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幻想] 天下王者 作者：一景之月 (已完成)

關於明代科舉

　　明太祖朱元璋，是元末農民大起義中產生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他很懂得人才對於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意義。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前，他就十分重視爭取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以朱升、宋濂、劉基為首的一批儒生在他的帳下效力，備受尊重。為了迎接即將取得的全國性的勝利，1367年，朱元璋發佈了“設文武二科取士”的命令，要求各級地方官“勸諭敏健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明史》卷七十，《選舉制》二），解開了明代科舉制的序幕。

　　明朝科舉，分鄉試、會試和殿試三級進行。

　　鄉試，是由南、北直隸和各布政使司舉行的地方考試，又稱鄉闈，每三年一次，於子、卯、午、酉年舉行。鄉試的地點，在南、北京府和各布政司駐地。主持鄉試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調一人，此外還有負責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巡綽監門、搜檢懷挾的官員。

　　考試分為三成：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第二場，試論一道，判語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三場考試，分別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進行。考生入場，要經過嚴格的搜查，不許挾帶。入場後，每一名凱勝由一名號軍監視，防止作弊。黃昏時交卷，如果沒有作完，給蠟燭三枝，蠟盡還沒有完卷，就要被扶出考場了。考生交卷後，經過彌封、謄錄、對讀等程式，然後送主考、同考批閱。批閱的時間，名義上是十天，但是，真正用在批閱上的時間不過三四天而已。因為試卷很多，不能遍閱，試管往往“止閱前場，又止閱書義”，如果第一場所寫的三篇《四書》義得到試官的賞識，就可以中式，成為舉人了。

　　 鄉試的錄取名額，是由朝廷決定的。洪武十七年，詔“不拘額數，從實充貢”。洪熙元年規定了名額，各考區從十名到五十名不等。後來逐漸增加，明朝後期，南北直隸增至一百三十餘名，各布政使司的名額也大大增加了。

　　 會試是由禮部主持的全國考試，又稱禮闈，在鄉試的第二年，也就是在醜、辰、未、戌年于京師舉行。參加會試的必須是鄉試中式的舉人。會試也分三場，分別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舉行。考試的內容和程式基本上和鄉試一樣。因為會試是比鄉試更高一級的考試，明統治者對它更加重視。所以，同考官的人數比鄉試增加了一倍。主考、同考一級提調、監試等官，都由級別較高的官員擔任。舉人入場時的搜檢，在明初較寬。朱元璋曾說：“此已歌鹿鳴而來者，奈何以盜賊待之？”所以，搜檢之法時行時不行。到了嘉靖末年，舉人挾帶的情況日益嚴重。1565年，嘉靖“使命添設禦史二員，專司搜檢，其犯者，先荷校（戴枷）於禮部前一月，仍送法司定罪，遂為厲禁”。對此，沈德符頗有感慨。他說：“四十年來，會試雖有嚴有寬，而解衣脫帽，一搜再搜，無複國初待士體矣。”

　　 會試的錄取人數，明初沒有定額。最少的一次，只有三十二人，最多達到過四百七十二人。名額說的增減，“皆臨期奏請定奪”。成化是一年以後，一般取三百名，有因題請及恩詔而另增五十名或一百名的，屬於特殊情況，並非“恒制”。

　　明代初年，禮闈取士，部分南北。洪武三十年，學士劉三吾、紀善、白信蹈任會試主考，錄取了宋琮等五十二人，全部是南方人。放榜之後，北方考生不服，說考官是南方人，如此取士是偏袒同鄉。朱元璋知道後，非常生氣，派侍講張信等十二人複查。又有人說張信使在劉三吾的指使下有意將水準不高的卷子送給皇帝審閱，朱元璋聽了更加生氣，將白信蹈、張信處死，劉三吾年老免死，充軍邊疆。朱元璋親自閱卷，錄取了任伯安等六十億人，全部是北方人。當時人稱之為“南北榜”或“春秋榜”。但是，事過之後，並沒有對被錄取者的籍貫作出什麼規定。知道洪熙元清，仁宗朱高熾才命楊士奇定南北錄取名額，男人占十分之六，北人占十分之四。宣德、正統年間，又分為南、北、中卷，在一百個名額中，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景泰初年，曾一度飛出這個規定，但不久又恢復了。以後雖然比例有一些變化，但“分地而取”的原則卻沒有改變。

　　 殿試，是明代科舉的最高一級考試，因考場在奉天殿或文華殿而得名，凡是會試中式的人都可以參加。殿試是“天子親策于廷”，所以又稱廷試。殿試的時間，按科舉成式的規定是三月初一，從成化八年起，改為三月十五日。

　　 殿試的內容很簡單，僅試時務策一道。試題一般由內閣預擬，並在考試前一天呈請皇帝圈定。殿試以一日為限，日落前必須交卷。完卷後，受卷官以試卷送彌封官，彌封畢送掌卷官，掌卷官立即轉送到東閣，由讀卷官進行評閱。

　　 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皇帝就是主考官，所以評閱試卷的人只能稱為讀卷官。讀卷官從進士出身的高級朝官中選拔。按照明初的規定：“殿試畢，次日讀卷，又次日放榜。”在一天當中，人數不多的幾個讀卷官要評定幾百份試卷。讀卷官的任務，只要是在試卷中挑出三份卷子，以便確定一甲三名的人選，其他分等定名次是無關緊要的。

