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玄幻] 定秦曲 作者:蒼穹戰狼(連載中)

 
Babcorn 2016-12-14 15:51:10 發表於 玄幻奇幻 [顯示全部樓層] 回覆獎勵 閱讀模式 949 44154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39
第二零八章 教育設想(上)

    在張嘉師的心中,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事實上也可以算是一種教育程度的影響。

    畢竟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亦或者是兵家還是醫家,其傳承的根本就是一代代的教育。

    就以典籍而言,何嘗不是先人的智慧結晶之一?

    所以,對於張嘉師而言,百家爭鳴的情況並不是一種錯誤,反而是一個讓教育方式有更多選擇的基礎。

    而事實上,就以張嘉師在穿越之前所接受的教育而言,就是一種多派系的整合。

    當然,那種教育,張嘉師心中同樣是很難有更多的認同感。

    按照張嘉師穿越了這麼長時間的理解而言,那就是每一種教育方式,事實上都有它自身的利弊,而若是讓他選擇的話,他更希望能夠推行一種「專科」為主的教育方針,而非他算是深受其害的「填鴨式教育」方針。

    ……

    中國歷史上關於教育的典故不少,但是最為深刻的典故,還是桃李滿天下,以及杏林,儒林這些典故名詞最為流傳廣泛。

    桃李滿天下:

    桃李:指培養的後輩或所教的學生。這個詞語比喻學生很多,各地都有。

    其出處是《資治通鑑?唐紀?武後久視元年》:「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

    而歷史上被認為符合「桃李滿天下」的情況有兩個:

    春秋時期,魏國大臣子質學富五車,知識廣博。他因為得罪了魏文侯,就跑到北方一舊相識家裡躲避。這位朋友的家境並不富裕,子質不願給朋友加重生活負擔,便想開個學館,收一些學生教讀,藉以餬口。朋友很支持他,就騰出兩間空房作為教室,子質所收的學生不分貧富,只要願學的都可以拜他為師,一視同仁。

    這個學館裡有一棵桃樹,一棵李子樹。凡是來上學的學生都跪在桃李樹下認先生。子質指著已結果的兩棵樹教導學生們說:「你們都要刻苦學習,要像這兩棵樹一樣開花結果。只有學問高,才能為國家做出一番大事業。

    為了把學生教育成有用人才,子質認真教學。在他的嚴格管教下,學生們都發奮讀書,學到了不少真本領。後來,這些學生先後成才,成了國家的棟樑。他們為了感念子質先生的教誨,都在自己住處親手栽種桃樹和李子樹。

    子質到各國遊歷時,碰到了在各國當官的學生,並看到了學生栽的這兩種樹,便自豪地說:「我的學生真是桃李滿天下啊!一個個都很有作為!」從此,當先生(老師)的就以「桃李」代稱學生,並把學生多稱作「桃李滿天下」了。

    另外一個則是:

    唐代武則天當皇帝時,有一個宰相叫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此人德高望重,敢於直言相諫,深得武則天賞識。武則天稱他為「國老」(武則天即位時,狄仁傑已六十多)而不直呼其名。就是上朝時,武則天也不讓他跪拜,說:見狄公下拜,我渾身都痛。武則天常對其他大臣說:「不是特別重要的軍國大事,你們不要去麻煩狄老。」

    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採取多種措施,廣羅人才,並讓狄仁傑給他推薦能擔任將相的人才。狄仁傑推薦了張柬之、姚崇等數十人,這些人後來多成了名臣。有人對狄仁傑說:「你真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朝廷裡有才能的大臣都是你推薦的,真是桃李滿天下啊。」狄仁傑說:「推薦有才能的人為國家效力,不是為私,是我應該做的。」

    公元700年,七十歲的狄仁傑病死,武則天痛哭流涕。自此以後,每當朝廷有大事而眾人又不能解決時,武則天常嘆息說:「老天爺為什麼這麼早就奪去了我的國老啊!」

    ……

    儒林的典故起源不詳,不少人認為其主要出自《儒林外史》的題目概括。「儒林」一詞源出《史記》「儒林列傳」。是「儒者之林」,指學術界等。

    因為《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識分子為主要描寫對象的長篇小說,也是一部典型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描寫了一些深受八股科舉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當時世俗風氣的敗壞。

    其內容有部分如寫周進、范進為考中舉人耗盡了畢生的精力,到鬍子花白還沒有考中秀才。儘管生活極為困頓,還是唸唸不忘科舉考試。周進路過一處考場,進去觀看,觸動了一生的辛酸和痛苦,放聲大哭,竟然難過得死去活來。後來在一些小商人的幫助下參加了考試,博得了考官的同情,才時來運轉。當他考中舉人時,以前譏諷挖苦他的那些人,都來奉承他,把他吹捧成最有學問的人。又如范進,中舉前家裡窮得沒有米下鍋,抱著一隻老母雞去集市上賣。當得知自己中舉的消息時,竟然喜極而狂,變成了瘋子,幸虧岳父胡屠戶打了他一巴掌,才使他恢復了清醒。這時候,當地的鄉紳等有頭臉的人物都對他刮目相看,有送房屋的,有送財產的,范進的生活立刻發生了變化。

    而在《史記?儒林列傳》當中,有著一些很深刻的內容描述: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檯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懦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郁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屋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從以上的內容可以看到,儒家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前,實際上並不是國家教育的主流,而在這之前,法家,道家是治國方針的施政基調。

    可以說,儒家在漢武帝之前的時期,其社會地位確實是伴隨著其他諸子百家的逐漸沒落而有所提升。但是毫無疑問,儒家在這一段歷史當中,還真的配不上「儒林」的稱呼。

    ……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遊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這些內容描述的是儒家在漢朝時期的相應遭遇,由於其統治者對儒家的學說的不認同,即使是儒家的社會地位有所提升,其對國家的施政根本影響,也沒有達到什麼舉足輕重的地步。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40
第二零九章 教育設想(中)

    在《史記?儒林列傳》當中,可以說描述了儒家發展的道路以及最終成為中國之後歷代王朝的既定教育以及治國方針基礎的前提。

    而關於後面的描述,則是可以從《史記?儒林列傳》當中的內容可以看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環境以及核心人員。

    《史記?儒林列傳》: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

    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繆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谷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鶬腕。曲台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

    從這一部分內容來看,漢武帝尊崇的儒家學說,主要是被歸納為《春秋公羊傳》傳承下來的儒家學說一脈。

    這一脈主要代表就是董仲舒。

    但是在這個時期,《春秋谷梁傳》的傳承學派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可以說,在董仲舒去世之前,公孫弘所推薦的《春秋谷梁傳》的儒家學派,事實上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而在《史記?儒林列傳》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提示,那就是自認為儒家正統的孔子一脈並沒有得到重用。

    這一點除了因為史記當中描述到的一點,孔氏當其時的經典引用相當紊亂之餘,還有漢初時期,孔氏一脈推崇的是項羽這位魯公,並且「負隅頑抗」劉邦麾下的大軍有很大的關係。

    在一件事情發生之前,孔子在漢朝的地位事實上沒有什麼重要的地方可言。

    而這一件事情就是:

    西漢中期,天災頻發,社會動亂。儒者梅福認為,這是由於未能妥善安排對於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發怒。當時的國家政權接受了梅福的提議,封孔子為商湯的後代,接續先王的祭祀。

    到東漢,國家才正式把孔子作為國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個縣都要建廟祭祀孔子。每年春秋兩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兩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學官主持,後來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後,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對孔子的封號也不斷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為和上帝、和國家的祖宗神同等級別的「大祀」。這種殊榮除老子外萬古唯有孔子而已。

    孔子成為國家公神以後,儒者們的宗教地位也相應提高。唐代為孔子設立「從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制度(如道家四大真人)。最早選中陪同孔子的,是22位對於註釋儒經有重大貢獻的儒者,後來擴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歷代著名的儒者。宋代,從祀制度逐漸完備起來。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稱為「四配」,他們是顏回、曾參、子思和孟軻。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個優秀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再次是「先賢」,祭祀那些親自接受孔子教導的弟子們。最後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後歷代最優秀的儒者。而後來的儒者,也以死後能夠進入孔廟成為先儒為最高的榮譽。

    而從中國四大文廟當中算是保留最早的南京夫子廟(孔廟是明清時期的翻修建築居多,沒有什麼對比價值)的情況而言,孔子的大規模祭祀,早於南京夫子廟的建造時間,晚於漢元帝正式恢復孔子祭祀的期間。

    南京夫子廟,即南京孔廟、南京文廟,位於南京市秦淮區秦淮河北岸貢院街,江南貢院以西,為供奉祭祀孔子之地,是中國四大文廟,為中國古代江南文化樞紐之地、金陵歷史人文薈萃之地,不僅是明清時期南京的文教中心,同時也是居東南各省之冠的文教建築群,現為夫子廟秦淮風光帶重要組成部分。

    夫子廟是一組規模宏大的古建築群,主要由孔廟、學宮、貢院三大建築群組成,佔地極大。有照壁、泮池、牌坊、聚星亭、魁星閣、櫺星門、大成殿、明德堂、尊經閣等建築。夫子廟被譽為秦淮名勝而成為古都南京的特色景觀區,是中國最大的傳統古街市,與上海城隍廟、蘇州玄妙觀和北京天橋為中國四大鬧市。

    夫子廟始建於東晉成帝司馬衍咸康三年(337年),宋景祐元年(1034年)改建為孔廟,在六朝至明清時期,世家大族多聚於附近,故有「六朝金粉」之說。范蠡、周瑜、王導、謝安、李白、杜牧、吳敬梓等數百位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有這裡創造了不朽的業績,寫下了千古傳誦的篇章。

    秦淮河是古老的南京文化淵源之地,而內秦淮河從東水頭至西水關全長4.2公里的沿河兩岸,從六朝起便是望族聚居之地,商賈雲集,文人薈萃,儒學鼎盛,素有「六朝金粉」之譽。

    位於南京秦淮河畔的夫子廟,始建於東晉成帝司馬衍咸康三年(337年),根據王導提議「治國以培育人材為重」,立太學於秦淮河南岸。當年只有學宮,並未建孔廟。

    孔廟是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就東晉學宮擴建而成的。因為祭奉的是孔夫子,故又稱夫子廟。在學宮的前面建孔廟,目的是在於希望士子遵循先聖先賢之道,接受封建教化。

    自六朝至明清,十里秦淮的繁華景象和特有的風貌,曾被歷代文人所謳歌。夫子廟位於秦淮河北岸,原是祀奉孔子的地方,始建於宋代景祐元年(1034年),是就東晉學宮舊址擴建而成。

    南宋建炎年間遭兵火焚燬。

    紹興九年(1139年)又重建,稱建康府學。

    元朝改為集慶路學。

    明初為國子學,將上元、江寧兩縣學併入,後為應天府學。

    清代將府學遷至城北明國子監舊址,這裡便成為江寧、上元兩縣縣學。

    清初府學遷原國子監,便將夫子廟原府學故地改為上元、江寧兩縣的縣學。

    咸豐年間再次毀於兵火,同治八年(1869年)重建。

    1937年,抗日戰爭時被日軍焚燬而嚴重損毀。

    而關於南京夫子廟,最著名的文化發展,並不在於孔廟文化的本身,而是著名的金陵燈會。

    秦淮燈會又稱「金陵燈會」,是歷史上流傳於南京地區的民俗文化活動,主要集中在每年春節至元宵節期間舉行,是中國最著名的燈會活動和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天下第一燈會」和「秦淮燈綵甲天下」的美譽,是中國唯一一個集燈展、燈會和燈市為一體的大型綜合型燈會。

    秦淮燈會的歷史悠久,早在南朝時期,國都建康(南京)就出現了舉辦傳統元宵燈會的習俗,其盛況為全國之冠,是中國最早的燈會。明初之後,秦淮河懸掛花燈的畫舫(俗稱「燈船」)也隨之蜚聲天下。

    歷史上的秦淮燈會主要分佈在南京秦淮河流域,20世紀以後主要集中在夫子廟地區,如今已擴展到「十里秦淮」東側五里地段,核心區域包括夫子廟、瞻園、白鷺洲公園、吳敬梓故居、江南貢院、中華門、老門東、大報恩寺遺址公園及中華路、平江府路、瞻園路、琶琵路一帶。

    秦淮燈會通過扎燈、張燈、賞燈、玩燈、鬧燈等諸種形式營造出「萬星爛天衢,廣庭翻人潮」的美好意境,寄託民眾的良好願望與生活追求。與此相輝映的其他民間文化藝術門類如南京剪紙、空竹、繩結、雕刻、皮影、獸舞、秧歌、踩高蹺等也隨之得到迅速發展,進而對中國其他地區的民間文化和民俗活動產生積極的影響。

    秦淮燈會無論是歷史意義、人文價值、經濟價值還是社會影響都非常大,作為一項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動,是歷代南京民眾延續和傳承民俗文化的重要空間,長久以來,它已成為南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南京本土和外來的文化藝術貫穿於燈會中,構成其藝術內涵。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40
第二一零章 教育設想(下)

