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三國] 重生東漢末年 作者：潛陽 (已完結)

第三百六十三章 民族國家

    漢代私學遍佈中原各地，尤其以潁川最盛。如今最為顯赫有名的，就有穎陰荀氏、長社鐘氏、許昌陳氏三家。

    這三大家族世代以詩書傳家，三大家族中的俊傑：鐘皓、荀淑、陳寔，與韓韶一起，以清高有德行聞名於世，被稱為潁川四長，是東漢一朝同郡的鼎鼎人物。其中許縣陳氏的陳寔，與子陳紀、陳諶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更是黨錮之禍初起時的黨人領袖之一，另外穎陰荀氏，也有荀儉、荀緄、荀靖、荀燾、荀汪、荀爽、荀肅、荀旉，被稱為荀氏八龍。

    在潁川的三大家族之中，穎陰荀氏與劉陶是同鄉，因為當初黃巾之亂時荀彧帶著一部分族人來到陽翟縣，受到了郭斌的庇護，因此沒有受到黃巾軍的過分騷擾，起碼人與細軟財物是保住了。長社鐘氏則因為長社是南路官軍對抗黃巾賊寇的中心，幾萬官軍都被困在城中，反而沒有受到太多的影響。相比起來，許昌陳氏受到的影響卻頗大，所幸長社之戰後官軍士氣如虹，陳氏指揮家丁守衛莊園，倒也堅持了下來。

    待到黃巾之亂基本平定後，潁川郡中人口數量雖有減少，但土地還在，豪門大族們自然也依靠著累年的積蓄和在地方上崇高的聲望，重新過上了原來的生活。這個時候，地方豪門大族對地方重建與維持穩定的重要作用又顯現出來了。

    潁川郡中這麼多詩書傳家的豪門大族，其門中子弟多入仕為官，其中門生故舊遍佈天下，若是能將其力量整合起來，則其強大程度是可以想見的。以郭斌行事的作風，擺了這麼大的陣仗雖是為了進行潁川郡的“精神文明建設”，可若只單單有這麼一個好處，那可就太“浪費”了。

    因此，郭斌想要藉著劉陶的事情為契機，逐漸將潁川的政治力量整合起來。潁川郡中荀氏自不用說了，有了荀彧在此，那自然是跑不了的；長社鐘氏，郭斌卻早已與他們有了極為親密的合作，長社城外的碼頭與莊園的建設，若是沒有鐘氏的支持，想要建起來自然要多費一番力氣。況且，郭斌將長社作為連通陽翟縣的衛星城，使其成為連接徐州、揚州、京師、陽翟的交通樞紐，也成為遍佈倉庫的商貿中心城，鐘氏也是大大地嘗到了甜頭的。因此在潁川郡中，除了穎陰荀氏，鐘氏與伏龍山莊的合作最為密切，其獲利也是極豐。如今的鐘氏，雖經過了黃巾軍的破壞，其發展卻更加迅速，其實力較之黃巾之亂前甚至更有增長。

    而相比起來，許縣陳氏與郭斌的交往自然便不是那麼密切了。想要將潁川郡真正地掌握在手中，郭斌非得將三大豪族盡數折服方可，否則便是一句空話，而在三大豪族之中實力居於首位的許縣陳氏，目前看來自然是重中之重。

    陳寔的官位雖不甚高，可其在士林之中名望極高，德行高致，又會做人，被稱為“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算得是士林之中泰山北鬥一般的人物。也就是說，這個陳寔一旦遇到好事，便將功勞推給別人，一旦做錯了事情，便將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這樣的好人，誰不喜歡呢？而具體到潁川郡中，爭取陳氏一族的支持，便顯得愈發重要了。如今郭斌擺明車馬地抬高劉陶的聲望，與宦官過不去，向當年第一次黨錮之禍中的黨人領袖，年已八十二歲高齡的陳寔示好，自也是一個重要方面。

    只見郭斌說完那番話以後，便親自上前抬起盛放著劉陶衣冠的棺槨，與趙雲、戲志才、荀彧、徐庶、關羽、張飛、黃忠、陳到幾人一同將其葬入祠堂後的墓穴之中。待新建的墓穴填上土，郭斌便親手奉著劉陶的靈位進入祠堂之中，將其端端正正地擺放在主祭位上。

    待郭斌懷著沉痛的心情將其擺放好後，主持儀式的荀彧大聲道：“黃巾之亂及塞外之戰中，英勇就義之英靈入祠！”

    這時，便見幾十個人各自捧著靈位依照順序進入祠堂，待將木製的靈位擺放在配享的位置後，方依次走出祠堂。郭斌在中原剿滅黃巾的幾次大戰中，手下傷亡雖極少，在這冷兵器作戰的戰場上，卻也極難做到零傷亡，這些捧著牌位進入祠堂的，都是隨著郭斌南征北戰犧牲之人的家人。

    隨後，戲志才命人將早已寫好的牌匾掛在了祠堂正門，便是端莊中正的“英烈祠”三個字，祠堂正門兩側也掛了一副楹聯，便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句林則徐的詩放在後世來，可能已經被說爛了，可讓如今的人看了，卻是振聾發聵。這些，自然又都是出自郭斌的手筆了。

    西方民族國家的出現，是一個團體，一個地區，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產生的結果。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了社會階層的多元化，社會階層的多元化則必然會引起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利益的衝突。因為各個階層都無法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另一方，也都無法獨佔政治權力及經濟權力，無法否定他人的利益。為了不同歸於盡，他們便只好採取妥協、協商的辦法，只好求助於一個相對超然而又強大的公共權力。

    而這些在15世紀—17世紀間成型的西歐民族國家，一經建立便面對著無休止的外部威脅和衝突，便處於不斷的戰爭之中。因為那時候正是大航海時代開啟，歐洲各國忙著探索大海，忙著尋找新的陸地，忙著佔領殖民地，忙著爭奪海上霸權的緊要時刻。為了應付戰爭，它們需要增加稅收並將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而系統的官僚體系，以治理內政、動員兵力，需要在民眾中喚起愛國主義情緒，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常備軍。

    然而，中國則頗不相同。

    說到底，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因為整個社會的共同需求，這個社會需要凝聚力量共同面對危機，共同進行大規模的公共設施建設。

    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地形複雜，地勢西高東低，長江大河自西向東匯入大海。而受這種大的地理形勢的影響所形成的農耕經濟，使得中國人民對於長江大河極為依賴，同時也極為頭痛，所謂痛並快樂著。

    水從來都是生命的源泉，也從來都是人類選擇聚居地的重要考量之一，無論是遊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還是中原農耕民族旁水而居，其生產和生活都離不開水源。對於遊牧民族來說，有水源的地方便可以放牧，這水源既可以生產野草，也可以飲馬飲牛，更可以提供生活用水；對農耕民族來說，在河邊居住可以更加便利地獲得澆種耕地所需的大量水源。因此，在中原地區，大城市大多是要建設在江河附近的，因為江河可以為密集的城市提供足夠的水源。

    夏朝都城陽翟，緊鄰潁水；商朝的都城商丘，則臨近黃河；西周國都鎬京，就在今天西安市長安區西北，緊鄰黃河支流渭水；東周國都洛邑，亦即如今的東都洛陽，則是處於黃河南岸。便是東周時期列國的都城，也大多分佈在河水邊上。

    齊國臨淄，緊鄰淄水；楚國的幾個國都，大多在長江沿岸；燕國都城薊城，有潮白河、拒馬河、永定河等流過，當年太子丹送別荊軻的“易水”，源出易縣境，入南拒馬河，“荊軻入秦行刺秦王，燕太子丹餞別於此。”

    韓國初都陽翟，後來遷居新鄭，新鄭也是在黃河南岸；趙國都城邯鄲，緊鄰滏陽河；魏國都城大梁則緊鄰黃河，秦始皇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王賁攻魏，曾決黃河及大溝水灌大梁，城毀魏降；而秦國的都城咸陽，則是緊鄰黃河支流渭水。

    之後的前漢國都長安、後漢國都洛陽、隋都大興城（即唐代的長安）與洛陽、唐都長安、北宋都城汴梁、南宋的臨安、元朝的大都、明朝的南京及後來的北京，清朝的北京，乃至後來共和國的北京，都在河邊。豐沛的水資源既可以供應越來越龐大的城市，供給越來越多人口的飲用，又能夠加強都城的物流速度，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漕運的便利性便是當初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京杭大運河的開鑿也是為了增強南北之間的聯繫。

    因此，水資源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國以農耕為主的社會中，絕對是最重要的生產資源之一，也是形成人口聚居地的重要條件之一。然而，中國境內大江大河貫穿的地形使得水利設施的建設尤其重要，著名的“三過家門而不入”，說的便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正是這種在深層次的經濟原因，使得中國早早地便形成了國家的概念，因為只有統一的國家才有能力形成強而有力的公共權力，只有強有力的公共權力，才能保證諸如治理黃河、興修水利這樣龐大的工程得以順利實施。再加上北方遍佈著野蠻而凶狠的遊牧民族，時時要南下中原搶掠一番，因此，中原大地上早在兩千多年前便形成了強而有力的統一國家。

    而歐洲則因為降水豐沛，自然環境較之中原地區要好得多，境內又沒有如黃河一般需要經常治理的地上河，因此他們在根子上便沒有形成統一國家的動因。而直到新航路開闢後，歐洲各國需要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需要爭奪利益，各國方真正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

    單從這個方面來說，正是相對惡劣的生存環境，使得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早了將近兩千年。

    各位大佬對不住了，今天停電，剛來電潛陽便火急火燎來發新章了，不到之處，請各位諒解。

第三百六十四章 陽謀

    在將劉陶的衣冠與目前為止所犧牲的士兵的靈位奉到英烈祠後，郭斌自然要發表一番講話。

    “秦失其鹿，英雄群起而逐之，而漢高祖獨得頭籌，至今四百餘年矣。”見就連前來觀禮的各家代表也聽得入神，郭斌很是滿意，繼續道：“四百餘年間，雖不乏王莽之輩竊據九重，天下紛亂後仍歸於一統。”

    “大漢王朝驅匈奴於漠北，逐百越於天南，天之驕子狼奔豕突，南越諸王抱頭鼠竄，奄有中原數百年之太平。天下萬姓同聲一呼，四方夷狄共來朝賀者，以歷代士人煌煌之文治、前輩英烈赫赫之武功也。所謂‘維天有漢，監亦有光’，你我皆為炎黃子孫，是華夏一族，如今四方夷狄仰慕而稱漢人者也。”與西方人不同，中國人歷來都有祖先崇拜的傳統，對於自己祖先所建立的赫赫功業，亦會聽得熱血賁張。其實何止是這些漢朝人，郭斌又何嘗不是熱淚盈眶？

    因此這一番話，重新將現場氣氛點燃，下面的關羽、張飛、陳到自是激動得熱淚盈眶，便是趙雲這極穩重的方面大員和黃忠這年紀稍長之人，亦是抑制不住地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而文臣之中，戲志才收起了浪蕩不羈，徐庶與荀蚴嗆粑貝你艚裟笞湃貳n浣雜誚ua14怠13鎄煊虻氖慮楣倘患僑戎裕某濟歉惺艿礁嗟娜詞槍笳庖環爸姓瓜殖隼吹鈉嗆鴕巴/

    只聽郭斌渾厚中正的聲音平和卻有力，迴蕩在祠堂外的空地上：“北疆有匈奴族、鮮卑族，今又有烏桓族。山東原有東夷族、南有百越族、西有犬戎族、今有羌族。而我等中原之人亦有一族，便是漢族。所謂漢人萬姓之興衰者，亦即華夏國族之興衰也。”眾人聽了，不覺紛紛點頭。