　　 明代殿試的名次分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

　　 當時士大夫又通稱鄉試第一名為【解元】，會試第一名為【會元】，加上殿試一甲第一名的【狀元】，合稱三元。連中三元，是科舉場中的佳話。

　　 有明一代，連中三元的只有洪武年間的許觀（後複姓黃）和正統年間的商輅二人而已。

　　 放榜後，皇帝賜諸進士宴于禮部，稱“恩榮宴”。接著，這些進士們就分別被授予官職了。

　　殿試之後，還要選拔庶起士。

　　 選拔庶起士，在洪武年間即已開始。但是，那是選出的庶起士還不專屬翰林院管理，到了永樂二年，庶起士就專屬翰林院了，所以稱選庶起士為館選。中選者由一名教習負責培養，教習由職位高資歷深的翰林院或詹事府官員擔任。三年學成，優秀的留翰林院任編修、檢討，其餘出任給事、禦史，叫做散館。庶起士出身的人升官很快。到明英宗以後，朝廷形成“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局面，甚至“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所以“庶起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為儲相”了。通計明朝宰輔一百七十餘人，由翰林出身的占十分之九。所以《明史•選舉志》說，明朝“科舉視前代為盛，翰林之盛，則前代所絕無也。”

朱元璋的對子

　　朱元璋沒讀書，在別人看來他或許是個粗人，但你不得不說，他的詩詞歌賦還是挺有霸氣的，就是一手書法，也能讓人眼前一亮。不得不說他是一個怪才，而在後人看來，他的詩要好過他的字，而對子則好過他的詩詞，趁著這個機會，找了一些趣事的對子，給諸位看看，當然了這不是湊字，因為是書友們的要求！

　　朱元璋一生酷愛對聯，並以此為樂。他登基的那年除夕，即傳下聖旨，要求公卿士庶人家，必須張貼春聯，並微服私訪，親自察看。當他看到金陵（現南京）城到處紅聯張貼時，非常高興。忽然，發現一家沒有貼春聯，心中大為詫異，便進去問原因。當他得知這是一劁豬戶，自己不會寫又請不起人寫，便叫隨從拿出文房四寶，親自為其書了一副春聯：

　　雙手劈開生死路，

　　一刀割斷是非根。

　　寫完，二話沒說，轉身就走了。當他回來又路經此處時，見劁豬戶仍未將他書的春聯貼出來，便進去責問，劁豬戶解釋道：“您走後我們才知道是當今天子親臨，為我們小小百姓親寫春聯，真是感激不盡，現把御筆聖跡懸於正屋，焚香敬祝起來了，這是皇上為我家送來的幸福和吉祥啊！”朱元璋聽後大樂，立賜劁豬戶白銀300兩。

　　微服私訪，體察民情是朱元璋的常事。有一次，他私訪到江南某地一個小鎮上，見街上人流如梭，絡繹不絕，甚是繁華，正在興頭上，信步走進一個蔬菜市場，到了一個賣蓮藕的商販跟前，他拿起一根藕看了看，問了問價錢，然後笑著說道：

　　一彎西子臂

　　意思是把蓮藕比作白生生、鮮嫩嫩的西施美女的手臂，以此稱讚藕非常之好。賣藕人當然高興，他隨之看看藕節，又瞅瞅藕眼，也笑對道：

　　七竅比干心

　　比干是商朝時殷紂王之叔，官至少師，紂王荒淫無度，國勢衰微，比干以死力諫，勸紂王遠妲己，行仁義，遭到妲己的惱恨，唆使紂王將比干殺死，剖腹驗看，見比干之心乃七竅玲瓏之心。賣藕人意思是，你真有眼力，心眼也像比干一樣正直無私，不說一點虧心話。因此一對，賣藕人被朱元璋封官為“祭酒”。

　　陶安是明朝有名的大學士，也是朱元璋非常器重的大臣之一。

　　有一天，朱元璋來到陶安家，見陶安以書作枕，便戲出半聯道：

　　枕耽典籍，與許多聖賢並頭

　　陶安慌亂中一時無言以對，稍一停神，見朱元璋手握一把摺扇，上繪一幅山河圖，便脫口而出：

　　扇寫江山，有一統乾坤在手。

　　洪武九年，也就是1376年的一個早朝，刑部主事茹太素給朱元璋呈了一份長達17000字的奏章，朱元璋命中書郎王敏讀給他聽。王敏讀到6370字時，尚未聽到具體內容，全是一些繞彎子的空話。朱元璋大為惱怒，命人將茹太素叫來，狠狠打了一頓。到了晚上，朱元璋躺在床上，又叫王敏接著往下讀，讀到奏章的16500字以後，才涉及正題，茹太素建議了五件事，其中四件是可取、可行的。於是，朱元璋拿過奏章，在首頁上批了兩句話，正好是一副對聯：

　　冗文贅句即乏味

　　直言快語斯有為

　　第二天早朝，朱元璋還當著文武百官的面說，茹太素一份五件事的奏章，本可500字說清，可他卻羅囉嗦嗦寫了17000字。朕厭聽繁文，打了他一頓，這似有不妥。至於茹太素敢於直陳胸臆，勇提建議，應予表揚，說明他是忠臣。

　　後來，朱元璋把這件事的經過寫成文告予以公佈，並規定了諫言的格式。經過這番整頓後，百官在寫奏章時便只陳事實，儘量刪掉繁文了。朱元璋批閱奏章就省了很多精力和時間。

　　朱元璋共有26個兒子，16個女兒。他深恨自己年輕時因為貧窮沒有機會上學，因此，對兒孫們的教育特別重視，特意在宮中建造“大本堂”，儲藏珍貴書籍，徵聘四方名儒為太子、諸王輪流講課，挑選才華出眾的青年侍讀，並時常賜宴賦詩，談古論今，討論文章，出句聯對。為瞭解子孫們的才學，他常到大本堂抽查、面試，並和兒孫們對聯取樂。