    在中國的歷史上,國家主導推行教育方針可以說是歷史很悠久的事情。

    早就在傳說時代,也就是在文字出現的時候,據說教育已經成為了一種很重要的安排。

    但是,在中國古代的教育,最早卻可以規劃到「貴族教育」範疇。

    在傳說時代的「教育」出現之後,一直到西周,很明顯能夠將教育的情況歸納到這方面。

    當然,一開始的教育是指一個種族的生存技巧的延續指導方式:

    《屍子君治篇》有一段關於原始氏族社會生活實況的記載:燧人氏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宓羲之世,天下多獸,故教以獵。漁獵是人類最古老的謀生方式之一,在中國新石器文化遺址中,保留了這方面的大量痕跡。將傳說中的遠古教育與謀生技術的傳播與應用結合在一起,有助於說明遠古教育的特徵。同時,傳說中的遠古教育也反映了當時區域性氏族文化的主要特徵,以及氏族部落之間、氏族內部知識文化傳播交流的主要形式。

    一個生活在山林茂盛地帶的部落,會較早發明和掌握狩獵的技術;一個生活在平原地帶的部落,會較早發明和掌握農業生產技術;而生活在洪水容易氾濫成災地帶的部落,則會被迫去摸索治理水害的辦法。傳說中被任命為農師、負責向各部落人民傳授種植黍稷等農作物技術的后稷,其所屬部落便居住於土地肥沃、適於黍稷生長的黃土高原;而治水的大禹,其所屬族人又生活在常年洪水氾濫成災的黃河流域。其他如契、羲、和、夔等負責某類教化的遠古人物,實際上都是代表了具有某種文化專長的氏族部落。這種區域性文化的顯著特徵,反映了中國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而不同區域之間以物易物的貿易接觸、氏族部落的遷移、族外婚姻的出現與發展等各種交往,成為氏族部落間技術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這種交流的方式衍生出上古時代的所謂「教化」,其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最早的教化觀念,不僅包括黃河中下游地區中原文化向四夷的擴散與傳播,而且包括周邊少數民族部落團體對華夏族類的臣服與歸化。因此,戰爭與征服也被賦予了推廣教化的功能。

    《呂氏春秋.召類》便稱舜征伐苗民,是為了移風易俗;禹攻伐曹、魏、屈驁、有扈等部落,是為了推行其政教,這種帶有濃厚美化色彩的說法,反映了原始氏族社會中教育所具有的廣泛含義和功能。

    教育定義既反映了教育的本質,又可將教育活動同其它活動,如學習、訓練、宣傳等區別開來,可視作教育的基本概念。但是,與人們時常掛在嘴邊的「教育」相比,該定義涉及的範疇顯得窄多了。傳統上,人們把學習培養、教育培養、訓練培養、資助培養等事物都看作是教育,這表明在人們的意識裡,還另有一種大得多的教育概念,即宏觀的教育概念。它既包括了基本概念的教育、訓練、學習等可以直接影響人的素質、能力的一類活動,還包括那些雖然不能直接影響人的素質、能力,卻可以對前一類活動的進行起到幫助、促進作用的活動,這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培養活動。宏觀的教育其實是等同於培養的,那麼,培養的定義也就是宏觀教育的定義。在上述基本的教育定義基礎上,去掉能區別學習、訓練等活動的「種差」,就成為宏觀的教育(培養)定義:著眼於人的素質、能力而進行的活動。

    宏觀的教育的唯一特徵是「著眼於人的素質、能力」,這表明判別某個活動是不是教育不在其結果如何。現實中,不是所有的教育活動都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有的甚至會失敗。而有些活動,如研究活動、宣傳活動雖然可以影響人的素質、能力,卻並不是人們所公認的教育活動。當人們持不同的立場著眼於人的素質、能力時,能從正反兩方面來對待人的素質、能力,正向的去開發、加強人的某些素質、能力,反向的則去削弱、抑制人的某些素質、能力。人的素質、能力有先天和後天之分,先天的與其它動物一樣,是大自然長期進化造就的。後天的又分為兩種情況,其一為人們不經意間獲取的,或非刻意成就的;其二是人們刻意造就的,宏觀的教育就概括了所有刻意於人的素質、能力而進行的活動。

    教育一詞存在多種概念的狀況由來已久:

    《現代漢語詞典》中對教育一詞的描述(定義)就包括了兩個方面。其一,表達的是宏觀的教育概念——「培養新生一代準備從事社會生活的整個過程」。但其在描述教育概念時用到了培養一詞,而它在表述培養概念時又使用了教育一詞——「按一定的目的長期地教育和訓練」,有循環描述(定義)的嫌疑。其二,表達的是基本的教育概念——「教導,啟發」,但同時它對教導的表述是——「教育指導」,又有循環描述(定義)的嫌疑。在定義時,定義項中不能直接或間接包括被定義項,否則就形成了循環定義的錯誤。這方面,《新華詞典》中對教育一詞的描述就不存在循環定義的問題。

    《新華詞典》中對教育一詞的描述也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以影響人的身心發展為直接目的的社會活動」,顯而易見這裡表達的是宏觀的教育概念。其二是:「使明白道理」,該表述把教育同訓練活動區別開來了,想來是要表達教育的基本概念。但是,這麼表述是不能把教育同學習、研究、宣傳等活動區別開來的,因為這些活動也可以使人明白道理。因此,這樣表述教育的基本概念是值得商榷的。

    在後世的教育學界,在教育學界,關於「教育」的定義多種多樣,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般來說,人們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給「教育」下定義的,一個是社會的角度,另一個是個體的角度。前蘇聯及我國一般是從社會的角度給「教育」下定義的,而英美國家的教育學家一般是從個體的角度給「教育」下定義的。從社會的角度來定義「教育」,可以把「教育」定義區分為不同的層次:

    (1)廣義的,凡是增進人們的知識和技能,影響人們的思想品德的活動都是教育。「教育」看成是整個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分配著且承擔著一定的社會功能。

    教育最本質性的理解,就是社會對人們思想的知識灌輸和行為指導;一,教育的對象是人;二,內容必須是良性的有意義的。從而使人民去改造社會。

    (2)狹義的:指個體精神上的昇華。這種定義方式強調社會因素對個體發展的影響。把從個體的角度來定義「教育」,往往把「教育」等同於個體的學習或發展過程。

    (3)更狹義的,主要指學校教育,指教育者根據一定的社會或階級的要求,有目的有計畫有組織地對受教育者身心施加影響,把他們培養成一定社會或階級所需要的人的活動。這個主要指的中國校園的應試教育。

    教育是在一定的社會背景下發生的促使個體的社會化和社會的個性化的實踐活動。

    如果圍繞教育活動的基本要素來定義,可以把教育定義為教育是指人有意識地通過若干方法、媒介等形式向他人傳遞信息,期望以此影響他人的精神世界或心理狀態,幫助或阻礙他人獲得某種(些)觀念、素質、能力的社會活動。處於前者角色的稱為教育者,處於後者角色的稱為教育對象。這樣定義符合所有的人類教育活動,可以作為教育的基本定義。

    在後世的一個學者眼中認為:教育,應當是作為對社會文化的傳授、傳播。而社會文化,包括文理學科,它應當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

    第一層次是指高層次文化,既抽象的、看不到存在的,比如社會心理、美學和價值、

    第二層次指從第一層次具體下來的,儘管看不到具體存在,但能切實感覺到它的結構與活動方式存在的,比如政權及其機構。

    第三層次指表面文化,既看得到又摸得到的,物品或物質的文化。簡單地說,就是精神文化、精神的物化文化以及物質文化。

    教育的目的,說是教化育人,其實就是讓人接受各種有用的知識,以期將這些知識吸收、溶化,能夠將其直接作用於社會,或者把這些知識作為基礎,昇華出新的知識,即發現和發明。前者像物理變化,接受的人如同一個盛東西的容器,接受的幾種東西還是那樣的幾種東西,不過是換了個地方,有了些混雜,這大概就是常說的實用型人才——技術或技藝的人才;後者則類似於化學反應,已經生成了不同的、另外的東西,這類人才能夠很好地掌握第一層次的文化,容易形成自己特有的治學思想、理念和方法。這就是創造型人才。一個國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文化影響,主要就是第一層次的文化、創造型人才的影響。人類高度發達的神經系統是教育產生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前提。它提供了感受、記憶、聯想、想像、推理等完整的思維功能,使人的意識能夠相互影響並得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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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張嘉師的心中,教育是必然需要大力推行的重中之重,但是對於他而言,該怎麼廣泛推行施加國家力量的教育推行手段,卻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張嘉師來自後世,自然很清楚教育普及以及教育力度之間的聯繫。

    但是在某個意義上而言,教育制度可不能僅僅限制在一個範疇,最起碼對於一些常識性的理念以及知識而言,必然是廣泛推行的基調。

    張嘉師自身希望普及的是專科教育,不等於是張嘉師認為單一的教學層面有著更大的優勢。

    相反,一個更廣泛的基礎,無疑是能夠讓教育能夠更多樣性,以及讓接受教育的人有著更多的選擇。

    只不過,有一點是張嘉師對於後世教育是越發無法認可的。那就是後世教育當中,英語居然能夠佔據很大的一個比重。

    這一點,張嘉師在穿越了這麼長的時間之後,儘管能夠理解到這種做法有著它的前提以及必然性,但是毫無疑問,任何事情都有利弊,若是一個學子連自己最熟悉的語言都掌握不好,學習其他語言豈不是「邯鄲學步」?

    所以若是有可能的話,張嘉師會讓具有一定綜合基礎的人,在其的愛好以及能力相結合的情況下,推行更深入的專科教學。

    就好比是對算術有更多興趣的人,可以在通過相應考核的情況下,安排其進入到相應的高級算術教程,進行相應的深入教學。

    而就好比是眼下依舊是大秦帝國選取官員的重點的法家學說,也是如此進行安排。

    在張嘉師的心中,他不認為「偏科」沒有什麼不好,最重要的是讓每個人都清楚的認識到,大秦帝國很需要他們的學識來建設這個國家以及他們的人生。

    而想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要首先在全國範圍推廣術業有專攻的重要性。

    張嘉師雖然更希望讓更多本身是傾向雜家學說的人來作為大秦帝國的官員選擇重點。但是,若是真的出現這個情況,必然會對他的教育構思有著很大的影響。

    當然,不是說一個「專業」的人才無法作為一個官員,而恰好相反,一個精通秦律的官員,毫無疑問是擔任縣丞或者是相應職位人員的最佳選擇。

    張嘉師對於這麼一種情況可以說相當糾結,只不過眼下對於他而言,就算是在教育方面的構思有著很美好的描述想法,可是在解決匈奴人的威脅之前,張嘉師自己都能夠想到,想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也不希望在要緊的關頭,過於分散大秦帝國所能夠集中的資源以及力量。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41
第二一一章 商業發展思路(上)

    按照張嘉師的思路而言,想要在這個時期實施他對教育帝國子民的想法,還需要有一個最根本的東西,那就是改變一些似乎是自古以來就有了的觀念。

    在先秦時期甚至是遠在傳說時代,從事貿易的人一般而言都不會被人太看重,而在確定了士農工商的階級理念之後,這一點則是出現了非常極端的變化。

    在很多朝代當中,從事貿易的人員的地位不高之餘,甚至還會被其他階層處於歧視的心態來對待。

    而這種從事貿易的人員被稱之為商人,似乎有著這麼一個起源:

    夏以後的商朝,逐漸建立了奴隸制國家。隨著生產力不斷提高,商朝的商業貿易也得到空前發展並出現了水陸運輸行業化和專門從事商品流通和交換的商人。但是,當時卻並不叫商人也並沒有商人這個名稱。公元前16世紀時,商族在一個叫亳的地方(今天的河南商丘北)建都,後又遷往殷地,即今天的河南安陽小屯村,史稱『殷商』。商族主要活動在當時被稱為滳河的清漳、濁漳兩河流域。

    在殷商建國的600年間,雖曾八遷都城,但一直在清漳、濁漳兩河一帶。商,之所以為商即名於此。後來,武王伐紂,商朝滅亡。可是周公旦對商朝心存疑慮、仍不放心,為了消除商朝的歷史痕跡,遂將滳河改名為漳河。周王除了對商朝的貴族集中於一處嚴加管束外,對其善於經商的商遺民也基本限制其自由,並只准許其繼續經商。

    這些被集中管束的商遺民經商者被通稱為『商人』,以便與周朝人區別開來,這顯然帶有輕蔑和歧視之意。年深月久,人們慢慢淡忘了商人「賤民」的含義而成為了買賣人的代稱。三千多年來,『商人』的稱呼遂一直經久不衰。」

