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軍事] 克里姆林宮的狼人 作者：小熊懷念 (連載中)

序章 新世界
更新時間：2007-4-1 21:39:00 字數：887


　　我不知道這是怎么發生的。
　　昨天，我還是一個大有前途的克里姆林宮學研究生，借著為導師（或者更確切的說法——“老板”）拎包的機會到莫斯科旅游（老板總是不停頓地參加各地的各種會議和作講座，這是知名學者的基本特征）——當然是公費的。

　　一個中國人、一個國際關系研究生，二十多年平平淡淡的生活，在記憶中明明白白，但現在看來，卻仿佛一場夢，也許，這真的是一場夢？

　　因為，如果不是夢，那么為何另一個人，蘇聯人默林·斯羅諾維奇·別爾科夫曾經的記憶，革命與戰爭、激情與背叛、毀滅與建設，對我也同樣宛如切身親歷。

　　更何況，不但我不是“我”，甚至世界也不是我的世界，透過車窗，傳來陣陣異味，20世紀30年代的莫斯科河，一條容納全城居民糞便的污水溝，就這樣提醒著我它的存在，以及這個世界的存在。

　　1935年，阿道夫·希特勒宣布無視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英國保守黨贏得大選勝利；法國把他的兵役期延長到兩年；法共在一次具有歷史性意義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他不贊成采取不符合憲法的行動；意大利悍然入侵埃塞俄比亞；捷克斯洛伐克大選后，貝奈斯接替馬薩里克擔任總統；中國共產黨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同年，紅一方面軍抵達陜北吳起鎮；印度獲得了一部事實上的憲法；泰國的巴恰提波國王在一場失敗的保皇派叛亂后遜位；菲律賓獲得了獨立；在南美，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結束了他們血腥然而不為世界所知的大查科戰爭……

　　在我所了解的1935年大事記中，絕對沒有這一條——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去世。

　　他應該死于1953年3月5日，我的記憶確鑿無疑地告訴我一點——如果連這點都弄錯的話，那我可以用我的蘇聯史課本把自己拍死。然而同樣確鑿無疑地，在我現在所在的這個世界里，“蘇聯各族人民的父親”（尼基塔·赫魯曉夫語）、“偉大的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者”（美國總統弗蘭克林·羅斯福語）已經在1935年死掉了，其真實性不容絲毫懷疑。

　　因為我正在前往參加他的葬禮。

第一章 葬禮
更新時間：2007-5-2 11:14:00 字數：4227


　　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斯大林葬禮的民眾充塞了整個莫斯科的街道，高爾基大街、德米特羅夫大街、彼得羅夫大街、涅格林納亞大街，所有的街道都擠得風雨不透，但是民眾并不為擁擠而惱怒，他們痛苦地沉默著，以一種頑強而一致的意志不斷接近圓柱大廳（靈柩停放處）。
　　本該如此。

　　至少我記憶中斯大林的葬禮應該是這樣的。

　　今日所見似乎并非如此。我曾經擔心，從我在濱河街的寓所出發驅車去克里姆林宮也許會以汽車陷在人流中無法動彈而收場，也做好了必要時下車在人群中步行擠到克里姆林宮的心理準備。

　　然而看來我多慮了。

　　雖然絕對不能說蘇聯各族人民冷漠的送走了他們的領袖，沿途上，我仍然可以看見從克里姆林宮延伸出來的朝圣者長龍，然而莫斯科今天的街道依然可以開車。

　　簡直可以飚車。

　　18年的宣傳，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當缺少了這些，半神就僅僅是“又一位”去世的領袖么。

　　我不禁喃喃自語，突然間，我似乎體會到一種洞察一切的俯視感，但同時，仿佛又感到一種一切正在脫離控制的挫折感——

　　在一個沒有斯大林的世界里，我的克林姆林宮學知識還會有多少參考價值呢？

　　比如說，當觀禮臺上，當莫斯科的一名區委書記，莫洛托夫安插在首都的釘子，茲維列夫擠到我身邊的時候，我不由自主的想到1938年他將被任命為財政人民委員，代替被槍斃的政治局委員弗拉斯·雅科夫列維奇·楚巴爾——當楚巴爾正以政治局委員、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站在我的前排、而且看來在這個時空已經不大可能被清洗的時候，這種聯想不但是無聊的、有時候甚至可能是十分危險的……

　　畢竟，最頂層吹出的些許微風或許就足夠讓我這樣一個剛剛20年黨齡的普通中央委員翻船。

　　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突然去世前，在權力金字塔占據著第二號人物位置的是45歲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斯克里亞賓，不過大家已經習慣用他革命時代的化名來稱呼他——莫洛托夫。從職務或者與死者的關系角度，都應該是最合適的繼承人。雖然在現在這個由于34年底、35年初一連串死亡變得殘缺不全的政治局里面，45歲的莫洛托夫還屬于比較年輕的一員，但是他進入黨最高領導階層的時間實際上僅次于斯大林和加里寧。1921年，也就是還是列寧在世的時候，莫洛托夫就已經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組織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責任書記。而當時責任書記即全面領導書記處工作，職權相當于1922年4月斯大林來到書記處后設立的總書記。那時，莫洛托夫是黨內唯一一個在政治局、組織局、書記處都有職位的領導人。不過，1922年他毫無怨言的接受了斯大林空降到書記處代替他主持工作，并且協助斯大林把書記處變成個人的權力基礎。1926年莫洛托夫與加里寧、伏羅希洛夫一起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多年來莫洛托夫一直是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無論是在中央書記處還是在他之后前往人民委員會擔任主席的時候。

　　按照一般常理推斷，由莫洛托夫來繼承斯大林的政治遺產應該是自然而然的。除了一個問題：莫洛托夫的黨齡。雖然在以后的數十年中“老布爾什維克”的定義將會被不斷擴大，但是在30年代的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內，這個尊貴稱號還僅僅被授予1905年革命以前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人。而莫洛托夫的黨員生涯，恰恰是從1906年開始的——不過這其實也不是莫洛托夫的責任，因為雖然1905年15歲的莫洛托夫在喀山的實驗中學讀五年級的時候已經加入了地下組織，但是直到次年他才達到當時黨員的最低年齡下限。而且斯克里亞賓家對于聯共（布）來說，似乎還是過分的“資產階級”了一些：當其他的同志，比如說鐵路工人和洗衣婦的兒子克里門特·葉弗列維奇·伏羅希洛夫同志去礦山干活的年齡，未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首腦正在……學拉小提琴。

　　可能正是因此，今天的葬禮，并沒有沿用列寧葬禮的模式，推出一個領袖來以整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名義宣誓遵循和執行死者開辟的道路，主持葬禮的聯共（布）政治局委員、組織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黨的監察委員會主席、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其他不太重要的兼職從略）拉扎爾·莫伊塞耶維奇·卡岡諾維奇先后讓三名政治局委員在儀式上發言。

　　蘇聯最高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蘇聯共產黨的前身）的老黨員、米哈伊爾·伊凡諾維奇·加里寧作為政治局中的最年長者，頌揚了斯大林走上革命道路的歷程以及在十月革命前就為黨立下的豐功偉績；隨后國防人民委員克里門特·葉弗列維奇·伏羅希洛夫以曾經并肩戰斗過的戰友身份回憶了死者在內戰中的貢獻；莫洛托夫則在最后出場，回顧了黨的已故領袖在蘇聯建設、特別是改變俄羅斯面貌的五年計劃中的決定性作用。

　　同志、戰友和學生，雖然有意選擇了不同的立場，但是演講的內容都是都是典型的官樣文章，那種場合下必要的純粹性政治演說，如果說莫洛托夫的講話，雖然字面上同另兩人的講話很少有什么區別，相對而言，還能夠感受到講這番話的人是在同死者訣別，無論怎么說，他是愛這個人的，這種愛伴隨著損失的悲痛，從這個頑石般堅強的人的顫抖聲音里流露了出來。那么對于加里寧和伏羅希洛夫，在他們演說的聲調、說話的口氣里，甚至連一點個人的悲痛、惋惜或者激動的影子都沒有，在平穩的聲音中體現著絕對—樣的冷漠。

　　那是接受了事實，并對于這一事實心滿意足的狀態。

　　其實，我并不應該對此感到驚愕。

　　米哈伊爾·伊凡諾維奇·加里寧，這個一臉尷尬笑容，蓄小山羊胡子的老先生列寧時代開始，他就默默注視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其他許多年輕人一點點超過他——然后垮臺[注]，就像蘇聯老百姓對他的稱呼“聯盟鄉長”那樣，他對于自己僅僅接受外國大使國書、頒發勛章和充當一個蓋章機器的身份安之若素，唯一的消遣就是拿著拐杖、不帶警衛在莫斯科的大街小巷漫步，并盡其所能的給來自全國各地的請愿者出出主意，解決些不痛不癢的申述。但是別爾科夫的記憶警告我，雖然已經共事多年，他依然吃不準這位革命前圣彼得堡的鏇工這么做，究竟是一個看穿了危險后韜光養晦的老狐貍還是真的天生癡呆——來自未來的記憶也對此毫無幫助：70年里克里姆林宮學者對加里寧真實歷史的可靠結論為……零，撥開真實的與虛假的親民形象，米哈伊爾·伊凡諾維奇似乎就僅僅是一縷淡淡的煙霧。

　　克里門特·葉弗列維奇·伏羅希洛夫，紅軍第一位，同時也是最最無能的元帥，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斯大林的仆從，但是仔細玩味他的升遷軌跡，很難說他究竟是因追隨斯大林而與反對派為敵，還是因與反對派為敵而追隨斯大林：由于絕非不充足的理由，內戰中托洛茨基不止一次解除伏羅希洛夫的職務。

　　這兩個人都不可能成為群龍之首：黨不會接受一個比死者還要年長4歲的繼任者，更不會接受一個軍人。既然不可能成為繼承者，甚至連競爭的機會都沒有，那么為何由他們在葬禮上發言？

　　繼承，我突然發覺，這一次葬禮與我在未來所曾經知道的每一次蘇聯領袖的死亡都有所不同——

　　似乎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繼承。

　　1924年，列寧帶著人民委員會主席的頭銜去世，但是沒有人會把獲得這個職務的李可夫視作繼承者，黨和人民都知道，總書記斯大林才是新的領袖。

　　然而1935年“總書記”這個崇高的職務……意外的……不存在。

　　在1934年2月的17大上，這個職務被取消了，全黨公認的領袖，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從那時候起僅僅是一個“中央書記”，從理論上，他與其他三名中央書記拉扎爾·莫伊塞耶維奇·卡岡諾維奇、謝爾蓋·米洛諾維奇·基洛夫、安德烈·亞歷山大諾維奇·日丹諾夫處于相同的地位。當然，在斯大林在世的時候，每一個人都知道誰才是老大。

　　不過現在他死了……僅僅帶著“中央書記”的頭銜死去。

　　在葬禮上第一個發言的米哈伊爾·伊凡諾維奇·加里寧，37年黨齡，從1919年起就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自1922年蘇聯成立之日起就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在葬禮上第二個發言的克里門特·葉弗列維奇·伏羅希洛夫，32年黨齡，從1925年起就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在葬禮上第三個發言的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29年黨齡，從1930年起就是人民委員會主席。

　　而主持葬禮的拉扎爾·莫伊塞耶維奇·卡岡諾維奇，24年黨齡，從1930年起就是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的中央書記。

　　黨、國家、政府、軍隊，四個代理人，任職時間的長短與四個機構在蘇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構成清晰的反比——斯大林以自己為頂點，建立起了一個完美的權力四棱錐。