    “天子者，以天授之權護佑華夏國族者也；士民者，以聖人之教化育萬民百姓者也。然天道無親，世事無常。勾踐有臥薪之厄，耀夜有囊螢之光，豈獨我華夏一族乎？為百姓萬民伸張，替華夏國族正名，信大義於天下者，即得天道。”

    “吾雖鄙陋，亦常慕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齊之高義，恐先賢遺志難現於聖朝。及至延熹年間，黨事大起，天下紛攘。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元禮、張惇樸，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毀家紓難、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雖湛宗滅族，有不顧焉。今劉公陶所為，不令先賢專美於前也。玉可碎而不可損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毀其節，其劉公之謂歟？故，今立此英烈祠於陽翟，上則追慕先賢之遺志，下則規勸後輩以奮勉也。”

    在東漢一朝，因黨人一直佔據道德輿論的制高點，所以黨錮之禍一直飽受天下士民百姓的質疑。然而，人類總是傾向於趨利避害的，在黨錮之禍後期便出現了許多以隱居之名，沽名釣譽的小人。司馬光在中評價他們為“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因此，不得不說，兩次黨錮之禁敲斷了許多東漢士人的脊樑，“名”、“節”相離的頹廢氣象如今也逐漸顯露出來。

    因此，郭斌此時這一番行為，既是為了潁川郡進行精神文明建設，使大家有一個可以為之奮鬥的共同目標，也是為了藉機整合整個潁川郡的政治力量，努力擴大自己的實力，使得潁川在即將來臨的亂世之中獲得生存的砝碼，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氣魄的願景在裡面。當然，在長遠來看，激發民族意識，使天下人都具有身為華夏國族的自覺、驕傲與責任心，才能在即將到來的五胡亂華之中站穩腳跟，乃至徹底將這種可能性扼殺在搖籃裡。

    中國雖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便形成了統一的龐大帝國，也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一個概念模糊的民族，可是其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卻並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異，便是民眾效忠的對象不同。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成員效忠的對象乃有共同認同感的“同胞”，以及其共同形成的體制，其認同感的來源可以是傳統的歷史、文化、語言或新創的政體。而兩千年前中國所形成的尚處於初級階段的稚嫩的民族國家，其效忠的對象則是君主，亦即所謂的忠君，即便是有思想先進者所提倡的“愛民”，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礎上的。

    孟子所謂民貴君輕，不得不說已經有了建立民族國家的苗頭，可是囿於時代的限制，他的繼承者們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響。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的思想，便不得不通過“天能干預人事，預示災祥，人的行為也能感應上天”這種矇昧而帶有迷信色彩的說辭，通過上天來鞏固天子地位的同時，也通過上天來限制天子無限的權力。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雖然為國家大一統和天子獨攬大權的理論提供了依據，在某種程度上卻又限制了天子的無上權力，為普通士民百姓限制君權開了一個口子。

    可以說，董仲舒這種深據“買一贈一”特點理論的提出，既為漢武帝時期提高國家凝聚力，全力以赴進行對外戰爭，攘除塞外匈奴的大政方針提供了堅強而有力的支持；又使得儒家自此成為漢朝的一門顯學，更為東漢朝士人團體反對外戚、宦官專權的鬥爭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黨錮之禍中，士人階層大致代表了社會良心，是一股蓬勃向上的積極力量。郭斌的打算是，借助並扶持這股積極力量，使得其不會如歷史上那般在黨錮之禍中便將尊嚴喪失殆盡，最終在五胡亂華中被完全摧毀。因此，如今郭斌建立祠堂祭祀劉陶的做法，既有立足於當時環境中的功利性地考慮，又與為了保存民族脊樑的長遠目標相互切合，是他在漢朝一步步建立更確切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大方針所必須要採取的措施。

    郭斌說完這一番話，下面一片寂靜，待過得片刻方暴起山呼海嘯般的掌聲。即便是以戲志才的放浪不羈與司馬徽的淡泊靜遠，面上雖不曾變色，攏在袖子中的雙手卻均是激動得不住顫抖，想來是聽懂了。

    這一番話，口口聲聲是誇耀漢朝的豐功偉績，一口一個要為了華夏民族不惜己身，說的卻全是黨人，一句忠君的話都沒有。對於黨錮之禁的根本原因，士林中絕大多數人都只是看個大概，很多人更是為了好名聲而投身進去。然而，這表象卻騙不過像司馬徽、戲志才、荀12焓庋畝ゼ餑筆咳ァ/

    這幾位跟著郭斌時間都不短了，尤其是戲志才，與郭斌關係最為緊密，是最早跟著郭斌的謀士。一般的文臣武將跟定了主公，是要給人出謀劃策，鞠躬盡瘁的，可郭斌倒好，在大事情上那叫一個拿得定主意，手下的人大約只要照著他劃定的大路子走，工作便基本不會出現大的差池。即便是以戲志才、荀12焓牛膊壞貌懷腥希源癰毆笠院蠓塹y攪誦磯嘈露鰨創瀾緄難酃夂透窬忠哺吡誦磯唷/

    官場上的那些彎彎道道郭斌似乎壓根兒就不在乎，可是他越是如此堂堂正正地橫衝直撞，越是沒有人敢給他耍陰招、使絆子，便是以十常侍之首張讓的囂張跋扈，在郭斌面前亦只有唯唯諾諾的份兒。

    仔細想來，郭斌從未用過什麼險計，即便有時候看起來險之又險，卻是計算妥當之後再做的。當初長社之戰，郭斌率領六百騎兵衝擊二十萬黃巾大軍的連營，將南路黃巾主力的作戰意志摧毀得七零八落。這聽起來似乎是險之又險的一戰，卻是郭斌算定了黃巾大軍規模過於龐大，各部之間聯絡既不順暢，軍令不通，軍事素質又是良莠不齊，難以組織起有效的抵抗，再加上黃巾大軍聯營連綿廣大，處處都是破綻，波才便是想要組織精銳兵力防禦，那也是防不勝防。

    再說廣宗之戰，郭斌之所以敢於隻身入敵營，是算定了這些黃巾軍精銳早已走投無路，投降官軍是他們唯一的出路，況且又有褚燕知曉他與張角的關係，因此郭斌是官軍之中最適合前去招降的人。況且，以他與張飛的功夫，若是真的出現意外也自可脫身。不要說小小的廣宗城，便是京城大內亦可來去自如，更不要說當時城中的百姓裡還有許多關風龍的弟子在其中呢。

    要說郭斌使計的戰鬥，怕只有當初在塞外伏擊鮮卑大單于和連的那一次。雙方實力相差太大，若不巧施奇謀，怕也難以勝得如此乾脆利落。郭斌年紀雖不大，在戰場上卻足夠謹慎，他所堅信的戰爭原則便只有一條，那便是以多勝少。即便是在全局上兵力少於敵方，也要在運動中撕扯敵方陣型，以期在局部形成壓倒性優勢的時候一舉獲勝。

    正是因為郭斌這種戰略戰術思想，使得他手下的文臣謀士也都受到了影響，凡事都要站在高處，在將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摸清楚後，有了高屋建瓴的認識，再做決定便會大大提高獲勝的幾率。

    顯然，如今郭斌這一番話的意思，戲志才等人也明白了個七七八八。

    這一章卻是要了潛陽的老命了，古文果然不是潛陽肚子裡這點兒墨水能駕馭得了的。貽笑方家便貽笑方家罷，就當是拋磚引玉了。

第三百六十五章 適當放縱

    重生東漢末年正文第三百六十五章適當放縱『章節錯誤,點此舉報』

    適才郭斌所講的那麼一大坨東西，就是在說一件事情：我們是一個民族，我們要愛我們的民族，只有為了民族的興旺發達無私奉獻，英勇付出的人，才值得人的尊重，劉陶如此，那些在英勇奮戰中逝去的英雄亦是如此。頂點小說３

    古人所謂忠君愛國，忠君永遠是要排在愛國之前的，因為國家是一個宏大而看不見摸不著的概念，君王則是一個看得見摸得著，活生生的一個人。在這個時代，你愛不愛國很少有人能意識到，自也不會有人出來干涉你，可你若是不忠君，那便乖乖不得了，等著查水表。

    舉個例子來說，北宋年間出了一個以剛直足智著名的參知政事寇准。在宋朝，這個參知政事便相當於副宰相，當年王安石主持變法之初，所任便是這麼個官職。景德元年九月，遼聖宗耶律隆緒和他的母親蕭太后，率20萬大軍，從幽州出發，浩浩蕩蕩，向南推進。大遼軍隊兵鋒所指，北宋朝廷一夕三驚，便有人提出要遷都南下。這時候寇准就不同意了，他極力反對南下，反而應當積極備戰。

    這個寇准很能幹，為人也真是剛直，就在他獲得朝堂上鬥爭勝利，朝廷定下要應戰的策略後，竟“喪心病狂”地督促宋真宗御駕親征。

    御駕親征這個詞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它指的是皇帝親臨前線、指揮軍隊、征伐敵人。可以說，除了在馬上打天下的開國皇帝，御駕親征的例子是極少的，當然如唐太宗李世民、明成祖朱棣這樣的特殊情況要排除在外了。

    因此，一般來說御駕親征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大局已定，天子御駕親征是去走走過場，激勵一下士氣，也為自己積累一點兒光輝、偉大、正確的資本，提升一下自己的威望。不要以為這是虛的，不起作用，天子本身便具有政治上的優勢，天生便是整個帝國的統治者。這話沒錯，可是正因為天子是天然的統治者，他才更加需要穩固政權，要不斷敲打臣子，因為臣子們都是從億兆子民中拚殺上來的人精，而天子大約除了在出娘胎的時候努力哭了兩聲便沒做過更難的事情，他們所以能繼承皇帝位，靠的是血緣。

    御駕親征的第二種情況，則是情勢已經極其危急，非御駕親征則國破家亡在即了。在這種時刻，天子上了前線則能極大地鼓舞士氣，士氣提振起來之後，戰爭的勝率自然要大幅度提升嘛。

    然而，御駕親征一旦失敗，其後果是沒有人能承擔得起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御駕親征便要面臨著失敗的風險，這是將天子逼在牆角了嘛！若是勝了，那是應當的。天子嘛，人中之龍，永遠偉大、光明、正確。若是敗了，威望受損都是輕的，天子死社稷的事情都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發生的。

    當時的大宋朝，可以說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一旦真的遷都避戰，那民心士氣就散了。因此，寇准便極力促成宋真宗北上御駕親征，甚至逼著天子由汴京而韋城，由韋城而澶州，甚至逼迫著天子從相對安全的南城行宮，渡過黃河到北城巡視了一圈。果然，此時宋軍士氣大振，戰鬥力直線飆升，再加上遼軍先鋒蕭撻覽在澶州城下被宋軍以床子弩射殺，遼軍士氣大沮，被逼簽下了澶淵之盟。

    此後宋、遼之間百餘年間不再有大規模的戰事，禮尚往來，通使慇勤，雙方互使共達三百八十次之多，遼朝邊地發生饑荒，宋朝也會派人在邊境賑濟，宋真宗崩逝消息傳來，遼聖宗“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當然這事兒不知真假，若是真的，宋真宗這種與鄰國后妃“結下深厚情誼”的本事倒真的令人敬佩了。不過，因為寇准使得北宋國祚延長了一百多年卻是事實。