    周武王滅商後,商的遺民被周公遷移至商丘,由於失去土地無以為生,這些人只好靠小買賣維持生計久而久之,做買賣成為他們專門的職業,因為他們是商朝的遺民,所以被稱為「商人」,而買賣的職業也被稱為「商業」。

    最初,人們把做販運貿易的叫做「商」,坐售貨物的叫做「賈」,即所謂「行曰商處曰賈」。到了春秋時期的商賈,已被列為四民之一。

    在《管子》當中,也就是很有可能是在戰國時期中期之前,「士農工商」的階級觀念已經出現了萌芽。

    ……

    《管子?士農工商》的內容本身並沒有什麼歧義: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為之有道。

    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器之制也。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為之有道。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鐮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泛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製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製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灸一豆斗,命之曰中歲。

    有市,無市****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谷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亡。

    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十分去二三,二則去三四,四則去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澤。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貸離之實,而出夫粟。

    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於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知得正矣;審其分,****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

    從《管子?士農工商》的內容可以看到,除非是擁有官職身份的人,無論是學者學子,農戶,工匠以及商人,他們都需要為國家付出自己的利益代價。

    這一點在某一方面而言,正好是證明了士農工商在《管子》當中,事實上是平等對應的下級階層,而非高下之分。

    在先秦時期,擁有官職身份的商人,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模;但是很快,這些擁有官職身份的商賈階層,很快就被大商人階層所取代:

    《國語?晉語八》云:「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

    在戰國時期,大商人階層甚至是能夠影響一個國家的朝政運作。

    就好比是呂不韋,他本身也就是大商人階層的一員,而後來的趙國奸臣郭開,據說同樣也是大商人階層出身。

    可以說,雖然在戰國中後期已經逐漸出現「士農工商」的階級分化,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大商人階層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

    而在呂不韋死後,當其時秦國已經初步實行重農輕商的國策,這一點可以從修改的秦律看出:

    商人不能穿戴絲綢贅婿後父沒有地位。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秦朝時期的三種人的待遇情況:

    秦代,軍人、官吏和有土地的自耕農都是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民事主體,享有人身、財產、婚姻和單獨立戶的權利。但因為國家政策和社會觀念,商人、贅婿、後父三種人的權利卻受到限制。

    國家推行「重農抑商」,認為農耕是本業,經商是末業,所以商人階層受到歧視,他們可以積累大量財富,法律卻禁止他們穿戴絲綢衣物、乘坐華麗的車駕,被稱為「雖富無所芳華」。商人和他們的子女都不能從政做官,而且他們被發送邊疆從事開荒活動的可能性比普通人更大。

    贅婿和繼父就更沒地位了,他們婚後都要到妻子家中生活,子女隨妻姓,喪失了自立門戶的權利,更沒有獨立的財產權。

    漢朝的商人地位實際上好不到什麼地方:

    商人依然不能做官,手工業者為「賤民」。

    漢朝初年,法律規定男子滿15歲為成年人,開始交納人頭稅;23歲開始服徭役,到景帝時降為20歲。達到法定年齡便具備了完全的民事主體資格,同時也開始承擔義務。

    但漢代是等級分化非常嚴重的封建社會,民事權利義務在不同身份的主體之間也有著不同的分配。貴族、官僚不僅不用承擔各種封建義務,還享有種種特權,佔有大量田宅和奴婢。

    商人依然不能做官,不能以自己的名義購買田地,而且需要向政府申報財產,交納財產稅。如果申報不實,被人揭發,全部財產就要被沒收,還要被罰戍邊一年。

    手工業者被視為「賤民」,與商人一樣,是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民事權利和國民資格是不完整的。

    奴婢是最低賤的社會階層,雖然漢代法律禁止主人隨便殺死奴婢,但他們僅僅是主人的私有財產,可以被拿來買賣、轉讓、贈與,完全屬於民法上物的範圍,與牛羊無異。

    唐朝的商人地位比起漢朝有部分提升,因為不少商人能夠在積累地位之後,成為一個地主。當然,這一點還有一個不足之處。

    《均田令》的規定,成年男女都可以無償分到一定的土地自由耕種,國家賦稅也比較輕。商人、贅婿依然不能入朝為官,一些來華的外國人卻可以獲得國民資格並參加國家組織的科舉考試,而且考中的還可以做官。

    宋朝應該是古代商人地位相對較高的朝代,很有可能也就是因為這一點,商人為宋朝帶來了相對較多的賦稅收入,而讓宋朝的賦稅收入成為中國王朝之冠:

    兩宋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主體的範圍隨之擴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農民獲得更平等的主體地位。與前代相比,宋代無地農民可以依照自願的原則與地主簽訂租佃契約,租期屆滿,農民有權自主決定是否繼續租下去,享有租佃和退佃的自由權。

    地主想賣掉租給農民的土地時,租地的農民是第一順序的購買人。

    第二,宋代以前,奴婢是主人的私人財產,沒有民事主體資格,只是「會說話的工具」而已。到了宋代,主人和奴婢之間也要本著自願的原則簽訂僱用契約。

    僱主要按契約約定向僕傭支付工錢,僕傭甚至有權控告僱主。所以說原來的奴婢取得了主體資格,不再是「會說話的工具」。

    第三,商人比以前獲得了更多的權利。社會對商人的歧視有所降低,法律對他們的限制有所動搖。

    在商品生產和服務行業中出現了僱主與雇工這種毫無人身依附性質的新型民事關系,契約期滿後,雇工有權自主決定去留,僱主要向雇工支付報酬。

    清朝時期的商人是最為獨特的,因為他們是中國古代唯一一個能夠參與到官場之中的商人政治格局。

    無論是胡雪巖,盛宣懷,亦或者是清朝的捐官,正式對商人開放,無一例外都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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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師自己並不歧視商人,而他本身也算是大力發展商業的人。

    無論是蒸餾酒,蜂蜜,海鹽等等,都是張嘉師擁有不少產業的行當,所以張嘉師本身也算是利用豐厚的商業利潤,來逐漸恢復大秦帝國千瘡百孔的局面的重要幫助。

    來自後世的張嘉師,很清楚商業的賦稅一來要比起農業的稅收更多,二來,商業的賦稅是更容易取得的。

    當然,這個還是不處於殺雞取卵的前提。

    而大力發展商業,不等於是商人地位的必然提升。

    張嘉師知道,眼下完全將商人的地位平等其他職業階層,事實上是很困難的事情,只不過,張嘉師能夠做的事情也不少,就好比是減少對商人不可理的國家政策對待等等。

    這一點毫無疑問會讓更多人投入到商業環境當中,為大秦帝國的恢復發展有著不少的作用提升。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41
第二一二章 商業發展思路(中)

    張嘉師對於商業的重視程度,事實上並不亞於其將要對大秦帝國在秦匈戰爭之後,構思的改造方案。

    或者是說,張嘉師視圖商業的推廣發展基礎,為對大秦帝國的改造方案當中的又一個重點。

    但是,有一點張嘉師自己都很是忌憚的,那就是一個大商人的勢力的出現,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是不容忽視的。

    張嘉師並沒有讀過後世的一本相當著名的著作,由馬克思以及恩格斯編著的《資本論》。但是他對馬克思的一句話,實際上很深以為然:

    「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絞首的危險.」

    當然,張嘉師還聽說過從這句話演變出來的另外一句同樣很著名的話:

    「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鋌而走險;如果有200%的利潤,資本家們會藐視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潤,那麼資本家們便會踐踏世間的一切!」

    而無論是那句話,對於張嘉師而言,就是一個很值得警醒的事情,那就是大力發展商業,會不會出現足以動搖大秦帝國根基的大商人階層的存在。

    也許對於張嘉師而言,大商人階層只要無法接觸到大秦帝國的權力中樞,那麼對於大秦帝國而言,想要限制對方的權利,那麼僅僅不過是上位者的一句話的事情而已。

    但是從歷史上的情況來看,張嘉師不認為這樣的安排是一個好辦法。或者是說,這很有可能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安排。

    而讓張嘉師忌憚的主要就是一個方面的商人名詞——晉商。

    ……

    晉商,通常意義的晉商指明清500年間的山西商人,晉商經營鹽業,票號等商業,尤其以票號最為出名。

    晉商也為中國留下了豐富的建築遺產,著名的喬家大院、常家莊園、曹家三多堂等等。明清晉商人利潤的封建化,主要表現在捐輸助餉、購置土地、高利貸資本等方面。

    山西商業資本源遠流長。早在先秦時代,晉南就開始發生了「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贊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業交易活動。隋唐五代又出現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興商業城鎮。「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為北都,跨汾河兩岸,商業繁榮.唐詩人韓愈有詩描繪:「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

    從周秦到隋唐,儘管山西已出現一些大商人,但比較其它地方商人,並無突出地位,無一定組織.還未形成一種商人勢力。

    晉商的正式出現,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間的武士貜,武則天之父。李淵父子從太原起兵時,木材商人武氏從財力上大力資助,李淵父子的就是憑藉當時天下最精華的太原軍隊和武氏的財力開始奪取全國政權。建國後,武氏並封為國公,地位等同秦瓊、程咬金等。可以想像李淵父子當時從武氏那裡得到多少財產,而武氏也從他最初聰明的政治投資中得到了巨大的回報。其後還孕育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女皇武則天。當然這是後話。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佔近世商業中堅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體在這時顯出身手。「宋代,山西地處北東邊防,宋王朝所需戰馬大都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而遼更需要宋的手工業製品。公元996年在山西「邊州置榷場,與藩人互市,「而「沿邊商人深入戒界「進行貿易。後來趙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權,曾幾度下令閉市,但是事實上無法辦到。元代.雖然戰爭對工商業有一定破壞作用,但是元朝政權結束了宋、遼、金的割劇局面,特別是元代驛站的完備,使商業活動的地域擴大了。從《馬可波羅行記》可以看到「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晉商的興起,首先是明朝「開中制「政策的實施,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其次,山西礦產資源豐富,手工業和加工製造業當時已初具規模,這又為晉商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使得晉商逐步走向輝煌;此外,由於晉南一帶地窄人稠,外出經商成為人們的謀生手段,晉中商人當時已遍及全國各地,北京城曾流行這麼一句話:「京師大賈數晉人「。隨著商業競爭的日趨激烈,為了壯大自己的力量,維護自身的利益,晉商的商業組織開始出現。

    晉商作為政府推行財政政策和軍協餉供應的工具,主要是指其中的大商人,即皇商、官商、大鹽商、洋銅商等。如開中法的實行,就是明政府為北方邊鎮軍隊籌集軍餉,實行由商人提供邊鎮軍隊糧、布餉需,換取鹽引,到指定鹽場支鹽和販運鹽斤。明政府通過這一辦法的實施,既解決了北方邊鎮軍餉,又收到了鹽稅,而山西商人也因此而興起。

    ……

    「開中制」是指是國家利用手中的食鹽專賣特權,吸引商人納粟於邊,官給引目,支鹽於坐派之場,貨賣於限定地方。為了達到制度設計的目的,明朝廷方面曾努力為商人開中銷鹽提供方便。

    在開中制下,封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著鹽的生產,掌握著鹽的專賣權,可以根據邊防軍事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出榜招商。應招的商人必須把政府需要的實物(如糧、茶、馬、豆、麥、帛、鐵等)代為輸送到邊防衛所,才能取得販賣食鹽的專門執照———鹽引。然後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支鹽,並在政府指定的範圍內銷售。

    明朝洪武時期為了防衛瓦剌和韃靼對中原的襲擾,設立九邊進行防禦。由於九邊距離帝國的統治中心遙遠,後勤補給困難重重,為了減少這種負擔,洪武帝(洪武三年)與山西商人達成了一個協議,山西商人向大同、居庸關等幾大邊關要塞輸送糧食,山西商人獲得了合法販賣「官鹽」的資格。

    這一舉措,在一定程度上雖然減輕了朝廷補給九邊的負擔,但是卻損失了相當大份額的鹽稅。山西人商人不僅獲得了河東鹽池的鹽引,也迅速的壟斷了兩淮的鹽引。帝國雖然節約了每年九邊的500萬石的後勤供給,卻也損失了大規模的鹽稅,在更大程度上減少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簡單地說,明初是商人把內地的糧食、糧倉運到邊防,然後官府以什麼來補償呢?給你鹽引,相應的運多少糧食給多少鹽引,然後拿這個鹽引到鹽場去領鹽、去銷售,商人賺的是差價(輸糧換引),這個叫開中制。

    所謂鹽引,就是壟斷運銷鹽的憑證。

    開中制度的全過程可分解為報中、守支、市易三個有機組成部分。「報中」就是商人按照榜文要求的開中項目,將軍需物資供應駐軍,而以從官府領取鹽引作為交換條件。

    一般說來,凡有駐軍處均可報中,但各地情況又自不同。永樂以後,報中多集中於遼東、薊州、永平、密雲、昌平、易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固原等所謂的九邊地區。