　　一次，朱元璋來到大本堂，要試試皇太孫朱允炆的才思和學問，令其賦詩一首。朱允炆很快就賦了一首，最後兩句是：

　　雖然隱落江湖裡，

　　也有青光照九州。

　　朱元璋看了這首詩，覺得缺乏氣度，很不滿意。

　　他叫上四子朱棣和皇太孫朱允炆一起去看賽馬。見飛馬如離弦之箭，馬尾在奔跑時被風吹起，四散飛舞，非常壯美好看，一時聯興大發，口占上聯：

　　風吹馬尾千條線

　　這句上聯，一來描寫所見所聞之實景，二來想再次試探和啟發皇太孫。朱允炆當時年紀尚小，雖聰明好學，可還不理解天子爺爺，便信口答對。

　　雨打羊毛一片氈

　　對句雖工整，但軟弱無力，毫無氣度，也缺乏意境，缺乏美感，完全是小頑童遊戲之言。朱元璋聽後緊鎖雙眉，臉色陰沉。朱棣看出了父皇的心思，忙對朱允炆附耳低言一番，朱允炆才看著皇爺身上的龍袍重新對了下聯：

　　日照龍鱗萬點金

　　聞聽此句，朱元璋立即轉怒為喜，連聲說：“對得好，對得好！”從此，也對四子朱棣更加心中有數了。離開賽馬場時，朱元璋還再三囑咐朱允炆，無論是作詩對對寫文章，都要有氣度。如果將來朕把江山託付於你，這樣軟弱無力，豈能保證皇權？

　　朱元璋的原配馬氏，是大明第一位皇后，歷史上被稱為孝慈高皇后。馬皇后長相平常，小時候也沒上過學，後隨朱元璋東征西戰。但此人賢慧不說，還十分好學。一有空閒，就求教認字。做了皇后之後，繼續要求女官每天教她讀書，記下了許多歷史上有名婦女的故事。經過自己的不懈努力，馬皇后不僅能讀書，而且能寫文章、賦詩、作對聯，還能幫朱元璋整理公文。這裡，記下她與朱元璋幾個吟對的逸事。

　　一天晚上，朱元璋退朝回到內宮，拿著一把描著白龍的黑色摺扇，來回踱著方步，思考當朝時還沒有處理的一些事情。馬皇后看朱元璋這樣操勞國是，不辭勞苦，頓時心生疼愛。為了照顧好朱元璋的身體，使他儘快從思考朝事的倦意中解脫出來，便以朱元璋所持的那把黑摺扇為題，吟了一比上聯：

　　扇描玉龍，呼風不能喚雨

　　朱元璋一聽這比精妙的聯句，頓時倦意全消，扭轉頭望著這位愛妻，坦然一笑，高興之餘，他品味著馬皇后的出句。當他看見馬皇后穿著一雙繡有金風的綠色緞面鞋時，當即吟對下聯：

　　鞋繡金鳳，著地那堪登天

　　一副奇聯妙對就這樣完成了，夫妻二人爽朗地大笑起來。

　　民間關於朱元璋詩詞對聯還很多，日後有機會，繼續整理後，風險給大家！

鹽徒曾起白駒場

　　廟鐘山黯夕陽，

　　一龕猶自祀張王，

　　吳中花草憐焦土，

　　海上風雲憶故鄉；

　　霸略已銷黃蔡葉，

　　鹽徒曾起白駒場，

　　行人掬取春泉奠，

　　疑帶當年禦酒香。

　　這就是張士誠一生的寫照，對於這個人，小景還是很有好感的。恰好這幾日小景趁著假期去了一趟蘇州，並專程去拜祭這位元末一代梟雄，但走到張王殿前，但見殿中供張王二像。前一尊龍目海口，身著龍衣，腰系玉帶，手執紙扇，雄姿英發，氣宇軒昂，坐像後一尊在磚臺上，容貌與前一尊相同，為“坐像”。像後磚台更高處有三尊女像，為張王的三個妃子——劉妃、郭妃、梁妃。整座廟宇很大，但我所見的景象，著實讓我大吃一驚，前些時日，雖不是五一長假，但蘇州遊人雖少，但張王廟前卻是遊人不少，極為熱鬧，不少人遊客正在向張士誠的像鞠躬，頓時讓我大吃一驚，心道：“這個傢伙，不是反賊麼，怎麼這麼多人來瞻仰！”

　　就在我驚訝之際，一個遊客恰好在身旁，不免心中好奇，就上前詢問了一番，這才知曉，他們乃是江蘇的大學生，學的是歷史系，這些時日恰好在讀書時看到了這段歷史，對這位昔日的梟雄好生敬仰，特意趕來瞻仰。說完便不再理會我，巴拉著手中的相機頻頻按快門，一時廟宇內電光閃閃。

　　趁著這些遊子拍照之際，我在廟宇內好生觀望了一番，但見廟宇的後面有一塊石碑，那石碑高約4~5m高，寬約2米，我見這麼大的一塊石碑，心中好奇，不免上前望瞭望，卻見上面用正楷的大字刻著這位昔日梟雄的生平事蹟。這裡有幸就附注出來，讓各位書友們一目究竟，也好生看看這位昔日一代梟雄的風範。

