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後由 hungi888 於 2012-7-17 14:53 編輯
侮辱公署，英文contempt of authority，意為侮辱當權。愛因斯坦對此有名言：如果以侮辱當權（authority）控我，注定我將成為權威（authority）。
侮辱公署罪名，專制統治遺毒。特偵組控告『侮辱公署』，是行政權智障，錯把公僕當衙門。檢察官若據以起訴，那是法律人自我犯賤，錯認官署仍享有凌駕現代刑民法之上的封建地位。
台灣的侮辱公署罪始於民十七年，列於軍政時期的首頒民國政府刑法；日本則有『不敬罪』，始於一八八零年的刑法，是該國刑法現代化的首部法典。台、日兩部法律，以西方刑法為宗，卻皆刻意保留威權帝制元素，以維繫高壓統治。日本刑法為例，其中特列兇徒聚集罪，佐以含糊曖昧的不敬罪，作為鎮壓立憲主義與左派運動的工具。二十世紀初的赤旗事件，就是任意解釋法令以鎮壓人民的著名例子。在當時的刑法治理下，行政權可恣意禁止或破壞人民在公開場合發表政治主張。這套『聚眾』加『不敬』的壓迫手法，在一百零八年後的現代台灣，集中表現在新立的集會遊行法。集遊法應是規範行政單位作業的行政法，以保護遊行者﹑協助疏解交通，卻賦予警察機關許可集會的權力，還加入君權/軍政時代的刑法規定：『集會、遊行時，不得以文書圖書、演說或他法，侮辱、誹謗公署，否則判刑。』此款規定，還不限於室外集會，室內集會的所有言論也受其規範。
法律如此封建，所以台灣官員活像歷史連續劇中走出來的，薙髮結辮滿腦腸肥的滿州大人，行為荒謬：先以國家暴力恐嚇人民發聲，若發出聲了，聽了不爽，則告以侮辱公署罪。
實務上，台灣的法官或檢察官也多自甘沈淪為統治者工具，而曲解了侮辱公署罪這古老刑罰在現代法系的基本定義。英美法，蔑視公署，始於十二世紀。英語稱contempt of authority 或contempt of court,其有大陸法源，來自拉丁contemptus curiae，意思是蔑視司法治理，其古典意義，在於確保作為上帝代理人的君主所指定的法庭治理，不受挑戰；其現代意義，如同蘇格蘭司法最高首長 CLYDE勳爵在1923於 Johnson v Grant案所說，蔑視司法罪懲罰的，不是冒犯法庭尊嚴，而是妨礙司法（程序）。不管是古時定義或現代英美法，都很清楚，言語叫囂侮辱，不足構成 CONTEMPT，遑論批評官署。而在台灣，蔑視罪變身為對公署的毀謗與侮辱，法曹詮釋為言論罪。
台灣搞法，倒是與大陸法系的幾個國家類似。用侮辱官署罪鎮壓言論，不存在大陸法系的母國，而在殖民地。有西班牙與法國法源的中南美國家，蔑視罪常被擴大解釋為對官署的不敬，特別在皮諾特時代的智利，這個著名的軍事獨裁者常用蔑視罪為軍隊的撲殺行為鋪路。繼阿根廷與巴拉圭分別在1993與1996分別廢除侮辱公署罪刑，類似的修惡法活動在其餘十六個國家逐漸開展，銷聲匿跡可期待。同是大陸法系的東方國家，日本則早在1947就廢除了不敬罪。台灣呢？總統府與行政機關仍帶頭惡搞，檢察官唱和。
檢調單位似乎更需謹慎釐清公署、公務員與一般無特殊權力市民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不應錯將權威（authority）、權力（power）、合法性（legitmacy）都囫圇裹在一起，強迫要求人民吞下。
這些存在於戒嚴時期的法規如「侮辱公署」、「國家保安法」等名義沿用至今，甚至變本加厲欲為人集會結社與言論自由治罪，豎立懲戒標竿，再度鞏固執政當權者的「權威」與「合法」。
這也恰好提醒了我們愛因斯坦的一句至理名言：為懲罰我對權威的蔑視，命運使我自己成為一個權威。
一個「好」公民對於公共事務、政策的關心，看起來應是推行憲政民主制度的國家裡所讚許珍惜。不過，這些被控訴以「侮辱公署」加以治罪的案件裡，似在提醒我們：公共政策「可受公評」有其界限。
如果在Google鍵入「狗官」字眼，約可得222萬筆搜尋結果，搜尋「土匪政府」亦可得約4,44萬筆結果。概覽各類案件的差異脈絡下，唯一共同的是：這些市民的主觀意見表達，都傳遞對於當權執政者的施策憤怒與不滿。那麼可進一步探問的是：執政當局的施政品質與公共政策是否應受公評？是否具有絕對的「合法性」主張其強迫人民接受施政的「權力」？甚至動用「權威」懲治異議者？
當一般百姓遭遇的執政團隊與民意代表，一再向大企業主頻獻殷勤、以法令政策闢道表示忠誠，已成一種人民必須習慣的常態，而且對此不得濫罵「狗官」一紓氣憤，就是讓我們共同面對資產階級民主裡所謂「民主」的侷限了──「公署」無法以政服人之時，只好倚法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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