    「守支」就是商人完成報中任務以後,憑鹽引到指定鹽場守候支鹽。無引支鹽或越場支鹽均會受到懲罰。「市易」就是商人將鹽投入銷售市場,並轉化為貨幣盈利的商業行動,這是鹽商貿易活動的最後階段,從而完成了開中支鹽的全過程。

    明代開中制的興衰史可明顯地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為開中制的肇始階段,以納米中鹽為主要內容。自太祖時起,便置局設官,派專人管理鹽務,並特別規定開中時要繳納以米為主的糧食作物(應該看到,繳納米麥等糧食作物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中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然而,當時尚屬創業階段,所以分類不細,部門不全,且當時主要是為瞭解決長途輸送糧食的矛盾。

    第二階段,為開中制繼續發展並鼎盛的時期,也是開中制因損、變革、更替最為激烈的時期。以折色開中;設常股和存積之制;剝削灶戶、以余鹽補正課之不足為三個主要內容。

    首先是開中折色之制。開中初期,繳納米麥,謂之本色。永樂後期,納鈔、銀、馬、茶、帛、鐵等形式逐漸取代了納米,謂之折色。仁宗時,以鈔法不通,因此以戶部尚書夏原吉所請准許納鈔中鹽。初僅偶而為之,為流通鈔法的暫時補救措施,後來便一發不可收拾,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副都御史鄢懋卿整頓鹽法時,大肆搜括,折色開中遂登峰造極,不可遏止。表面上,國庫充盈,然招致的是糧倉空虛、商屯盡廢、邊儲無積糧的惡果,這實際上是「涸澤而漁」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明中葉以後,開中商人分化為邊商、內商、水商,分別承擔報中、守支和市易的任務,前面所提及的報中、守支、市易均由邊商完成的這一鹽業運行體制已被打破,報中、守支、市易三個環節已分別獨立。加之勢豪佔中,對奏買余鹽進行壟斷,形成「內商坐致富饒,而邊商益困」的局面,作為輸糧邊地、商屯開墾主體的邊商在此過程中遭受了致命的打擊,邊商無利可圖,於是商屯盡廢,開中之崩潰已不可挽救。

    第三階段,為開中制徹底衰亡階段,以內商演變為包銷商和綱運制的出現為主要內容。綱運制標誌著我國鹽法中商人包銷制的最終確立,這一改革本是為了挽救開中危機而作的最後努力,結果卻導致了開中制的被取代。從此,結綱行販的內商開始壟斷了鹽的運銷全過程,成為清代運商的前身。

    前述余鹽之行,邊商遭受了重大打擊,因此有人主張起掣河鹽。「所謂河鹽者,沿河逕自超掣,不上堆也」,即具有不上廩,在河逕自超掣,易支、獲利捷等優點,封建國家樂得以此作為邊商的特殊優待:「內商安坐,邊商運輸,故掣河鹽以惠邊商耳。」從而,優待邊商,而內商則遭受重大打擊。

    實際上,起掣河鹽的本質在於邊商只在表面上受惠,邊商亦非最終受惠者,造成新、舊引俱滯,內商和邊商俱困的局面。因為,此時出現了一種專以套購鹽引、居中謀利、囤積居奇、壟斷市場的囤戶,他們是從內商中分化出來的、勢力強大的那部分鹽商。「其囤戶即內商之有力者」,「利歸於囤戶,而害及兩商」。

    由袁世振、李汝華等人共同倡議的綱運制推行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所謂綱運制就是把零銷分運的內商組織起來結綱行運,實行新、舊引兼掣、兼顧內商和邊商的利益,防止囤戶囤積居奇。以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十字編為冊號,「此十字綱冊自今刊定之後,即永留於眾商,永永百年,據為窩本,年年照冊上數派行新引,其冊上無名者,又有誰得鑽入而與之爭鶩哉」。凡納過余鹽,資力雄厚的內商分別被編入十個商綱運銷,不入商綱者沒有售鹽的資格,而一旦取得了這一資格即可永遠世襲化。綱運制是我國鹽政史上的重大變革,它標誌著我國鹽法中商人包銷制的確立。「永永百年,據為窩本」使內商取得了壟斷鹽業運銷的世襲特權,從封建國家的代銷商一變而為官商一體的包銷商(又稱運商),而邊商則同商屯、開中制一起歸於消亡,綱運制同商課制逐漸並軌,最終代替了開中制。

    ……

    在「開中制」的影響下,晉商本身起初由資本雄厚的商人出資僱傭當地土商,共同經營、朋合營利成為較鬆散的商人群體,後來發展為東伙制,類似股份制,這是晉商的一大創舉,也是晉商能夠經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為地方性集團組織的出現雖在明代,但其發展的鼎盛時期則在清代,其重要標誌就是會館的設立。會館剛開始是為聯絡同鄉感情的,到後來發展成為維護同行或同鄉利益的組織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41
第二一三章 商業發展思路(下)

    晉商的發展,很大程度是依賴著大明帝國的相應政策作為基礎。

    而有一點,是晉商的商人逐利的最大體現,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滿清在軍事科技水平以及相應作戰物資的影響,有著晉商的莫大功勞。

    後世認為晉商有著4個很明顯的特點:

    第一點:明清晉商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附庸。

    明初晉商藉明朝統治者為北方邊鎮籌集軍餉而崛起,入清後又充當皇商而獲得商業特權,清代又因為清政府代墊和匯兌軍協餉等而執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終靠結托封建政府,為封建政府服務而興盛。但當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時,山西商人也必然禍及自身。如志成信票號,庚子事變後,曾將資本運往南省放貸,但辛亥革命中運往南省資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銀刻不容緩,結果賬面上有應收銀400萬兩,有應付銀200萬兩,但實際上已無法周轉,被迫倒閉。民國初年,債權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遙、祁縣坐索欠款,財東因票號損失慘重,已無力償還,只能賣房賣地,甚至逃匿他鄉,有的還淪為乞丐。

    從這裡可以看到,晉商能夠迅速作為滿清皇家商人,是有著很大的前提的。

    而這種前提主要包含兩個方面:

    第一個:

    入清後,清政府則把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的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山西商人在財政上的支持。在清代的皇商中,最著名、資本最雄厚的是山西介休范氏。范氏除了為內務府來辦宮廷用品外,從康熙到乾隆年間又為清政府運送軍糧,建立了功勛。當清廷制錢用銅奇缺時,范氏又作為最大的洋銅商,往返於東土與東瀛間。

    山西票號創立後,山西商人又為清廷代墊代辦匯兌軍協餉、籌借匯兌抵還外債、代理部分省關的財政金庫等。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發生,西太后、光緒帝西逃,途經山西時,又由山西商人借銀40萬兩,以解皇室經濟開支燃眉之急。事後,清廷令各省解京餉款,改匯山西票號老莊——平遙、祁縣、太谷,頓時山西平、祁、太票號總號成了清廷總出納。次年,西太后、光緒帝由陝返京,仍由山西票號繼辦「迴鑾差款」匯兌。所以有人說:「山西票號是清廷的財政部」,此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山西商人與封建政府之間的結托關係,表現形式很多,如明代揚州鹽商,商籍有山西而無安徽,正是山西商人與政府有著特殊關係,政府優待山西商人而歧視徽商之明證。入清後,藉著前期對後金叛亂政權輸送物資,甚至傳遞文書情報的關係,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的優勢更加強大,徽商為了爭取上風,不得不採取交際方式籠絡政府官員。(參見******《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內在超越之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山西商人也與清政府達到了如膠似漆的地步。以山西票號來說,他們先從經濟上幫助窮儒寒士入都應試和走馬上任。儒士一旦考中,票號便利用其關係代為運動,放任外官。這些靠票號從經濟上幫助走上官場的儒士,以後便成為與票號有著特殊關係的官員。

    山西票號還為一些人代辦代墊捐納官職。咸豐時,清政府為籌集軍餉,大開捐納鬻官之門,規定文官可至道台,武官可至游擊、京堂二品、各部郎中,鬻實官和虛銜。山西票號乘機居間攬辦,對捐官者票號予以保守秘密,而票號也得到了官僚的庇護。對於在任的王公大臣,山西票號更是施盡手段交結。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票莊與官僚的私下交結,更多趣聞。……在京的幾個大的票莊,拉攏王公大臣,在外省的碼頭,不啻為督撫的司庫。」最著名者,如蔚盛長交好******,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交好董福祥,志成信交好粵海關監督某氏,大德通交結趙爾巽和******,三晉源交結岑春煊,日昇昌交結歷任粵海關監督、******、倫貝子、振貝子和趙舒翹等。據說張之洞因母守制三年後,從原籍赴京想謀取更高官位。為了訂通關節,張曾拜訪日昇昌票號,想借銀十萬兩,日昇昌因數目大未能爽快答覆。張又改去協同慶票號,該號經理早已派人打聽到張去日昇昌之用意,對張的要求滿口允承,並聲稱:十萬銀不算什麼,但不可能一下用完,不如立個摺子,用多少,取多少,不必限定數字。張聞言大喜。而經理的打算是,既拉攏住張,又看張究竟能出任什麼官,借銀也可隨機應變。

    後來張放任兩廣總督,張便把兩廣財糧國稅均交協同慶解交,協同慶因此三四年就盈利百萬銀兩。山西票號還為封建官吏窩藏贓款。如安徽蕪湖道童謠圃,在卸任還鄉時,將搜刮來的十萬兩贓銀,交蔚豐厚票號匯回重慶,每年支取一萬兩,十年交完,而不計利息。重瑤圃放棄利息,表面看來有些損失,實際上他是因為從數千里外運回重慶銀十萬兩,不僅運費浩大,而且有風險,贓銀一旦被人發覺或被御史彈劾,不但銀子保不住,本人也會身陷囹圄,甚至遭殺身之禍,但與票號勾結起來,採取匯兌辦法,則可保無虞。

    山西票號利用其與封建官吏的交結,對擴大業務和謀取利潤帶來了好處。如各省解部款項,原來是由各省直接向中央戶部解款。但是手續繁雜,戶部財庫人員常常挑剔、刁難。山西票號卻不同,他們上結尚書、郎中,下交門房、庫兵,手續嫻熟,關係甚廣,交款毫無阻擋。所以各省皆把通過山西票號解款,視為捷徑。山西票號解款,自庫兵以至郎中,皆有分例,每逢年節也必贈款,年關時節,自舊曆12月20日起至30日止,每日二三輛轎車,專門送禮,自管事至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票號交結王公大人也有講究,多請王公大人到名為「相公」的地方會面,這裡酒席講究,招待慇勤,屋內佈置精緻、雅靜。他們絕對不到妓館等下流交際場,因為這些地方高位者不敢涉足。由上可見,山西商人極盡其交結封建官吏之能事,與封建官吏建立了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關係。

    由此,晉商成為商人中最保守落後的一群代表,他們的全部商業行為也基本是靠著官商勾結、搞壟斷和特權交易,所取得的利益也不是用於投資或再生產,而是運回老家修宅買地。

    第二個前提是:

    這個情況與明朝政策的改變,而導致在明朝中後期出現一個能夠與晉商比較,甚至是逐漸打壓晉商的又一個地方性商人集團組織——徽商。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稱「徽幫」,指徽州(府)籍商人的總稱,而不是安徽商人。

    徽商來自徽州,包括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即古代的新安郡。六縣之中,歙和休寧的商人特別著名。徽商在宋代開始活躍,全盛期則在明代後期到清代初期。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商幫,徽商皆處於貧困山區,種地無以生存。明代《安徽地誌》所說的「徽人多商買,其勢然也。」《徽州府志》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一歲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顧炎武說:徽州「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潮商與徽商、晉商,是中國歷史「三大商幫」。

    唐代,祁門茶市十分興盛。南唐,休寧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紙已遠銷四川。南宋開始出現擁有巨資的徽商,祁門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經商致富,分別被人們稱為「十萬大公」、「十萬二公」,合稱「程十萬」。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佔徽州府(歙縣)的一半,人稱「祝半州」。一些資本雄厚的大商人還在徽州境內發行「會子」。

    元末,歙縣商人江嘉在徽州發放高利貸,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資本,較之宋代大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餉,歙人江元一次助餉銀10萬兩。成化年間,由於開中折色制度的出現,徽商相繼打入鹽業領域,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陝西商人集團受到嚴重打擊,於是徽商以經營鹽業為中心,雄飛於中國商界。

    明代中葉以後至清乾隆末年的300餘年,是徽商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營業人數、活動範圍、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當時,經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業」,成人男子中,經商佔70%,極盛時還要超過。徽商的活動範圍遍及城鄉,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

    而這個還不是晉商迅速成為滿清皇商的主要一點,而是在徽商崛起之後,對於朝堂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張居正等明朝著名首輔,據說與徽商有著很密切的關係,從而導致政策上對晉商的嚴重打壓。

    這種說法更多是一種猜想,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在張居正之後,擔任明朝首輔時間算是最長的申時行,毫無疑問與南方的商人團體,比如說揚州鹽商或者是徽商,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晉商在政策上落入到不利的地位,從而失去了一些對於他們而言必要的保護。