    如此看來，既然立了這麼大的功勞，身為天子的宋真宗應當真心感謝他了吧？然而事實上卻沒有人說寇准好話的，就連真宗對他也是心有芥蒂。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因為天子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即便是再高明的政治家也無法完全掌控自己的感情。寇準確實立下了大功，保住了大宋朝的江山，可事情過去之後，一旦沒有了切膚之痛，當年朝廷中的恐慌便沒有人記得了，當年的千鈞一髮事後想想也不過如此了。這時候天子就會想，可能他不用御駕親征，事情也不會太過糟糕，即便要御駕親征，不用到達澶州北城那真正的戰爭前線冒險，作用也是一樣的嘛。

    再換個角度想想，你寇准將天子頂到牆上，逼著天子到前線去，說得好聽是為了國事不顧己身，換一個說法的話分明就是不將天子的安危放在心上嘛！你這是為了國事，愛國算是沒錯，可是否忠君卻值得商榷了。因此，即便是曾經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人，在面對站隊問題的時候，也是錯不得分毫的。

    如今的郭斌，擺了這麼大的場面，請了這麼多人，吧啦吧啦說了那麼一大坨話，該說的說了，不該說的也說了，可是單單落下了“忠君”一條沒說。在許多時候，不表態便是表態，他既然沒有強調要忠君，便大致可以解讀為“不必忠君”。要知道，如今郭斌的地位提高了，儼然成了天下間權位最高的幾個郡守之一，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無數人瞧著，甚至連他放個屁都要被人過分解讀。

    要說以郭斌以往表現出來的政治智慧，這個事情自然不會想不到的，可是他還就這麼說了，甚至還堂而皇之地建了一個祠堂，將劉陶的靈位供奉在裡頭。要說劉陶是什麼人？宦官將其下獄的事情或許私自妄為的可能性居多，可他畢竟是死在獄中的，雖然沒問出什麼罪過來，可怎麼也算是個“犯罪嫌疑人”了吧？至少對於他的事情，就連天子都尚未表態呢，你郭斌這裡就供奉上了？

    至於適才的一番言論，確實有被別人拿做把柄的危險，可就算是把柄也要分人的。郭斌可是天下皆知的帝黨，而且看天子對他的看重，似乎更不在十常侍之下，誰敢隨意拿著他作筏子？更重要的一點是，郭斌身為天子劉宏布在距離京師洛陽極近的一個棋子，極既拱衛京師的一股極強的軍事力量，也是他考慮到萬一天下有變，為太子劉辨安排的一個可以放心的後盾。

    劉宏早已被酒色掏空了身子，前些年倒還不顯，如今卻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按說如今的劉宏年紀不過二十九歲，該是正當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年紀，可他非但脫髮嚴重，體力也很是不濟，便是在宮中，也極少靠著雙腿走路，不是坐馬車就是乘肩輿，而立之年的好漢子竟搞得跟個小老頭也似。對於自己的身體狀況，劉宏心知肚明，可在他看來，既是做天子，便不正是要如此享受生活嗎？否則人生還有什麼意義？若是做了天子反而要處處受到約束，還不如回去做他的解瀆亭侯呢。

    不過，劉宏始終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坐在天子的位子上自也看得長遠，因此他早早地便立下了太子，也在暗中給太子劉辨安排嫡系人馬。何進升任大將軍是一樁，郭斌以潁川郡守領破鮮卑中郎將，並得統領兩千護衛是一樁，黃巾之亂前默許汝南袁家的長子袁紹護衛劉辨南下陽翟，曹操屢屢陞官，又是一樁。甚至將皇甫嵩這個在黃巾之亂中屢立大功的功臣一再貶謫，收回他的左車騎將軍印綬，削奪封戶六千，也有這個意思在裡面。

    劉宏的這些安排是極有深意的。在東漢一朝，大將軍這個位子位高權重，極為敏感，因為歷來興風作亂，禍亂超綱的都是以外戚升為大將軍的。劉宏將何進封為大將軍，無疑是要藉著何進的手來穩定朝中局勢，幫助劉辨穩定地位。畢竟何家是太子劉辨的外家，何進不支持這個親外甥還能支持誰去？可是劉宏此人也不是初登皇位的小白了，大將軍之位固然可以幫助劉辨站穩腳跟，可若是何進借此機會將自己這個天子之位架空，那便是作繭自縛了。想來劉宏也是看出何進不是眼光長遠、格局宏大之人，即便要作反怕也沒有膽子，沒有能力，因此他才能放心將大將軍之位封給何進。

    然而，若是何進因為才學不足而難以穩定朝局，那劉辨有朝一日若要登上帝位，怕也是不穩當的，因此劉宏又把袁紹、曹操、郭斌幾個後起之秀提拔起來。袁紹是汝南袁家的大公子，雖未出仕，卻一直與京中權貴文人交往，又很受何進看重；曹操的祖父曹騰曾侍奉大漢朝四位天子，對大漢王朝可謂忠心耿耿，其父曹嵩則依靠買官陞遷為太尉，很是支持了一把劉宏的小金庫，因此曹操也算是自己人，也就藉著何進之手將曹操逐步陞遷；郭斌就更不必說了，以他在黃巾之亂中立下的功績，不要說中郎將了，便是直接晉封個正兒八經的將軍那也是綽綽有餘，劉宏一直這麼壓著他，還不是為了給劉辨留下施恩的機會？否則郭斌年紀輕輕便賞無可賞，不是逼著他造反嗎？

    再說皇甫嵩，與前面幾位不同，皇甫家族乃是西北著名的豪族，如今的皇甫嵩又是名滿天下的堪戰之將，可謂大漢朝的中流砥柱。如今若是不敲打敲打，將他冷藏個幾年，等異日劉辨登基卻如何制約得了他？到時候功高震主，朝廷內外必又會引起一場龍爭虎鬥、血雨腥風。因此，劉宏冷藏皇甫嵩的行為，很大程度上倒是為了保護這位國之棟樑。況且等到劉辨登基後，若是有需要，只要一紙詔書便可令得皇甫嵩官復原職，那他還不得對新君感激涕零？

    到時候，內有大將軍何進坐鎮主持大局，外朝中有曹操、袁紹等一大批後起之秀在外呼應，軍方又有皇甫嵩坐鎮，足以控制西北的局面，外面又有如郭斌這樣的地方實力派引為奧援，劉辨的帝位便可做得穩穩當當。

    照說歷史上的劉宏大約也是這麼個安排，只是沒有郭斌這個穿越者攪局罷了，可是何進這個草包愣是拿著手中這一副絕佳的好牌給董卓點了炮，那卻是劉宏始料不及的了。

    正是大約摸清了劉宏這個安排背後的意思，郭斌才拿得定主意。劉宏既然不會輕易動自己，這又是不得不做的大事，郭斌便也毫無顧忌地做了出來，況且他又沒扯著嗓子喊要推翻天子劉宏的腐敗統治，潛規則畢竟只是潛規則，拿不到檯面上來的。反而，適當放縱一下，偶爾出一個無關緊要的小失誤，讓天子劉宏看到郭斌的不足之處，也容易讓人放心不是？否則郭斌以尚未及冠的年紀便得任高位，還要像油滑得緊的老頭子們一般每一步都中規中矩，毫無差錯，反而要讓人放心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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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六章 政治

    重生東漢末年正文第三百六十六章政治果然不出所料，郭斌在陽翟縣西南祭祀劉陶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一個多月，可朝廷之中依舊風平浪靜，愣是一點兒消息都沒有。無論是天子劉宏，還是將劉陶投入獄中的宦官們，都彷彿沒有聽到消息一般。

    朝廷裡面雖沒有什麼動靜，可這事兒在士林之中卻是傳得沸沸揚揚。平心而論，劉陶雖屢次上書，切中時弊，名噪一時，可若說在士林中的威望，差得卻不是一星半點兒，非但與黨錮之禍初起時的黨人領袖、如今碩果僅存的陳寔相去甚遠，便是較之盧植、蔡邕等人亦是拍馬難及。

    可就是這麼一個並不是那麼名聲在外的人，竟因反對宦官弄權而被陷害進入獄中，最終為表忠貞而自殺身亡。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他身亡之後，非但有同鄉為其收殮屍身，有郭斌這位文武雙全、名震天下的潁川郡守親自護送其靈柩回鄉下葬，更是在潁川郡治所陽翟縣城外專門建了個祠堂供奉，享受萬世瞻仰，這簡直就算得上一個傳奇了。

    對於一般人來說，人生一世所求不過名利二字，而對於士人來說，有的時候名聲比利益要重要得多，流芳百世則更是士人們所夢寐以求的。大漢天下十三個州部，一百零五個郡國，如郭斌這樣看重士人的著實不多，而能夠如郭斌一般，說出“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郡守更是鳳毛麟角。

    即便是在兩千年後，中國人注重地域出身的特點仍然沒有改變，對於“同鄉”的認同感在世界上亦是名列前茅的。崇拜祖先的中國古人們極端注重家族，同時對於生長於共同地域的同鄉亦抱有極高的認同感，同鄉之人若是在旅途中相遇，多半會互相幫助扶持。

    在古代社會中，同鄉一直是人脈的重要組成部分，同鄉之間互相提挈也一直是社會的風氣。比如朱儁與孫堅，當年黃巾之亂初起時，朝廷拜朱儁為右中郎將，統領大軍與皇甫嵩一道剿滅南路黃巾軍。此時的朱儁算是發跡了，因此他向朝廷舉薦有江東猛虎之稱的孫堅任佐軍司馬，朝廷自然是沒有不答應的，自此以後孫堅便算是出仕了。朱儁與孫堅二人在行政區劃上雖非同鄉，可其故鄉相距極近，在地理位置上卻又算得上同鄉了。

    然而，同鄉之間的互相扶持雖頗常見，能如郭斌這般以郡守之尊做到這個份兒上的卻是不多。人們紛紛議論劉陶的事蹟，而更多的人則是在嘖嘖稱讚郭斌雖身居高位卻仍是謙虛謹慎、禮賢下士，又會不無羨慕地將其親自北上迎接劉陶靈柩回鄉的事情拿出來議論一番。就這樣，郭斌一不小心又成了京師之中的風雲人物了，結果就是他在英烈祠前的講話被以太學生為主體的士人團體紛紛傳抄。

    這也難怪，郭斌那一番話意蘊雖不甚深遠，遣詞也不夠精當，可是勝在氣勢恢宏，格局極大，受到以年輕人為主的太學生們的追捧，也算是合乎情理。只是朝中的大佬們對於此事卻是三緘其口，就連蔡邕、盧植這些與郭斌交好之人，也沒有公開表明過對這個事情的態度。

    然而，遠在陽翟的郭斌對京中之事雖不甚在乎，近在眼前的潁川郡中卻有了一個讓他喜出望外的變化，潁川四長之一，黨錮之禍中黨人領袖之一，大鴻臚陳紀之父，德高望隆，年逾八十的許縣陳家耄老陳寔，竟然親手書信一封，令其嫡孫陳群親自送來位於陽翟縣中的郡守府，拜謁郭斌。

    陳寔在信中對郭斌提攜同鄉之事表示了讚賞之意，並對郭斌立祠堂祭祀劉陶一事給予了高度評價，對郭斌為護衛漢家江山奔走征戰、為綏靖地方不遺餘力之事高度讚揚，最後在結尾更是點明了自己年事已高、精力衰退，於教導子孫一事頗有不逮之處，特將嫡孫陳群送到陽翟縣學之中遊學，希望郭斌能夠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不吝教導。

    陳寔如此作為，是郭斌始料所不及的，實在是幸福來得太突然，讓他有點兒不知所措了。郭斌之前在英烈祠外搞那麼大排場，其中一個目的就是交好黨人，將身為黨人領袖的陳寔拉到自己這一邊。而只要獲得了陳寔的認可，陳氏一族便算是站到自己陣營之中了。屆時，穎陰荀氏、長社鐘氏、許縣陳氏站到了自己這一邊，那麼整個潁川郡便算是握在手中了。