　　然后，命運削去了頂點。

　　于是四個支點用一種不會被人誤解的方式在頂點的葬禮上宣告，蘇聯不再需要一位至高無上的帝王。

　　注：加里寧1912至1917年為候補中央委員，1919年進入中央委員會，同時成為新成立的政治局候補委員。（1919年初由5名中央委員組成的政治局成立時，與同樣由5名中央委員組成的組織局和由一名責任書記、一名組織局委員、5名技術書記組成的書記處是平級機構。但是1919年3月25日，列寧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從此，政治局成為黨的最高決策機構。）當時，他是第三候補委員而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分別為第一、第二候補委員，但自1920年起加里寧作為候補委員的排名一直在布哈林之前（1920年年加里寧第一，季諾維也夫第二，布哈林第三；1921季諾維也夫越過加里寧代替克列斯廷斯基成為正式委員，新加入的莫洛托夫為第一，加里寧第二，布哈林第三），1922年布哈林再度超過莫洛托夫和加里寧成為第一候補委員，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跳過候補階段直接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23年加里寧又成為第一候補委員，但是在列寧逝世后1924年的十三大上，布哈林又跳過他成為正式委員，莫洛托夫也在候補委員的排序上超過他。

　　

第二章 人生
更新時間：2007-6-1 19:46:00 字數：3817


　　排隊。
　　有秩序地排隊。

　　任何一個對蘇聯有起碼了解的人都知道這是蘇聯的基本社會特征，高于個人崇拜、高于解凍、高于發達社會主義、高于改革新思維的最核心、最本質的特征。

　　在葬禮上站立了幾個小時之后，我理所當然的……餓了。

　　37歲的默林·斯羅諾維奇·別爾科夫10年前就和太太離婚了，沒有孩子，一個人占據了濱河街大樓12門的一套五居室。因此，就象蘇維埃政府里的其他單身漢一樣，他總是……吃食堂，或者確切地說，在食品分配站領取套餐帶回寓所吃。

　　所以我在回寓所之前先來到了食品分配站。

　　食品分配站就在濱河街大樓底樓的院子里，秩序井然，蘇聯特權階級們在這里排隊等候他們的特供食品。

　　站在我前面低頭看報紙的那個禿頂中年人，是重工業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1902年入黨的老布爾什維克卡爾·米克列維奇·別格，再往前那個充滿拉丁味道的美女，是工農紅軍情報局局長別爾津的夫人阿芙羅拉……

　　除非你進入政治局，那么你可以打電話要求送貨上門，否則……排隊吧。相對于蕓蕓眾生，你有特殊供應，但是為了獲得你自己的那一份特殊供應，你依然必須排隊。這就是蘇聯30年代高級干部的生活。

　　排隊的多數人為全家領取包括紅菜湯、煎肉餅、糖漬水果在內的帶湯套餐，但是單身漢別爾科夫消化不了足夠三個人吃的份量。所以我總是領取由罐頭、熏制的鱘魚和香腸、高級餅干組成的干套餐，然后一連吃上一個禮拜。

　　在15分鐘的等待之后，我得到了一份干套餐，今天運氣不錯，除了平時慣有的那些之外還有一個半磅重的上等鱘魚子醬罐頭。

　　但是我沒有得到享用它的機會。

　　當我提著飯盒來到我自己房門前的時候，我感到肘部被人碰了一下。一個身材高大的青年軍官站在我身邊。

　　他的皮靴閃閃發亮，剪裁合身的呢子大衣上外翻著領章。

　　藍色的領章。

　　工農紅軍的領章是深紅色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下屬的邊防軍使用綠色領章，在蘇聯2200萬平方公里的遼闊國土上，只有一支部隊使用藍色領章：克里姆林宮衛戍部隊，最高權力寶座的禁衛軍。

　　“莫洛托夫同志想在他的寓所與您談一下，別爾科夫同志。”他輕聲說到。隨后在我作出反應之前就轉身朝走廊盡頭走去。

　　在克里姆林宮與濱河街大樓之間有一條密道，作為一名未來的克里姆林宮學研究生，我在很多野史里看到過這種說法。

　　在濱河街大樓與克里姆林宮之間有一條密道，作為聯共（布）的一名高級干部，從司機、秘書以及鄰居的竊竊私語中，別爾科夫聽到過不少有關的小道消息。

　　不過第一次親自用腳步丈量密道的長度，感受到傳說變成現實依然令人感到激動不已，此時，我的心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我的胸腔內躍動，我甚至能感受到它正頂著我的喉嚨（作者：錯覺，一定是錯覺，這是架空歷史YY，不是玄幻）

　　——烏德穆爾特人默林·斯羅諾維奇·別爾科夫1898年出生在喀山，在1934年十七大選舉出的七十多名中央委員中，他是除1903年出生的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亞歷山大·瓦西里耶維奇·科薩列夫和1899年出生的外高加索邊疆區委第一書記拉夫連季·帕夫洛維奇·貝利亞之外的最年輕者。他是一個典型被革命推上來已經站對了隊的人，他會在1916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很可能不是由于他在18歲時就對共產主義有了多深的理解，而是因為在他的親戚中出現了好幾名黨員，幫著親戚印刷和張貼傳單就是他在1917年以前參加過的全部革命工作。1916年他考入了新成立的下諾夫哥羅德大學化學系，然后就在那里經歷了十月革命。內戰期間，他在后方組織交通運輸和開設掃盲班。結識了在下諾夫哥羅德省委擔任宣傳員的拉扎爾·莫伊塞耶維奇·卡岡諾維奇和作為國民教育事務督導員前來下諾夫哥羅德視察的克魯普斯卡婭，并因為戰爭時期學校的恢復與建設受到列寧夫人的表揚。當1919年省委主席團主席、本地人庫茲涅佐夫和省執委會主席、來自中央的干部莫洛托夫發生沖突的時候，雖然身為本地干部，別爾科夫堅定地站在了莫洛托夫這邊。為此在20年莫洛托夫調離下諾夫哥羅德后別爾科夫被打發到巴什基爾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部任職。但在莫斯科來的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重新控制局勢后，別爾科夫又回到下諾夫哥羅德。1922年，作為米高揚的主要助手之一，別爾科夫跟著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一起調到頓河畔羅斯托夫。1924年，完成了下諾夫哥羅德大學化學系的函授學業后，默林·斯羅諾維奇·別爾科夫來到莫斯科的中央書記處科學部，20年代后半葉，在反對托洛茨基反對派、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聯合反對派、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右翼反對派的斗爭，別爾科夫每一次都旗幟鮮明地地站在他的老相識、現在的中央書記莫洛托夫以及斯大林總書記這邊。為此，1930年32歲時他成為了黨的監察委員會委員，1934年越過候補階段成為黨的中央委員。

　　現在，默林·斯羅諾維奇·別爾科夫是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協調委員會主席，這是一個，聽上去就讓人感到……悲哀的職務，它的名稱沿革可以說是一段蘇維埃理想對官僚主義現實不斷屈服的歷史。20年代成立了全蘇科學委員會，按照它問世時的構想，應該承擔起統領蘇聯全部科學研究工作的重任，然而實際上……蘇聯科學院幾乎每一位院士在中央委員會都有自己的扇子，而政治局里每一位委員都有自己寵愛的項目。一個小小的部級委員會在這些龐然大物面前又算什么呢？于是不久之后，這個機構的名稱悄悄發生了變動，變成了“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名稱拉長并不意味著管理范圍的擴大，實際上恰恰相反：現在他的權限僅僅局限在“科學”中有關“技術”的那一部分。不過部屬工業研究所并不比科學院系統來得好對付，“蘇聯科學技術委員會”無權干預研究所的人事，也沒有資金來控制研究課題——這些資源不是掌握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就是在重工業人民委員部的手里，而想從他們手里搶走這部分蛋糕……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羅維奇·古比雪夫和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重工業人民委員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都是政治局里擁有投票權的正式成員。所以在黨中央監察委員別爾科夫接管“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之后又識相地對名稱進行了延長——現在它被叫做“蘇聯國家科學技術協調委員會”，從此以后，我只需要對技術政策進行協調就可以了——或者換一個比較直接的說法——什么事情都不干也沒有關系……

　　如果說有所謂“莫洛托夫夾袋中的人物”，那么我顯然是其中之一。在一個埋葬了斯大林的新時代里，莫洛托夫想必不會把一個1920年就努力把自己的命運同他這顆上升的新星系在一起的人放在冰箱里混吃等死。畢竟，自從1930年轉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之后，他之前十年在中央書記處建立起來的權力基礎都已經被拉扎爾·莫伊塞耶維奇·卡岡諾維奇接收并改造了。雖然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有著（據我的未來知識）持續到他們各自漫長生命盡頭[注]的良好友誼。不過，“講友誼的政治家”，大概是和“誠實的律師”、“渴望和平的軍火商”以及“純潔的AV女郎”類似級數的冷笑話——嗯，也許可以說，“政治家”這個詞本身就是兼具律師、軍火商、AV女郎三者特質的高級存在。

　　現在，蘇聯不是頭號至少也是頭幾號之一的高級存在究竟會把我從冰箱里提出來放到哪里去進行加工呢？

　　注：他們兩人的生命確實是不折不扣的漫長：莫洛托夫1986年去世的時候已經慶祝過96歲生日，而生于1893年11月的卡岡諾維奇直到1991年7月，也就是蘇聯完蛋前1個月才歸天。這時候，距離1957年他們嘗試推翻唯意志論的赫魯曉夫已經整整過去了44年，而他們試圖推翻的對象雖然比他們都要年輕卻已經在21年前就被埋葬在新圣母公墓。實際上，如果按照某些英國史研究者的說法，煙斗不離嘴的早產兒丘吉爾活90歲算世界第8大奇跡的話，那么“57年反黨集團”長得不像話的壽命可以說已經困擾了幾代克里姆林宮學學者了——列名反黨集團的五名主席團委員中，1975年去世布爾加寧是其中最“夭壽”的，他“僅僅”活了80歲。五人中最年長的伏羅希洛夫1969年第一個去世的時候已經活了88歲。1988年馬林科夫去世的時候他已經在塵世度過了86年。最后，哪怕是僅僅“附和反黨集團的”主席團候補委員謝皮洛夫似乎也分享了他們的長壽秘訣：他親歷了蘇聯解體，1995年去世的時候離90歲生日的生日只差兩個月。

　　說明：關于本章中提到的蘇聯特權階級生活，確系事實。在這一點上，“蘇修”是絕對無法與東方的權貴相比的。另舉一個例子，1947年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州委第一書記夫人維克托莉亞·勃列日涅娃每天自己去市場買蔬菜，而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擔任蘇共總書記的18年里，他一直住在庫圖佐夫大街26號五樓的一套五居室里。當然，他還有一套按照蘇聯標準算華麗的別墅，一棟有壁爐、游泳池和院子的加利福尼亞式平房，不過據美國記者的描述，“從美國或西方的標準來看，他算不上奢華，至多屬于上層中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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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職
更新時間：2007-6-1 19:46:00 字數：4316


　　透過厚厚的防彈玻璃窗，我從位于三樓的辦公室看著窗外。
　　那個著名的塑像現在還不存在，按照歷史他要到1957年才被立到廣場中心[注]。

　　雖然已經在這里上了一個星期的班，但我還是不能完全適應我的新職務。

　　——那一天，當我來到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宮中心位置的寓所之后，意外的發現在那里等待我的不僅僅是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

　　米哈伊爾·伊凡諾維奇·加里寧、拉扎爾·莫伊塞耶維奇·卡岡諾維奇、重工業人民委員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供應人民委員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還有有著滑稽名字的交通人民委員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安德烈耶夫。