　　張士誠，小字九四，乃泰州人。他自年輕時代起，就做當地鹽場的幫閒記帳一類雜差，很能損公肥私，憑關係讓三個弟弟幹上操舟運鹽的營生，順便走私販鹽。這性質與現在派出所所長讓親戚開歌舞廳按腳房一樣，不算什麼大惡，卻無職業“道德”可言。當然，鹽鐵在封建社會一直是國家嚴管專賣產品。由此，利潤頗豐。手中有了錢，張士誠自然輕財好施，很似《水滸傳》中的“及時雨”宋江，頗得當地老百姓歡心。從人品上講，張士誠為人是元末群雄中數一數二的“好人”，不奸險，能容人，禮待讀書人，但亂世大偽，既然他沒有殺妻滅子的“氣魄”，根本就熬不到“最後勝利”的那一天。

　　由於張氏兄弟向壽州附近諸富人家賣鹽期間多受淩侮，不少大戶還欠錢不給，加上鹽場一個保安（弓手）丘義沒事就辱駡張士誠，惹得張氏兄弟殺心頓起。恰值當時天下已亂，於是他們便於元順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夏天，忽然起事。加上張士誠和他三個弟弟，以及一個名叫李伯升的好漢，當時一夥人一共才十八位，起事時，他們並無遠大理想，只是殺人洩憤而已。就這十來號人，先沖進鹽場保安室把弓手丘義亂刀剁死，然後遍滅周圍諸富家，放火燒掉不少大宅院。由於當時鹽場工廠生活極其艱辛，苦大仇深，見有人帶頭挑事，紛紛報名加入，共推張士誠為主，百多人聚集一起，一下子就“攻克”了泰州。接著，他又破興化，佔領重鎮高郵。勝利如此容易，張士誠便自稱“誠王”，國號“大周”，開始過稱王稱帝的癮。

　　轉年，張士誠樹大招風，大元朝的丞相脫脫親自率百萬大軍來攻，把高郵團團圍住，當時的張士誠，叫天不靈，呼地不應，悔得腸子都青，連扇自己嘴巴怪自己招搖惹事。最慘的是，他想投降都不行，脫脫鐵定了心攻下高郵後要盡屠當地兵民，以在江南樹威示警。人算不如天算，脫脫遭朝中奸臣算計，元順帝一紙詔書把他就地解職押往吐蕃，半路毒酒賜死。至於那“百萬大軍”，一時星散，群龍無首，張士誠終能逃出生天，率一股人馬逃出高郵當流寇去也。

　　在天下大亂的“革命”形勢下，張士誠很快東山再起，並迅速佔領了江南最富庶的常熟、平江兩個重鎮。平江即蘇州，糧倉，衣倉，錢倉，真正的大富之地。而後，張士誠勢力發展極為迅速，湖州、杭州、諸全（諸暨），紹興、宜興、常州、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泗州以及朱皇帝的老家濠州，全部被其所佔領。劉福通如此勇武之人，也被張士誠手下大將呂珍包圍于安豐（壽縣），出戰時被殺。如果朱元璋不來救，連小明王韓林兒也會被張士誠軍隊活捉。

　　有一點要弄清，張士誠打韓福通，不是所謂的“起義軍”內訌，這兩個人根本不是一個派系。

　　江南群雄，分為兩大派系，即劉福通和徐壽輝的紅軍系，以及張士誠、方國珍的非紅軍系。紅軍系又分東西兩派，東派名義上以“小明王”韓林兒為其主，實由劉福通掌握，郭子興、朱元璋這一支其實就是東派紅軍系，在淮水流域四處闖蕩。西派紅軍包括徐壽輝、陳友諒以及日後割據四川的明玉珍，他們的活動地點主要是漢水流域。“紅軍”之間，平時互相爭得你死我活，所以，張士誠打劉福通（又是從開封被趕跑出來的敗寇），可稱是天經地義之事。而且，張士誠和元朝的關係也很好玩，起事當年他就受朝廷“招安”，還弄了個官做。但當元廷要他出兵去打濠州等地紅巾軍時，老張怕吃虧，推託不去，而是徑直占了高郵當起自封的王爺來。脫脫丞相大軍百萬來攻，張士誠差點就被抓住碎刀淩遲。時來運轉後，他改平江為隆平郡，開弘文館，招賢納士，提前幹起“賢德”帝王的營生。後來受苗軍楊完者部的打擊和朱元璋的擠兌，老張又接受元朝江浙行省右丞相達識帖木兒的“勸告”，再次投降元朝，當起大元的“太尉”來。扯虎皮做大旗，老張在幾年間據地兩千餘裡，北逾江淮，西至濠泗，東達至海，南連江浙，儼然江南一國。再往後，張士誠要當真王爺，元朝不答應，老張就自立為“吳王”，和元朝基本鬧翻，連糧食也不往大都運送了。

　　朱元璋、張士誠二人的衝突，源於至元十六年。本來降附朱元璋的“黃包頭目陳保二忽然倒戈，逮捕朱元璋派來的將領，向張士誠投降。當時老朱正忙於西線作戰，起先還不敢與張士誠鬧翻，派人送信一封，以“隗囂稱雄”的字眼奉承張士誠，希望兩家“毋生邊釁”。張士誠左右不少文人，他自己也讀書，深恨朱元璋信中以“隗囂”比擬自己，如此，朱元璋就是“漢光武”劉秀了。就因這幾句話，張士誠把老朱的來使扣壓，不肯講和。

　　於是，朱元璋派大將徐達進攻常州，張士誠派弟弟張九六來援。徐達設伏，活捉了張九六，“（張）士誠陷郡縣，（張）九六力為多，既被擒，（張）士誠氣沮。”不久，華雲龍等將又在舊館大敗張士誠另外一個弟弟張士信。連敗之下，張士誠與朱元璋書信，表示願意送黃金五百兩，白銀三百斤以及糧食二十萬石，雙方講和。老朱得理不饒人，覆信歷數其罪，要對方放人讓他。結果，和議不了了之。