    而在明末的明朝對後金戰爭當中,據說當其時的袁崇煥殺死毛文龍,據說也有商幫之間的對抗影子存在。

    ……

    晉商的特點還有以下三個: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傳統觀念,束縛了晉商的發展。晉商資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屢見不鮮。入清後,晉商購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謠稱:「山西人大褥套,發財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此謂「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騎坐。這句民謠反映了晉商外出經商致富後還家蓋房置地養老少的傳統觀念,在這一傳統觀念支配下,其商業資本是不利於向近代資本發展的。

    墨守成規,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舊有的商業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適應潮流,是求得自身發展的途徑。但是,由於晉商中一些有勢力的財東和總經理思想頑固,墨守成規,以致四次失去票號改革機會。

    近代企業的投資見效週期過長。20世紀初,晉商中一些有識之士以高度熱情投資民族資本近代工業,但由於當時保礦運動的影響,其資本主要投入了投資額大、見效週期長、管理要求高、並受運輸條件制約的煤礦業,而不是投資少、周轉快、利潤高的棉紡、麵粉、捲菸等輕紡工業,致使資金大量積壓,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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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嘉師對於大商人甚至是皇商的出現,雖然有著警惕的想法,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那就是假如真的是大力推行商業發展的道路,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無可避免的。

    就以皇商的情況來看,皇商顧名思義就是受到皇家僱傭甚至是讓其代購代辦的一個商人層面。

    這種商人層面的出現,確實是節省了不少功夫,甚至是能夠讓皇室成員減少相應方面的投入,就能夠得到相對客觀的利潤。

    但是這種情況很大一方面卻有著極大的弊端。

    因為這毫無疑問是將皇家的財政收入來源的一部分,捆綁在事實上無法完全放心的人身上。

    若是一個影響力巨大的皇商想要做點什麼,那麼對於皇室而言,毫無疑問會帶來很大的震動。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41
第二一四章 商業發展思路(完)

    商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是必須的,因為商人的流通,大至能夠有效帶動一個國家的物資流通,小到能夠有效的讓一個區域的民生得到不少平衡。/>

    而且對於來自後世的張嘉師而言,儘管他自己對於後世的商業模式更多只不過是一些很皮毛的瞭解,但是無可否認的一點,那就是商人就是富國強兵的一個關鍵。

    ……

    從一個情況可以看到古代商人的能力,事實上對國家的很多方面有著很大的影響。

    那就是絲綢之路的出現。

    絲綢之路嚴格來說就是一條在歷史上有著很大名氣的著名商道的體現。

    因為在歷史上維繫絲綢之路運作的,並不是歷代的國家,而是一批批前赴後繼的商人隊伍。

    「絲綢之路」是指起始於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狹義的絲綢之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講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是連接中國腹地與歐洲諸地的陸上商業貿易通道,形成于于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間,直至16世紀仍保留使用,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幹道。它以西漢時期長安為(東漢時為洛陽),經河西走廊到敦煌。從敦煌起分為南北兩路:南路從敦煌經樓蘭、于闐、莎車,穿越蔥嶺今帕米爾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達條支、大秦;北路從敦煌到交河、龜茲、疏勒,穿越蔥嶺到大宛,往西經安息到達大秦。它的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該路主要以南海為中心,所以又稱南海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至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

    絲綢之路開通以前,中原與歐亞草原之間就存在著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原青銅器、車器、兵器等常常出現在中國北方地區草原民族的墓葬中。戰國時期中原的絲綢、漆器、銅鏡等經由草原民族遠播至新疆、哈薩克斯坦阿爾泰地區以及更遙遠的希臘,歐亞草原流行的動物紋樣由西至東傳入中國北方地區,被包括秦國工匠在內的中國工匠借鑑和創新,形成一種全新的具有濃郁草原風情的神獸紋樣。這種神獸紋樣受到中原國家的的青睞,被用來裝飾馬具、漆器、飾貝腰帶的腰飾牌等,甚至在西漢早期還形成一種貴族時尚流行於西漢王朝。同時,西方的玻璃製品、金銀器等也經由草原地區傳入中國[5]。漢代「絲綢之路」正是在古代的一條「玉石之路」上拓展出來的。

    先秦時期,連接中國東西方交流的通道就已經存在。玉在中國文化中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中國美玉都來自西域。至少在距今1.2萬年前,先民就發現了普通石塊中卓爾不群的玉石,並且通過交換將玉石源源不斷運向東方,延續萬年的玉石之路,正是沙漠絲綢之路的前身。

    史籍對於西域的玉有諸多記載。西晉時期,在汲縣戰國墓中出土了一批古簡,其中整理出一篇《穆天子傳》,記載了近三千年前的周穆王駕八駿馬車西巡遊獵之事。周穆王從中原出發,途經甘肅、內蒙古和新疆,最終抵達崑崙山西麓。當時仍是母系社會的部落首領西王母,不僅款待周穆王,還贈他八車寶石,留下一段佳話。周穆王返途中,又在一些采玉、琢玉的部落處獲取不少玉石,滿載而歸。

    古代先民從崑崙山、和田一帶,由近及遠地向東西兩翼延伸,把和田玉運到遠方。向東經甘肅、寧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經烏茲別克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歐亞各國。此即最早的「玉石之路」。周穆王西巡路線,就是這條古道的東線。這一記述雖然不盡可信,但可以得知紀元前的人們已經開始通過一條連接東西方的通道開始交流了。

    ……

    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成為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並推動了沿線各國的共同發展。在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針的航海運用,全面提升了商船遠航能力。這一時期,中國同世界60多個國家有著直接的「海上絲路」商貿往來,引發了西方世界一窺東方文明的大航海時代的熱潮。

    中國境內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有廣州、泉州、寧波三個主港和其他支線港組成。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廣州長時間處於「一口通商」局面,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惟一的2000多年長盛不衰的大港;宋末至元代時,泉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並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並稱為「世界第一大港」,後因明清海禁而衰落,泉州是唯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海上絲綢之路;在東漢初年,寧波地區已與日本有交往,到了唐朝,成為中國的大港之一,兩宋時,靠北的外貿港先後為遼、金所佔,或受戰事影響,外貿大量轉移到寧波。

    海上絲綢之路的雛形在秦漢時期便已存在,目前已知有關中外海路交流的最早史載來自《漢書?地理志》,當時中國就與南海諸國接觸,而有遺蹟實物出土表明中外交流可能更早於漢代。

    在唐朝中期以前,中國對外主通道是陸上絲綢之路,之後由於戰亂及經濟重心轉移等原因,海上絲綢之路取代陸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主通道,在宋元時期是範圍覆蓋大半個地球的人類歷史活動和東西方文化經濟交流的重要載體。海上通道在隋唐時運送的主要大宗貨物仍是絲綢,所以後世把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宋元時期,瓷器出口漸成為主要貨物,因此又稱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由於輸出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料,因此也稱作「海上香料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是約定俗成的統稱。

    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真正形成並開始發展。西漢時期,南方南粵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這是目前可見的有關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文字記載。

    東漢時期還記載了與羅馬帝國第一次的來往:東漢航船已使用風帆,中國商人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運送絲綢、瓷器經海路由馬六甲經蘇門答臘來到印度,並且採購香料、染料運回中國,印度商人再把絲綢、瓷器經過紅海運往埃及的開羅港或經波斯灣進入兩河流域到達安條克,再由希臘、羅馬商人從埃及的亞歷山大、加沙等港口經地中海海運運往希臘、羅馬兩大帝國的大小城邦。

    這標誌著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從中國廣東番禺、徐聞、廣西合浦等港口啟航西行,與從地中海、波斯灣、印度洋沿海港口出發往東航行的海上航線,就在印度洋上相遇並實現了對接,廣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隨著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

    ……

    而在歷史上的三大商幫之一的潮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所帶動的一個大型商幫的典型。

    潮商是潮汕商人的簡稱,也稱「潮州商人」,指廣東省潮汕地區(潮州、揭陽、汕頭、豐順和汕尾部分等地)的商人,是廣義上的粵商之一。

    潮商是一支具有世界性的商業群落,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質。

    潮州商幫形成於唐朝後期,興盛於宋元明清,一直到現在,他們是「東方猶太人」,四處漂泊,善於經商。潮商是繼晉商、徽商之後,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具影響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幫。

    《清稗類鈔》農商類潮人經商篇載:「潮人善經商,窶空之子,隻身出洋,皮枕氈衾以外無長物。受僱數年,稍稍謀獨立之業,再越數年,幾無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為商業之冒險進行之精神。其贏而入,一遇眼光所達之點,輒悉投其資於其中,萬一失敗,尤足自立;一旦勝利,倍蓰其贏,而商業之揮斥乃益。」《潮州府志》載:「潮民力耕多為上農夫,余逐海洋之利,往來乍浦蘇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則遠達各省,雖盜賊風波不懼也。」

    粵東門戶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礎。大業四年(608年),陳棱、張鎮周經略琉球,就是以潮州為基礎的。唐代潮州已發展成「嶺南大郡」,是粵東最大城市。南宋末年,因逃避戰亂,幾十萬閩南的莆田人移民到現在的潮汕地區。帶來了閩南豐厚的經商文化。在唐朝,莆田已經成為福建重要的商業中心,莆田商幫始於唐,興盛於明清,再興於改革開放之後,莆田豐厚的經商文化和能力促進了潮州經商文化的形成。宋朝潮州對外交往更趨頻繁,《宋史》已有關於潮州「岸海介閩,舶通甌吳及諸蕃國」的記載。而當時潮州筆架山窯是著名的陶瓷窯,其生產的瓷器曾銷往東南亞一些國家,是當時中國陶瓷出口基地之一。到了元時,據饒宗頤《潮州志?交通志》載:「元時三佛齊[今印尼巨港]已有閩粵人足跡。」

    在明代海禁政策條件下,廣東的對外貿易,主要分為官府直接控制的貢舶貿易和私商經營的市舶貿易兩種方式。貢舶貿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貿易的一種制度。它與明前期實行的海禁政策分不開,因禁止私人出海經商貿易,迫使海外各個國家不得不依仗朝貢貿易的唯一渠道。市舶貿易即是私商在廣東港口或出海同外商進行的貿易。私商貿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視為非法貿易。明中葉以後,隨著貢舶貿易的日益衰落,「廣東民多挾大舸入海,與夷市」,「有力則私通蕃船」,並已成為普遍現象。連豪門之家躡足於此者也不乏其人。張燮《餉稅考》曰:「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如人陰開其竇,而人不得收其利權……至嘉靖而弊極矣」。

    從這方面的描述,印證了潮商在海禁時期逐漸衰落,而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轉移發展的歷史記錄:

    後世認為,隨著貿易與被迫移民的關係,始於宋元,至明清大量潮人擁入東南亞各國,亦積極投身於當地的經濟建設與開發。越南的潮人大量地開墾荒地,種植水稻、蔬菜、菠蘿、椰子、龍眼和葡萄等多種作物,並且將種植技術傳授給當地居民,促進當地生產技術的提高。他們還積極地經營機器碾米、紡織、化工、造紙、大米出口,以及進出口貿易等產業。在這些產業中,華人資本佔60~80%,其中潮人資本佔華人資本的四分之一以上。

    海外潮人的的聯翩擁入泰國,已將一股異質商業型文化注入泰國文化系統中來。

    潮劇被介紹到泰國的歷史據說已有300多年。它不僅已融入泰國主流社會,而且融入了其上層社會,並且登堂入室地進入了泰國的遢羅宮廷,受到王室貴族們的青睞。據說泰國的母旺感猜倉皇宮,就建有一座戲台,供王室觀賞潮劇(《潮人在泰國》)在新加坡,演出潮劇的場所更多,如新加坡怡員園戲院、哲園戲院、同樂戲院和永樂戲院。(《潮人在新加坡》)這些地方已成為潮人「鄉坊之音」的場所。顯而易見,有親和力的潮劇因子已滲入東南亞各國戲劇文化之中,並對當地的文化起著補闋作用。

    資料表明,越南華人所辦的華文報紙,就多達40餘家,如潮人鄭武在河內開辦的《中華日報》、《時代報》和《南亞日報》;潮僑張永福和閩僑陳楚楠等在新加坡創辦的《圖南日報》、《南洋總匯日報》和《中興日報》等。這些報刊不僅促進了新加坡報刊業的發展,亦孕育、催生了新加坡的華文文學。如新加坡先後出現的《荒島》、《洪荒》和《新航路》等20多種華文文學報刊,開闢了華文文學的重要園地。而潮人在新加坡直接參與從事的華文文學創作,他們所創作的小說、新詩、散文、文學評論等作品,更是直接推進了華文文學浪潮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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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商人的幾個大型商幫的歷史當中,張嘉師雖然有很大的忌憚,但是卻從這些歷史當中,找到了一條對外開發,或者是創立殖民地的方式,那就是利用商幫的商業發展特性,讓大秦帝國進入到一種比較和平的「武裝傳教」之路。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42
第二一五章 茶葉與瓷器(上)