　　他們都靜靜地坐在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的客廳里，靜靜地喝茶。

　　在那里等著我的……是大半個政治局！

　　在那瞬間，我不禁產生一個荒謬的念頭——帶路的軍官一定是走錯了，他大概把我領到了克里姆林宮參政院大樓三樓的政治局專用會議室……

　　更令我如在夢中的是談話的內容。

　　客廳的主人告訴我，他和同志們都認為現任內務人民委員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維奇·亞戈達干得相當不錯，不過他從十月革命開始就在契卡里工作，難免見樹不見林……——換一句大白話就是，他們打算要他走人。

　　克里姆林宮一感冒，盧比揚卡就打噴嚏。這是對蘇聯政治有起碼了解的人都知道的基本常識。

　　但是我沒有想到被選中的人是我。

　　維亞切斯拉夫·魯道福維奇·緬任斯基和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維奇·亞戈達，鐵人捷爾仁斯基之后的兩個繼任人都是自革命后就在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工作的老契卡分子。但是，看來新的領導集體認為需要已經到了給革命的“盾與劍”注入新鮮血液的時候。

　　于是，前國家科學技術協調委員會主席就成了鐵人捷爾任斯基的第三位后繼者，成了盧比揚卡的新主人，也成了蘇聯全部警察與秘密警察、邊防部隊、內衛部隊、消防隊以及勞改營管理總局的上司。

　　但有時候，這個工作實在不能令人輕松愉快……

　　比方說現在。

　　橡木書桌上放著一個打開的卷宗，我煩惱的根源。

　　1935年1月25日，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羅維奇·古比雪夫因心臟硬化猝死。這是繼1934年12月1日，中央書記兼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謝爾蓋·米洛諾維奇·基洛夫在斯莫爾尼宮被暗殺后的又一起最高級領導突然死亡事件，新上任的內務人民委員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為古比雪夫的死亡提供一個權威性解釋。（謝天謝地，斯大林同志的死亡情況，已經由人民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在第一時間發表了聯合公報，用不著我操心）

　　自從赫魯曉夫做出暗示以來，將基洛夫的死與斯大林的陰謀聯系起來的“研究”汗牛充棟，作為一個對于克里姆林宮學下過很大精力鉆研，并有相當造詣的有為青年學者（作者：在這個教授滿地走，博士不如狗的學位貶值時代，你一個題都沒有開的研究生拽什么拽%$#），我至少看過30篇以上的有關論文。

　　不過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實在是很想把那些作者拉過來暴打一頓。（嗯，也許其實也不是沒有機會，《斯大林大清洗內幕》的作者亞歷山大·奧爾洛夫現在正在擔任內務人民委員部倫敦情報站站長，既然我已經知道他是要叛逃的，那還不如現在就把他召回來——順便暴打一頓^^[注2]）

　　謝爾蓋·米洛諾維奇·基洛夫被陰謀史觀的信仰者們塑造成了斯大林陣營里的人道主義者、深孚眾望的希望之星、反對派醞釀推出取代大獨裁者的未來領袖。

　　然而實際上，這個家伙在大劇院和列寧格勒歌劇舞劇院有一狗票的小明星，還對斯莫爾尼宮里好幾個女秘書下過手，其中之一就是米爾達·德勞列——她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在12月1日開槍打死了基洛夫。

　　有時候真相其實非常簡單。在一個憑著黨證就可以充當通行證自由進出斯莫爾尼宮的時代，要殺死一名政治局委員其實并不象歷史學家所想象得那么困難。

　　但這種粉紅色的結論是絕對不能被黨和人民接受的。所以從一開始，主持案件調查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副人民委員雅科夫·紹洛維奇·阿格拉諾夫和列寧格勒局局長菲利普·杰米亞諾維奇·梅德韋季就設法要把殺人犯的個人動機拔高到對黨不滿的程度。從12月2日，也就是第二天開始，報紙開始指責白衛軍要對謀殺負責。12月4日，開始尋找尼古拉耶夫同托派的個人聯系，14日，季諾維耶夫、加米涅夫等人也成了幕后黑手。到最后，雖然阿格拉諾夫1935年2月3日在內部業務會上明確承認“我們也無法證明‘莫斯科中心’了解反對基洛夫同志的恐怖行動的準備情況。”但是全國的宣傳機構和群眾集會都開始憤怒抨擊季諾維耶夫分子的血腥暴行，斯大林借此吹響了清洗的號角。雖然現在新的領導集團停止了進一步的鎮壓，但是基洛夫的死，依然是反對派的罪惡陰謀，這一點依然絲毫沒有改變的立場。

　　那么，如果說黨不能夠宣布，他的一位政治局委員是被爭風吃醋的丈夫干掉的色鬼？那么，莫非我現在可以宣布，改變國家面貌的五年計劃制定者，實際上是一名深度酒精中毒者，因為控制不了自己的癮好，違反醫囑毫無節制痛飲伏特加而導致心臟病突發？

　　其實我知道應該怎么說。

　　也許別人不知道，但作為一個來自未來的克里姆林宮學者，我知道有一種說辭人民將非常樂于接受。那就是1938年3月2日維辛斯基在法庭上提出的解釋：蘇聯國家計委主席是遭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暗害。

　　1934年12月1日，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1935年1月25日，完全可以有一劑毒藥。

　　當然，我不準備完全模仿維辛斯基，至少這次沒有必要把克里姆林宮的醫生們送上審判庭。這有好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也是最不重要的一點，他們是無辜的；

　　其次，根據我的歷史知識，大夫們，不管是萊溫還是普列特尼奧夫雖然在法庭上都顯得十分配合，但這是在葉若夫對他們施加嚴刑拷打的結果。作為老派知識分子——為無產階級領袖們看病的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一個毫無疑義的事實，無產階級領袖們不能放心把他們自己的健康交給新生的無產階級醫生——黨的決議對老派知識分子沒有約束力，他們遵守的是自己的道德規范。1938年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黨的監察委員會主席、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有本事把他們抓起來逼出一整套假口供，我這個新鮮出爐的中央委員是沒有這種大能的；

　　再次，把投毒的責任歸給醫生，那么就可能會在全國范圍內引起恐慌，人們會對每一位醫生都產生懷疑，斯大林對此樂見其成，但新的領導集體看來或者并不希望這種嚴重干擾社會正常秩序的局面出現；

　　最后，除了為古比雪夫看病之外，萊溫和普列特尼奧夫同時也列名了斯大林同志的病情通報。如果把他們打成投毒殺人犯，那可能會使人產生一些十分不恰當的聯想。而據一些跡象判斷，黨的新領導集體并不樂意看到這種過于旺盛的想象力。比方說，當代蘇聯最偉大的音樂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肖斯塔科維奇的最新歌劇剛剛在蘇聯全國范圍內被禁演，在另一個時空，那是因為斯大林同志不喜歡那種“藝術上的形式主義”，不過現在么……在我看來作曲家倒霉的主要原因應該不是他的藝術手法，而是作品的名字令新的領導集體十分不爽——居然叫做《姆岑斯克的麥克白夫人》……

　　沒有醫生的配合，不過，來自未來的我除了克里姆林宮學之外，還有些別的知識，比如那個時代很轟動的萊溫斯基案件。

　　我抓起了辦公桌上電話，30年代蘇聯絕大多數的電話還是手搖式的，需要向中心電話交換臺報出號碼才能接通，不過內務人民委員辦公室當然已經安裝了“轉盤”電話，可以通過克里姆林宮安裝的莫斯科第一個自動電話交換臺聯系各部門。

　　我撥通了位于普希金廣場的蘇聯檢察院五樓辦公室。

　　“安德烈·亞努阿里耶維奇，我是別爾科夫。”我接通了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在這個時空里，他大概沒有機會去主持對反對派分子的公開大審判從而成為世界知名的人物了（一般來說，政治家都渴望出名，哪怕是臭名），不過我也許可以補償他一下，“能為我安排一個獨立檢察官么？要有一些醫學知識的。”我有意在“一些”上加了著重。不需要很充分，因為技術部門將會為他準備一份非常完善的尸檢報告。

　　我相信維辛斯基的智慧能領會我的意思，這是一個在二月臨時政府里發布過對列寧的通緝令的孟什維克，能夠在布爾什維政權里步步高升，直到1954年壽終正寢的智慧。他將很樂意借這個機會使他的一名部下成為發現陰謀的英雄，同時顯示下他所一直宣傳的列寧同志所強調的蘇聯檢察機關的獨立性。

　　蘇聯人民將被告知，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古比雪夫同志死于反動分子的投毒，這與對基洛夫的暗殺一脈相承，因為眾所周知，反對派的領袖加米涅夫曾經領導過莫斯科蘇維埃，而20年代初托洛茨基分子曾經掌握了幾乎整個莫斯科衛戍區。

　　政治局當然知道真相，我絕不會向他們隱瞞，但是我也知道，負責克里姆林宮日常管理的候補中央委員波斯克列貝舍夫是斯大林寵愛的人，但多年來他始終認為只要表現出對老大的忠誠就夠了，對于奧林匹斯的其他眾神他一直缺乏尊重。我相信新的領導集體會很高興得到一個借口，在調查過程中對克里姆林宮工作人員作出一些調整……

　　或許，我真得很合適作現在這份工作。

　　注1：指全俄肅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設委員會（契卡）的創始人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的像，該像在1991年8月23日被推倒。2005年11月8日被重新立在俄羅斯內務部大院內。

　　注2：亞歷山大·奧爾洛夫（真名為費爾德賓），1938年因擔心遭到清洗而叛逃，叛逃前他給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留書，要求不對他實施追殺并不迫害他留在國內的家人，作為交換，他將保證不向西方透露他所掌握的蘇聯間諜，同時也不透露西班牙內戰時期由他組織的將西班牙共和政府的黃金（價值5.18億美元）偷運到蘇聯的行動。頗為意外的，叛逃者和內務人民委員部都接受并信守了協議。奧爾洛夫在50年代在西方出版了《斯大林大清洗內幕》，由于他自稱為前內務人民委員部將軍（實際上蘇聯30年代并未授予將軍軍銜，而按照1945年國家安全軍官授予統一軍銜時的標準，奧爾洛夫叛逃前的級別僅相當于上校），該書影響頗大，但實際上大清洗期間，作者作為外勤特工，幾乎全部時間都在國外，本書材料的主要來源是道聽途說與小道消息，并混雜了作者大量的想當然。另一方面，奧爾洛夫叛逃后的生活可以說是對英美情報機關的極大諷刺：因為他曾是劍橋“五杰”的主要招募者之一，當MI－5不斷為那個找不到的“第五人”歇斯底里的時候，他們的招募人正在FBI的保護下生活在克里夫蘭。

第四章 鑄劍
更新時間：2007-6-1 19:47:00 字數：4687


　　在那個看來已經一去不復返的國際關系研究生時代，我理所當然的對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在蘇聯的作用下過一番功夫，畢竟，離開對這個機構的了解，想要研究蘇聯政治那根本是無從談起的。因此，在這個時空發現我所接手的接手內務人民委員部居然與克格勃截然相反，由部，具體地說是人民委員（也就是我本人）直接控制的資源非常弱小的時候，不免一如既往的大吃一驚。30年代中葉，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力量，無論是情報還是懲罰機關，主要掌握在各地方分局或者加盟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手中。
　　在1934年成立內務人民委員部，并與契卡的直接繼承者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合并后，原來由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負責的情報、反諜等工作集中于內務人民委員部下屬國家安全總局內，總局以下擁有若干分管具體工作的處，包括國外處、反間諜處、機密政情處、機要處、特別處、交通處、經濟處和行動處等。