    然而，世上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立定目標是一回事，能不能達成，什麼時候達成，卻不是自己說了算的。郭斌雖也想要藉著劉陶的事拉攏陳家，實際上打的卻是持久戰的主意。這麼大一個家族，這麼一件關乎家族前途命運的大事情，其態度的轉變又豈是朝夕間就能完成的？

    若是依照常理，怎麼著也要相互通通書信，等時機成熟了郭斌少不得還要登門拜訪一下陳寔這位名著海內的黨人領袖，待就一干大事達成默契之後，才是高層之間人員的交流。想來以郭斌在潁川郡中通過廣結善緣、共同開發、合作創業等一系列動作所形成的，潁川郡中日漸密切的經濟合作與一體化進程，與陳家的合作用不了一年半載便能有實質性的進展。

    在當初郭斌與戲志才的謀劃之中，事情的進展應該是這樣的：由潁川郡中的經濟一體化推動政治乃至軍事一體化，逐步整合潁川郡內力量，從而使之逐漸完全歸攏在郭斌的領導下。而在這個進程中，陳、荀、鐘三家的態度至關重要，只有將這三家牢牢地掌控住，潁川郡內其他的豪門大戶方會捨棄顧慮，安心跟著郭斌。治理地方與帶兵打仗完全是兩碼事，能夠以一年的時間將潁川郡整合起來，便要算得郭斌精明幹練，手段高超了。

    可是誰成想，陳寔竟如此上道，單單是主動親手給郭斌這個後生晚輩寫信的事，傳出去便足以震動士林了，更不要說將陳群這個年紀不過十七歲卻已經小有名聲的才子，許縣陳氏無可置疑的第三代家主放到陽翟縣，交給郭斌管教了，這個面子給得可就有點兒太大了。陳寔如此作為，無疑是向外界明明白白地宣誓，我許縣陳家已經完全認可的郭斌在潁川郡的地位，這算是明明白白地站隊了。

    後來，郭斌與戲志才坐下來仔細分析一下，卻又不得不佩服陳寔的老謀深算與高明手段。

    與長社鐘氏、穎陰荀氏相比，許縣陳氏與郭斌雖確有合作，卻畢竟要隔得遠了不少。穎陰荀氏在黃巾之亂前便已經與尚在陽翟縣令任上的郭斌搭上了線，荀氏的傑出子弟荀彧與郭斌更是在京城便早已相識。後來黃巾亂起，穎陰荀氏可以說是合族前往陽翟避難，躲過了黃巾之亂中最慘烈瘋狂的那段時間，荀家的家人、財物也得到了很好的保護。這一舉動非但使得荀彧在荀氏族中地位大大提高，也保持了荀家的元氣，黃巾之亂大潮剛過，荀氏便返回穎陰重建家園。因此，荀家是潁川現存三大家族中在黃巾之亂中受到影響最小的家族。

    再說長社鐘氏，因為長社城在黃巾之亂中是南路大軍的指揮中心。在黃巾之亂中影響極大的戰略大戰長社之戰，是朝廷由守勢轉向戰略反攻的標誌性戰役，這朝廷南路軍的成名一戰，便是在長社城外發生的。幾萬裝備精良的官軍被二十餘萬黃巾大軍圍困在長社城中，雙方誰都拿誰沒辦法。對於鐘氏一族來說，城外的產業雖定然不保，可城內鐘府裡的糧食、珍寶、一應財物等卻得到了極好的保護。

    就算以皇甫嵩與朱儁南路大軍統帥的身份，也要與鐘氏打好關係方能穩守長社城不失。因此，鐘氏的損失雖比荀氏要大不少，可畢竟實力仍在，待長社之戰結束後，城外的產業便也可以重新穩定運轉。

    誰成想，長社戰後作為安置二十餘萬黃巾降卒的黃巾軍舊軍營也並沒有被廢棄，而是在大營空出來以後被郭斌盤了下來。此後，這處營寨開始大興土木，原來的幾處由原木製成的寨牆被拆除，代之以一座極速興起的磚石建築莊園。莊園之中不事農業生產，反而建得到處都是倉庫、酒樓、茶館，臨河之處還建設了一處規模極為龐大的碼頭。這還不算，與此同時動工的還有從陽翟縣到長社城的新式公路，藉著這條“高速公路”，陽翟與長社的聯繫日益加深了。

    當然，因為荀彧在中間往來奔走，使得事情進展極為順利。這位荀氏一脈最傑出的年輕人果然非同小可，非但在極短的時間內做通了潁川境內各大豪族的工作，使之投入糧食作為股份，共同興建開發塞外三城，更是在長社城外那處莊園的建設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而鐘氏作為長社城內最大的豪門，這處莊園的建設無疑得到了他們的幫助，長社城作為陽翟縣衛星城的地位也使得鐘氏與伏龍山莊的聯繫愈發緊密，雙方合作的密切程度僅次於荀家。

    因此，相比較而言，原本在潁川郡中實力最強，影響力也最大的許縣陳氏與伏龍山莊郭斌的合作反而要等而下之了，這在某種程度上無意中形成了陳家被潁川各大豪族政治孤立的現象。想來陳家也一直在等待一個與伏龍山莊加強合作的合適的機會，因為若是貿貿然靠攏過去，則要顯得自己不夠矜持，也很難得到相應的尊重。直到如今，在郭斌繼續支持和聲援的關鍵時刻，陳寔毫不猶豫地拋出橄欖枝，並將陳群也送了來，毫無疑問地展示了全面合作的決心。

    既然陳寔已經展示了全面合作的意向，郭斌便是只為了樹立正面典型也要給陳群安排一個好前程，讓潁川郡乃至全天下的人都看到，但凡是自己人，我郭斌就會不遺餘力，下死力氣提攜。自此以後，許縣陳家與伏龍山莊的合作勢必更加緊密，陳家也通過此事正式登上了郭斌的大船。這就是陳寔的手段，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又不容得人反對，乃是實實在在的陽謀。

    有時候政治就是如此，雙方不需要見面，不需要說話，一個動作就完成了一場雙方得利的交易。當然，陳寔為人謙虛謹慎，郭斌自也不能拿大。親自前往許縣拜訪他老人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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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七章 天子的意思

    陳寔的表態，昭示著許縣陳氏對郭斌的認可，尤其是在這個朝廷態度曖昧不明的微妙關頭，陳寔的支持使得郭斌獲得了士林中極為廣泛的認可，原本便是士人階層“自己人”的郭斌，在士林中的號召力無疑會獲得極大的提升。因此，整個潁川郡的豪門大戶對郭斌的態度也愈加恭順服帖，自此整個潁川郡中絕大多數縣城都表示了對郭斌建設祠堂的支持。

    支持的方式很簡單，無非是縣令親自前來陽翟拜會郭斌，聆聽教誨，表示恭順之意，然後大多又會去城西南祠堂中上一炷香，明確表明對郭斌此舉的支持。不得不說，這樣做確是顯得有點兒官僚了，可官場上生態如此，郭斌又如何能夠免俗？況且這方法雖俗，卻極有效，因為表了態便算是交了投名狀，自此這些大大小小的縣令都要唯郭斌的馬首是瞻，那便都是自己人了。

    郭斌自然也想要從小培養完全忠於自己的手下重臣，可是這樣一來成本太高，週期也太長。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無論是陽翟縣學還是伏龍山莊學堂，其中畢業的學子處理政務的能力甚至要高於許多縣令的水平，因為他們的教材本就是以訓練人的邏輯思維能力為重點的嘛。可是，他們畢業之後大多只能擔任具體做事的低級官吏，想要擔任縣令這種獨當一面的“高官”，至少在近期內是痴心妄想的，原因很簡單，縣令的任命是要經過中央政府批准的。

    因此，盡力拉攏現有的地方官員，並借助他們的力量管理地方，便是目前郭斌的最佳選擇。

    對於郭斌私自建設祠堂祭祀劉陶的行為，讓許多人不明白的是天子沒有反應也就罷了，因為天子知道劉陶的名字，劉宏本身也是極看重劉陶的直言敢諫的，因此郭斌抬高劉陶的行為應當是天子默許的，可詭異的卻是就連將劉陶投入監獄的宦官，也沒有一個出來作妖的，這就有點不同尋常了。

    要知道，這些宦官仗著天子的寵信，那可真是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不要說惹著他們的，便是毫不相干的人只要讓他們瞧得不順眼，便會如瘋狗般撲上來咬上幾口方才罷休，不要說郭斌這種新貴，便是皇甫嵩這樣的宿將，惹到了他們都要在西征羌人時被陷害貶官。如今的明眼人誰不知道皇甫嵩的左車騎將軍之位所以被奪了，是因為當初曾惹上了張讓和趙忠？

    然而，這麼想的大多都是位份低微的升斗小官，他們揣摩聖意靠得大多是官場上流傳的小道消息，對官場中的人事變更與內幕的分析，靠得則多是揣摩與臆測。因為低級官員位份還太低，不能切身瞭解高層政治的奧秘，許多簡單的事情不免過度解讀，很多看似簡單的事情卻又因為不知內幕而疏忽過去，因此這些所謂的“業餘組織部長”看高層政治，多是雲山霧罩，瞧得不甚真切。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在政治上同樣適用。最廣為人知的便是清朝末期，低級官員乃至尚算不得官員出身的康有為等維新黨人，判斷慈禧太后要軟禁光緒帝，便想著先下手為強，最後卻反而害的光緒皇帝真的被軟禁起來，其中各種曲折在此便不一一細表了。

    真正對朝局洞若觀火的高官，卻都明白郭斌如此作為卻仍能安安穩穩當他的潁川郡守的，是因為郭斌是帝黨，是天子的人。

    宦官所以能夠亂政，靠的都是天子的寵信，說白了宦官就是依附於君權這棵大樹的藤蔓，若沒有了大樹，那這藤蔓便只能在地面上爬，屁都不是。因此，與其說人們怕的是宦官，不如說怕的是天子。

    朝廷中外朝的官員都是讀聖賢書，一步一步做官爬上來的謙謙君子，做什麼事情講究個官威官體。況且這些人大都是各地豪族之中的佼佼者，是其各自家族著力培養的精英人才，他們的身後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的，因此就算是偶爾做點兒出格的事兒，那也是有底線的。

    可是宦官則不同了，他們大多出身貧寒，許多人是實在沒有出路了才想著入宮做了宦官。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也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因此如宦官一般“去勢”之後，非但是將受自父母的軀體破壞了，更沒有了結婚生子的可能。因此，許多宦官在宮中若是混得好了，便大多會在宮外成家立室，領養或過繼個孩子為自己傳宗接代，曹操之父曹嵩便是宦官曹騰的養子。

    因此，宦官作為身體殘缺又受人歧視的團體，雖然並不排除個別優秀之人，可大多數人其心理是與常人有異的。所以他們行事便愈發無所顧忌，缺少底線。況且，既然有了天子的撐腰，他們自然也會時常夾帶一點兒私貨，諸如將得罪過他們的人投入獄中折磨，在普通官員看來就極難準確地知道這到底是天子的意思還是宦官自己的意思，天子每天日理萬機，又怎麼可能事必躬親？

    劉陶入獄這件事情，便是宦官擅自做主的結果。如今黃巾之亂雖基本被平定了，可是各地盜賊蜂起，天下還是極不穩定的。想要維護大漢王朝的統治地位，天子便需要借助各地豪族的力量，鎮壓各地的亂匪，以免其成燎原之勢。陳勝吳廣殷鑑猶在，不由得人不重視。