    張嘉師提升大秦帝國的商人地位,鼓勵商人活動,主要還有一個方面的考慮。

    那就是從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利潤對比來看,中國除了在「鴉片」這個範疇肆虐中國大地之前,中國對外貿易可以說是處於巨大的貿易順差的利好地位之上。

    而這種貿易順差,很大程度是三個方面的範疇所帶來的。

    絲綢,茶葉以及瓷器,就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當中,總體獲益最多的商品。

    大秦帝國本身有著已經有著使用絲綢,茶葉,瓷器的情況。

    但是除了絲綢算是比較普及,而且是眼下貿易的獲利主要產品之外,茶葉以及瓷器的使用,在大秦帝國而言,本身並不普及。

    ……

    茶葉,指茶樹的葉子和芽。別名茶、檟,茗,荈。泛指可用於泡茶的常綠灌木茶樹的葉子,以及用這些葉子泡製的飲料,後來引申為所有用植物花、葉、種子、根泡製的草本茶,如「菊花茶」等;用各種藥材泡製的「涼茶」等,在中國文學中亦稱雷芽。有些國家亦有以水果及香草等其它植物葉而泡出的茶,如「水果茶」。

    茶葉源於中國,茶葉最早是被作為祭品使用的。但從春秋後期就被人們作為菜食,在西漢中期發展為藥用,西漢後期才發展為宮廷高級飲料,普及民間作為普通飲料那是西晉以後的事。發現最早人工種植茶葉的遺蹟在浙江餘姚的田螺山遺址,已有6000多年的歷史。飲茶始於中國。葉革質,長圓形或橢圓形,可以用開水直接泡飲,依據品種和製作方式以及產品外形分成六大類。

    依據季節采制可分為春茶、夏茶、秋茶、冬茶。以各種毛茶或精製茶葉再加工形成再加茶,包括分為花茶、緊壓茶、萃取茶、藥用保健茶、茶食品、含茶飲料等。

    據說在神農時代,即已經發現了茶樹的鮮葉可以解毒。《神農本草經》曾有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解之」.反映的就是古代發現茶治病的起源,這說明中國利用茶葉最少已有四千多年的歷史。

    至唐、宋時代,茶已成為「人家一日不可無」的普遍飲用之品。文學家王心鑑作《詠茶葉》一詩稱:千挑萬選白雲間,銅鍋焙炒柴火煎。泥壺醇香增詩趣,瓷甌碧翠泯憂歡。老聃悟道養雅志,元亮清談祛俗喧。不經涅槃渡心劫,怎保本源一片鮮。

    明代顧炎武的《日知錄》寫道:「秦人取蜀,始知若飲事。」可見,飲茶風習是從四川傳出來的。因為隔著千山萬水,「蜀道」險阻,種茶、飲茶侷限於四川一帶。

    而在其他地區,茶葉的使用方式大概只有食用或者是用來作為祭祀物品。

    在張嘉師穿越到大秦帝國這麼數年的時間當中,茶葉的飲用方式事實上還不算有什麼地方採用,因為新鮮的茶葉即使是曬乾之後,不經過相應製作的話,其茶葉所浸泡出來的茶水……

    他試過一次,就差沒有直接噴出來。

    張嘉師表示,這也許是茶葉飲用文化一直沒有得到成功推廣的主要原因。

    因為即使就算綠茶,其製作都經過相應的工序才能夠算及格的茶葉:

    綠茶的加工,簡單分為殺青、揉捻和乾燥三個步驟,其中關鍵在於殺青。鮮葉通過殺青,酶的活性鈍化,內含的各種化學成分,基本上是在沒有酶影響的條件下,由熱力作用進行物理化學變化,從而形成了綠茶的品質特徵。

    殺青對綠茶品質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通過高溫,破壞鮮葉中酶的特性,制止多酚類物質氧化,以防止葉子紅變;同時蒸發葉內的部分水份,使葉子變軟,為揉捻造形創造條件。隨著水分的蒸發,鮮葉中具有青草氣的低沸點芳香物質揮發消失,從而使茶葉香氣得到改善。

    除特種茶外,該過程均在殺青機中進行。影響殺青質量的因素有殺青溫度、投葉量、殺青機種類、時間、殺青方式等。它們是一個整體,互相牽連制約。

    由於在乾燥過程中受到機械或手工操力的作用不同,成茶形成了長條形、圓珠形、扇平形、針形、螺形等不同的形狀,故又分為長炒青、圓炒青、扁炒青等等。

    長炒青精製後稱眉茶,成品的花色有珍眉、貢熙、雨茶、針眉、秀眉等,各具不同的品質特徵。如珍眉:條索細緊挺直或其形如仕女之秀眉,色澤綠潤起霜,香氣高鮮,滋味濃爽,湯色、葉底綠微黃明亮;貢熙:是長炒青中的圓形茶,精製後稱貢熙。外形顆粒近似珠茶,圓結勻整,不含碎茶,色澤綠勻,香氣純正,滋味尚濃,湯色黃綠,葉底尚嫩勻;雨茶:原系由珠茶中分離出來的長形茶雨茶大部分從眉茶中獲取,外形條索細短、尚緊,色澤綠勻,香氣純正,滋味尚濃,湯色黃綠,葉底尚嫩勻;圓炒青:外形顆粒圓緊,因產地和采制方法不同,又分為平炒青、泉崗輝白和湧溪火青等。

    平炒青:產於浙江嵊縣、新昌、上虞等縣。因歷史上毛茶集中紹興平水鎮精製和集散,成品茶外形細圓緊結似珍珠,故稱「平水珠茶「或稱平綠,毛茶則稱平炒青;扁炒青:因產地和製法不同,主要分為龍井、旗槍、大方三種。

    是用烘籠進行烘乾的。烘青毛茶經再加工精製後大部分,作燻製花茶的茶坯,香氣一般不及炒青高,少數烘青名茶品質特優。以其外形亦可分為條形茶、尖形茶、片形茶、針形茶等。條形烘青,全要主要產茶區都有生產;尖形、片形茶主要產於安徽、浙江等省市。其中特種烘青,主要有馬邊雲霧茶、黃山毛峰、太平猴魁、汀溪蘭香、六安瓜片、敬亭綠雪、天山綠茶、顧渚紫筍、江山綠牡丹、峨眉毛峰、金水翠峰、峽州碧峰、南糯白毫等。如黃山毛峰:產於安徽歙縣黃山。外形細嫩稍捲曲,芽肥壯、勻整,有鋒毫,形似「雀舌「,色澤金黃油潤,俗稱象牙色,香氣清鮮高長,湯色杏黃清澈明亮,滋味醇厚鮮爽回甘,葉底芽葉成朵,厚實鮮豔。

    是用日光進行曬乾的。主要分佈在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有少量生產。曬青綠茶以雲南大葉種的品質最好,稱為「滇青「;其他如川青、黔青、桂青、鄂青等品質各有千秋,但不及滇青。

    以蒸汽殺青是我國古代的殺青方法。唐朝時傳至日本,相沿至今;而我國則自明代起即改為鍋炒殺青。蒸青是利用蒸汽量來破壞鮮葉中酶活性,形成干茶色澤深綠,茶湯淺綠和茶底青綠的「三綠「的品質特徵,但香氣較悶帶青氣,澀味也較重,不及鍋炒殺青綠茶那樣鮮爽。由於對外貿易的需要,我國從80年代中期以來,也生產少量蒸青綠茶。主要品種有恩施玉露,產於湖北恩施;中國煎茶,產於浙江、福建和安徽三省。

    綠茶是歷史最早的茶類。古代人類採集野生茶樹芽葉曬乾收藏,可以看作是廣義上的綠茶加工的開始,距今至少有三千多年。但真正意義上的綠茶加工,是從公元8世紀發明蒸青製法開始,到12世紀又發明炒青製法,綠茶加工技術已比較成熟,一直沿用至今,並不斷完善。

    揉捻是綠茶塑造外形的一道工序。通過利用外力作用,使葉片揉破變輕,卷轉成條,體積縮小,且便於沖泡。同時部分茶汁擠溢附著在葉表面,對提高茶滋味濃度也有重要作用。制綠茶的揉捻工序有冷揉與熱揉之分。所謂冷揉,即殺青葉經過攤涼後揉捻;熱揉則是殺青葉不經攤涼而趁熱進行的揉捻。嫩葉宜冷揉以保持黃綠明亮之湯色於嫩綠的葉底,老葉宜熱揉以利於條索緊結,減少碎末。

    乾燥的目的,蒸發水分,並整理外形,充分發揮茶香。乾燥方法,有烘乾、炒乾和曬乾三種形態。綠茶的乾燥工序,一般先經過烘乾,然後再進行炒乾。因揉捻後的茶葉,含水量仍很高,如果直接炒乾,會在炒乾機的鍋內很快結成團塊,茶汁易粘結鍋壁。故此,茶葉先進行烘乾,使含水量降低至符合鍋炒的要求。

    ……

    在張嘉師的青玉靈書當中,有不少茶葉種類的製作工藝。

    但是對於他而言,想要推廣飲茶文化,可不是僅僅是一個人所能夠引導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說?

    很簡單,因為大秦帝國種植茶樹的地區很少,即使是比較早種植茶樹的關中地區,也不過是寥寥無幾的分佈區域。

    這一點對於張嘉師而言,可以說是推行飲茶文化的最大難關。

    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就是這樣的道理。

    而對於張嘉師而言,茶葉的獲利雖然在比例上比起絲綢以及瓷器較小,而且在某個方面算得上很難在運輸的一種。畢竟茶葉若是保存不好,很容易受潮變質。這對於茶葉的對外貿易,相對於瓷器以及絲綢而言是比較低的。

    當然,絲綢也會受到一些情況的影響,而瓷器易碎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畢竟在大秦帝國,也沒有在這方面有著更好處理方式的前提。

    張嘉師雖然也有一點改善一些問題的手段,但是苦於一來沒有棉花,二來沒有橡膠,他認為自己採取一些避免瓷器易碎的手段,事實上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效果。說不定也就是聊勝於無而已。

    想要讓茶葉做到後世一句評價那樣,張嘉師認為並非是短時間就能夠做到的。

    而這句評價就是:「中國歷史征服世界的商品,只有茶葉而已。」

    ……

    在張嘉師所在的後世,全世界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居民都喜愛品茗。有的地方把飲茶品茗作為一種藝術享受來推廣。各國的飲茶方法各不相同。

    斯里蘭卡:斯里蘭卡的居民酷愛喝濃茶,茶葉又苦又澀,他們卻覺得津津有味。該國紅茶暢銷世界各地,在首都科倫坡有經銷茶葉的大商行,設有試茶部,由專家憑舌試味,再核等級和價格。

    英國:英國各階層人士都喜愛飲料。茶,幾乎可稱為英國的民族飲料。英國人喜愛現煮的濃茶,並放一二塊糖,加少許冷牛奶。

    泰國:泰國人喜愛在茶水裡加冰,一下子就冷卻了,甚至冰凍了,這就是冰茶。在泰國,當地茶客不飲熱茶,要飲熱茶的通常是外來的客人。

    蒙古:蒙古人喜愛吃磚茶。他們把磚茶放在木臼中搗成粉末,加水放在鍋中煮開,然後加上一些,還加牛奶和羊奶。

    新西蘭:新西蘭人把喝茶作為人生最大的享受之一。許多機關、學校、廠礦等還特別訂出飲茶時間。各鄉鎮茶葉店和茶館比比皆是。

    馬里:馬里人喜愛飯後喝茶。他們把茶葉和水放入茶壺裡,然後燉在泥爐上煮開。茶煮沸後加上糖,每人斟一杯。他們的煮茶方法不同一般:每天起床,就以錫罐燒水,投入茶葉;任其煎煮,直到同時煮的醃肉燒熟,再同時吃肉喝茶。

    加拿大:加拿大人泡茶方法較特別,先將陶壺燙熱,放一茶匙茶葉,然後以沸水注於其上,浸七、八分鐘,再將茶葉傾入另一熱壺供飲。通常加入乳酪與糖。

    俄羅斯:俄羅斯人泡茶,每杯常加檸檬一片,也有用果漿代檸檬的。在冬季則有時加入甜酒,預防感冒。

    埃及:埃及的甜茶。埃及人待客,常端上一杯熱茶,裡面放許多白糖,只喝二三杯這種甜茶,嘴裡就會感到粘糊糊的,連飯也不想吃了。

    北非:北非的薄荷茶。北非人喝茶,喜歡在綠茶花裡幾片新鮮薄荷葉和一些冰糖,飲時清涼可口。有客來訪,客人得將主人向他敬的三杯茶喝完,才算有禮貌。

    南美:南美的馬黛茶。南美許多國家,人們用當地的馬黛樹的葉子製成茶,既提神又助化。他們是用吸管從茶杯中慢慢著品味著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42
第二一六章 茶葉與瓷器(中)

