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違反憲政體制的抗爭手段，只選擇懶人包不聆聽經貿專家的傲慢，及以公審鬥爭侵犯他者言論自由的現象，感到憂心。我珍惜的「民主憲政」共識，是否從此一去不復返？
《汽車頂層上的乘客》是偉大詩人路易．阿拉貢的長篇小說。當法西斯主義席捲歐洲時，他躲藏於智利駐法大使館；四天，白天黑夜振筆寫作，法西斯主義湧向法國，街頭一群「聖戰士」以「私刑」追捕知識份子，包括阿拉貢。暴徒們正在找他，要幹掉他。
《汽車頂層上的乘客》道盡了當時歐洲人人自保也自危的悲涼；這可能是史上數天即完成的小說，作者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和悲劇的時代搶時間。第四天深夜，他完成小說；第五天穿上軍裝，奔赴前線；人生第二次對德軍作戰。他知道自己的筆，只能與黑暗的巴黎同在，他必須拿起槍，才能面對「斷腸」的世界。阿拉貢活過了二次大戰；晚年卻不幸目睹自己獻身信奉的「左派政權」腐敗，於是他決定和自己的青春道別。
那一次，他告訴讀者，「一個運動的出賣」往往超越了「悔恨」、「惆悵」、「寂寞」或者「憂傷」。所謂的「未來」在眼前是一片模糊的黑，遠方或許仍有光，卻已是難以辨識的微弱之光。
當台灣的憲政體制幾近癱瘓時，我選擇閱讀阿拉貢的作品。一個比我們更混亂的時代、更悲壯的戰士，更傷心的信仰者。
那是一種回望，一段回首。我聽到「公民不服從運動」的聲浪，那麼熟悉，那麼錯亂。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夜裡，一群學生決定在「不服從」概念下攻佔行政院。從法理而言，「佔領立法院」和「佔領行政院」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後者對憲政、國家運作、政治穩定的影響大上數百倍，它等同宣告因「兩岸服貿協議」的爭執，台灣同意放手讓國家進入「無政府狀態」。
我的耳旁有一個小小的聲音：「這是馬英九闖的禍，他剛愎自用，執政無能，自己收拾善後……」攔阻我發表意見。但電視上一名學生拿起梯子，旁邊人喊「江宜樺的辦公室在二樓」，當下我分秒不差地在世界週報臉書及新浪微博同時發出「民主的可恥」。三立、東森、中天、TVBS等四家電視台同時播放「佔領行政院長辦公室、機密恐外洩」。我引述了，然後在這場「反服貿運動」，做了第一次「不同意抗爭手段」的表態。
接著一個鐘頭左右，馬江定調「鎮暴部隊集結」，我立刻刪除世界週報臉書的評語，只因知道學生可能流血，「於心不忍」，也覺得自己一小時前的評語下得太重太快。
請守護我們脆弱的民主
我寫下另一則短文：「政府無能，民眾可抗爭；政策長期忽略年輕世代，學生可憤怒；反對服貿，任何人可表達。但有一條線叫『非暴力』。第一次佔領立院可稱之學習犯錯，再度失控攻佔行政院，已是不可容忍的底線。即使扁涉貪污，施明德率百萬紅衫軍包圍總統府，也未攻佔總統府。因為台灣脫離憲政，社會沒有未來。請守護我們脆弱的民主，它是許多人以生命青春換來的。請。」
這封信發出後立刻數萬人閱讀，我沒有關注按讚的三萬多人次，反而花時間仔細閱讀反對意見。反對者有的人身攻擊，挖祖墳、三字經、性別羞辱、香爐插、髒話滿天飛，有的則充滿對施明德的不屑。「他帳還清了沒」「叛徒」「他只是窮途末路的政客」。一小時湧入反對意見約一千多封，當然也有要求他們「閉嘴」的意見。
深夜回到家，我才看到孫立群發言，表示學生欲入行政院長辦公室，但為警衛阻攔，機密文件未外洩。再打開手機，準備修正尚未刪除的微博文時，發現由於我未同步即時刪除新浪微博上的文字，已被「網軍」們製作成看版，「公審」我「統派」、「造謠者」、「向北京示好」，並且是一頭「母豬」（這個比喻不聰明，因為豬肉目前在漲價）。
我立即澄清，並於臉書道歉，同時告知引述來源沒有惡意，且各大媒體也修正原錯誤報導。但網軍不只不刪除「公審看版」，繼續髒話、人身攻擊，每小時湧入千則。那一夜我充分體會許多電視報紙媒體主管及記者先前告訴我，「台灣正發生沒有言論自由的寒蟬效應」……。唯一自保的選擇是「稱讚太陽花很偉大」。
他們的網路文字暴力攻擊，對見過警總的我沒有太大影響，但對一般媒體記者必然產生恐懼效應。我相信它對一個追求偉大的運動沒有幫助，對台灣的「言論自由」更是恐嚇威脅。