　　雖然分類設置尚屬合理，然而，由于處長們的行政級別要比地方分局領導低兩級以上（那時候，總局的一名處長如果有機會到地方擔任重要地方的分局擔任副局長普遍被認為是一種提升），在這種情況下，毫無疑問的，資源和人才不斷地從中央向地方流失。

　　這種格局，對于從機構成立伊始就在契卡工作的亞戈達來說并不是一件太過麻煩的事情，因為各加盟共和國的內務人民委員、各地方分局的局長，大部分都是他所熟悉的晚輩，他完全可以以內務人民委員的身份，通過給予各地方分局指示來調用必要的資源完成政治局交付的工作。實際上地方分局的領導想在他面前打馬虎眼敷衍了事是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那些花招他都了如指掌。

　　但是我不行，來到盧比揚卡以前我從來沒有在契卡或者類似的機構呆過。所以我對于他們的具體工作方法可以說一竅不通。當然，當亞戈達帶著“捷爾任斯基杰出繼承人”的光環去新設立的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當主席之后，政治局把第一副人民委員雅科夫·紹洛維奇·阿格拉諾夫留在原來的職位上“保證工作的延續”。阿格拉諾夫同樣是精通業務的老契卡工作者。但是我不想依靠他來實施對部門的管理，實際上，他越是能干，對我的威脅就越大——因為在這種場合下，我將顯得完全是一個多余的人。

　　作為第一副人民委員，假設阿格拉諾夫有更上一層樓的雄心壯志的話，那么他很可能在工作中給我留下陷阱——我絕對沒有能力發現它。事實上，我現在甚至不知道，在客客氣氣的公事態度后面，他對于我這個外來者到底抱持著怎樣的觀感——他是否認為我搶走了本來應該屬于他的職位呢？要知道，他可是曾經受到過偉大導師列寧高度評價和賞識的人。

　　而假如阿格拉諾夫竟然意外的是一個淡薄清高的人（這個可能性大概與盧比揚卡突然遭到恐怖分子襲擊差不多），毫無個人野心，作為第一副人民委員盡職盡責地把外行領導的指示變得可行，從而保證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不斷繼往開來開拓前進……那么政治局很快就會發現，在不可或缺的阿格拉諾夫上面，放默林·斯羅諾維奇·別爾科夫固然可以，隨便安置一個張三李四似乎也沒有問題……

　　這同樣是我絕對不能接受的。如果給新的領導集團留下這樣的印象，那我還不如繼續留在國家科學技術協調委員會，至少在那里，別人至少還認為“不是別爾科夫的問題，而是那個部門就這樣……”我還可以期望未來出現一個比較好的缺。

　　我需要的是這樣一個體制。

　　所有的資源應該被整合在一張網絡中。身處網絡中心位置的領導者，不僅不斷獲取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而且能夠通過運用手邊直接掌控的資源。下屬各個節點的負責人，他們不能也不應該繼續謀求各自手頭資源的擴大，而只能通過接近中心位置來獲取更多的資源。

　　如果沒有這樣一種體制。

　　那么我就來建立那樣一種體制。

　　建立一個情報與安全體系，對于別人這也許是一件望而生畏的工作，不過對我并不難。

　　因為我可以參照克格勃的結構，一個經過考驗行之有效的結構，此外，還是被歷史證明蘇聯共產黨樂于接受的結構（這一點尤為重要）。

　　我在一張便箋的左側勾畫出我記得的克格勃的結構。

　　冷戰后期的克格勃，除了人事、財務等后勤單位外，包括了用數字編號的4個總局、7個局和若干直屬處。

　　隨后，我在這張已經有點亂七八糟的便箋（作者：僅僅有點么？）的右側列出了現在國家安全總局的各處的名稱，發現克格勃主要的部門在30年代已經具備了一個雛形：

　　第1總局（克格勃機構）-國外處（30年代機構，下同）：負責國外情報搜集

　　第2總局-反間諜處：負責國內安全與反諜

　　第3總局-特別處：負責武裝力量內部的反間諜工作

　　第4局-交通處：負責交通系統的反滲透與反破壞

　　第5局-機密政情處：負責對國內政治反對派的監視

　　第6局-經濟處：負責對工業系統的反滲透與反破壞

　　總局是一個比較古怪的建制層次，他和局一樣都還是領導具體的處來完成他的主要工作，但是在總局內部也設置了若干個局，把一部分相對次要同時又比較集中的處室整合在一起。比如承擔國外情報的第一總局，總局分管情報工作的第一副局長直接領導12個以地區分類的處進行情報搜集工作，同時，在總局內設有OT局負責對所有處提供技術支持。

　　經過考慮，我決定暫時沒有必要設置這一層次，管理學常識告訴我，在其他情況相當的情況下，管理層次越少則傳導效率越高，我進行機構改組的目的是希望提高提高資源的集中度，弄出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那就走上另一個極端了。至于內部同類工作的整合我認為可以采用中央情報局的經驗：設立分管副局長。

　　對于這些已經存在的機構，我只需要提升他們的級別，擴充他們的規模，從而讓相關人員有更多升遷機會、更高士氣應該就可以。所以我按照克格勃的編號原則在便箋的背面寫下了國家安全總局的新結構。

　　以國外處為基礎成立的第1局將領導國外情報工作。

　　雖然令人沮喪，但是我不得不承認，要把已經分散到地方的資源（他們已經建立起了屬于自己的線人網和自己的調查隊伍）完全收歸中央那大概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官僚機構的阻力不是小可的事情，既然默認了這個事實，我需要一個機構能擔負起對地方各分局進行國內安全與反間諜工作協調匯總的職能。把反間諜處升級為第2局后，他的行政級別便與地方分局相當了，我希望即使不能實現對地方的“領導”，第2局的局長至少可以有效地進行“指導”。

　　由于工作范圍特殊，工作方法也有所不同，在武裝部隊內部反間諜工作我決定還是應該和第2局的日常反間諜工作分開，所以領導軍內特科的特別處將升級為第3局繼續保持獨立。

　　同樣，交通單位和工業單位的反間諜工作也應該繼續自成體系接受，不過出于機構精簡的考慮，我覺得這兩個差不多的體系可以合并在一起，第4局應該承擔起所有重要經濟單位的反滲透工作，垂直領導那些單位里由中央部門派駐的特派員。

　　30年代沒有80年代那么多的持不同政見者，富農或者前資本家則基本由地方分局實施了布控，從理論上說，把機密政情處并入第2局也不是不可行，不過未雨綢繆，我覺得還是預先設立一個第5局分管這方面工作為好。

　　由于技術或者需求的發展，有一些30年代的部門在未來發展成了幾個部門。

　　克格勃第8總局負責保障政府通信安全以及密碼編寫與破譯，而第16局負責實施無線電偵聽。這兩項工作在30年代是統一由機要處負責的，在我看來，30年代的技術條件下似乎確實沒有必要把這兩者截然分開，有一個統一的第8局全面處理信號情報應該就可以了。

　　30年代的行動處是又一個“攻防一體”的單位，他既承擔蘇聯黨政要員的保安，也負責對嫌疑分子進行跟蹤、搜查和逮捕（各地方分局都有自己的行動分隊，行動處掌握的是屬于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的機動預備力量）。我曾經打算把總部掌握的那一部分監控力量并入第2局，但幾經躊躇，我還是按照克格勃的編制，把行動處拆分成了負責監控的第7局和主管保衛的第9局。

　　也有一些未來設立的部門由于技術水平在30年代似乎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

　　負責核戰爭時期政府掩蔽所管理的第15局直接就被我一筆勾銷了，30年代還沒有2000萬噸當量的氫彈，為要員準備的高級防空洞統一歸由第9局管理就行了——在常規保衛方面，他們和別墅區也沒啥區別。

　　在提高部屬各部門級別的同時，我計劃同時縮小內務人民委員部地方各分局的職權范圍。

　　30年代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同時承擔著兩項基本職責。首先，他要負責保證蘇聯政治秩序的穩定，這一項職責他主要通過國家安全總局下屬的情報機關、反間諜機關來實現；同時，他也承擔著維護蘇聯社會秩序穩定的職責，這一職責則通過他領導下的民警和消防隊來實現。當然這兩者難免有所交叉，也有一些下級單位同時在不同程度承擔著兩種職責，比如邊防軍、內衛部隊、勞改營等等。

　　而自40年代以后，這兩項基本職責在蘇聯都是分開的，國家安全部或者其繼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維持政治秩序，社會秩序維護則由社會治安部以及其后繼內務部來實現。

　　作為統管全局的現任內務人民委員，我毫無自斷肢體的打算。不過應該承認，這種分工法有其相當的合理性，他可以讓國家安全機關擺脫瑣碎的日常社會治安工作，同時黨和政府也可以實現分而治之——在一定程度上這并不是壞事情，這樣一來國家安全機關可以免受很多不必要的猜忌與防范。所以我打算在我的改組方案中把這種精神給予一定程度的貫徹。

　　按照制度，內務人民委員部各地方分局和各加盟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都是受著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各地方黨委的雙重領導。同時，內務人民委員部根據蘇聯憲法是所謂的“聯合部”而非“聯盟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全聯盟人民委員部”可以直接下指示給下屬各具體單位，但作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聯合人民委員部”，中央的指示只能先下達給設立在各加盟共和國的同名部，然后到達各具體單位。，只是由于內務單位的特殊性，只有在下達給俄羅斯聯邦以外的各加盟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指示時完全遵循程序，但當需要給俄羅斯聯邦境內的各地方分局下達指示的時候，盧比揚卡一般會跳過俄羅斯聯邦內務人民委員部（實際上，就像蘇聯共產黨內只有其他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而沒有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組織[注]一樣，壓根兒就沒有設立俄羅斯聯邦內務人民委員部）。

　　我計劃把所有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地方分局都一拆為二，分成地方國家安全局和地方民警局。

　　地方國家安全局將一如既往的收到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通過國家安全總局）和各地方黨委的雙重領導。

　　而地方民警局則將改為受加盟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與各地方黨委的雙重領導。關于社會治安問題，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將按照憲法規定的原則，通過各加盟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來實施領導。這樣一來，我就可以把相當一部分的地方治安工作轉到加盟共和國。畢竟，蘇聯內務人民委員的政績主要是看主持國家安全工作的好壞，我著實沒有必要在刑事犯罪和火災上花費太多的精力。

　　我還想在短時期內升上去呢！

　　注：俄羅斯聯邦境內的各州黨委由蘇聯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直接領導，蘇聯歷史上，只有赫魯曉夫時期一度設立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俄羅斯聯邦局，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提議設置這個機構是為了把他自己的支持者組織起來成立一個直接聽命于他的第二中央，跳過中央主席團和中央書記處保持他個人與俄羅斯聯邦各州黨委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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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論劍
更新時間：2007-6-1 19:47:00 字數：4423


　　“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你覺得這個改組計劃怎么樣？”
　　我故作輕松地向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布爾加寧詢問。如果我想把我的改組計劃成為現實，那么就必須得到他的贊同。

　　在我獲得我內務人民委員這一任命的時候，政治局附上了一個搭配，一個至關重要的搭配，那就是布爾加寧將與我一起去盧比揚卡赴任。他將是主管內務人民委員部內人事任免的副人民委員。

　　切莫以為他是排列在第一副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之后我的“又一名”副手。他同時還兼任著黨的中央特別部副部長。

　　在莫洛托夫家的客廳里得知他將和我一起前往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時候，我已經對這一任命的政治背景迅速進行了評估。

　　如果說我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夾袋中能夠被中央書記卡岡諾維奇接受的人，那么布爾加寧則正好相反，他可以算是卡岡諾維奇的直屬部隊中莫洛托夫可以接受的一員。