　　圍了數日，朱元璋軍隊終於又奪回常州。徐達善戰，又順利攻克常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老張二次受元朝“招安”。

　　冤家易結不易解。1358年春，朱元璋派大將廖永安、俞通海、桑世榮等人大張旗鼓去“討伐”張士誠，並派出鄧愈、李文忠、胡大海等人從徽州顯嶺關攻取了張士誠的建德路。張士誠大惱，複遣兵反攻常州、常熟，均失敗而歸。

　　東邊損失西邊補，這年秋天，張士誠以計殺掉元朝的苗軍元帥楊完者。楊完者一部苗軍乃元政府為了平息江南叛亂從湖廣召來的少數民族部隊。這部苗軍燒殺搶掠，備極慘毒。在所有江南一帶打仗的軍隊中，“天完”政權紀律最好，其下依次是劉福通紅巾軍、張士誠軍、朱元璋軍、元朝政府軍、陳友諒軍，最差的就是楊完者的“苗軍”。所以元朝江南行省的達識帖木兒才與張士誠暗中約定聯手做掉這個驕橫濫殺的“苗帥”。

　　張士誠殺楊完者，不僅是為民除害，為元除害，也是為朱元璋除害。殺掉楊完者，張士誠很快佔據杭州和嘉興兩處要地，益無所憚，再不把元朝的官員達識帖木兒放在眼裡。

　　張士誠正在興頭上，派兵攻常州，被湯和擊敗，順便又丟了宜興。朱元璋手下水帥大將廖永安乘勝入太湖，深入追擊，反而被張士誠大將呂珍候個正著，生俘了廖永安。朱元璋想以俘獲的三千張士誠兵將換廖永安一個人，張士誠不答應，他提出要以廖永安換自己弟弟張九六（張士德），朱元璋又不答應。害怕張九六乘間逃出為其兄平添羽翼，老朱先下手宰了張九六。

　　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胡大海、李文忠又攻下老張的重鎮諸暨州。張士誠遣將攻江陰，被守將吳良打得大敗而去。“（朱元璋）得江陰則（張）士誠舟師不敢溯大江，上金（州）、焦（州）。自是侵軼路絕。”

　　數敗之下，張士誠不甘心，1359年秋天，他仍舊派人攻常州，又敗；1360年派兵侵諸全，殺守將；又派大將呂珍入長興，也敗。1361年，朱元璋遣胡大海進攻紹興，不克而還。同年冬天，張士誠大將李伯升率精兵十余萬進攻長興，水陸並進，先勝後敗，最終遭朱元璋守將耿炳文和常遇春內外夾擊，狼狽而去。

　　否極也有小泰來，元至正二十二年，守金華的朱元璋大將胡大海被屬將蔣英、劉震殺掉。蔣劉二人本是苗帥楊完者部下，張士誠殺楊完者，二人向朱元璋投降。胡大海喜二人驍勇，置於麾下，待之不疑。二人日久思變，約定幾個苗將，準備起事。他們邀胡大海到金華八詠樓觀射弩。老胡很高興，如約而來，想視察將士操弩演兵。還未下馬，蔣英袖中突出鐵錘，把胡大海腦袋擊碎，然後，又殺胡大海兒子胡關住及金華數位文武官員。起事後，幾個人心中也害怕，忙派人向張士誠投降，大掠金華而去。

　　……

　　趁亂，張士誠派其弟張大信和大將呂珍率十萬兵馬包圍諸全。結果，守將謝再興與朱元璋外甥朱文忠設計使呂珍分兵，又以炮銃等火器相攻，以少勝多，打得張士信倉皇逃走。

　　1363年，氣急敗壞的張士誠派大將呂珍集十萬大兵進圍安豐，殺掉了紅巾軍“革命領袖”劉福通。老劉辛苦數年，為老朱除殘去穢。張士誠殺劉福通，其實也是為朱皇帝做事前的“驅除”工作。由於名義上的“共主”韓林兒從安豐跑到滁州被呂珍追打，老朱不得不救，親率徐達、常遇春移大軍而來，終於擊走呂珍。當是時也，險過剃頭，如果西面的陳友諒傾國順流直下建康，老朱玩完矣。

　　朱元璋正擦冷汗，忽然傳來一個大壞消息：諸全守將謝再興（朱元璋親侄朱文正的岳父）叛降于張士誠。

　　謝再興之叛，緣自老朱待人太苛：老謝為了賺錢，暗中不時派軍士私攜銀兩往張士誠所佔據的杭州買東西，帶回來低買高賣。朱元璋怒，嚴責謝再興，並下令召他回金陵，以他將替代其職務。此外，謝再興二女兒在建康，老朱不打招呼，擅自將她許配給大將徐達，有如分配軍需品，也惹得老謝惱怒。謝再興深知老朱殺人不眨眼，惶懼之下，殺掉知州欒鳳，率諸全守軍赴紹興向張士誠投降，不久便率更改服色的“吳”軍攻擊東陽。幸虧李文忠聞亂後從嚴州急馳趕到，諸全方面才沒出大漏子。

　　這時，老朱正在前線指揮軍隊與陳友諒幹仗，無暇東顧。元至正二十四年，秋，張士誠逼元朝江浙行省長官達識帖木兒自殺（前一年九月他已經自稱“吳王”），基本上獨立，不過年號仍用元朝的“至正”。