    中國的茶葉歷史,是張嘉師認為算是商品中的一個很特殊情況。 />

    茶葉即使是到了現在這個時候,在其他地區的種植基本上不廣泛,遠不如後世的茶葉成為中國種植業的一個比例很大的作物。

    而現在的茶葉,主要還是從蜀郡,黔中郡甚至是古滇國一帶出產的作物。

    張嘉師對於古滇國這個存在很有興趣,但是從眼下的情況而言,即使是從黔中郡西行,翻越事實上跟無人區差不多的烏蒙山脈一帶,進入古滇國,恐怕都得付出非常慘重的代價。

    這也是始皇帝一直沒有對古滇國有什麼想法的主要原因:不是不想而是實在是太過困難。

    張嘉師也不是沒有想過一點,那就是沿著江水,逆流而上,用水運的方式跟古滇國進行相應的聯繫。但是現實是這一點基本上行不通,因為通過江水逆流而上,很有可能付出的代價會比翻越後世川南地區甚至是穿越烏蒙山脈更為慘重的代價。

    張嘉師很無奈這一點,因為即使是在中國歷史上相當著名的商路——茶馬古道,恐怕眼下還沒有形成相應的規模甚至是連最基礎的發展都缺乏。

    ……

    茶馬古道是指存在於中國西南地區,以馬幫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間國際商貿通道,是中國西南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走廊。

    茶馬古道源於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興於唐宋,盛於明清,二戰中後期最為興盛。茶馬古道分陝甘、陝康藏、滇藏大概路,連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錫金、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抵達西亞、西非紅海海岸。

    中國茶馬古道有三條:

    第一條是陝甘茶馬古道,是中國內地茶葉西行並換回馬匹的主道。

    第二條是陝康藏茶馬古道(蹚古道),主要是陝西人開闢的。《明太祖實錄》(卷251)記載:「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足以說明當時茶葉需求量之大,範圍之廣;

    第三條滇藏茶馬古道:

    陝甘茶馬古道是古絲綢之路的主要路線之一。《新唐書?隱逸列傳?陸羽傳》載:「(中唐)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主要的運輸工具是駱駝。而茶、馬,指的是販茶換馬(這裡的茶和馬均是商品)。

    陝康藏茶馬古道—蹚古道,始於唐代,由陝西商人與古代西南邊疆的茶馬互市形成。由於明清時政府對販茶實行政府管制,販茶分區域,其中最繁華的茶馬交易市場在康定,稱為---蹚古道。茶葉來源:一是陝南茶,陝西南部屬漢水流域,是古老的巴蜀茶區。

    《華陽國志》記載,3000餘年前,陝南的巴人就栽植茶樹,飲用茶葉,並向朝廷進貢茶葉,是中國茶葉原生地和茶文化發祥地。二是南方茶,在湖南安化等地收購茶葉,運至涇陽,加工成便於運輸的磚茶。

    川藏茶馬古道是陝康藏茶馬古道的一部分,東起雅州邊茶產地雅安,經打箭爐(今康定),西至西藏拉薩,最後通到不丹、尼泊爾和印度,全長近四千餘公里,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和文化底蘊,是古代西藏和內地聯繫必不可少的橋樑和紐帶。

    滇藏茶馬古道大約形成於公元六世紀後期,它南起雲南茶葉主產區西雙版納易武、普洱市,中間經過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麗江市、香格里拉進入西藏,直達拉薩。有的還從西藏轉口印度、尼泊爾,是古代中國與南亞地區一條重要的貿易通道。普洱是茶馬古道上獨具優勢的貨物產地和中轉集散地,具有著悠久的歷史。

    後世認為茶馬古道的發展歷史大概如下:

    公元前138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在大夏見到了筇竹及木棉布,經詢問得知,西亞有一條商路經身毒(印度)通往雲南和四川。

    張騫被囚十年之後,回到漢朝,向漢武帝稟報了西域諸國的各種情況,並告訴他,漢域版圖中的雲南及四川同印度、波斯有著商貿往來。

    張騫推測的這條蜀身毒道(雲南、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在上後世被一些學者稱作「南方絲綢之路」,而這一條道路很有可能就是茶馬古道的前身。

    據史料記載,中國茶葉最早向海外傳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當時中國商人在與外族的邊境,通過以茶易物的方式,向當其時的東羅馬帝國或者是阿拉伯地區輸出茶葉。

    隋唐時期,隨著邊貿市場的發展壯大,加之絲綢之路的開通,中國茶葉以茶馬交易的方式,經回紇及西域等地向西亞、北亞和阿拉伯等國輸送,中途輾轉西伯利亞,最終抵達俄國及歐洲各國。

    從唐代開始,歷代統治者都積極採取控制茶馬交易的手段。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千年元年,在蒙古的回紇地區驅馬茶市,開創了茶馬交易的先河。

    北宋時代,茶馬交易主要在陝甘地區,易馬的茶葉就地取於川蜀,並在成都、秦州(今甘肅天水)各置榷茶和買馬司。

    元代時,官府廢止了宋代實行的茶馬治邊政策。

    到了明代,又恢復了茶馬政策,而且變本加厲,把這項政策作為統治西北地區各族人民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洪武年間,上等馬一匹最多換茶葉120斤。明萬曆年間,則定上等馬一匹換茶三十篦,中等二十,下等十五。明代文學家湯顯祖在《茶馬》詩中這樣寫道:「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羌馬與黃茶,胡馬求金珠。」足見當時茶馬交易市場的興旺與繁榮。

    至清代,茶馬治邊政策有所鬆弛,私茶商人較多,在茶馬交易中則費茶多而獲馬少。清朝雍正十三年,官營茶馬交易制度終止。

    茶馬交易治邊制度從隋唐始,至清代止,歷經歲月滄桑近千年。在茶馬市場交易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商人在西北、西南邊陲,用自己的雙腳,踏出了一條崎嶇綿延的茶馬古道。

    ……

    從茶馬古道的情況來看,古滇國種植茶葉的規模眼下應該不算太大,但是這一個情況不代表古滇國並沒有茶葉種植。

    相反,茶馬古道很有可能是一個多種類茶葉的集散運輸路線,而在古滇國地區的路段,最明顯就是作為普洱茶的產區。

    當然莊蹻很有可能是擊敗了不少濮族才佔據古滇國的相應範疇領域。

    作為茶葉最早種植的部落,據說在周武王伐商的時期,濮族就向周武王奉獻茶葉用以拜祭。

    很有可能,在秦始皇時期,秦始皇打算攻打古滇國,因為道路崎嶇難行,而古滇國也扼守險要之地已久,最終放棄這樣的行動。

    想到了這一點的張嘉師,無奈的只得放棄跟古滇國進行交流的打算。

    而事實上張嘉師不認為攻下古滇國有什麼實際的好處,而付出的代價,說不定比起始皇帝時期開闢南方三郡更為慘重。

    所以對於大規模生產茶葉這種商品,張嘉師認為,眼下還不是最好的機會。

    最起碼在能夠做到內銷之前,張嘉師不認為大規模種植茶葉,會有什麼利潤可言,而想要做到這一點,明顯不是短時間就能夠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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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茶葉之外,大秦帝國眼下同樣已經有了瓷器的出現。

    凡是用瓷土燒製而成的器物就叫瓷器。但當今對瓷器的具體定義,還沒有取得統一的意見。

    一般人認為,必須具備以下幾條才能稱之為瓷器: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須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嶺土和化妝土,並含有長石、石英石和莫來石成分;含鐵量低。經過高溫燒成之後,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體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體必須經過1200℃~1300℃的高溫焙燒,才具備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燒成溫度也有差異,要以燒結為準。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須是在高溫之下和瓷器一道燒成的玻璃質釉。

    瓷器的發明是漢民族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在英文中「瓷器(china)」與中國(China)同為一詞。

    大約在公元前16世紀的商代中期,中國就出現了早期的瓷器。因為其無論在胎體上,還是在釉層的燒製工藝上都尚顯粗糙,燒製溫度也較低,表現出原始性和過渡性,所以一般稱其為「原始瓷」。

    中國瓷器是從陶器發展演變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於3000多年前。至宋代時,名瓷名窯已遍及大半個中國,是瓷業最為繁榮的時期。當時的汝窯、官窯、哥窯、鈞窯和定窯並稱為宋代五大名窯,當時比較有名的還有柴窯和建窯。被稱為瓷都的江西景德鎮在元代出產的青花瓷已成為瓷器的代表。青花瓷釉質透明如水,胎體質薄輕巧,潔白的瓷體上敷以藍色紋飾,素雅清新,充滿生機。青花瓷一經出現便風靡一時,成為景德鎮的傳統名瓷之冠。與青花瓷共同並稱四大名瓷的還有青花玲瓏瓷、粉彩瓷和顏色釉瓷。另外,還有雕塑瓷、薄胎瓷、五彩胎瓷等,均精美非常,各有特色。

    多姿多彩的瓷器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發明之一,「瓷器「與「中國「在英文中同為一詞,充分說明中國瓷器的精美絕倫完全可以作為中國的代表。高級瓷器擁有遠高於一般瓷器的製作工藝難度,因此在古代皇室中也不乏精美瓷器的收藏。

    在中國,「瓷器」一詞最早見諸於許慎的《說文解字》中。「瓷」這個字在漢以前指「瓦器」,許慎《說文解字》中解釋「瓷」為:「瓦器,從瓦次。」。《隋書》何稠傳》記載的「匠人無取清意,稠以綠瓷為之」。當時的綠瓷應該包括我們今天稱呼為青瓷中的某些釉色玻璃質感很好的製品。

    「磁器」一詞早見於唐代文獻記載內。當時磁、瓷的使用也分別得比較清楚。如《新唐書。地理志》記載:「邢州鉅鹿郡土貢磁器;越州會稽郡土貢瓷器。」。

    當時磁州的一些窯場都會生產到唐代。那麼磁器的最初出現很可能同越器、邢器等名稱涵義一樣,指的是磁州所產陶磁器。當然「磁器」也可能泛指整個河北南部一帶的產品。這種磁器與瓷器在外觀上肯定有區別。因此《新唐書》才以不同稱謂加以記載。《唐書》《地理志》中記載「土貢延埴盎缶」當時磁州屬於河北管轄,似可旁證「磁器」也包括盎缶類產品。在實物資料方面,磁州的臨水曾經發現唐代窯址,墓葬出土過許多唐風陶瓷,其中有青瓷,又有化妝白瓷、醬褐釉瓷。這些都可以納入「磁器」範圍。

    由於磁器產量巨大,不僅行銷範圍擴展止整個中國北方,官民具獲其益,還有許多輸出國外。導致文獻記載中出現以「磁」代「瓷」現象,建構出內涵豐富的「磁器文化」。自宋代後「磁」「瓷」開始出現混用現象。

    元時陶瓷文獻廣泛使用「磁器」的稱謂來指胎體堅固的陶磁製品,而不大再使用「瓷」字。元學者耶律楚材在《佩文韻府》卷96。〈七蜀缽脫。磁缽條》中詠道:「纍纍山果映磁缽,薄薄濁繆半瓦壺」。《元史》記載景德鎮設立「浮梁磁局」亦用「磁」字。(然,近年來,景德鎮部分學者在文章中把《元史》中設立的「浮梁磁局」,恣意改寫史料為「浮梁瓷局」。真可一曬)在彭城出土的一件元末明初的《西江月》詞文枕上,彭城磁州窯仍然保留了「礠窯」之稱謂。宋、金、元、明、清時期,我國各地許多生產陶磁的地名也統統使用了磁器的「磁」字,如山東的「磁村窯」,福建的\'磁灶窯「,寧夏的「磁峰窯「,「磁器」用語風靡世界。

    明代隨著彭城窯場在中國北方陶瓷生產中心的確立,關於磁器的記載漸趨豐富。「磁器」一詞得到各種解釋,有了特定與明確含義。明代學者曹仲明《格古要論》中指出:「古磁器出磁州」。指出明代之前古磁器產地在磁州。產品「佳者與定相類,但無類痕。亦有劃花、繡花,素者價高於定器」。明《彰德府志》記載為:「彭城,在滏源裡。居民善陶缶罌之屬,或繪以五彩。」。指出磁州的陶瓷還有五彩陶瓷品種。

    實際上,自元代起磁州窯陶瓷大規模發展,產品覆蓋面與影響力遍及全國,導致文獻記載及實際生活中大量出現以「磁」代「瓷」現象。日本學者常石英明則提出早在宋代,就出現以「磁」代「瓷」的現象。元政府曾在浮梁設立「浮梁磁局」,就連景德鎮陶瓷器產品也被稱之為「磁器」了。

    清乾隆年間在北京崇文門一帶出現了專門銷售陶瓷產品的「磁器口」街道。後來在重慶、南京都有了「磁器口」街道。連文學作品,如許多文學名著中如〈紅樓夢〉也多用「磁器」而不用「瓷器」。《清宮檔案》的文獻也使用「磁器」稱謂。民國時期,著名文學家魯迅等的作品和日記中,亦常常使用「磁器」一詞。磁器含義擴展範圍之廣,達到令人驚訝的程度。