　　布爾加寧比我年長3歲，但是黨齡短一年，他是在1917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前夕入黨的，但是意外地，這樣一名新黨員在1918年就被選入進入他家鄉下諾夫哥羅德的契卡機關工作。那時候，確保鐵路不受破壞是契卡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因此他自然而然的結識了正在調度室里焦頭爛額的別爾科夫，當別爾科夫登上從莫斯科駛來的“莫洛托夫”號的時候，布爾加寧則選擇把賭注投給他之前結識的黑馬卡岡諾維奇，即使在卡岡諾維奇前往南方的沃羅涅日以及更加南方的塔什干工作的時候他始終與之保持著個人聯系。所以當1930年卡岡諾維奇擔任莫斯科的一把手之后不久，莫斯科電廠廠長布爾加寧就成了莫斯科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主席。

　　斯大林葬禮之后，莫洛托夫最終還是沒有獲得新的頭銜，緊急召開的中央委員會最后就出了一個敷衍了事的決議表示要“恢復列寧同志時期的傳統，由人民委員會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這基本上是一句廢話，因為30年初開始，獨裁地位越來越明顯的斯大林就已經委托莫洛托夫主持政治局會議了。卡岡諾維奇看來是與莫洛托夫（也許還有其他大佬）達成了一項交易，通過放棄他在莫斯科和監察委員會的兼職，以便“集中精力從事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他現在是中央書記處三名書記里唯一的政治局正式委員。莫洛托夫主政、卡岡諾維奇主黨的格局暫時穩定了下來。

　　這個聯盟在盧比揚卡的投影就是我和布爾加寧的任命。

　　雖然我是內務人民委員，但是對這種敏感部門進行機構改組，必須經過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討論，而在這種討論中，布爾加寧的意見將是至關重要的，他將是卡岡諾維奇同志在第一時間征詢的對象。

　　從業務角度，我看不出他應該有什么不滿的理由，在這份改組計劃中，我加強的，并不是內務人民委員個人的權威，他作為副人民委員也會分到一大塊蛋糕，甚至可能是最大的一塊：隨著機構的擴大，他所分管的人事任免工作涉及的對象將更多。

　　不過，天曉得有啥我所不知道的政治秘密么？畢竟，他作為黨的特別部副部長，收邀參加中央書記處每周二在老廣場4號大樓舉行的例會的機會比我多得多——這是蘇聯僅次于每周四政治局會議的機密會議，與我每周三出席的人民委員會例會根本沒得比。

　　布爾加寧的臉圓圓的，兩頰豐滿，藍色的眼睛里總是象孩子一樣充滿快樂，也正是因此，看上去什么事情都不能讓他動感情。他帶著微笑把視線離開我的方案。

　　“我個人覺得非常好，默林·斯羅諾維奇。不過……”他指著文件的最后部分，“有幾個小問題。”

　　“把各地方局的職能一拆二，不知道地方的同志們會不會有意見？”

　　我知道他說的是局長們，下面的干部對這種翻倍的晉升機會會歡呼雀躍，不過局長們可就沒這么開心了。這個問題我事先便考慮過，我很清楚1964年赫魯曉夫垮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在1962年把蘇聯地方黨組織一拆為二，分成“工業黨”和“農業黨”兩部分，工作組織變得混亂還是其次（當時有一個著名的笑話，黨員伊凡向他的“農業書記”告狀說，有一位同志用鐵錘敲了他的頭，書記回答說：“我很想幫你的忙，但是這不屬于我的負責范圍，如果他是用鐮刀砍你的話，那就……”）特別重要的是，現在的每一個局長都會有一個和他地位相當的同事，并在日后的升遷方面成為對手。

　　“我估計加盟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將要承擔起更多的工作。”自然也有更多的職位會產生，這一點用不著說出來我和布爾加寧都心照不宣，“還可以把一些特別有經驗的同志調到部里來工作。”在盧比揚卡有8個新設的局長崗位，我并不準備把現有的幾名處長們統統直接提升為局長，實際上其中有幾個給他們副局長他們就很滿意了，局長的職務完全可以可以用來安撫那些地方大員。此外，其實也不是每一個地方領導都真正有能量給我們造成麻煩，而就減少阻力而言，現在正是一個好時候——最重要的兩個地方局現在都沒有能力說不：列寧格勒局局長梅德韋季因為在基洛夫遇刺案中的玩忽職守剛剛被撤職，而莫斯科局局長列堅斯，斯大林的連襟，在斯大林去世前兩天被一個醉酒的空降兵開車撞死了。

　　“另一個問題是……”看來布爾加寧能夠接受我的解釋。他把手指移到了第1局的位置，“我們該怎么做？”

　　這也是我傷腦筋的地方。

　　1920年，鑒于之前由共產國際直接領導的情報活動實在太過混亂不堪，捷爾任斯基在契卡成立三周年之際簽署命令，成了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領導下的職業情報機關國外處。當時列寧為國外處規定了工作重點。

　　“一、弄清各國內部反對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反革命集團；”

　　“二、徹底查清所有對付蘇聯的情報機構；”

　　“三、弄清各國的政治方針和經濟形勢；”

　　“四、獲取以上各方面的文獻資料。”

　　除了第四項算是技術要求，前三項就是蘇聯情報機關貫穿整個歷史的目標。

　　20年代，針對內戰后出國但依然堅持反蘇立場的白俄政治集團的時代。國外處以著名的“托拉斯”行動為代表，通過虛構了一系列的蘇聯國內反共組織，以提供虛假情報的方式，成功地實現了對絕大多數白俄組織的滲透，并最終將其粉碎。這是屬于國外處的光輝時代。

　　30年代初到30年代中葉，是蘇聯對外情報的黃金時代，也被稱作“大特工”時代，一批兼具天份與理想的特工利用西方安全機制的相對松懈和當時青年人中普遍的共產主義思潮，完成了在后來冷戰時期不可思議的傳奇。

　　但是他們的成就并不完全歸功于國外處。

　　以阿諾德·多伊奇、理查德·佐爾格、特奧多爾·馬利為代表的“大特工”絕大部分不是蘇聯人，在加入國外處以前都是共產國際的地下工作者。與其說他們作為國外處的一員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如說他們是帶著巨大的成就加入了國外處。

　　這當然很好，但是作為機構領導人你不能等著天上持續掉餡餅。

　　那么，30年代國外處自己在做什么？

　　答：在逐步成為紅軍情報局的附庸。

　　這是一個令我和布爾加寧心酸的結論，但卻是一個事實，由于20年代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反對白俄的行動，30年代隨著白俄的逐步銷聲匿跡，國外處自身的對外情報力量一時間失去了方向，除了為“大特工”們提供行動支援外，它只能繼續的圍捕越來越小的白俄組織。而在情報搜集方面，已經完全被杰出的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領導下的紅軍情報局蓋住了風頭——現在，為了保證工作順利開展，國外處處長阿爾圖爾·赫里斯堅諾維奇·阿爾圖佐夫已經只好在紅軍情報局里面兼任起別爾津的副職了。這對于了解70、80年代克格勃第一總局對總參情報總局（紅軍情報局的繼任）優勢地位的我來說，簡直是令人瞠目結舌的事情。

　　我不反對與紅軍情報局積極合作，比方說，在庫茲涅茨基橋，就有一個內務人民委員部機要處和紅軍情報局合作的小組在聯合進行國外密碼破譯，對于這種合作我非常支持。不過，合作至少不能太丟盧比揚卡的面子吧。

　　而現在，別爾津正在把紅軍情報局變成蘇聯主導型情報搜集單位。

　　“別爾津……”我瞬間有了一個念頭，似乎異想天開，但也許行得通。

　　“尼古拉·亞歷山大羅維奇，我記得雖然沒有在契卡工作過，但是別爾津是受捷爾任斯基委托組建紅軍情報局的？”

　　“我印象里也是，似乎是20年還是21年，印象里之前紅軍只有在參謀部作戰局下面有一個很小的情報機構。”20、21年布爾加寧還在契卡，對軍隊他要比我熟悉的多，“難道你打算……”

　　“為什么不呢？”如果有一個人可以幾乎從無到有建立一個凌駕國外處的情報機關，那我為什么不能把他挖過來？讓他來給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情報機關注入活力。

　　“由他來擔任第1局局長？”

　　“或者更高一些？”我指了下規劃的最上端。統管情報反間諜工作的國家安全總局的位置。

　　我聽到布爾加寧吸了一口氣，但是看來他迅速作了權衡，“這個想法聽上去不錯。”

　　國家安全總局成立一來，一直沒有任命過局長，而是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第一副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主持其日常工作。當時內務人民委員亞戈達有兩名副手，第一副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主持國家安全工作，格奧爾基·葉夫根耶維奇·普羅科菲耶夫負責國家安全以外的其他工作。

　　亞戈達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的時候帶走了普羅科菲耶夫，現在的分工是，副人民委員布爾加寧負責人事工作，第一副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負責除人事以外整個部的日常工作。既然這樣，我完全可以建議政治局給國家安全總局安排一個專職局長。別爾津應該是一個相當合適的候選人，而且……

　　布爾加寧說出了我的想法：“我估計中央書記處會很喜歡這個主意。他們甚至可能會明確的出來支持它。”

　　當然，卡岡諾維奇同志肯定會喜歡削弱軍隊政治影響力的主意，我相信莫洛托夫同志也喜歡。別爾津不是伏羅希洛夫的嫡系，實際上他們除了現在是上下級外可以說一點邊也沾不上。但他們畢竟是上下級。在政治領域，情報往往是最值錢的硬通貨——政治局會希望一個軍事領導人把耳朵伸的很長么。

　　“雖然是好主意，不過，默林·斯羅諾維奇”布爾加寧對我做了一個警告，“我們1918年就認識了，在我印象里你總是不懈的追求上進。”

　　上進？他在說什么？還以為我是學生么？雖然我認識他的時候確實是下諾夫哥羅德大學的大學生沒錯。

　　“我本人對此是無所謂，不過這次你真的做好準備了么？”

　　什么準備……我瞬時間反應過來，擴大下屬機構的規模，主動向政治局一名以上的成員表示愿意效勞，同時著手挖某一名政治局委員的墻角。

　　對于一名中央委員，特別是一名在政治局有明確背景的中央委員，這么做只有一個含義。

　　他已經下定決心……決心為自己謀求政治局的席位。

　　

第六章 節日
更新時間：2007-6-1 19:47:00 字數：3300


　　汽車奔馳在寬闊的中心道上——只有急救車輛和高級干部車輛才被允許的專用線。我不住焦急地看著手表，同時不斷催促我的司機斯捷潘·德班諾耶維奇·德班諾克斯基。雖然我自己知道這大概是多此一舉，不過還是控制不住自己。
　　我的座車是20、30年代蘇聯高級干部的標準用車：英國工人階級手工打造的勞斯萊斯。歷史證明，蘇聯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并不像他們仇恨資產階級那樣仇恨資產階級的物質財富或者生活方式。1921年，還在內戰硝煙尚未完全平息的時候，訪問英國的蘇聯貿易代表團就一口氣購買了70輛勞斯萊斯分配給各位政要作為公務用車，包括三輛專門為列寧同志準備的SilverGhost，其中一輛還根據使用者的要求在布基洛夫斯基廠進行了改裝。其前輪被裝上滑板，后輪被橡膠履帶取代，從而獲得了良好的雪上行駛能力。它們替換了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最初使用的1918年型“波羅的海”（由羅索(RUSSO)汽車廠根據1913年制造的“波羅的海”牌軟篷轎車改進）。至于為什么選擇這個SilverGhost車型，那可能是因為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車隊里有兩輛分別在1913、1914年生產的同型車……