一九九○年後台灣歷經太多社會抗爭，若和平落幕，靠的都是運動領導者的節制。讓我述說許多人不知道的紅衫軍故事。當施明德率百萬人，有機會也有能力攻佔總統府時，他選擇放棄，只回到在合法申請的車站廣場。
那一夜，許多幹部對他提出質疑甚至批判。為什麼？他含淚回：「這個國家的民主憲政是我以生命換來的，我不會為了陳水扁貪污或者硬拗不肯認錯，而摧毀憲政體制。」
由於沒有達到讓陳水扁下台的目的，三個月後紅衫軍開始內鬨，甚至批判「施明德帳目不清」、「他罹患肝癌去美國看病的錢從哪裡來？」羞辱，是台灣最後留給施明德的「禮物」。施明德後悔嗎？他至今仍如此堅信，因為走過戒嚴時代參與抗爭付出人生重大代價的領袖，反而珍惜「民主憲政」的可貴。那是多少年、多少離散、多少煎熬、多少家庭破碎、多少眼淚、多少青春換來的。怎麼忍心為了一時的憤怒，或個人權力的渴望摧毀它？對那一代犧牲者，國家的利益永遠高於個人。即使因此成為灰燼，也是玫瑰的灰燼。
讓我再說第二個世界上最著名的「公民不服從」故事：金恩博士的故事。他相信和平，最終為和平路線而身亡。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美國民權運動史上最偉大的日子。甘迺迪總統原本擔心示威免不了發生衝突，結果金恩等領導人致力勸服民眾，非暴力才是民權運動最好的武器。他們合法申請示威，當日原本預估人數僅有兩萬五千人，行動展開時達十萬人，抵達林肯紀念像時已湧入二十五萬人。
其中有沾滿污泥的農夫、有進不了大學的優秀黑人學生、有工人、有當不上主角的黑人電影明星，也有充滿良知的白人。
不可用仇恨來解決問題
太陽炙熱地照著每一個經過豔陽底下的子民，抵達終點時，黑人女歌手卡蜜拉．威廉斯唱起了美國國歌，全場撼動，黑人們聲音顫抖共同合唱。美國媒體捕捉其時一旁戒備的警方，竟不禁動情也流下了眼淚。
下午三點左右，金恩上台，含淚訴說黑人的痛楚，但他更提醒群眾，「絕不可利用仇恨滿足自由的解決之道。」接著金恩擱下原本預定的講稿，開啟人類史上最偉大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有一天，在喬治亞州的紅山頂上，本是黑奴的兒子與黑奴主人的兒子能像兄弟般仳鄰而坐……我有一個夢想，希望有朝一日，我的四個孩子能活在一個不以膚色而以品格評斷他們的國家……。」
二十五萬人在最終金恩高喊「終於自由了！終於自由了！」時，再也忍不住心頭的激動，放聲大哭。他們激情地參與運動，安靜和平地離開。沒有人佔領白宮，也沒有人以「抵抗權」、「公民不服從」之名佔領「白種人」控制的國會。《紐約時報》第二天以頭版「二十萬人和平華盛頓民權大遊行」報導民權運動的重大勝利，甘迺迪立即宣示政府將通過「民權法案」。
金恩發表這場演說時，年僅三十四歲，比現在學運領導人大不了幾歲。他誕生於亞特蘭大幫傭家庭，命運比今天憤怒的世代更苦、更卑微。金恩於全美國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地區長大，三十四歲的他早已因民權運動數度入獄。金恩的夢想演說後，不到三個月，甘迺迪因提出黑人民權法案遭暗殺。四年八個月後，一聲平板而清脆的來福槍響起，子彈撕裂穿透金恩的臉，金恩倒下了。時間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葬禮上，金恩的靈柩以騾子拖行，紀念他一生戮力的窮苦運動。四十年後，美國黑人不只終於自由，歐巴馬不可思議地當選美國總統。金恩無緣親睹此幕，但那不是他的目的。他的夢想實現了，這才是他的渴望。
自○八年起，我同情也理解年輕世代的痛苦，否則不會一系列製作「獻給失落的一代」電視節目，出版《只剩一個角落的繁華》，並寫下「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等文。但了解心疼之餘，我對違反「憲政體制」的抗爭手段，只選擇懶人包不聆聽經貿專家的傲慢，及以公審鬥爭侵犯他者言論自由的現象，感到憂心。
此刻我的腳步遲疑蹣跚，問自己，我那曾經付出十多年青春、無限珍惜的「民主憲政」共識，是否在眾聲喧嘩下，從此一去不復返？
是否？（本文寫於三月三十日反服貿運動凱道抗爭之前）（作者為知名媒體人）
來源：天下雜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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