元。但最大的區別在于中方資料有И-15飛機100架(也有蘇方資料為120架),單價35000美元,總價3500000美元,И-15飛機附帶裝備10套,單價14300美元,總價143000,И-15飛機零件158296美元。

  第二筆合同簽訂于1939年6月20日,數額為19409773美元,履行期限自6月25日至9月1日,中方所得軍方為:

  飛機дB3-2M8724架

  дB3-2M87飛機全套裝備3套

  飛機CB36架

  CB飛機全套裝備4套

  飛機И-15BИC30架

  И-15BNC飛機全套裝備3套

  飛機И-16(帶4挺機槍)20架

  И-16飛機全套裝備2套

  飛機И-16(帶炮)10架

  И-16飛機全套設備1套

  飛機發動機83個

  機關槍子彈510萬發

  中方資料欠缺,以蘇方資料為準。

  這兩筆合同軍火總價值為46582314美元。中方對此統計為51442564美元。其差額4860250美元,應為運輸、行政費用。

  第二期合同共動用51442564美元(其中1442564美元為第一期剩余)。

  第三期貸款協定于1939年6月13日簽訂,數額為1.5億美元,償還日期從1942年7月1日起,分10年付清。第三期貸款由四個合同來履行:

  第一個合同簽訂于1939年6月20日,數額12936885美元,履行期限自6月25日至9月1日。中方所得軍火為:

  各種型號和能量的飛機炸彈15370顆(中方資料為16500顆)知道翻譯中文變成什么?各類型號和馬力的汽車,我暈!

  高射炮彈14400發

  飛機機關槍子彈191萬發

  反坦克炮37MM200門

  山炮76MM50門

  馬克西姆機槍1000挺

  手提機關槍3000挺

  馬克西姆-托加萊夫機槍400挺

  步槍5萬支

  步槍子彈1億發

  各種口徑和型號炮彈50.2萬發

  汽車3ИC-6100輛

  汽車3ИC-5400輛

  此批貨物中方資料欠缺,只有楊杰提及為火炮250門、炮彈50多萬發,機槍4400挺,子彈1億發,步槍50000支,卡車500輛,航彈16500顆,總價18622024元,遠不如蘇方詳細,以蘇方資料為準。

  第二筆合同在1939年下半年簽訂,數額為6860459美元。這筆貸款主要是蘇聯用來幫助中國在伊寧辦航空學校的,其中3474459美元用來購置軍事物資,余下3386000美元用于房屋設備、儀器、機場、射擊場等。根據這筆合同運往中國的軍火為:

  飛機YT-2、M-1115架(單價39500美元,總價582500美元)

  YT-2M-11飛機全套裝備4套(中方資料為2套,單價22350美元,總價44700美元)

  飛機И-15BИC8架(中方И-15Buc,單價35000美元,總價280000美元)

  飛機YTИ-44架(單價40000美元,總價160000美元)

  飛機CB10架(單價110000美元,總價110000美元,中方資料另有飛機整套零件1套,總價15214美元)

  飛機P-108架(單價81700美元,總價653600美元,中方資料另有飛機整套零件一套價值2350,CB機學習用之艙位2個,單價5000美元,總價10000美元)

  飛機И-168架(單價40000美元,總價320000美元)

  飛機發動機11臺(中方資料為M-103飛機發動機6臺,單價15150美元,總價90900美元,M-11式發動機5臺,單價4350美元,總價21750美元)

  載重汽車гA3-AH8輛(單價1710美元,總價13680美元)

  載重汽車3И-56輛(中方資料為3uc-5載重汽車,單價1175美元,總價7050美元)

  小汽車M-16輛(單價3060美元,總價18360美元)

  載客大汽車гA3-AH2輛(單價4465美元,總價8930美元)

  防疫車4輛(中方稱救護衛生車,單價4400美元,總價17600美元)

  拖拉機4臺(中方資料稱CT3牽引車2輛,單價4190美元,總價8380美元,цT3牽引車2輛,單價6130美元,總價12260美元)

  起動車2輛(中方稱為汽車用始動車2,單價2800美元,總價5600美元)

  第三筆合同的情況下,當時手續未辦,而先向中國提供了軍火。提供時間自1940年11月25日至1941年6月。軍火細目如下:

  勃郎烏格寧機槍1300挺

  高射炮250門

  子彈3700萬發

  高射炮彈30萬發

  拖拉機20臺

  飛機CB100架

  飛機и-15376架

  飛機и-1665架

  飛機и-159架

  飛機全套裝備23套

  炸彈14600枚

  炮彈18000枚

  汽車3иC-5300輛

  石油產品3313000美元

  崔可夫所列武器清單略如不同,具體如下:

  (1)飛機:最新出口快速中型SB式雙發轟炸機100架,最新И16式驅逐機75架,И153驅逐機75架。以上三種機共250架,并附有10次作戰用之裝配,各種炸彈數量較少,只供三次作戰之用,因中國已能自制。

  (2)大炮:76MM野炮200門,裝甲炮拖200套,炮彈20萬發,高炮50門,其中76mm者20門,附炮彈3萬發,37mm者30門,附炮彈7萬發。

  (3)機關槍:輕機槍800挺,重機槍500挺,子彈1800萬發。

  (4)車輛油類:載重三噸之汽車三百輛,汽油、機(油)若干,現尚不能舉出確數。

  此筆合同共發現中方資料。

  該筆軍火貨單和認償債務書是1944年1月才由蘇聯政府交中國政府的。而合同是在1948年3月17日補訂的,軍火價格按合同簽字時價格計算,為49520828美元。

  第四筆合同情況與第三筆一樣,因貨單及認償債務書遲送,手續當時未辦,而先提供軍火,價值為1123235美元。該合同在1945年3月17日簽訂,價格亦按當時行情定的。這筆軍火提供時間在1941年6月以前。

  軍火細目如下:

  飛機YT-22架

  飛機YTи-42架

  飛機發動機21臺

  機槍子彈16700發

  石油產品107200美元

  這筆合同亦未發現中方資料,以蘇方資料為準。

  第三期貸款的后二筆合同額與中方統計相同,但前2筆合同有差異。第一筆合同中方統計為18622024美元,比蘇方統計多5685139美元。根據第一期貸款三筆合同中中蘇統計差異情況,此差額可能為運輸、行政等費用。第二筆合同中中方統計為3909725美元,比蘇方統計少2950734美元。此項差額疑為中方漏計,或打入第一筆合同款額內,因為蘇方對此項款額記載詳細,為航校房屋建設、機場、靶場等費用,出之有據,故一般不會有錯。

  盡管中蘇雙方對前2筆合同統計數額有異,但對動用第三期貸款總額的計算卻基本一樣。中方精確到十分位為73175810.36美元,蘇方精確到千位為73176000美元。還需要指出的是,按蘇方上述4筆合同額統計,只為70441407美元,其與73176000美元的差額(運輸等費用),顯然在最終統計時加了進去,而未在統計中反映出來。

  蘇方對華貸款對我國太平洋戰爭前抗戰意義重大。太平洋戰爭前我國共獲得國外貸款5億美元(不包括租借物資),蘇聯對華貸款占了一半,居各國對我貸款首位(第二位是美國,但其中一億美元是1941年11月30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給予中國),而且意義最重大的是蘇聯給予中國全部是軍火貸款,中國利用這些貸款購置大量蘇聯軍火用于抗戰,而西方國家予華的17筆貸款全部是非軍事性的,沒有一筆為軍火貸款。

  蘇聯予華貸款利息亦較低,為3%,為我國所獲最低者(英美援華者為6.5%以上),且償還是農礦產品各半,對我國甚為有利。我國為所產鎢、銻、錫為最為重要之戰略物資之一(我國其時鎢、銻產量為世界首位),蘇方需要甚急,尤以錫需要為甚,因錫的主要產地馬來亞控制在英國人手中,甚至提出可以以現金換錫,但其時鎢、銻、錫產量終究有限,德、美、英都有需求,各國予華貸款無不要求中方以此類戰略物資擔保償還。初共中蘇商定以3/4金屬,1/4農產品償還,后來在楊杰的力爭之下,蘇方同意中方以農礦產品各半償還,如礦產品不足可以以農產品替代,實際償還中農產品略多于礦產品。我國是農業大國,此方式對我相當有利。