　　我并不是很喜歡勞斯萊斯，不過那并非出于樸素的無產階級情感，實際上，我從來不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平等主義者，即使在那遠去的研究生時代，浪漫主義，不論是革命的浪漫主義還是小資的浪漫主義一貫都是與我絕緣的（為了泡女孩子，有時候不得不裝得很布爾喬亞——那是另一回事情）。對于負有重大責任者是否應該享有特權，我的態度相當開通，領導歷史潮流并不等于苦行僧。

　　只是隨著對現任職務的逐步適應，我越來越覺得敞篷或者軟蓬汽車不能給我足夠的安全感。也許我正在被盧比揚卡的氣氛同化，坐在汽車里的時候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擔心會有人從一輛逆向行駛的的汽車上向我射擊或者投擲手榴彈——其實這是杞人憂天，因為行動處和主管破壞活動的“雅沙小組”[注1]作過多次測試，這樣做命中的機率差不多相當于我辦公室的天花板突然坍塌（考慮到古今中外一切政府機關都有著不斷往辦公室里添東西的壞習慣，地板承重難免持續增加的，這倒確實不可不防），擔心這個還不如擔心沒有把雪后路面清掃干凈導致翻車。

　　不過看來在這方面有“病態猜疑心”的蘇聯高級干部不止我一人，為此，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廠已經在以美國派克32－90為原型設計新的高級轎車，廠長已經做出保證，將在36年內就可以完成實制，37年年初投入量產。到時候新車8缸發動機可以保證流線型車身（很遺憾的，蘇聯的工藝水平還達不到必要的水準，車身是從派克公司進口的）達到120公里時速，比10年代的勞斯萊斯85公里/小時的速度可以快出近百分之五十。

　　那時候即使按照今天的出發時間，我應該也就不至于遲到了。

　　今天是1936年5月1日，勞動節。

　　按照慣例，每年的這一天，閱兵式之后，穿軍裝的大員們與穿便服的大員們都會集中到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的別墅里，在那里……呃，聚餐。

　　我本來應該在觀禮結束后就直接從紅場去伏羅希洛夫的別墅，但是我突然心血來潮地想到作為新任的內務人民委員，我應該去看望下參加閱兵式的邊防軍和內衛部隊士兵。他們也都是我的屬下。

　　慰問的效果看上去似乎不錯，不過看來我低估了和幾百人握手所需要的時間。（我同樣也低估了需要消耗的體力，我的右手到現在還無法自如的伸縮）。

　　結果就是，看來我今天注定要做失禮的遲到者了。我只能期望盡量少些人注意到我的缺席。

　　這個期望迅速破滅了，我在悄悄進入的時候，遇到了鮑里斯·彼得羅維奇·舍鮑爾達耶夫，紅軍新任總政治部主任。

　　他大聲地喊到“看，我發現了一名特務。”那時候幾乎所有的人都把頭轉向了門口。前任北高加索區委會書記，現在紅軍政治工作的領導者看上去還不打算輕松放過我：“默林·斯羅諾維奇，你這次又想偷走誰？”

　　“如果今天聽到他說‘伏羅希洛夫同志，請把‘十月革命’號交給內務人民委員部，弗里諾夫斯基需要他執行巡邏任務[注2]’，我是一點也不會感到奇怪的。”我吃不準老上司米高揚是想借機用笑話幫我解圍還是想讓我更難堪，只好也回贈一個玩笑：“不，我想我更想要‘馬拉’號，這個起外國名字的家伙早就引起我們注意了。”

　　我對國防人民委員部公開的挖墻腳意外地沒有引起過多的傳言，可能在多數人看來，我剛剛在十七大上完成越過候補階段直接成為正式中央委員的跳躍，馬上準備第二跳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他們大約把別爾津的調動看成是莫洛托夫或者卡岡諾維奇的授意。

　　我很高興別人這么想，我當然想更進一步（有哪個中央委員不想呢？），供應人民委員米高揚（雖然他是我的老上司，但他的黨齡也就比我長一年）可以進入政治局，那么內務人民委員獲得一個席位似乎也沒啥稀奇的。不過既然我現在還沒有做好準備，那么扮演一個上達天聽的執行者總比扮演野心家要好。

　　即使有時候需要為此扮小丑也沒關系——在最近幾個月里，我擺出了一個努力修復盧比揚卡和國防人民委員部關系的姿態，甚至公開地秘密指示莫斯科迪納莫隊在全蘇聯賽對上中央陸軍隊的時候“不要太過認真”。[注3]今天這樣充當笑話靶那就更是小事了。

　　反正也用不了多久，很快別人就會回到他們自己的話題上。我自己也同“抓住”我的舍鮑爾達耶夫聊了起來。他和我一樣是莫洛托夫的仆從，20年代莫洛托夫在書記處當責任書記的時候他是中央最重要的一個部——組織部的副部長。之后一直在地方工作，斯大林去世后他在在第一時間被調回莫斯科。莫斯科盛傳，莫洛托夫本來打算讓他回到書記處當組織部長（根據十七大黨章，叫做“黨的領導機關部”），但是遭到了卡岡諾維奇的阻擊。所以最后莫洛托夫只能退而求其次的讓他接替重病的揚·鮑里索維奇·加馬爾尼克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我們沒有談多久，因為一陣喧鬧打斷了我們。

　　我向喧鬧處望去，看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情景——

　　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和副國防人民委員圖哈切夫斯基象斗雞一樣在那里對峙著，兩人都帶著滿臉的酒氣。

　　莫斯科軍區司令布瓊尼站在伏羅希洛夫的身后，嘟囔著，但是周邊每個人都能聽到他的聲音。“拉鋸條的臭貴族。”[注4]

　　我還沒弄清楚他們為啥這樣劍拔弩張，不過這顯然是伏羅希洛夫這邊的一個嚴重策略錯誤，我注意到在一邊毫無表情地注視著這場對峙的莫洛托夫臉瞬間陰沉了下來。

　　在被沙皇政府流放期間，莫洛托夫同志就是靠著拉小提琴補助自己生活的。當時他在沃洛格達的飯店里為顧客演奏，每晚上掙一個盧布。

　　“停止個人間的爭吵吧。”卡岡諾維奇插入的聲音顯得相當嚴厲，他向莫洛托夫側過頭，似乎用眼神征求了一下意見，“明天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好好研究下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注1：雅沙小組是直屬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領導的特別小組，因其領導者雅科夫·謝列布良斯基而得名，于1926年成立，該小組的任務是在境外執行包括綁架、暗殺等在內的“濕活”，并準備在戰時組織敵后破壞。30年代初，該小組由約80名非常專業的情報人員組成，其中20名在莫斯科，分別負責協調境外活動，其余約60人在國外活動。到37年該組織擴充到200人以上。

　　注2：“十月革命”號是蘇聯波羅的海艦隊的一艘戰列艦，原沙俄“甘古特”號，標準排水量為23600噸，滿載近26000噸，裝備有為4座三聯裝305毫米主炮，是紅海軍最大的作戰艦只，下面提到的“馬拉”號是它的姐妹艦，原沙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號。弗里諾夫斯基是內務人民委員部下屬的邊防軍司令，他手下也擁有執行海岸警衛任務的一小支輕型海上力量。

　　注3：迪納莫是全蘇體育運動協會的簡稱，根據捷爾任斯基（沒錯，就是那個契卡的捷爾任斯基）提議在1923年成立。

　　注4：由于童年時代接受的貴族教育，圖哈切夫斯基也相當擅長小提琴演奏，此外他還很喜歡自己制作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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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爛泥
更新時間：2007-6-1 19:48:00 字數：2494


　　當我搞清楚發生了什么的時候……
　　我真的被嚇著了。

　　我本來以為爭吵的內容不過是現代戰爭中騎兵是不是已經被坦克取代之類業務問題。

　　最嚴重不過也最多是那個不識相的重提起1920年華沙城下失敗是誰的責任這種陳芝麻爛谷子。

　　但是，天啊！

　　我知道有些人灌了兩瓶黃湯之后就會管不住自己的舌頭。

　　但是我沒有想到圖哈切夫斯基，副國防人民委員，那個平時一貫風度翩翩、言語從不高聲的美男子喝醉了之后胡言亂語到這個程度。

　　他說，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在國防人民委員部里拉幫結派，僅是提拔內戰中所在第一騎兵集團軍的干部。

　　而且不是和幾個同他一起灌飽了黃湯的酒友私下交流。

　　他是在五一節的午宴上這么說。

　　在伏羅希洛夫的別墅里，正對著伏羅希洛夫這么說。

　　當著全體黨政要員和軍隊高級將領的面。

　　而且，不是只有一方陷入瘋狂狀態。

　　國防人民委員毫不甘示弱。

　　“圖哈切夫斯基同志，您身邊難道就沒有什么幫派？”

　　列寧在上，這是怎樣的世界啊……

　　不管是作為克里姆林宮學研究生還是內務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和圖哈切夫斯基不和對我來說都不是秘密。

　　圖哈切夫斯基這顆明星內戰中的冉冉升起，首先是靠了當時的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以及東方面軍司令伏龍芝（內戰后的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提拔，因此，在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擊敗后不久，圖哈切夫斯基就被接替突然去世的伏龍芝的新任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伏羅希洛夫打發到中亞細亞。但看來斯大林也是這顆新星的欣賞者。1925年他又召回了圖哈切夫斯基并委以紅軍參謀長的重任。在之后的三年里，伏羅希洛夫與圖哈切夫斯基多次發生沖突，1928年高傲的圖哈切夫斯基自己遞交了辭呈前往列寧格勒擔任軍區司令。然而在那里他依然繼續不斷提出軍隊技術改造的建議，3年后再度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并任命為軍械部長，直接主持紅軍的現代化。在1934年革命軍事委員會改組為國防人民委員部時他又兼任了副國防人民委員。雖然國防人民委員有多名副職，但是圖哈切夫斯基是唯一的地面戰軍官（其他幾名副人民委員中，之前的加馬爾尼克，現在的舍鮑爾達耶夫都是政工干部，奧爾洛夫則是海軍的）。

　　圖哈切夫斯基與伏羅希洛夫的沖突，從實質上可以說是十月革命后轉到布爾什維克一邊來的沙俄青年下級軍官與一批從未受過軍事教育的紅色指揮員（這些紅色指揮員除少數是之前的職業革命家外，大部分是參加紅軍并在內戰中獲得提升的原沙俄士兵）之間的沖突。在前者眼里，后者粗野、愚笨、軍事素養欠缺，而在后者看來，前者裝腔作勢、夸夸其談。

　　不過我怎么也沒想到沖突會夸張到5月1日我看到的這個地步……

　　當著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的面互相攻擊對方結黨。

　　結黨！

　　在掌握著幾乎全部槍桿子的國防人民委員部！

　　這種沖突的漩渦是足夠讓人尸骨無存的。

　　這件事情實在太大，所以雖然4月30日剛剛開過一次每周例會，5月2日馬上召集了一次政治局的非常會議處理雙方的互相攻圩。

　　不過，令我不能不特別在意的是，圖哈切夫斯基這么膽大妄為，他這樣一個平時注意風度儀態的舊貴族，怎么會灌了幾杯就變成這樣（我回想了一下，雖然之前與他沒什么密切接觸過，不過在幾次公開應酬中，他飲酒從不過量的）是不是有恃無恐，我不得不懷疑他是不是受了誰的暗示？或者甚至說根本就是存心把事情弄得這么大。