    在後世,因為需要推行文字規範化工作,正式規定以後通用「瓷器」稱謂,不再提倡使用「磁器」名稱。但在國外形成的結果卻難以更改。如今日本與韓國至今仍使用「磁器」一詞用於表述堅硬、潔白的陶瓷製品,而不使用「瓷」字。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4:42
第二一七章 茶葉與瓷器(下)

    與茶葉的發展相比,陶瓷這種玩意在眼下的大秦帝國的發展程度似乎更加落後。/>

    這一點可以從大秦帝國眼下主要還是使用陶器為主的民生理念有著很大的關係。

    ……

    在大秦帝國當中,並不是沒有人使用瓷器,或者是說瓷器並沒有銷售市場。

    但是毫無疑問,大秦帝國的官方態度對於瓷器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即使是在始皇帝駕崩之後,在驪山皇陵內部的殉葬品,絕大部分都是與陶器有關的物件,尤其是以兵馬俑為最主要的體現。

    一般認為最早的陶器是手制的,並在篝火燒製。燒製時間短但火達到的最高溫度可以很高,約在900℃左右,而且達到的速度很快。黏土與沙、砂礫、打碎的貝殼或打碎的陶器調合後會被用來製造篝火燒製陶瓷器,這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一個開放的坯體質地令水及其他揮發性成分可以輕易離開。黏土中較粗糙的粒子亦會發揮在冷卻時限制陶器坯體內部收縮的作用,此過程以緩慢速度進行,並減低熱應力及破裂的可能。早期以篝火燒製的陶器主要是圓底的,用意是避免尖銳的角令破裂容易發生。最早有目的而建設的窯是穴窯或溝窯,即在地面掘一個洞再在上面鋪滿燃料。在地面的洞提供了最佳隔熱層,令燒製過程可以有更佳的控制。

    中國最早的陶器出現於新石器時代早期。大約在距今15000年左右,首先在中國南方可能已經開始制陶的試驗,到距今9000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發明和探索。1962年於江西萬年縣仙人洞遺址發現的圓底罐,其年代據放射性碳素測試為公元前6875±240年,為夾砂紅陶,外表有繩紋。

    裴李崗文化(公元前5500~前4900年)中的陶器則多為泥質或夾砂紅陶,亦有少量灰陶。在接下來的磁山文化(公元前5400年~前5100年)、大地灣文化(公元前5200年~前4800年)、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可以看出古代中國人的制陶工藝不斷發展,品質提高,種類增多。

    在中國,彩陶出現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半坡彩陶「為仰韶文化的一部分,在1953年首先於陝西西安市半坡村被發現,主要包含水壺及碗等。一開始它們上面純粹為紅色,但陶器上漸漸有獨特的符號,稱為半坡陶符,紋飾有動物紋、幾何紋、編織紋等。此後在臨近各省也發現了類似的陶器。在公元前2500年至2000年的龍山文化中,出現了黑陶,這是中國製陶工藝的一次高峰。

    在商朝,有理論認為是當時印歐語系的遊牧民族帶來陶輪的技術,令陶器量產化。在周朝,以陶輪製作的陶器會以更高溫燒製,令其硬度增加,同時亦會使用綠色的釉料。秦朝的陶俑兵馬俑成為當時最具代表性的陶器,而在此時陶器的描繪主題由動物轉變為人。在漢朝,陶器的描繪主題由為佛教的傳播而出現了佛的形象。到了唐朝,中國出現了白色的陶瓷,而同時亦出現了其他陶像,唐三彩成為當時藝術精華的代表。到了宋朝,因為瓷器技術開始成熟令中國的陶器的輝煌被瓷器完全蓋過。此後中國的陶瓷器重點便落在瓷器上。然而明清的紫砂壺等陶器乃至近代的江蘇宜興、廣東石灣的陶器工藝仍然有非常高的水準。

    從陶器在中國的發展歷史而言,可以說瓷器在這個時期的發展基礎,與陶器的製作工藝密不可分。

    至於瓷器為何發展比較緩慢,在西漢中後期才有一定的規模甚至是出現技術性的個性。這一點與國家的支持力度以及人民需求有著很大的必然性。

    再者,在瓷器出現的時候,瓷器的價格應該是比陶器要高得多,這一點應該是必然的。畢竟在很多方面而言,陶器的製作技術所付出的代價,要遠比起瓷器要低不少。而製作一件精美陶器的花費,整體而言與瓷器相比,還是要節省很多。

    而最為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官方對於瓷器的需求,在春秋戰國甚至是西漢中後期之前,並不太多甚至是基本上不怎麼需要。

    而這一點能夠從「官窯」以及「御瓷窯」的歷史名詞可見一斑。

    ……

    官窯,是南宋宋高宗時期一些窯口專為宮廷燒製的瓷器,供御撿退,在當時俗稱「官窯「。官窯,毛公洞第一(今江蘇揚州一帶)。南宋官窯瓷器沿襲北宋風格,規整對稱,宮廷氣勢,高雅大氣,一絲不苟。因為胎土含鐵量極高,手感沉重,胎土呈深黑褐色,後稱」紫口鐵足「。釉面沉重幽亮,釉厚如堆脂,溫潤如玉。釉面多層反覆細刮,釉光下沉而不刺眼,紋理佈局規則有致,造型莊重大方。

    另外」肉腐留骨「(露胎處象死人骨頭,俗稱」骨董「)也是那時所造。我們今天所稱官窯泛指歷朝官府燒造瓷器,其實,歷史上僅指南宋時期燒造的瓷器,後世再無此稱呼。

    官窯瓷,主要是龐大的官僚君體使用,型制要求相對較低,多限於花鳥蟲魚神話等「禮制」之外的題材,有時皇家會作為「趣味」把玩器採購,但多為官員、富商使用。這一類瓷器,一般由內務府採辦,在景德鎮設有專門的督陶官,長年燒造。

    御窯瓷,是指專供皇家使用的瓷器,在器型、紋飾上均有嚴格的禮儀規定,等級森嚴,均與《車服制》嚴格對應,錯用或擅用均為重罪。

    御窯瓷在嚴格的等級規範下,作為皇家專用的瓷器,其下細分為:

    1、皇家瓷:比如清雍正的「正黃瓷」,就是皇家專用色彩,僅皇帝和太子可以使用。紋樣方面,皇帝所用為五爪金龍,親王則只能用四爪行龍,且稱為蟒(清代僅有「一詔二封」的恭親王奕訢一人享受過賜用正黃和五爪金龍的待遇),凡此種種,得以成系統流傳至今的,首推「同治皇帝大婚瓷」;

    2、王府瓷:型制設彩依例專燒,供包括親王在內的其他皇室成員使用。文物中著名的「樂道堂瓷」即是王府瓷中的典範之作。

    3、一品宮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多作帝王賞賜之用。早期的宮瓷題材多取自官服上的補服元素,比如武一品的麒麟,文一品的仙鶴等。

    值得一提的是:民窯瓷用龍多將爪藏於雲水之中而不現,可以說是一種皇家禮制與民俗的相互妥協。

    《清史稿》記載:皇家御窯燒造,歸養心殿造辦處負責,即由養心殿造辦處提供型、制、紋樣、工藝要求,很多樣品均在京城試燒,這一點在康熙一朝尤多。逢皇家盛典,則會專門指派高級官員(往往是皇室成員)督辦。例如「同治皇帝大婚瓷」就是由時候總理大臣、輔政王的恭親王奕訢專門督造。

    ……

    但是官方的性質的需求,遠不是瓷器發展的最重要基礎,在中國歷史的瓷器發展當中,有一個地方可以說是瓷器崛起的最重要體現地域。

    這個地區就是磁州。

    後世認為,位於磁州地區的峰峰先民們,早在7500年前便開始了燒製陶器,彭城以北20公里的磁山新石器時期的遺址,曾出土過大量的夾砂褐陶和紅陶器,中國社會科學院將其命名為「磁山文化」。從而確定了這個地區作為古老陶器發祥地的歷史地位。

    兩晉南北朝時期,彭城、臨水地處中原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成為京師鄴城臨漳西郊的名勝之地。陶冶技術也趨於成熟,已經燒製出了青瓷和化妝白瓷,完成了由陶向瓷的飛躍。

    在過去的考古調查中曾發現臨水窯窯址,出土百餘件青瓷碗,這些器物有一半以上開始在口部施用白化妝土,上罩以青黃色透明釉,化妝部分顯現出黃白色,這是磁州窯釉陶向化妝白瓷過渡的初級階段。

    1975年又在臨水發現了一處唐代古窯址及化妝白瓷器殘片。說明此時磁州窯化妝白瓷的燒製已經步入成熟時期,窯器也由支燒改為籠(匣砵)缽裝燒。

    到了宋代,磁州窯開始步入興盛時期。磁州窯是宋代北方民間瓷器的典範,無論在造型或裝飾上都著眼於實用、美觀和經濟。在長期的陶與瓷的實踐中,逐漸形成了獨特風格與特徵(即白化妝技法),多用統一的造型、獨特的裝飾技藝構成了磁州窯產品的風格體貌,體現出地方特點、民族風格和時代特色。

    它的產品多是日常生活必須的盤、碗、罐、瓶、盆、盒之類的用具,線條流利、自由奔放,表現出民間藝術所共有的豪放樸實的風格。宋代的磁州窯汲取題材廣泛,形成多樣,寓意豐富。並將陶瓷技藝和美術揉融在一起,將陶瓷器物提到了一個嶄新的藝術境界,開創了陶瓷藝術的新紀元。

    在磁州窯的諸多品種中,尤以白地黑花(鐵鏽花)、刻劃花、窯變黑釉最為著名。它的裝飾技法突破了當時流行的五大名(官)窯(汝、官、鈞、哥、定)的單色釉侷限,運用了數十種豐富多彩的裝飾技法。

    磁州窯的匠師們吸收了傳統的水墨畫和書法藝術的技法,創造了具有水墨畫風的白地黑繪裝飾藝術,開啟了中國瓷器彩繪裝飾的先河,它那一氣呵成的嫻熟畫藝,令許多藝術大師歎為觀止。

    到了元代,彭城地區的磁州窯又掀起了一個制瓷"gao chao",除繼承宋金時期傳統品種外,又擴大了生產規模,大型器物的生產也增多。產品趨向厚重,器型碩大、圓渾,紋飾主要有雲龍、雲風、雲雁和魚藻紋等。

    1973年,在彭城大路溝曾出土有「大元國至元三年……」的石製碾槽,並出土了很多元代典型的魚藻盆殘片。其型制、裝飾風格與北京元大都出土的魚藻盆極為相似。一直以來,在彭城的舊城改造中更是大批量、大規模地發現和出土了數以萬計的元代瓷器、瓷片。

    明代彭城磁州窯仍保持著相當大的產量,並在彭城設置了官窯,在磁州南關設立了存放官家酒罈的倉庫——「官壇廠」,以備順滏陽河舟運入京。彭城作為磁州窯的中心,也隨之而成為北方瓷都。

    清朝初期,彭城磁州窯又進入一個比較繁榮的時期,窯場增多,窯型改大,品種增多,產量增大,日用瓷覆蓋民間市場。《磁州志》記載,「彭城滏源裡居民善陶缸之屬,舟車絡繹,售於他郡」。民間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說。清未由於「洋瓷」的大批調入,致使磁州窯生產下降,品種銳減,傳統的藝術風格漸趨沒落,彭城鎮僅剩缸磁窯130等座,瓷業工人千餘名。

    可以說,磁州窯代表的就是中國民間瓷器製作工藝的崛起歷史。

    而有一種觀念是不無道理的,那就是景德鎮假如說是「官窯」體系的代表,那麼池州真就可以說是民間瓷器的發展史的體現之一。

    ………………………………………………分割線…………………………………………

    張嘉師眼下認為,扶持瓷器的民間力量的發展,並不是太過困難的事情,因為這個時期的瓷器發展,並不是從無到有的創造,而是承接先人技藝,加以革新發展的道路。

    只不過很可惜的是,張嘉師對於自己私人投入大量資金,發展瓷器,實際上是相當的興趣缺缺。

    對於張嘉師而言,瓷器這種玩意的利潤還算不錯,但是很無奈的一點就是,就算是有什麼技術性的突破發展,讓瓷器的質量甩開陶器幾條街,恐怕也不會有太多的市場。

    這一點很明顯也是受到大秦帝國眼下百廢待興的局面所限制的。畢竟以張嘉師的推算,若是想讓瓷器有一定的市場需求,達到盈利性的範疇,恐怕不是一兩年就能夠解決的問題。

    張嘉師可不認為他自己是神仙,能夠讓千瘡百孔的大秦帝國的民生發展,在短短時間內,就有著如同文景之治中後期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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