　　江浙富庶地，竟成溫柔鄉。蘇杭的張士誠部伍很快就從上至下腐化得一塌糊塗。方圓兩千餘裡，甲士數十萬，又據天下富庶勝地，老張不得不感覺良好。特別是其弟張九六（士德）在時，已經延致了不少著名文士，諸如高啟、楊基、陳基、張羽、楊維楨等人，終夕飲樂於幕府之中，唱和往來。張士誠和張士信也一樣，喜歡招延賓客，又向這些文人墨客們大贈輿馬、居室、文房精品，遠近潦倒的文人雅士，一時爭相趨之。

　　張士誠為人，“外遲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實無遠圖”，其實是個見好就收的厚道人。“（張士誠）既據有吳中，吳（地）承平久，戶口殷盛，漸驕縱，怠於政事。”其弟張士信和其女婿潘元紹特別喜歡聚斂，“金玉珍寶及古法書名畫，無不充溢。日夜歌舞自娛”。

　　窮人乍富，也不是多麼反常。可怕的是，張士誠手下軍將也腐化至極，“每有攻戰，輒稱疾，邀官爵田宅然後起。（將帥）甫至軍，所載婢妾樂器踵相接不絕，或大會游談之士，樗蒲蹴鞠，皆不以軍務為意。及至喪師失地還，（張）士誠概置不問，已而複用為將。上下嬉娛，以至於亡。”

　　相比之下，老朱兢兢業業，朝夕不寐，逮誰殺誰，從嚴治軍，連他自己都說：“我無一事不經心，尚被人欺。張九四（士誠）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

　　從前陳友諒要張士誠一起夾擊朱元璋，老張不出手。現在，老陳已敗亡，張士誠反倒來了精神。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春，他派大將李伯升與朱元璋叛將謝再興一起，率馬步舟師二十余萬，跨逾浦江，包圍諸全之新城，造廬室，建倉庫，預置州縣官屬，大作持久必拔之計。結果，朱元璋外甥李文忠與大將朱亮祖等人以少勝多，把東吳軍殺得丟盔卸甲，李伯升等人僅以身免。

　　朱元璋指揮若定，麾兵又克泰州，數月後又擊下張士誠的發家之地高郵。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徐達與常遇春會師攻淮安，克興化，“淮地皆平”。五月份，又攻下于老朱來講最有象徵意義的“龍興之地”濠州老家。

　　老朱親自至濠州，“省陵墓，宴父老”。宴父老是真，省陵墓嗎，純屬瞎掰。他一家皆葬亂墳崗，席爛土淺，“龍鳳”之屍早已被野狗吞食，哪裡還找得到。

　　大好形式下，朱元璋集團內部仍不少人高估張士誠勢力，文臣之首的李善長就表示：“（張士誠）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多多積蓄，恐難猝拔。”

　　武將徐達深諳主子意圖，進言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惟擁兵將為富貴之娛耳。居中用事者，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朱元璋大喜，立命徐達出師。

　　1366年9月，朱元璋以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二十萬精兵，集中主力消滅張士誠。老朱多計，命二將不要先攻蘇州，反而直擊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疲，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有如此偉大戰略家，不勝也難。

　　二將依計，徐達等率諸將發龍江，別遣李文忠趨杭州，華雲龍赴嘉興，以牽制張士誠兵力。諸將苦戰。在湖州周圍，東吳兵大敗，大將呂珍及外號“五太子”的張士誠養子等驍勇大將皆兵敗投降，其屬下六萬精兵皆降。湖州城中的張士誠“司空”李伯升本想自殺“殉國”，為左右抱持不死，不得已也投降。

　　到了年底，在朱亮祖大軍逼迫下，杭州守將謝五（叛將謝再興之弟）也被迫開城門投降。如此，東吳左右膀臂皆失，平江（蘇州）成為孤城，面臨南西北三面被圍之勢。

　　平江城堅，一直打了十個月，才最終攻克。

　　在派軍出發打張士誠的同時，朱元璋派大將廖永忠“迎接”小明王，行于瓜州時，廖永忠入艙把韓林兒一刀砍死。然後把船鑿沉，施施然回來覆命。從此以後，朱元璋再也用不著打“龍鳳”年號。殺韓林兒之事，當時後世不少人皆認定是朱元璋指使，但也有歷史研究者認為此舉實是廖永忠多事，醜表功媚主。朱元璋大可封韓林兒一個王號什麼的軟禁般養起來，用不著幹這麼“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小人事體。當時老朱算厚道，沒有像司馬氏對成濟那樣“嫁禍”於他，但估計他心中很是鄙薄廖永忠的為人。

　　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太祖吳元年，見圍城三月不下，朱元璋也不著急，從建康發來“最高指示”：“將在外，君不禦，古之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

　　徐達接書感奮，更加細心和賣命。

　　朱元璋見張士誠龜縮平江，志在必得，但也怕攻城死人太多。他原本之意就是圍之困之，讓老張最終不支出城投降。同時，老朱不斷派人送書城內，以錢繆、竇融相比擬，勸張自動歸服。張士誠倔強，不報。

　　延至七月，張士誠見城中糧餘漸盡，他又是厚道好人，幹不出殺人為食的惡事，便率綽號“十條龍”的上萬親軍冒險突圍。出城後，望見城左西吳兵隊陣嚴整，心虛不敢犯，便轉至舟門，向常遇春營壘殺來。這下可是遇到了煞星，常遇春有勇有謀，百戰良將，揮兵直前，與東吳兵激烈廝殺。同時，他又指揮善舞雙刀的猛將王弼從另路繞出，夾擊東吳兵，把張士誠萬余扈衛精兵皆擠逼于沙盆潭中，殺掉十分之三，溺死十分之七，張士誠本人馬驚墮水，幾乎被淹死。親兵冒死把他救起，以肩輿扛上，複逃回城中。