　　如果真是如此，那聯系之前總政治部的主任更動、書記處對我挖走紅軍情報局局長的支持。一個隱隱約約的結論已經呼之欲出——

　　伏羅希洛夫同志掌握軍隊的日子已經到頭了。

　　這可不是一個壞消息！

　　雖然黨和國家的宣傳機關竭力把伏羅希洛夫塑造成內戰的杰出軍事戰略家、領導紅軍建設的卓越領袖。不過我當然知道這完全是一個笑話。從1925年他擔任國防人民委員以來，紅軍確實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其中，真正可以說是由他主導做出的進步，大概……只有在軍官俱樂部中推廣歐洲舞。他在戰場上的功績，不要說我的“未來歷史知識”可以告訴我他在蘇芬戰爭中和偉大衛國戰爭中他是多么無能，實際上，他甚至連被稱作一個“落伍軍人”的資格都不一定有——因為他甚至不能算“曾”是一個合格的軍人。

　　他被稱作蘇俄的內戰英雄，然而在內戰中他最高也僅僅擔任過集團軍司令（內戰中的集團軍直轄師，而且通常不滿員，一般也就是3、4萬人，嚴格的說，只是一個軍的規模而已），而且時間并不長：1918年春季他帶領游擊隊組建起了烏克蘭第5集團軍，1918年10月烏克蘭第5集團軍與其他部隊合編成第10集團軍，12月伏羅希洛夫被免職，1919年6月他組建了第14集團軍，7月被免職，整個三年內戰，未來的國防人民委員擔任集團軍司令滿打滿算不到一年，此人的軍事指揮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戰爭后期他都是在第1騎兵集團軍與布瓊尼搭檔擔任政委）。他之所以能在內戰后扶搖直上，與其說是內戰的功績（他在內戰中獲得了2枚紅旗勛章，而布留赫爾獲得了5枚）不如說是依靠他的政治關系：他是內戰結束后極少數選擇留在軍隊擔任指揮職務的老布爾什維克之一，其他戰時加入紅軍的黨員絕大部分脫軍裝轉到國家其他部門工作了。所以他得以成功的通過黨員身份獲得軍內地位，然后又借軍內的地位得以提升黨內的地位，再以代表黨領導軍隊的身份成為軍人的最高指揮者……

　　在一個阿道夫·希特勒已經上臺，并且已經宣布無視凡爾賽條約的限制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的世界里面——來到這個世界里，我并沒有經常地想到這一點，因為我不認為在一個斯大林都已經死去的世界里面，歷史一定會完全與我所了解的一致，不過我也沒有忘記這一點——盡早把紅軍從這樣一個領導人手中解救出來，在我看來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而且，十分可能，他在失去國防人民委員職務的同時，也將失去了他在政治局的席位的話……

　　那就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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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糊墻
更新時間：2007-6-1 19:48:00 字數：4198


　　“你很意外嗎？”莫洛托夫用他特有的那種波瀾不驚的聲調問我。
　　我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我既不是政治局的成員也不是事件當事人，沒有資格出席5月2日上午舉行的政治局特別會議。所以我直到晚上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在中央書記卡岡諾維奇私宅的客廳里，由主持這次特別會議的莫洛托夫告訴我會上發生了什么。

　　在這樣完全撕破臉皮之后，圖哈切夫斯基居然……后退了。

　　他在政治局會議上撤消了他昨天的指控。

　　當然，在最年長的政治局委員加里寧率先發言表示他認為昨天的行為實在不成體統而多名政治局隨聲附和之后，作為一名候補中央委員要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確實是需要一定的堅定性……和勇氣的。不過作為一個軍人……勇氣與堅定應該是最基本的素質吧（圖哈切夫斯基是候補中央委員，如果去掉軍隊政工干部，中央委員會里只有兩名正式中央委員是穿軍裝的，除了伏羅希洛夫外，另一人是烏克蘭軍區司令猶太人約納·埃馬努伊洛維奇·亞基爾——雖然亞基爾的軍內職務低于圖哈切夫斯基，但是他1915年就參加革命活動，1917年4月，也就是十月革命前就拿到黨證了——沙俄少尉圖哈切夫斯基1918年4月，或者說十月革命勝利后5個月之后才加入布爾什維克）

　　并非偶然的，我突然想到圖哈切夫斯基歷史上在被捕后在面對審訊時的表現，也許這個人就是缺乏某些素質。

　　“政治局認為，作為紅軍的高級干部，應該拋棄個人意氣，維護最大限度的團結。”既然當事人縮了回去，他們自然還想繼續和稀泥。政治局委員伏羅希洛夫將一如既往地領導紅軍，一如既往地繼續不稱職下去。

　　于是他們把我這個內務人民委員叫到中央書記的私宅，要求我下屬的國家安全總局第3局（負責武裝力量內部的反諜工作，在各個軍事單位駐有特科，特科工作人員穿軍裝，領軍銜，在協助軍隊指揮員與政治干部維持軍紀方面受所在軍事單位領導，在反諜保密工作方面受所作軍事單位和上級特科雙重領導，最后，在上級特科垂直領導下監視武裝力量。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內務人民委員部安插在軍隊里面的特務網）務必在近期關注軍隊內有沒有關于這種上層“意見分歧”（原來在政治局的字典里面，指著鼻子罵人也叫表達不同意見）的流言。

　　不過為啥是私宅呢？就算怕內容敏感不希望使用電話，把我傳喚到辦公室通知一聲也就是了。當我正沒精打采地敷衍著的時候，卡岡諾維奇突然開口把我嚇出一身冷汗。

　　“我知道很多人對這件事情都有些特別的期待。”卡岡諾維奇的語調帶有一股怪怪的諷刺味道。

　　他做了個手勢阻止我打斷他，“別爾科夫同志，我在你現在這個年齡，已經在政治局呆了5年了。”卡岡諾維比我大5歲，但是他1926年就是政治局候補委員，38歲，也就是比我現在年齡的時候，已經獲得政治局正式席位并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一年多了。“你應該很清楚，在這個圈子里，是沒有蠢驢的。即使有些成員的黨齡只比你長一年……”

　　戰戰惶惶，汗出如漿。

　　“或者……即使有些人對他的本職工作可能并不稱職。”莫洛托夫的聲調還是那樣波瀾不驚。

　　戰戰栗栗，汗不敢出。

　　沒有蠢驢，我才是一頭他媽的蠢驢……難道我還真以為他們什么都不知道么。

　　什么都不知道地其實是我吧。我只不過是一個他媽的業務的秘密警察頭子罷了，我自暴自棄地想。

　　“圖哈切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的時候，總是……嗯，抱怨伏羅希洛夫同志完全不懂現代戰爭。”我注意到莫洛托夫對兩個人用了兩個不同的稱呼，“他和他的朋友們一有機會就在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面前暗示這一點，很有系統性的暗示。”

　　我可以確鑿無疑的肯定，在這個時空，圖哈切夫斯基也一樣死定了。

　　伏羅希洛夫提拔自己的老部下。這是結黨。不過既然其他人都知道他是個無能之輩，那至少是暫時可以容忍的。而且，他的老部下有哪些，在軍隊的哪個位置，大家都是看得見的。

　　圖哈切夫斯基在軍隊里搞串聯。串聯的內容是要求更換國防人民委員，讓一名政治局委員滾出軍隊，也許還暗示應該由更合適的人，比方是他自己取而代之——誰是國防人民委員，這是只有政治局才有權決定的事情。其他人，哪怕動議也是不行的。而且，他到底串聯了多少人呢——只有表態的，才能看見，那么，誰知道還有多少人在陰影中呢？

　　所以，他·死·定·了！

　　“我們決定過幾天發布任命。任命圖哈切夫斯基為第一副國防人民委員。”

　　我差點從椅子上掉下來。

　　也許這個游戲確實不是合適我這個蠢驢玩的，我總是跟不上節奏。

　　從1934年國防人民委員部成立以來，圖哈切夫斯基一直是副人民委員，第一副人民委員是兼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加馬爾尼克，當伏羅希洛夫出差或者休假的時候，就由加馬爾尼克代行國防人民委員的職權。但加馬爾尼克調離后，新任總政治部主任舍鮑爾達耶夫僅僅被宣布為副人民委員，第一副人民委員空缺至今。

　　他們為什么要提升圖哈切夫斯基？雖然大概只能算一個名義上的提升。在現在的三名副國防委員中他本來就已經排第一了。

　　“伏羅希洛夫同志在具體事務上也許并不是，嗯，非常的專業，我們對他的期望是他能夠發揮好一個老布爾什維克的協調和領導作用。”

　　老布爾什維克這個詞表示他們出生的足夠早到可以在1905年以前就接受共產主義信仰，也表示他們足夠幸運到能夠活到1936年還沒有被沙皇政府的絞索、白俄的馬刀、以及契卡的子彈消滅，但是并不表示他具有發揮剛剛一個指著自己鼻子罵的屬下才能的度量。

　　從在紅軍中推廣歐洲舞的情況看，伏羅希洛夫也許可以做一個優秀的工會主席。

　　“圖哈切夫斯基的做法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嗯，終于有一個明確的表態。

　　“不過……”

　　不過，是不是準備“其罪難恕，其情可憫”來個急轉直下呢。

　　“伏龍芝同志、斯大林同志、還有不久前去世的古比雪夫同志[注2]，他們的軍事經驗遠比我們豐富。”

　　這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和中央書記卡岡諾維奇最大的軟肋。斯大林、古比雪夫內戰期間長期在前線擔任方面軍政委，因此按照一般政治家的標準可以算是對軍事相當熟悉，但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前半段，莫洛托夫正被流放在伊爾庫茨克[注3]，逃回彼得堡后他搞地下工作，但不是深入水兵，而是在策劃《真理報》的出版。內戰期間，他和別爾科夫一樣在后方抓經濟。卡岡諾維奇相比之下稍微好些，他甚至曾經與鄧尼金的騎兵面對面戰斗過，但是他當時的地位實在太低，談不上啥軍事指揮的業績。我知道，他們自己知道，政治局也知道。

　　“而他們都相當欣賞圖哈切夫斯基的軍事素養，所以為了做出適當的處理，我們希望對他的能力有著更進一步的了解。”

　　不，你們需要一份保證圖哈切夫斯基是軍事白癡的說明書。在這份說明書完成以前，先要讓圖哈切夫斯基放松警惕，所以你們給他一個無足輕重的提升。

　　“我本來希望由謝爾戈來做這個評估的。他在軍事上比較內行。可惜他的身體不好。”

　　當然，這份說明書不能由伏羅希洛夫這個他眾所周知的敵人來出具。而且最好在觀點上，還能拿出比起“坦克不如馬刀可靠”更有力的證據出來。政治局委員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諾維奇·奧爾忠尼啟則（謝爾戈是奧爾忠尼啟則的昵稱）在內戰的前線度過了三年，軍事履歷比伏羅希洛夫還要華麗，他是第11集團軍的締造者，現在的外高加索軍區司令列萬多夫斯基、伏爾加河沿岸軍區司令費季科都曾是他的戰友和部下。

　　“別爾科夫同志，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脫得開身么？我們知道你剛才對國家安全總局進行了一次全面改組，嗯，非常有想象力的改組。”

　　這是恭維么？總不會是要抄我的魷魚吧。

　　“紅軍馬上要在白俄羅斯舉行大型聯合演習了，你去看一下吧，為政治局準備一份對紅軍的全面評估。”

　　你們確實需要一份說明書。全面的。

　　“真是可惜，謝爾戈不能去。”

　　為什么要重復這個呢？

　　“他的身體不好。”

　　他的心臟確實不好。

　　“不過我們相信你也能做的很好。”

　　在暗示什么？

　　“和謝爾戈做的一樣好。”