    各地豪族勢力在朝中的代表便是文官階層，天子想要籠絡中原豪族便需要安撫中原的大小官員。解除黨錮之禍是一樁，這幫助大漢朝廷渡過了黃巾之亂初起時最危急的時刻，將黃巾之亂中的有功之臣提拔做官，也是一樁。

    所謂打個巴掌給個甜棗，給壓抑了幾十年的士人階層兩顆甜棗吃了後，適當的敲打自然也是少不了的，比如盡力抬高關西出身的楊賜的葬禮規格，使其備極哀榮。然而，劉陶定然不是合適的打擊對象，因為他在士林之中名聲極好，將其逼死勢必會引發不可預測的政治風波，這在如今朝局動盪的時刻是朝廷要極力避免的。況且朝廷對於中原豪族的敲打，主要還是旁敲側擊，搞出人命官司來是為哪樣？

    因此，天子劉宏這幾天正為這事情著急上火呢，連中常侍張讓都不大受待見了。

    而郭斌如今的這個祭祀劉陶的行為，卻是正對了天子的心思。對於劉陶的死，天子下旨平反勢必要先承認自己的錯誤，否則至少也要推出一兩個宦官來平息眾怒，這樣做的缺點很明顯，面子丟了，威望受損嘛！這個威望看不見摸不著，卻是身為一個領導者所必須要的東西。

    既然郭斌專門立祠祭祀劉陶，那麼天子對此事不聞不問，其中的意思便深了。因為郭斌是帝黨，因此他的作為在外人看來便是有天子屬意的。況且郭斌離京前還受到了天子的召見，這便更加坐實了天子面授機宜的傳言了。這樣一來，在世人眼中，劉陶的事情更大的可能便是宦官自作主張的行為，天子是不知情的，因此天下人的怨恨便都衝著宦官們去了。這是轉移仇恨的一個妙招，這在黨錮之禍中劉宏便用得爐火純青，刁難黨人的罪過、士人的仇恨，都是衝著站在前台的宦官去的，在後面扯線操縱著木偶的天子自然便摘乾淨了嘛！

    另外，天子對劉陶也確實是頗看重的，否則便不會在去年將其封為中陵侯。因此郭斌祭祀劉陶的行為，也算了了天子心中的一點小小的心結。

    況且郭斌是帝黨，是自己人，在天子的掌握之中。劉宏自問對郭斌很瞭解，從這個事情當中，愈發顯現出郭斌真性情、重情義的一面，這看在天子劉宏的眼中，反而覺得郭斌此人不做作，行事率性，為人真誠，是個實實在在的性情中人，雖然有時候行事有欠考慮，卻都不是什麼大事，至少與宦官這些“小弟”相比起來要省心多了。而這樣的形象也與數次召見郭斌時天子劉宏對他的印象是一致的，因此他對郭斌自然也就愈加放心。

    至於郭斌在演講中沒有強調“忠君”，反而算不得什麼事情。因為郭斌雖然沒有強調忠君，卻提出了“漢族”的概念。這個概念一旦得到推廣，那麼中原大地上凡是遵從大道禮法的人便都可稱為漢族，可以極大地提升全國百姓的凝聚力，對於破除地方割據勢力也有一定作用。因為民族的概念既然提出來了，家族的概念相對來說便會受到弱化嘛！

    在天子劉宏的心目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你忠於這個民族，忠於這個國家，便是忠於我這個大漢天子，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身為天子，這點兒自信心還是有的，所謂朕即國家嘛！因此，對於郭斌在祭祀劉陶時所說的那番話，他總體上來說是頗欣賞的。

    而至於宦官也在保持沉默的原因，卻是因為郭斌是帝黨，而且比他們更受天子信重。別看郭斌入仕時間短，卻是極得天子看重，首次覲見便給天子出了個博覽會的主意，非但使天子很是賺了一筆，也在朝中得了好大綵頭，歌功頌德之聲那是響徹雲霄。

    後來，郭斌又是東征西討，在剿滅黃巾的戰鬥中屢立戰功，昭顯了天子的識人之明，更是在南宮被燒的危急中勇挑重擔，主動承擔起了南宮重建的工程，更是天子心中默定的給太子劉辨留下的股肱重臣，因此在天子的心目中郭斌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而宦官即便做到了最高，便是十常侍，其最大的作用也只是為天子出頭，是天子為下面的人發洩憤怒所樹立的，是吸引火力的靶子。劉宏貴為天子，許多髒事兒便需要有心腹之人去做。這種事兒，飽讀詩書的士人是做不來的，沒有尊嚴，行事沒有底線的宦官則正正合適。況且宦官的根本便是皇權，即便是天下人都拿他們沒辦法，天子的一紙詔書便能將其拿下，他們跑不出天子的手掌心裡去。

    因此，宦官這個靶子是天子可以隨時丟棄的木偶，其地位較之郭斌這樣的朱紫重臣來說，自然是差了十萬八千里。十常侍終日在天子身邊侍候，對於天子心態的拿捏最是熟稔，又豈敢隨便拿著郭斌作妖？

第三百六十八章 變法之法（上）

    重生東漢末年正文第三百六十八章變法之法郭斌不是愣頭青，自這事兒考慮好了以後，他便一直關注著京中的動態，一旦有消息便飛鴿傳書到陽翟，是他在京中之時便早已囑咐郭全的。伏龍山莊內部有獨特的信息傳遞方式，經過一年多的發展，飛鴿傳書所用的鴿站這種基礎設施，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不小的網絡，至少伏龍山莊與京師、塞外三城這三處之間的直接通信已經基本實現。另外，連通番禺的鴿站正在建設之中，當初郭斌在番禺與伏龍山莊中交流信息用的雖也是飛鴿傳書，採用的卻是流轉各地的商隊的鴿站，這雖也是伏龍山莊設立的，卻要靠著手下騎快馬去很遠的地方傳遞消息。

    自從連通番禺的打算確定後，郭斌便命戲志才著手建設連通到番禺的消息傳遞通道。無論是在什麼時代，信息傳播的速度永遠是社會發展、搶佔先機最重要的指標之一，這種優勢在戰爭中體現得尤其明顯。因此，在黃巾之亂與塞外三城之戰中嘗到了甜頭的郭斌，在鴿站建設一事上愈發上心。

    除了經濟和政治的一體化，潁川郡中思想的統一與軍事一體化便也提上了議事日程。

    對於軍事一體化，郭斌在很早以前便開始著手實施了。自從在陽翟縣令任上時，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黃巾之亂，郭斌便著力培養自己的軍事力量，讓關羽在陽翟縣北面山中以後世訓練特種兵的方式訓練江湖好手，這是他的準備之一。另外，讓伏龍山莊中的成年男子五五一組去山中狩獵，也是為了訓練他們的技巧和膽量，每日一早的晨練更是為了提高眾人體力所進行的必修課。

    要說這些都是虛的，那麼實在的便是伏龍山莊中部曲的食物了。因為當初為瞭解決伏龍山莊中人們的吃飯問題，郭斌方帶人進山打獵，而打獵所獲得的皮毛在鞣製好後被賣掉，所得肉食自然便擺上了伏龍山莊的飯桌。肉食的介入，帶來了伏龍山莊治下百姓飲食結構的改變，充足蛋白質的攝入使得伏龍山莊的部曲一個個身體素質有了極大的改觀，配合著極大的運動量，他們非但在體質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再容易生病，體力上也有極大進步。幾個月過去後，這些人身上的衣服也被撐了起來，面色紅潤，說話聲音中氣十足，再不復當初滿臉菜色、皮包骨頭的喪氣樣子。

    要說這打獵所能提供的肉食，是頗不穩定的，因此為了提供足夠的肉食和滿足生產香皂所需，郭斌便開始從陽翟縣中購買豬肉乃至家禽、牲畜。養殖業所獲得的肉類和蛋類較之打獵自然要穩定許多，自此伏龍山莊中即使是普通百姓，其飲食中肉、蛋的比例也逐漸穩定提高，伏龍山莊中眾人的飲食結構較之此時的一般水平方算得真正獲得了穩定地提高。這表現在外，便是伏龍山莊中每一個成年男子都是肌肉鼓鼓的，孩子們的平均身高較之此時的平均身高也多有提升。

    然而，隨著郭斌就任陽翟縣令，糧食的問題又重新成為籠罩在郭斌心頭的最大難題，尤其是在招募了陽翟城內外流民之後，糧食從哪裡來，成了陽翟縣是否穩定的關鍵所在。後來，郭斌雖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糧食問題解決了，可如何提高陽翟縣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如何改變他們的飲食結構，便成了擺在郭斌案頭的新難題。

    伏龍山莊百姓不過幾百數千，可整個陽翟縣中老百姓的數量卻是以萬計的。憑藉著幾項生意收入，滿足伏龍山莊的要求不難，可要惠及整個陽翟縣，那卻是痴人說夢了。況且郭斌的官越做越大，手底下所掌管的人數量自也會越來越多，情況也越來越複雜，要為民造福，要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只靠他那幾個“小生意”，也不過是杯水車薪罷了，發展地方經濟則更不可能長久採取這樣慈善式的方式。

    郭斌是一個崇尚規則與制度的人，他認為無論是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還是促進經濟發展，制度建設永遠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他看來，只有完成一整套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證一個團體按照領導者的設計前進。當然，這套制度可能並非寫在紙上，掛在牆上的明文，更多的制度反而是人們如常生活中自覺遵守的社會行為準則，事實也確是如此。除非是聖人，否則人為地創造制度，所帶來的反而是制度的毀滅。

    就拿北宋年間矢志不移、力行變法的王安石為例。

    王安石此人私德極高，清廉樸素、不邇聲色、不拘小節，常常囚首喪面而談詩書，亦即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衣裳骯髒，鬚髮紛亂，儀表邋遢。可是他文才極好，朱熹曾評價他說：“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即便是他的政敵，司馬光也說：“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正是因為他才高當世，德行著於四海，才使得他養成了目無餘子，固執而執拗的性格。當然，變更國家法度，便要有一股鑽的精神，要有一股不懼險阻，奮力前進的精神。

    然而，這種精神卻又成了阻礙他成功的絆腳石，因為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瑕的，任何制度都要經過反覆錘煉，不斷修正，才能最終確立。而王安石這種執拗固執的性格，使得他極難聽得進去反對批評的聲音，試想一下，即便是自己人想要給他提意見，想想這個頂頭上司固執的性格，誰不害怕？那麼，誰還敢真的提意見？這種因絕高才學和德行所形成的超乎尋常的自信，使得王安石被封閉在自我臆想的環境之中，無法自拔。

    先不分析他改革的具體政策，單看看他改革的步驟。

    熙寧二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於改變風俗、確立法度，遂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單從這一年的記載便可以看出來，王安石確實為了改革國家制度費盡了心血，定也為了這幾項法案的實施準備的若干年，否則也不會提出這麼多制度出來。可以想見，這些制度定然是早就存在王安石心中的，也定然是早就放在他抽屜中、案頭上的。

    然而，若再具體分析，自從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籌財政，到王安石派人實地考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過了不過兩個月；自此，至於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立均輸法，不過是在三個月後；而到青苗法的實施，則又過了兩個月；再過了兩個月，農田水利法便頒布了。

    平均每隔兩個月時間便頒布一條足以改變國計民生的改革法令，這種頻率著實使人驚駭，非有大才、有大氣魄者是斷然做不到的。然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從王安石這一年的動作中，潛陽只看到了四個字，那便是“急功近利”。

    再看看王安石下面的動作：熙寧三年，頒布募役法、保甲法；熙寧四年，頒布方田均稅法，改革科舉制度；熙寧五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熙寧六年七月，頒行免行法。也就是說，王安石利用五年的時間，頒布了大約九項改革制度，平均每年頒布兩項，請問這不是急功近利是什麼？