  至于蘇制武器性能,予我者性能良好。殲擊機是и-15、и-16,至蘇德戰爭爆發前仍為蘇軍一線裝備,и-15型比較靈活,善于做盤旋動作,便于水平作戰。и-16型則更先進些,速度快,便于垂直作戰和追擊,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殲擊機之一,在零式出現之前,兩機高低搭配,往往以少勝多,取得輝煌戰果,以我國能掌握1937-1940年前的戰場制空權。轟炸機分為CB(輕型轟炸機)和дB(重轟炸機)兩種,都屬先進機種(另有TB-3轟炸機6架,性能不佳),尤其以輕型轟炸機性能優越。CB-2在衛國戰爭中表現不佳,在當時卻是一流轟炸機,巡航能力為1200公里,最高時速412公里,升限達9510米,可帶600公斤炸彈。日軍使用的九五式、九六式殲擊機速度都不如CB-2型,而無法截擊。后來日本研制了九七式,時速可達450公里,才迫使CB-2型到7000-9000米高度投彈。CB-2在我國空軍一直服役到1943年,是最后退役的蘇制飛機。蘇聯火炮質量亦屬上乘,楊杰訪杰,火炮專家驗收蘇式火炮認為蘇聯高炮“命中率甚大”,反坦克炮“品質及性能均甚優好”,“較德國制造者為優”,且“用途甚廣”,決定大量購買。坦克為T-26,是蘇軍三十年代的主要坦克之一,性能不算良好,但由于我國坦克本來就少,所以特別裝備了200師,組成了中國第一個機械化師。而中國在西方購買武器卻極為艱難,楊杰日記1937年9月12日記載:“孔祥熙在歐接洽之飛機,英方僅有二十余架,法方四十四架(計三種),并付現款,其價格較予在蘇方接洽者高一倍。”以后一段時間內從西方購買的武器也很少,據蔣介石1939年9月說,英美等國供給的軍火僅占20%。

  至于價格方面,蘇方稱給我者低于國際市場價格20%,顧維鈞也回憶到,孫科二次訪蘇后去法國和其曾談到,他從莫斯科得到了一筆新的1.6億盧布貸款(即第三期貸款),孫科說:“在國際價格上,這實際是4億盧布,因為蘇聯給中國訂貨所定的價格特別便宜。例如,每架飛機價格折算美元僅3萬元,裝備每一個中國師僅合中國貨幣150萬元。”。(顧的回憶應當是可信的,因顧屬親英美派,晚年仍認為蘇聯援華貸款是蘇聯企圖占領中國的陰謀)。

  至于蘇聯援華武器的參戰時間,空軍方面戰機雖于10月27日到達,但由于中蘇雙方協調問題,直至12月1日,蘇聯志愿航空隊才正式參加了南京保衛戰。1938年2月,2艘海送蘇聯援華軍火物資的2艘輪船到達香港,接著又有2船軍火到達香港,第一、二批海運的貨物價值2億元法幣以上。根據蘇方說法,這批軍火參加了臺兒莊戰役,并發揮了重要作用,可惜我手里沒有關于這方面的資料,只查到空軍方面,蘇制戰機在臺兒莊戰役后期予潰敵以重大打擊。

  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蘇聯援華貸款宣告結束。在此期間蘇聯援華物資數目說法不一,我以蘇聯著名經濟史專家斯拉德科夫斯基的數字為準,蘇聯共援華飛機904架(其中中型和重型轟炸318架,殲擊機542架,教練機44架),坦克82輛,牽引車602輛,汽車1516輛,大炮1140門,輕重機槍9720挺,步槍5萬支,子彈1.8億發,炸彈31600顆,炮彈約200萬,以及其它軍火物資。這個數字除牽引車602輛(中方統計為24輛)外,基本上得到中方多數學者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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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貝利亞家的秘密訪客
更新時間:2008-7-1 21:31:06 字數:1030


  以下摘自謝爾戈·貝利亞《我的父親貝利亞》(新華出版社2001年出版)
  我自己沒想到在1939年年底的時候便接觸到了未來武器的秘密。這時候我們家來了一個年輕人。因為他講英語,我就以為他是英國人。他在我家住了大約兩周時間。

  父親沒有介紹他只簡單地說,這是個年輕科學家,叫羅伯特,為了解一些情況而來。就這些,再沒說什么。

  羅伯特個子很高,瘦削,30歲左右,長著一張很有個性的臉,看起來讓人覺得很有可能是猶大人。而他到底是誰,來自何方,我只能猜測了。

  像通常一樣.我們一起吃飯。我不知道他都到什么地方去,而沒有吩咐,這樣的事情是不能問的。我知道,父親的生活多年與情報機構聯系在一起,如果認為有必要,他自己是會說的。

  羅伯特懂德語,但講英語更方便一些。我懂語言,因此,我們之間的交流沒有障礙。而且,在羅伯特不出門的時候.父親也讓我留在家里,不去上學。他說,和他在一起,他不會感到過于寂寞。