　　和一名政治局委員做得一樣好么？

　　一塊胡蘿卜，收到！

　　注：流放是沙皇俄國一個非常奇怪的體制，據莫洛托夫本人的回憶“1915年秋，我被流放到曼祖爾卡，老天爺，那算什么監視！縣警察局長每月光顧一次，能在街上看見你就行。”而流放犯只要考上大學了就獲得特赦——莫洛托夫同志的一生中的第一次流放就是這么結束的，對于莫洛托夫這樣一個幾乎拿到金質獎章只是因為參加革命才被中學開除的超級優等生而言，用這種方式合法離開流放地實在太輕松了——1909年莫洛托夫在中學畢業前被捕，1910年他通過實科中學校外考生畢業考試取得考大學資格，1911年考上了彼得堡工學院[該校在沙俄的地位相當于清華在中國或者麻省理工在美國，即蘇聯時代的加里寧工學院，今天的彼得堡技術大學，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卡皮查即該校畢業生）。于是莫洛托夫便結束了第一次流放前往彼得堡，組織開展學生運動，建立黨的高等學校聯合會，順便讀大學（他最初考入的是貴族成堆，平民很難進的船舶制造系，因為不利于革命工作，所以主動轉到經濟系），并利用大學生身份免服兵役（革命工作很忙，莫洛托夫很少去上課，主要靠自學通過考試免得被開除，因為開除了就要去服兵役了）

　　至于流放犯人的待遇。當時的物價水平，可以雇家庭廚師的中等官員每月收入為50盧布，25盧布可以買一頭母牛。同樣根據莫洛托夫的回憶“在流放地沃洛格達我得到11個盧布，但這是格外優待，具有中等學歷、念過中學的才有資格。一般人只得到8個盧布。在北方，包括津貼費在內，可得到12個盧布。”此外他拉小提琴每天晚上還可以再掙一個盧布有時候還被高興的客人請吃一頓酒宴。而未來的元帥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1911年學徒期滿后，作為16歲的毛皮匠一個月掙10個盧布（他住在作坊里可以吃大鍋飯，如果食宿自理則可以多拿8個盧布）。嗯，應該說在俄國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確實是必然的。

　　

第九章 演習
更新時間：2007-6-1 19:49:00 字數：3501


　　白俄羅斯秋季大演習。
　　根據1929年頒布的《戰術演習和大演習教令》，“大演習”在蘇聯軍事學術中的含義是，師級以上的戰役規模演習。

　　36年白俄羅斯軍區秋季大演習由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集團軍級指揮員伊耶羅尼姆·彼得羅維奇·烏博列維奇擔任總導演，紅軍三位最高領導人，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第一副人民委員圖哈切夫斯基，總參謀長葉戈羅夫悉數出場。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代表團也應邀參加。

　　從人數上講，參加這次大演習的兵力要比去年9月烏克蘭軍區的那一次大演習稍微少些，不過在投入技術兵器規模上，可以說是蘇聯歷史上空前的一次。參加這次演習的除了步兵、騎兵和炮兵部隊外還有8個機械化旅共有超過1300輛坦克參加。要知道當時紅軍一共也不過14個機械化旅而已，也就是說這次演習一口氣就把紅軍過半的家底亮了出來。

　　如果說去年在烏克蘭，演習科目更加偏重加強有坦克的諸兵種部隊對駐壘防御地域的突破，以及隨之而來的進攻方發展突破以及防御方消除已突入己方后方的敵軍的話。本次演習科目包括了集團軍戰役中的遭遇戰（包括坦克兵團和騎兵兵團）、沖擊并突破防御地域、后續梯隊發展戰果、消滅機場上敵航空兵的空中戰役、集團軍突擊群對突入之敵實施反突擊并將其包圍。第47空降旅也將再次展示去年在烏克蘭震驚世界的蘇聯大規模混合空降能力[注1]。總之，這次演習可以說是將是36年公布的《工農紅軍暫行野戰條令》里所確定縱深戰斗原則的一次全面展現。

　　大規模軍事演習花錢多，聲勢壯，影響大，高級將領都喜歡，但是老實說，到底有多少軍事意義很難說。按照我出發前從總參軍事學院院長沙波什尼科夫那里了解到的情況，這種超大規模的演習，效果與花的錢根本不成比例。

　　如果從提高司令部水平或者檢驗軍事計劃的角度，那么還不如組織首長-司令部演習，如果單純提高部隊技戰術熟練程度，那么不如組織小規模的實彈訓練。作為一個旁觀者，我頗懷疑這么連年搞大型軍事演習有啥背景在那里。

　　根據我了解到的情況，實際上，在去年的烏克蘭演習中，具有較多成建制機械化部隊的“紅方”表現反而不如用騎兵擔任快速集群發展勝利的“藍方”。演習過程中，“藍方”原計劃用把第2騎兵軍投入由步兵軍打開的缺口發展勝利，但是缺口不夠大，通過缺口的各先遣支隊搶占了渡口，可是主力過不來。而此時“紅方”按照演習計劃判斷敵騎兵軍主力已經渡河，于是投入了把手頭的一個騎兵師投入河對岸試圖威脅“藍方”機動集群的后方，結果遭到了還未渡河的騎兵軍主力一頓胖揍。而后“紅方”在另一方向展開反攻，但是機械化軍在對方步兵軍逐次抵抗下未達成突破，相反“藍方”因不再受到干擾（執行這一任務的第9騎兵師在之前面對一整個軍的戰斗中被導演部判定失去戰斗力了）及時將騎兵軍調回，通過一個相當漂亮的戰場機動，移動到了對機械化軍的側翼構成威脅的位置，迫使機械化軍停止進攻掉頭抗擊。由于演習計劃中并未包括大機械化部隊與騎兵部隊的遭遇戰內容，所以演習至此中止。然而縱觀整場戰役，“藍方”第2騎兵軍的表現顯然大大優于“紅方”的第45機械化軍。特別是在最后階段，當騎兵軍出現在機械化軍左翼位置時，第45機械化軍軍長原打算抽回第135摩步旅掩護側翼，主力133、134機械化旅繼續進攻當面步兵，但是在完成調整前，騎兵軍就完成了進攻集結發起了先敵突擊，表現出了更快的速度與靈活性。

　　這一點可能與演習起初的設想并不一致——從一開始由烏克蘭軍區司令亞基爾同時兼任“紅方”指揮員和演習總導演來看，即使我這個局外人也看出演習的設計者本來期待的似乎是另外一種結果。

　　所以他們在白俄羅斯再組織一次大規模演習。當然理由是測試下烏克蘭演習中沒有的那些科目，以便對新的作戰條令進行進一步的檢驗，

　　理由，總是會有的，而且總是充分的。

　　大演習很熱鬧。

　　是的，好看。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

　　在軍事方面，我就是一個標準大外行。自己有多少貨色自己知道。我不會白癡到自以為研究生時代為了了解蘇聯黨軍關系看過幾本將帥回憶錄或者偶爾看看CCTV-10和Disovery就成了軍事專家。

　　所以我就認認真真地看熱鬧。

　　為了免得出洋相，在出發前我專門到邊防軍的靶場坐了一個下午，以便習慣射擊聲和硝煙的味道。不過正規武裝力量看來就是和準軍事力量不一樣。（作者：如果知道你給這種評語，邊防軍司令弗里諾夫斯基會氣得昏厥過去的）。

　　上千輛坦克發動時仿佛會把野戰帳篷震倒般的地面顫動，空降前幾百架四引擎轟炸機（雖然在空降兵理論和實踐方面蘇聯都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蘇軍當時沒有專用的運輸機，除了小型特種滲透用輕型教練機外，運輸和空投任務通常由老式轟炸機執行）穿過頭頂時震耳欲聾的轟鳴，代替高炮射擊的煙霧火箭在空中留下一道道煙跡。傘兵跳傘的時候，首先是幾個黑點快速墜下，然后在藍色天空里綻開白色的浪花……

　　果然拍得再好的戰爭電影場面和真的（雖然其實也是假的）還是沒得比啊（作者：如果知道你給這種評語，大概除了伏羅希洛夫不要緊，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還有烏博列維奇統統都會氣得昏厥過去的）

　　不過，最令人印象深刻地，反而是導演部。帶著菱形和矩形領章[注2]的軍人們對著電話大聲吼叫，在地圖和沙盤上迅速的移動我看不懂的標識，那種真正的緊張氣氛，是任何電影都無法表現出來的。這也是再高明的官場老手都無法偽裝出來的——如果你做得到，那你也毋需偽裝了。

　　我迅速回憶了下伊耶羅尼姆·彼得羅維奇·烏博列維奇的情況。他1896年1月出生在立陶宛，1915年大學二年級時應征入伍，成為康斯坦丁炮兵學校學員，1916年夏季作為少尉赴羅馬尼亞前線，1917年3月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內戰中歷任師長和集團軍司令，1922年任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司令。之后歷任多個軍區司令（1925至1927年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8至1929年任莫斯科軍區司令，1931年起任白俄羅斯軍區司令）。1929年起至1931年擔任了紅軍首任軍械部長。20年代他曾短期在德國進修，參加德軍演習和野外作業。在紅軍內他以組織訓練的能手著稱，因喜歡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檢查戰備情況而遭到下屬敬畏，在紅軍的全部軍區司令中，在提高下屬兵團指揮員和司令部戰役戰術水平方面，他獲得的評價是最高的。

　　關于戰役戰術水平如何我是一竅不通的，但是憑借別爾科夫在官僚機關里工作了十幾年的經驗，我可以明確知道，這個人絕對是真材實料的。

　　導演部里大部分都是軍區司令部的軍官，即使站在那里，我就能感到一種真正的緊張，不是那種慌亂或者無事忙，而是真正會讓事情一件接一件，逼著你不能松懈一刻同時偏偏又能讓你把事情完成的環境。這種氣氛，就是我一直希望能夠在盧比揚卡建立起來的。

　　我決心仔細借這次訪問或者視察的機會得看看烏博列維奇是怎么做的，很多東西，或許我也可以用在我自己的事業上面。雖然我來的目的，并不在此。

　　隨著這位演習總導演、訓練能手宣布參演部隊解除戰斗警報、演習結束。看著幾枚標志演習結束的信號彈飛起。我嘆了一口氣。

　　休假到底結束，工作開始了。

　　注1：1935年演習中的“藍方”為奪取基輔地域內的第聶伯河渡口，阻止“紅方”預備隊由縱深開進，9月14日在距基輔不遠的布羅瓦勒地區舉行了人類史上空前規模的空降。經過加強的空降兵第3旅的四個特種營，共1188人在1小時50分鐘內實施了武裝傘降，攻占了機場，隨后由步兵第59師的第43、90兩個團1766人以及包括坦克、火炮在內的重裝備順利通過機場機降。這次空降演習震驚了世界軍界，作為演習特邀觀察員的英國將軍烏埃維爾表示：“假如我本身不是這次演習的目擊者，我到任何時候也根本不會相信這樣的舉動竟然是可能的。”法國將軍盧阿佐則說：“我認為，我在基輔附近所看到的大規模軍隊傘降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事實。”

　　注2：20、30年代蘇聯紅軍在領章上釘綴銅制紅色菱形、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符號區分職務等級，依次為集團軍級4顆菱形、軍級3顆菱形、師級2顆菱形、旅級1顆菱形（以上高級指揮員）；團級3顆矩形、副團級2顆矩形、營級1顆矩形（以上上級指揮員）；連級3顆正方形、副連級2顆正方形、排級1顆正方形（以上中級指揮員）；初級人員：司務長級4顆三角形、副排級3顆三角形、班級2顆三角形、副班級1顆三角形（以上初級指揮員）；紅軍戰士無識別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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