    王安石所頒布的制度，每一項乍看起來都是利國利民的好制度，也都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制度，其改革的指導思想，大約便是富人多交稅，窮人少交稅。不得不說這個指導思想具有一種普適性的善良，可是同時也自己給自己樹立了極為強橫的敵人。他的政敵文彥博，便說了一句大實話：“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在那個年代，士大夫所代表的社會力量——地主無疑是整個社會的支柱，將天下的地主都得罪光了，還會有誰支持變法？支持變法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說句話的事兒，而是要真心實意地拿出實際行動來的。

    王安石雖出生於官宦人家，卻絕非天下知名的豪族，其祖上也不見有什麼位列三公的厲害人物，父親王益，在他出生時任臨川軍判官，也不過是個中下層的小官罷了。因此，像汝南袁氏這種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優越條件是不存在他身上的，這雖然證明了王安石確實是憑藉著一身的才學混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位，同時卻也證明了他在朝中並沒有多少根基，換言之，就是助力太少。

    再看王安石的履歷，雖說他曾歷任揚州簽判、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而且“政績顯著”，可這也都是中下級官員罷了。由這樣一個沒有中央政府任職經驗，家世不顯赫的人擔任參知政事，主持關乎國運的變法，雖證明了北宋朝廷任用年輕官員的膽量和決心，同時也證明了當時的天子，宋神宗趙頊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以急功之君而御執拗之臣，行事操切便極難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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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九章 變法之法（下）

    變法分為許多方面，有經濟制度的改革，也有政治制度的改革，當然還有軍事制度的改革。相對於政治制度與軍事制度，經濟制度的改革所涉及的層面往往更加廣泛，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也愈發顯而易見，其一旦出現失誤所造成的影響自然也更加惡劣。

    相較於經濟制度改革，難度更大、風險更大的則是政治與軍事制度的改革。因為軍事改革直接涉及國家存亡，其中人事的任命還會影響到朝廷中最核心的鬥爭和天子乃至皇族的人身安全問題，直接關係到政權的存續，而且軍事主官又是極具專業性的職務，其改革存在特殊性，難度之大也自不言而喻。

    而政治制度改革中，所要面對的反抗力量則是朝廷上上下下的各級官員。體現在外，普通人能看得見的大約便是反腐倡廉的問題，而其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反倒關係不大。不過，政治改革的風險之大，絲毫不下於軍事改革，因為要改革的是朝廷中的政治制度，其所要觸及的是既得利益的高官顯宦與各級官員的利益，而若是想要施行政策，當政者卻還要用這些人，又要利用、又要打擊，局面便不可避免地複雜起來。

    例如西漢景帝時期的七國之亂，不就是漢景帝想要削弱藩王的實力，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引起的嗎？說到底，不過是想要將當初漢高祖劉邦定下的郡國並行制廢去，而一律改為郡縣制嘛，這是實實在在的政治改革。

    在王安石變法中，主要有三大塊，即富國之法、強兵之法和取士之法，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面。

    王安石目光如炬，所改革各項也可謂是切中時弊，然而正是因為這幾項改革力度太大，所牽扯的面太廣，各種矛盾驟然爆發出來，才給改革帶來了難以想像的巨大阻力，其改革失敗也就不難推測了。

    其實，就按照王安石改革的辦法，三年之內能將一項法案推廣施行得徹底了，都是利國利民的大好政策，可是這麼多政策在幾年之內便全部推出，又哪裡有時間好好深耕某一項？這就是典型的管殺不管埋嘛！

    改革固有制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只有政局穩定才能保證各項政策的實施，兩千年後前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所以失敗，極大的原因便是執政黨地位不穩導致政局混亂，其結局是蘇聯解體隨即東歐劇變。

    就以郭斌目前的情況來看，因為身處亂世，郭斌手握重兵，反而可以殺伐果斷，能夠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證潁川郡中的政局穩定。而且郭斌也從未說過所謂改革的提法，他所有的新制度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提出來的，也都是為瞭解決日常工作中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

    以糧食入股的方式組建陽翟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是為瞭解決陽翟縣糧食短缺的問題；實行新的戶籍制度，是順勢而為，解決了當初三萬多流民的管理問題；在陽翟縣學中推行新式教育，以伏龍山莊學堂中畢業的學子作為教員，是為了提高陽翟縣中居民的識字率，是為了文化傳播；在塞外三城乃至潁川郡中推行抵用券，表面上看是為了方便結算，降低交易成本，往大了看則是為了使塞外鮮卑人形成對中原經濟的依賴，從而徹底解決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

    可以說，郭斌通過一個個“新點子”，解決實際工作中遇到的一個個新問題，最終卻捎帶手地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制度，是極聰明又省力的做法，既解決了問題，又夾帶了“私貨”，可謂一舉兩得，很是符合郭斌一貫的行事風格。

    要說他所以能想出這麼個辦法，卻也是借鑑了後世改革開放的做法。那位偉大的總設計師說，我們的改革開放就像是摸著石頭過河，可謂是極其精當的比喻了。因為河中不知深淺，摸著石頭便需要用手一點一點去試探，而當石頭摸準了，再邁開步子走路便極穩當。

    改革中是允許犯錯誤的，因為既然是試探，便總要有摸不準的時候嘛，只要摸準了石頭，後面的步子能夠邁得穩健，便算是成功的改革。人力總是有時而窮，一個人的見識總是不可能涵蓋社會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的，因此想要大筆一揮創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則無異於痴人說夢，其設計的制度也無異於紙上談兵。

    在我們後世的改革開放之中，領導人從來都是指明方向，然後讓下面的人去嘗試，去自己探索，成功的就形成制度，失敗的就立即取締，整個社會十幾億人口一起伸出雙手探索改革的道路，一起為了改革開放出主意，找路子，焉有不成之理？因此，可以說後世的改革開放在偉大設計師的掌握下實施，雖是自上而下發起的，卻是一場實實在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這種遵循事物自然發展規律的改革之路，才是真正正確的道路。

    偉人就曾這樣評價過王安石在熙寧年間的變法，說他“可謂有專門之學者矣，而卒以敗者，無通識，並不周知社會之故，而行不適之策也”。由此可知，一個人的經歷是有限的，其所能掌控的政治資源也是有限的，故規則的確立，若是由一個見識超卓的偉大人物來事無鉅細地包打天下，終於會脫離現實。

    如今，有了許縣陳氏的支持，潁川郡政治一體化的進程已經基本走上正軌，剩下的，便是思想的統一與軍事一體化的進程了。

    莊園經濟的模式，使得地方豪族能夠在莊園之中自成一體，許多規模龐大的莊園，除了鹽、鐵這樣朝廷管理極其嚴格的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外，關起門來甚至可以自給自足。而這種莊園經濟的模式，正是天下大大小小的莊園可以在黃巾之亂中有自保之力，能夠長期抵抗盜匪、亂軍騷擾的根本原因。

    莊園中為了維持秩序、抵抗外來入侵，大多有數量不等、裝備不一、訓練程度參差有別的武裝力量，這些武裝被稱為部曲。在黃巾之亂初起時，朝廷明發詔書解除黨錮之禁後，鼓勵天下豪族地主徵募部曲，協助官軍剿滅黃巾亂軍，所用的除了臨時徵召的民軍，就是這些部曲了。

    郭斌深知，在如今莊園經濟為主體的經濟模式下，作為在一地有一定實力的豪門大族，勢必要維持一定數量的軍事力量。這既是為了抵禦隨時可能出現的黃巾餘孽，也是維持莊園內安定秩序的保證。

    就這個問題，郭斌曾與戲志才進行過深入的探討。如今的戲志才較之剛剛追隨郭斌時也獲得了極迅速的成長，非但在處理地方庶政時愈加得心應手，處理問題時所站的高度也獲得了極大提升。

    看來無論是在歷史上多麼出名的謀臣，想要避免眼高手低的毛病，都要經過實際的錘煉。想要真正發揮其全部能力，便需要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磨礪鍛鍊，非但戲志才，荀彧、徐庶都是如此，郭嘉表現則最為明顯。便是關羽，如今也褪去了大部分的江湖氣，在政治上越發成熟，在軍事指揮能力上也有質的提升。因此，如今郭斌麾下的諸多武將之中，除了趙雲之外，能夠獨當一面的帥才，就只有關羽一人了。至於張飛，於武學上成就雖高，在治國理政方面卻是興趣缺缺。

    對於各族部曲的問題，戲志才對郭斌道：“如今黃巾雖平，然戰亂未消，各地盜賊蜂起，為禍地方。陽翟、長社附近因有我大軍坐鎮，自沒有敢於前來立足之人，可其他地方卻總是有黃巾餘孽流竄作惡。故此，目前情況下，綏靖地方實為至關重要之事。”

    郭斌道：“志才所言甚是，不過各莊園蓄養家丁部曲，違抗朝廷法度，卻終是一大腹心之患，日後天下安靖，怕又會成為禍亂天下的一顆毒瘤啊！”

    戲志才點頭贊同道：“主公所慮，正是忠心中所想。只是若要使得各地豪族解散部曲，非得從內外兩個方面入手方可。”

    郭斌喜道：“哦？卻是哪兩個方面？”

    戲志才道：“外則剿滅黃巾餘孽，使潁川境內再沒有盜匪為亂；內則發展經濟，徹底破除如今各處以莊園為基本之經濟形制。”

    郭斌聽了，心中暗讚：“好一個戲志才，不愧是歷史上曹操看重的智謀之士，看問題果然是高屋建瓴。”仔細分析一下戲志才這兩個方針，第一個是要剿滅流竄在潁川各地的黃巾餘孽，使得地方沒有山賊盜匪為禍，那麼各地莊園便沒有了非聚集起龐大部曲武裝的理由，雖不可能完全消除部曲的存在，卻可以將其控制在一定範圍內。而第二個，要徹底破除以莊園為主體的經濟形式，才是真正從根子上杜絕地方武裝存在的根本手段。

    “想要破除莊園經濟，難度不小，志才可有什麼好辦法？”郭斌問道。

    戲志才看了看郭斌，一笑道：“主公明知故問，你不是一直在這麼做嗎？”

    郭斌老臉微紅，與戲志才對視一眼，朗聲大笑。 (https:)

第三百七十章 漢朝普通人的生活壓力

    戲志才所謂郭斌“一直在做”的事，卻也沒有瞞著誰的必要，蓋因這也是堂堂正正的陽謀。

    莊園之中存在部曲武裝，其根本原因在於如今遍佈天下的以莊園為單位的經濟模式。可以說莊園經濟與大漢朝廷天生便有矛盾，而其根本矛盾，在於隱匿人口能否轉化為編戶齊民的問題。所謂的編戶齊民亦即朝廷施行的戶籍制度，規定凡政府控制的戶口都必須按姓名、年齡、籍貫、身份、相貌、財富情況等項目一一載入戶籍。被正式編入政府戶籍的平民百姓，稱為“編戶齊民”。

    在以農業為基礎的中國古代社會，戶籍制度是關係到國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制度。因為它不僅僅是一項控制人口流動的行政管理制度，更是賦稅制度，是地方乃至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最主要來源。

    所謂的編戶齊民，從字面意義上講，是將老百姓編入戶籍冊，成為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的平民，此處所謂的“齊”，亦即平等之意。而老百姓在享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同時，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亦即繳納賦稅，承擔徭役、兵役的責任。

    所謂賦稅，分為賦和稅兩部分：賦，即人頭稅，分為算賦與口賦兩種，所謂算賦是成年人的人頭稅，凡十五歲至五十六歲的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需要繳納一百二十錢，稱為一算，用作購置車馬兵器，是漢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項目之一；口賦是專對七歲至十四歲的兒童所徵收的人頭稅，每人每年繳納二十錢，屬於皇室收入。