　　過了十來天，緩過勁來，張士誠咬咬牙，又親自率兵從胥門突出。出於玩命心理，張士誠軍勇銳不可當，打得正面攔擊的常遇春部招架不住。如此天致良機，本來能突圍，站在城頭上的張士誠弟弟張士信不知是壞了哪根神經，大呼：“軍士打累了，可以歇兵”，馬上鳴金收兵。

　　張士誠等人愣怔之余，常遇春複振，掉頭進擊，把東吳兵打得大敗，“自是（張）士誠不敢複出”。

　　形勢危急如此，張士信這個倒楣蛋絲毫不知愁，總是沒事人一樣大城樓子上張盛宴，遍擺銀椅，與親信左右飲美酒，食佳餚。風度是大將的，計策是無腦的。僕從向他進獻一個大水蜜桃，張士信欣賞久之，剛張嘴要吃，忽然城下發巨炮，恰恰打中張士信，這位爺腦袋被擊爛，與桃汁一起四濺飛迸。

　　兵敗弟死，張士誠仍舊很頑強，指揮城中兵民抵抗，殺傷不少西吳兵馬。十月間，徐達展開總攻，百道攻城，東吳軍終於不支，城陷。

　　張士誠在府邸中聞城潰，對其妻劉氏說：“我兵敗且死，你怎麼辦？”

　　劉氏良德婦人，冷靜答道：“君勿憂，妾必不負君。”言畢，她懷抱兩個幼子，在齊雲樓下積柴薪，與張士誠諸妾登樓，自縊前令人縱火焚樓。

　　時值日暮。大英雄張士誠真是日暮途窮，獨自呆坐室中良久，望著齊雲樓的大火若有所思。然後，他投帶上樑，準備上吊自殺。張士誠舊將李伯升受徐達諭指，到處尋找張士誠，剛好發現前主人在半空蹬腿，忙上前解救下來，號哭勸道：“九四英雄，還怕不保一命嗎！”

　　徐達立即押張士誠上船，由水路送往建康。其間，張士誠一直堅臥舟中絕食。

　　被押送建康中書省後，朱元璋派李善長“勸降”，張士誠大罵，兩個人幾乎動手。

　　當夜，趁人不備，張士誠終於上吊自殺。昔日擁強兵占勝利時，張士誠內懷懦弱，坐失良機；當其被俘為虜時，辭無撓屈，絕粒自經，也不失為一大丈夫。就這樣一世梟雄自裁了！這點倒是和西楚霸王很相像。

　　但就這樣的一個蓋世梟雄，平生也做了不好好事，對於吳地人民來說，張士誠為人寬厚多仁，賦稅輕斂，因此吳人對他頗多懷戀。至於明人書中對他的多種指斥，均屬狂狗吠人之辭，多不屬實。張氏屬下貪縱，但並不殘暴，也沒濫殺人，加之吳地殷富，即使東吳官員愛錢，也不是刮地三尺那種貪殘。反觀朱元璋，恨吳人為張士誠所用，他取大地主沈萬三家的租薄為依據，格外加賦，高達每畝實糧七鬥五升，並且以數年時間把吳地的中小地主基本消滅乾淨。明朝人貝清江記載說：“三吳巨姓……數年之中，既貧或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

　　看完了石碑後，我無言以對。我那時想這樣悲壯的一份附曆，怎麼會來瞻望的那麼少呢？

　　抬頭望去，神台之上，張先生依然保持著他那從容的神態，想來他在臨死前也是如此吧。

　　五百多年過去了，這個梟雄似乎從來都沒有離去過，他始終站在這裡，俯瞰著這片他曾用生命和熱血澆灌過的土地，俯瞰著那些他曾拼死保衛的芸芸眾生。

　　想通了這一切，我登時釋然了，不管張士誠是否英雄還是梟雄，但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即使再過五百年，無數浮華散去，張士誠依然會站立在這裡，依然會因他勇敢無畏被世代傳誦。

　　因為他是一個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

　　而真正的英雄是永遠不會被人們忘卻的。

平易近人陶凱

　　最近不少書友問陶凱。

　　這裡小景說明一下：陶凱教授鄉里，他知識淵博，尤工于詩，時于同輩張仲舉、朱昌齡等人，以詩文相往來，以詩畫相交友。明李贄說他“姿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為文千言立就”。這個評價是很高的，的確陶凱也成為當時文壇之首，名聲越來越大。他的一生，只求學名，不求官名，亦非常難得的。當時，凱撰寫的《政績錄》、《四庫全書存目》，嘗主杭州施氏家塾，明太祖聞名造訪，求籌進取策，曰“群雄所據地，未可與爭，元雖有地，政衰民怨，是空地耳，取之易也”，太祖奇之，謂凱曰：“會有重遇日。”時後，洪武元年，明太祖遣官奉書，送陶凱之故里，勸他進京當官，他不願入仕，即離家遠走，遊學湖海，期限已到，仍不回來。激起明太祖大怒，再發諭旨，“陶凱不應詔，可取族人首級回”，得知諭旨下達的消息，陶氏族人，人人大懼，派人四處尋找，終於找到了陶凱，陶凱經三思熟慮。他說，不遵諭旨，陶氏百姓必遭殃禍害，造成生靈塗炭，闖下天大的罪。為使全族免於滿門抄斬。他不得不下決心，應詔進京。