  我們的這位客人讀的東西很多,而當他結束工作的時候,總是喜歡問我一些問題:蘇聯中小學如何授課,內容是什么,現在物理課的內容,還有數學和化學等。總之,是一個成年人的一般好奇。他向我演示了一系列速算方法。我明白,這個人一定與技術有關。

  “他感興越的一切都告訴他,但你自己什么都不要問,”我父親說。我們的相處就是這樣,他問我答。一般而言,那些年我父親從來不講來我家做客的那些人的情況。

  我已不能確切地記得是在什么時候,是在1942年末還是1943年初,有一天桌旁坐著彈藥人民委員萬尼科夫、武器裝備人民委員烏斯季諾夫,他們在談新式武器。談話涉及到美國正在加緊進行與一種破壞力極大的炸彈有關的研究。他們談到核反應堆和其他有關事項。我當時也聽到,這些工作在美國由羅伯特·奧本海默領導。

  我前一天剛從我學習的學院回來,對談論的話題也很陌生,而當客人都散去之后我問父親:

  “你還記得幾年前在我家做客的那個羅伯特嗎……”

  父親當時沒有告訴我他姓奧本海默。他簡單地回答說:

  “你還沒忘?他來這里是為了建議我們實施你剛才聽到的這個計劃方案。現在他在美國工作。”

  “戰前在我家的那個人是秘密進入蘇聯的嗎?”

  “我想是的,否則后來就不會允許他在官方機構里負責這項工作了。”

  我當時問父親,他現在有沒有幫助我們。父親回答說,目前這種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但是,除了他還有許多人在幫助我們。
mk2257 發表於 2008-12-10 00:26
俄游雜記1
更新時間:2008-9-10 10:08:10 字數:2646


  純粹雜記,本來應該配些照片,不過我不知道怎么傳……
  1.俄航

  飛機大概是波音767,在機上也見識了著名的俄羅斯“空姨”。和國內相比,俄航機上服務確實不行,近10個小時的飛行,只有兩次送餐前各送了一次飲料,其他時間要水飲料都得自己走到后艙自己倒。不過俄航提供的兩頓伙食比東航上航的卻要好得多,十分結實的一塊雞肉(鄰座選了火腿,看上去也是很大的一塊),配面包的黃油也很厚很香,還附送一份很好吃的甜點。

  久仰俄國飛行員水平極高(據說蘇俄因設備落后且常出故障,故凡擔任國際航線機長者,對其個人技術要求遠勝依賴電子設備之西方同行),果然降落時沒有任何顛簸感,連氣壓變化都幾乎沒有感覺到。

  機場的設備很差,和浦東虹橋的沒法比(不過浦東硬件,似乎較成田機場猶有勝出,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俄羅斯太落伍,還是本朝太先進)

  我們辦的旅游護照,據說是最簡捷的,只要機場一個相關負責人看過就可以直接蓋章,問題是……得到通知說這個負責人突然找不到了……為此又多等了二十幾分鐘。那時候,看著幾個走獨聯體公民特別通道的人什么手續都不用辦,便覺得心里十分不爽。

  出國前導游告知,美元盧布約在1比22~23左右,見到這個比價即可兌換。我在機場看到窗口標明美元盧布1比23,于是就換了50美元,然后發現……那是盧布兌換美元比率,此地美元兌換盧布是1比19……

  在莫斯科地接是一位彪型大漢,雖然我們都表示那飛機上兩頓航餐已經吃的非常飽了,不過按照旅行安排,我們還是去了一家中餐館,作為團隊餐,數量很足,16個人兩桌根本吃不了。質量方面,有魚有肉,也就不做更多的要求了。

  事前知道俄羅斯賓館陳舊,去年去俄羅斯的同事回來抱怨不斷,不過這次入住的HolidayInn,非常不錯。后來在彼得堡住的是芬蘭人經營的奧林匹克花園飯店,還要更好一點。后來了解到,俄羅斯賓館,通常要降等理解,即俄羅斯三星標準實際相當于國內兩星甚至更低一些,兩星則相當于一星,不過四星以上,因為往往是歐美經營,倒是真·四星。

  2.謝爾蓋耶夫

  第二天正式開始的行程首站是謝爾蓋耶夫鎮參觀圣三一大修道院,修道院內教堂金藍圓頂與藍天白云草地相映,風景甚佳,個人以為就遠眺而言,實勝過后來所見莫斯科瓦西里大教堂那著名的九個洋蔥頭。入修道院時隨門票附贈唱詩班CD一張,甚為得體。修道院系東正教圣地,香客不絕,亦設有法物流通處,其實寺院出售法物,在日本俄羅斯似均甚普遍,只未見有窮兇極惡如本朝者大和尚者。