    無論是算賦還是口賦，其收繳銀錢的數額都可能隨著當時的實際情況產生變化，尤其是漢武帝時期，因為軍費不足，原本在漢文帝時改四十錢為一算，又恢復到了一百二十錢，“算”的高低，決定人民負擔的輕重。漢朝政府對少數民族地區也征算賦，令成年人交賨布(麻布)一匹，板楯蠻地區除羅、朴等七姓外，每口每年納賨錢四十。而口賦，在武帝時起征年齡則從七歲調整到了三歲，徵收額度則提高到二十三錢。口賦額度的提升和年齡的下降，在民間則釀成生了孩子後立即殺掉的慘劇。少數民族地區的兒童，每口收賨布二丈。算賦的收取，在每年八月進行，即所謂的“八月算人”。

    具體到算賦徵收的名義，因為這在名義上是用來購置車馬兵器的，故大致可將這種人頭稅看成在朝廷管轄範圍內生活所要繳納的保護費吧？

    而所謂賦稅中的“稅”，是秦漢時國家向土地所有者徵收的土地產品稅，亦稱田稅。在戰國時候，稅率一般為畝產的十分之一，故稱為“什一之稅”。然而，因為此時戰亂頻仍，各國所收取的田租便往往超過這個稅率。秦統一六國後，田稅的稅率未見記載，但根據推測，大約是頗高的。

    漢高祖時行輕徭薄賦政策﹐田租什五而稅一﹐實行未久﹐又有增加。所謂什五而稅一，亦即取每畝所產糧食的十五分之一，作為田稅。到惠帝即位(公元前195年)，又恢復為十五稅一。漢文帝在位時，為了勸課農桑，朝廷曾數度減收天下的賦稅。於是，到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遂正式規定田稅為三十稅一，這一稅率終西漢之世都沒有改變。到了東漢光武帝初年，由於戰亂未平，軍費浩大，國家財用不足，田租一度復增為什一。建武六年(公元30年)，即恢復舊製為三十稅一，直到獻帝建安九年(204)曹操平鄴(今河北臨漳西南)，才改為畝稅四升。

    從賦稅出現的時間也可看出，相對統一的新式度量衡的出現，非但改變了官員俸祿的給付制度，將井田制徹底摧毀，更改變了國家財政收入的計算方式，大大改變了天下間普羅百姓的政治、經濟生活。

    所謂徭役，指的是國家無償徵調各階層人民所從事的勞務活動，是國家強加於人民身上的又一沉重負擔。按照規定，農民每年要在本郡服一個月的勞役，服役之人被稱為更卒，從事修路造橋﹑轉輸漕谷等工作。因為是輪番服役，故稱“更”。有不願或不能親身服役者﹐可出錢三百(一說兩千)交官府僱人代替，是謂“過更”，即把更卒之役過與他人；而所出之錢，即謂之更賦。

    實際上，尤其在漢武帝以後，人們都不大肯親踐更卒之役，而多願意出錢了事；而且有的地方官府不願役人親身踐役而強令他出錢代役，於是這筆代役錢就逐漸轉變成為類似人丁稅的一種賦稅了。因為地方工程數量總是有限的，大多用不了太多的人力，而將這種更賦制度合法化後，則又是地方上的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

    西漢規定，一個男子在二十三歲到五十六歲之間，有服兵役的義務，每人兩年，如果不願親自去，也可按每月出錢300僱人代替。一般農民無法承受，只得親自服役。以後歷朝歷代都有類似強拉民役的辦法，只是名稱不一。

    從以上種種可以看出，兩漢這種賦稅、勞役、兵役制度，對於普通民眾來說是極沉重的負擔與剝削。而對於家資豐厚的豪門大戶來說，這實在算不得什麼。

    在我國封建社會的各個朝代中，漢代的田稅相對來說是較輕的，然而正是這種較低的田稅，反而給普通農民或佃戶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奇怪的現象呢？且聽在下仔細分解。

    這種輕徭薄賦的政策，對於西漢初期和東漢初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小農是有利的，從而對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以及農民生活的改善起了促進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漢租所謂三十稅一，是按照土地多年來的平均產量﹐依三十稅一的比例折合成固定的稅額來徵收﹐是一種定額課稅制。即所謂“較數歲之中以為常”，“以頃畝出稅”。

    這種衡量稅收額度的方法，減少了朝廷的工作量，也使得農民在豐收之年也可以按照往常年景繳納田稅。然而，一旦遭遇自然災害，田中產量減少，若還是要按照原來的田稅繳納，則無疑會給農民造成極大的負擔。因此，極為脆弱的自耕農民一旦遇到災荒年月，便不得不向地主借貸，甚至賣兒賣女。

    相對於輕薄的田稅制度，口賦與算賦，乃至徭役、兵役制度，才是壓在老百姓身上的大山。無論是口賦、算賦，還是讓人代替自己服勞役和兵役，都需要大把大把的五銖錢。而農民在日常的勞作之中是不能生產金錢的，只有靠販賣糧食與自家織作的布匹換取五銖錢，用來交稅。這種金錢的獲取方式無疑是極不穩定的，一旦遇到一丁點兒意外狀況，或是雨水不調，或是家中有人生病，便可能會導致其破產。

    因為朝廷的賦稅極輕，以土地收入作為主要財產來源的地主豪族，其名下耕地越多，所享受到的利好也就越多。然而地主不可能自己去種田，只會僱傭失地的農民作為自己的佃戶，朝廷雖然只收取三十分之一的賦稅，可將土地租種給農民卻能受到所產十分之五亦即一半的田租。所謂：“官收百一之稅﹐民輸泰半之賦(此處指向地主交地租)。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

    因此，這種不用耕作便能坐收極大利好的經營方式，愈發刺激了大豪強地主的貪婪慾望，促進了他們兼併土地的貪慾，許多道德淪喪而缺乏同情心的豪族地主便利用災年千方百計地促使自耕農民破產，從而擴大土地兼併規模。最終使大量自耕小農淪為租佃農民或依附農民﹐從而促使西漢中期及東漢中期以后土地問題日趨嚴重。

    不過，為什麼又會出現所謂隱匿戶口的現象呢？

    按說老百姓也不傻，同樣是耕種土地，為什麼要依附於豪強地主？自己開墾荒地難道不行嗎？此時依舊是地廣人稀的狀況，若是去開墾荒地，所得良田都是自己的。可是即便如此，朝廷還要徵收口賦與算賦、還要征發勞役與兵役，破產的農民連飯都吃不飽了，拿什麼去應對？

    因此，進入莊園之中，依附於豪強地主，成為隱匿人口，從而躲避賦稅與勞役、兵役，便成了許多破產農民被迫成為流民之外的唯一選擇。此外，在大規模自然災害爆發的時候，流民激增，購買力大減的同時，工商貿業也遭受重創或崩潰，城市中的小手工業者和商人又會遭受到滅頂之災。

    然而，正是這種大規模的自然災害，卻反而造就了豪門大族一場兼併土地的饕餮盛宴，若是平民老百姓再不敢反抗，老老實實地該餓死的餓死，該凍死的凍死，對於豪門大戶來說便更加完美了。

    由此可見，災荒之年並非真的沒有糧食，而是糧食都在豪門大戶的手中，成了他們兼併土地乃至收攬人心的利器。在這個時代，所謂的天災雖確是天災，卻更加是一場人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雖確實會刺激競爭，卻終於會對人類社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所謂苛政猛於虎，真的不是一句說說而已的套話，這就是生活在漢朝的普通人所要承受的壓力。

    人生之難，一至於斯。 (https:)

第三百七十一章 土地問題的出路

    要想在潁川郡實現軍事一體化，徹底消除散佈各個莊園的私人部曲力量，便不得不從根子上將莊園經濟的基石打破。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將草創於明朝，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普遍實行開來的攤丁入畝的賦稅制度拿出來。這種賦稅制度的主要內容，便是將中國實行兩千多年的人頭稅(丁稅)廢除，而併入土地稅。

    只要算賦與口賦這兩項廢除了，而單以朝廷三十稅一的制度收取田稅，哪怕是十五稅一甚至是十稅一，也是對農民壓力的極大減輕。農民壓力減輕後，自然會開墾荒地，不再托庇於豪門大戶。只是郭斌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潁川郡守，如何能夠輕易改變朝廷的財政制度？

    相對於田租來說，算賦與口賦反而是朝廷收入的主要來源，其中算賦歸於中央財政，而口賦則直接進入皇室的腰包，若是將這兩項取消掉，那麼中央財政收入從哪裡來？皇室的開支又從哪裡來？在如今天下亂起，朝廷需要四處派兵，中央財政壓力巨大，中央政府臨近破產的時刻，想要將人頭稅取消，無異於痴人說夢。即便是天子劉宏與朝中諸公都知道這是飲鴆止渴，也不得不將眼前的危急先渡過去再說。

    如今想來，漢朝廷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削減田稅，在很大程度上應當也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抑制土地兼併，從而保得江山穩固。朝廷減稅，獲利者是擁有大量耕地的豪門大戶，他們僱傭佃戶為自己耕田，收取一半的收成，轉過手來再向朝廷支付三十分之一的田稅，這麼好做的買賣，誰不想著擴大規模？

    這裡面的門道難道朝廷真的自始至終都被蒙在鼓裡，一點兒也不知情嗎？朝中的高官顯宦那是心裡清楚卻不說出來，天子可能是不知道，可也斷然沒有被瞞了四百年的道理啊！就算是劉邦想不到，文帝、景帝也都沒有意識到，可出身草莽的光武帝劉秀難道還不清楚嗎？只是這種經濟形勢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大勢已成，朝廷也是有心無力罷了。即便只是想要削藩便搞出七國之亂的事情，西漢王朝差點兒便換了天，若是想要同時與遍佈天下的豪門大族打擂台，便是貴為天子當也是心膽俱寒吧。

    因此，在郭斌看來，朝廷在這件事上只是揣著明白裝糊塗罷了。春秋戰國時候，因為井田制的實行，土地問題的核心都集中在井田制是否廢棄的問題上面。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公田逐漸被撂荒，私田則不斷被開墾擴大，此時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私田是否合法的問題上。而自從商鞅變法，乃至秦統一六國之後，私有土地方真正走上了歷史舞台。

    可以說，統一度量衡的出現為私有土地合法化提供了極強的推動力，因為它的出現促使原來通過分封“發工資”的現象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而出現了依靠統一的量器計量糧食的方法，而朝廷則依照這種新式的衡量方法給官員發放俸祿。官秩中所謂“六百石”、“二千石”，所說的便全都是糧食的數量。

    同時，統一的度量衡的出現也為國家更新稅法提供了依據。在原來的井田制中，通過耕種公田“交稅”的方法是相對粗放的，而有了統一的量器之後，田稅則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統一繳納，原本公田被撂荒的擔憂自然也沒有了。因為田稅的徵收是針對私有土地的，你有多少地就需要繳納多少田稅，你開墾的土地越多，所要繳納的田稅自也就越多。從此以後，即便是原來的公田，也可以通過僱傭佃戶、奴僕耕種的方式運作，從而收取田賦。

    因此，可以說正是統一度量衡的出現，才促使天下稅法改革，從而形成了秦漢以后土地兼併的現象。故，人還是要對大自然保持適當的尊重的，誰都不知道自己的一個舉措會引發怎樣不可預知的後果。度量衡的發明固然帶來了許多好處，促進了人類經濟形式的革新與政治制度的改革，促使新的俸祿制度出現，從而使文官制度有了大發展，卻也帶來了這個困擾了中國傳統社會一千六百多年的土地兼併問題，多少王朝的興衰都是因此而起的啊！