　　陶凱進京後，即令他修《元史》，成書後，授以翰林應奉，纂編《大明集禮》，後做了大本堂老師，教授王子楚王。洪武三年，凱當了禮部尚書後，先在乾清宮左邊建奉先殿，制定軍禮及品官墳瑩之制，《明史》修編，又制鄉飲酒禮，採用周官《儀禮》及唐、宋之制，參定其儀。凱獨任，定科舉式，明年會試，凱允主考官，取吳伯宗等百二十人，程文進禦，凱序其首簡，遂為定例。太祖嘗諭凱曰：“事死如生。朕養已不逮，宜盡追遠之道。”洪武六年為湖廣參政，八年，起為國子祭酒，後改晉王府左相，先後與張籌編集《昭鑒錄》，與詹同更撰九奏樂章，又修《洪武正韻》等。“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逐盛傳於世。”從上看出，陶凱對於制定明代樂章禮儀，典章制度，用盡精力，付出心血，作出努力，做出貢獻。命詹同更撰的是凱首唱，諸臣俱和。明太祖稱“一時詔令、封冊、歌頌、碑碣、多出其手”，又稱“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沛然為一代之用。”

　　陶凱非常關心族人和家鄉的生產、生活，他在已修元史時，於洪武三年以禮部尚書十八世孫的名義，為族譜作序，記述長潭村從唐末以來的歷史和村莊的變化。並對長潭村附近，進行考察，作出了《長潭八景記》，即象鼻赤壁、鶚翥翠屏、岩門過月、石室棲雲、山亭陳跡、龍湫奇蹤、長湖坐釣、後嶺觀耕。景景有詩，如《長湖坐釣》，陶凱作有：“不用扁舟過遠方，祗將蓑笠釣湖旁。斜風動處心仍靜，細雨飄時趣亦長。渭水披綸稱呂尚，富春隱跡有嚴光。晚來折取垂絲柳，穿個鮮鱗入醉鄉”詩歌，為《長湖坐釣》增添詩意和景色。

　　陶凱之死，是明代典章制度而造成的，陶凱是一位博學多才，很有遠見，交友甚廣，見聞甚多的人。朱元璋看中他的賢慧高智，淵博學識，問求於他天下太平之策，凱本于天下太平，百姓安康，向朱元璋奉計獻策，朱元璋閱了陶凱的不少書籍，為求天下太平，得益匪淺。後來，朱元璋心裡矛盾重重，覺得陶凱的存在，對自地位不利，沒有陶凱，于國不利。但他對陶凱嫉忌在心，常常做夢，夢見陶凱家鄉住宅有飛龍出現，處處紅光閃閃，加上陶凱自稱“耐久道人”，他越想，越覺得陶凱的存在，對皇帝寶座不利。朱元璋從夢想變成真，又嫉忌變怨恨，埋下殺心，以各種手段要處死陶凱。傳說有一天，朱元璋和文武百官看“吞舟之術”表演，沒有看出訣竅，唯獨陶凱一人看出真相所在。朱元璋暗想，皇帝是“真龍眼”看不出妖術，陶凱能看出，難道“真龍天子”不是我朱元璋，而是陶凱嗎？他的眼力這樣好，勢必家鄉有“名堂”。朱元璋約請陶凱，以商量國事為名，探問他，家鄉有何神秘的東西。陶凱已知，朱元璋心懷惡意，便順口答道：“臣家東有獅子（指當今的小海門獅子山），南有大象（指下洋顧村的象鼻岩），大象鼻子下水潭有塊浮岩，此岩變化多端，忽而浮出水面，忽而深沉水底，常伴溪水漲落，上下升降。浮岩上還刻有宋代進士張俞仲“曾入蒼舒萬鬥舟，至今象准蘸清流；君王玉輅催行駕，安得身閑伴白鷗”的一首詩。陶凱說的浮岩刻詩一事，心裡也很緊張，因陶凱知朱元璋生性多疑，要派人前去驗看，如發現浮岩無字，就要犯欺君大罪，就必斬之。陶凱，連夜差人，趕至家鄉，即請刻石師傅，儘快地刻上詩篇，說來也奇，這塊浮岩，昨天沉在水下，今天露出水面，待字刻好後，浮岩又沉下去了。

　　儘管陶凱想方設法，避去朱元璋的懲罰。但朱元璋始終認為，陶凱存在，心中不安，皇帝寶座不穩，非殺不可，便借陶凱當禮部尚書時，部屬“誤用符驗”將其處死。朱元璋既殺陶凱，又推禦責任。朱元璋之子——楚王朱楨亦痛其師之冤，自投于金水橋下。其實，陶凱在官位，朱元璋贈以“丹書鐵卷”(即免死牌)，然而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免死牌”也成了一紙空文。

　　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召陶凱到南京，與宋濂同修《元史》。書成，授翰林應奉。又編纂《大明集禮》，並為楚王傅。三年，任禮部尚書，制軍禮，定科舉式，致力於規章制度和禮儀制訂，草擬對外關係往來的文書。四年，任會試主考官。五年，奏請仿漢、唐、宋輯《會要》，被朱元璋採納。又採集歷代宗藩事蹟，彙編成書，由朱元璋定名《昭鑒》，頒發給藩王。六年後，歷任湖廣參政、國子監祭酒、晉王府左相。

　　工詩文，常隨侍朱元璋，凡朝廷詔令、封冊、歌頌等多出其手筆，並參與編修《洪武正韻》。著有《陶尚書集》。因自號“耐久道人”，朱元璋視為影射自己殺戮功臣，被羅織罪名處死。楚王因之悲痛萬分，自投金水橋死。

　　陶凱是一位平易近人，顧全大局，熱心教育，堅持正義，敢於承擔責任，在明代歷史上有一定地位，其為國為民影響於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