  特制九排畫龕為修道院特色,魯布廖夫為本修道院畫的圣母像系俄羅斯最重要的藝術作品之一,不過已于30年代被搬至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其實個人認為,特列季亞科夫畫廊享譽世界之處,在于其所藏俄羅斯19世紀巡回展覽派畫家作品,再增加15世紀宗教繪畫收藏,雖說亦有涵蓋俄羅斯繪畫傳統之意,其實意思不大,還不如將這些早期俄羅斯宗教繪畫集中在某處宗教圣地附近展示。

  30年代反宗教運動中,修道院全套大鐘全部被政府沒收以熔鑄銅幣,如果說拿走著名繪畫及20年代沒收東正教所有金器珠寶尚可理解,此舉則實在純屬無聊了。

  在謝爾蓋耶夫一家飯店吃俄式午餐,雖然同行者盛贊俄式色拉別有風味,然本熊純系肉食動物故無甚感覺,紅菜湯口感尚可,唯覺其中肉塊太少而已。而豬肉米飯似乎亦未覺有何特色。然餐后冰激淋頗佳,較之國內同類規模餐館咖啡廳所提供,無論香味口感都勝出不少。

  對俄人印象頗佳,本日下午前往套娃制作廠,按照行程,應該參觀套娃制作工藝,但是恰系周末,工廠休息(通常可以參觀加班者,今日正好連加班也沒有),導游過意不去,主動聯系旅行社,退還每人300盧布。隨后在門市部購物時,不慎將一張100美元帶出口袋,出大廳亦未曾發現,售貨員拾金不昧,飛奔追出歸還。

  3.莫斯科第一天

  上午去紅場前,先去旁邊的無名烈士墓看了換崗,說來換崗是每小時一次,那么按理說這些士兵是衛戍部隊派人輪流擔任,不像本朝的國旗班就是專業干這個,可是為啥相比天安門(前年去看過一次降旗),我總覺那幾個俄國兵的威勢反而足呢?

  紅場的面積很小,據說只有天安門1/9大,根本就是被克里姆林宮宮墻、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歷史博物館還有國營百貨商場圍者的一片小空地。歷史博物館前就是朱可夫的騎馬像,而側面就是大幅的外國商業廣告,十分不倫不類。

  按照行程,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是外觀不安排入內,于是在紅場分散活動期間內自己買了張票進去看了下,感覺一般。

  下午去克里姆林宮,赫魯曉夫造的那個鋼筋玻璃的大會堂矗在古典建筑之間,果然不倫不類。據說自從俄羅斯不再在那里開黨代會以后,這個地方主要的用處是演芭蕾,這應該算是一種進步——雖然大家都是在那里演戲,不過芭蕾舞演員總是比總書記美型一些吧。

  克里姆林宮的警衛似乎頗為悠閑,分割工作區和游覽區的就是在地上劃幾道線限制過這段馬路,看上去似乎也就是5、6個警察在執勤,從距離判斷,往參政院大樓的窗口里丟兩顆手榴彈似乎不是很難的樣子……

  在克里姆林宮,除了看炮王和鐘王這兩個祥瑞之物以外,主要就是看幾個教堂,老實說相對謝爾蓋耶夫圣三一、瓦西里升天以及后來彼得堡的伊薩克、滴血、彼得保羅、喀山等教堂,克里姆林宮內的天使長、圣母升天、天使報喜本身的特色并不是很明顯,不過好在差異化經營,天使報喜大教堂里面安排的那個唱詩班組合非常精彩,而且教堂穹頂造成的音效也比在其他兩個教堂的強。

  接下來發生了本次旅行最大的遺憾,旅行社安排克里姆林宮參觀,居然沒有列入珍寶館……實際上門票并不貴,但是連臨時買票都不行,因為珍寶館所有的門票都是要預訂的……在克里姆林宮沒有看到俄羅斯工藝品,可是居然看到了日本的——有一個日本武器展在那里一個小房子作免費展覽,還真是莫名其妙的安排——有多少游客會到這里來看日本武士盔甲啊?

  這次行程中本來訂了圣彼得堡瑪麗婭劇院的芭蕾票,但是最后沒有買到,換了一個比較小的劇院的,大概是作為差價補償,晚上送一場馬戲。總體甚佳,唯一可惜一點就是今天出場的是獅子而不是熊……

  散場后在莫斯科河邊轉了一圈,就登上了去彼得堡的紅箭號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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