    也就是說，在漢朝即便是意識到了土地兼併不是好事，卻也沒有歷史經驗可以用作參考，因為規模龐大而劇烈的土地兼併正是從漢朝開始的。

    當漢朝廷意識到土地兼併的危害時，已然是積重難返，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則勢必先要將這個朝廷連根拔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中央政府手忙腳亂地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才發現，他們竟然束手無策，唯一能做的便是降低田稅。所謂“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貧民百姓雖不能享受到降低田稅的政策，卻至少可以通過這種方法博得豪門大戶的好感和支持，否則若再增加田稅，豪門地主們也增加老百姓的田租該如何是好？

    因此，朝廷越是降低田稅，豪門地主獲利便越豐厚，土地兼併的慾望便會愈發強大而不好節制，豪門地主們便會越發不擇手段地迫使自耕農破產，淪為他們的附庸。這樣便形成了一個惡行循環，使得各地豪族規模越大，實力越強，中央政府也越來越無力解決土地兼併的問題，最終爆發出來也便毫無懸念了。

    而想要解決土地兼併的問題，從根子上打破莊園經濟的經濟形勢，便要極力發展生產力，使得人的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所要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比如以前犁地，需要幾個人掄著鋤頭在驕陽下從早忙到晚，幹一天才能完成鬆土的活兒。然而，有了畜力介入之後，只需要一個人扶著犁並掌控住耕牛，一日便能將活兒幹完。這樣一來，莊園所需的勞動力自然就少了。然而，為了防止地主們利用節省下來的人力資源繼續投入擴大耕地面積，開墾荒地，還需要對在農業中“下崗”的人予以正確的引導。

    將他們引導到什麼方向上去呢？工商業便是郭斌想出來的辦法。

    農民之所以托庇於豪門地主羽翼之下，成為隱匿人口，最重要的原因是深重的田稅、口賦與算賦、還有勞役和兵役的壓迫，使得他們無法自立於社會，他們非如此無以謀生。而一旦隱匿於地方豪族的莊園之中，便算是成功躲過了如此沉重的賦稅與徭役。豪門大戶多在地方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地方的官員和小吏自不會為了幾個逃亡的老百姓去得罪他們。

    勞動力密集型工業生產需要海量的工人，紡織業、建築業，再加上如今郭斌手中其他的工業生產項目，在如今的生產力水平下都離不開海量的、具有人身自由的勞動力的支持。而工商業在目前所展現出來的強大的盈利能力，無疑為廣大豪門地主展現了一個踅取財富的全新手段。只有將他們的注意力從土地上移開，引導他們的資金和人力、物力往工商業流轉，才能真正釋放被“囚禁”在莊園之中的勞動力。

    歷史上，中國歷代王朝為了這個土地兼併的問題挖空了心思，多少社會精英、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巧妙構思，極近人類算計之精妙，將包括賦稅政策在內的國家政策改了又改，也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郭斌卻通過大力發展生產力這一似乎不太搭界的方法，使得土地兼併問題在理論上有瞭解決的可能。

    這不是說郭斌是多麼的英明神武、聰明睿智，也不是說他有多麼的高瞻遠矚，而是他跨越了時空的限制。作為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社會主義五好青年，郭斌從上學的時候就明白“生產力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這個道理，當初他通過各種方法極力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甚至不惜拿出了牛頓力學三定律扮演了一回神棍，可是說到底他不過是想要裝x罷了。

    毋須諱言，當初的郭斌就這麼點兒願景。如今在漢朝末年，以如今的生產力水平和他自己那半吊子的新知識，飛機大炮是不用想了，弄點兒簡單的機械至少不是什麼大問題吧？而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動力的蒸汽機，想要研發出來似乎也不是那麼難。郭斌就想，若是能研究出蒸汽機來，將其安裝到大船上，這種蒸汽輪船豈不是要逆天了？誰還能打得過？開著蒸汽輪船橫渡太平洋，到達美洲大陸，那可得多威風？

    想到這裡，郭斌不由得又想起了郭德綱的相聲裡說的那段話，一個汽車發生了交通事故掉進河裡撞死了一條魚，這條魚到死也想不到自己會死於一場車禍。老郭得到的結論是：幹掉你的往往不是你的同行，有可能是跨界。

    中國歷代社會精英殫精竭慮、極盡巧思，努力改革賦稅制度，直到一千六百多年後才研發出“攤丁入畝”，可只要換一個思路，努力發展工商業、加速生產力發展，同樣能夠解決土地兼併的問題。

    戲志才所以說郭斌一直在做，指的就是發展工商業，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事情。

    郭斌所以一直努力發展工商業，並想盡一切辦法要將豪門大戶拉進來一起賺錢，剛開始為的確實是交好各地豪族，使得伏龍山莊可以在亂世之中立足。可是，隨著郭斌地位的提高，他與他的謀士們所站的位置也不斷提高，看問題的角度自也變了。

    小小的塞外三城竟能容納下五十餘萬黃巾降卒，靠的是什麼？還不是龐大的物資存儲和轉運規模？塞外三城中固然有數量極多的人從事農業與牧業生產，可這反而是為了保證糧食安全而不得不從事的副業，城中規模最為龐大，用人最多的還是在陽翟服飾中負責編織毛氈、製作成衣的工人，是保證倉儲系統順利運行的工人，是為來來往往的客商提供服務的第三產業從業者。

    可以說，工商業的力量在塞外三城展現得淋漓盡致，也給郭斌手下的謀士們打開了一扇通往全新發展道路的窗戶，使得他們認識到，工商業也可以救中國。而締造了這一切的郭斌，無疑受到了他們的敬重與景仰，他們的主公才是真正的胸懷天下、高屋建瓴。 (https:)

第三百七十二章 軍事一體化

    潁川郡中的經濟一體化，自郭斌開始與郡中豪門富戶合作經營工商業，便已經開始了。當然，彼時的郭斌並沒有想到那麼遠，他只是想著要與各地的豪門大戶打好關係，日後相見好說話罷了。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更何況當時的郭斌力量尚極弱小，想要在人家的地盤上賺錢，又怎麼能不與這些坐地虎打好關係呢？

    然而，商業似乎自然便具有一種特殊的親和力，這是一種參與雙方都必定獲利的產業。經過這近兩年以來親身參與，經營商業所獲得的巨大利潤早已征服了潁川郡中的豪門大戶，在不知不覺間，潁川郡中的豪門大族開始利用所獲得的資本擴大工業生產。

    當然，此時的工業主要是建築業，原本的陽翟建築股份有限公司如今卻有點兒名不副實了。自從郭斌擔任潁川郡守後，公司規模便有了進一步擴大，股東由陽翟縣境內的豪門逐漸擴大到了整個潁川郡。建築業，如今已經隱然成為陽翟縣乃至整個潁川郡的招牌，天下各地的豪門大戶都知道，陽翟建築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築水平極高，構思新穎，設計精妙，是天下間最有實力的建築業大亨，就連天子的南宮都是由他們負責修建的。因此，建築公司雖還掛著陽翟縣的牌子，卻實實在在的成了整個潁川郡的產業。

    直到如今，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建築訂單，建築公司的高層才確切知道郭斌當初極力要攬下南宮修建工程的原因。在他們心目中，彷彿郭斌天生便有一股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他的每一個在常人看來無法理喻的決定都有令人難以捉摸的深意。

    除了建築業，便要屬塞外三城創造利潤的能力了。若不是身在局中之人，誰都無法估計得出塞外三城中遍佈的倉庫、酒肆、茶館等一系列設施的盈利能力，也無法估計得出連通塞外三城與京師洛陽的商隊的盈利能力。最早參與進塞外三城建設與開發的潁川豪門，如今非但早已回本，有些更是已經開始盈利了。當初荀彧負責這個事情，穎陰荀家也是最早明確表態支持這一政策的豪門，因此荀家早便渡過了黃巾起義時的混亂，如今的實力較之黃巾之亂前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隱隱然已有蓋過許縣陳氏的架勢。

    藉著工商業快速發展的東風，潁川郡中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也愈來愈快。

    然而，想要實現，則務必要打破固有的莊園經濟模式。經濟模式的轉變，可不是旦夕之間便能完成的工作，非得經過長期的發展和努力才能最終達成。當然，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豪門大戶擁有部曲的數量，郭斌在南下之時立意創立的鏢局便要起作用了。

    所謂大禹治水，堵不如疏，這既要壓縮豪門大族部曲生存空間，又要避免引起他們的反彈，行事便更加需要慎之又慎。

    豪門大戶所以擁有一定規模的武裝力量，為的無非是守莊護院，再有自然就是作為流通各地的商隊的護衛。如今黃巾之亂雖已基本平定，各地肆虐的盜賊卻是愈加橫行，除了有限的幾股勢力，遍佈天下的大多數山寨則多是冒著黃巾軍的名義罷了。

    可正是因此，天下各處的局勢才愈加紛亂而複雜。因為這些散落天下各處的武裝力量沒有統一的指揮，沒有一定的綱領，也沒有一以貫之的政治觀點，所以他們的態度便會隨著時事的變化而變化，其中存在的不確定性較之有統一綱領與指揮的太平道自然要多得多了。正是這種極端的不確定性，使得時局更加撲朔迷離，各地狀況也愈加複雜而糾葛極深。

    天下各地這種極端瑣碎而複雜的政治局面，使得理順商路所要花費的財力、物力和人力資源大大提升。這一路上既有地方官府設置稅卡，又有各處的山賊土匪攔路要供奉，一個商隊想要平平安安地過去所需要花費的心血那可是海了去了。

    各家非但要組織專門的部曲負責沿途護送，還要另外僱傭武師負責教授武藝、護送商隊，況且這些豪門大戶平日裡打交道的多是士林與官場，熟悉江湖規矩的少之又少，因此想要他們找個能帶頭押運的人，那可要頗費一番力氣了。

    如今有了鏢局，據說領頭的劉辟本就是原來太平道大賢良師張角的徒弟之一，在江湖上好大的名頭，是郭斌親自招募而來。由他帶領一干手下護送商隊往返於商路上，自然要少卻許多麻煩。不說大大小小的山寨都打著黃巾軍的名義搞“生產”，單只劉辟在江湖上的赫赫大名，沿途的許多山寨便不能不給面子。

    對於豪門大戶來說，組建部曲維護商路非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還需要費盡心機地尋找既能在江湖上吃得開、又底實的“好漢”來帶隊，這個投入實在是太大了，對於以節約成本為根本需求的商業活動來說是極不合算的，至少在短期內其投入與收益是不成比例的。而鏢局的出現使得整個潁川郡能夠以一個整體的名義打通商路，商隊只需要在有需求的時候支付一定數量的金錢便可以保證貨物的順利流通，這樣便大大地降低了前期的基礎投入。

    畢竟，在商業活動中是崇尚專業化的，只有精細到極致的分工才能產生極限的效率，在大生產中也只有利用專業化的人員，才能產生最低的成本。道理很簡單，生產火腿的人，不用親自養豬，也不需要親自操刀殺豬；後世生產手機的廠商，不用親自製造芯片、屏幕、主板等元器件和手機外殼，甚至不用親自組裝。工業生產的全球化，不正是分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並被極限運用後的結果嗎？

    對於商路沿途的土匪山賊來說，沿路打劫畢竟是一份危險性極高的“生意”，若是挑不好對象，甚至可能小命不保，簡直堪稱高危工種了。而若是有了鏢局，山寨的日子無疑也會好過不少。

    說到底，鏢局也不過是一門生意罷了，鏢局跑鏢賣的卻不只是力氣，更是面子。跑鏢的時候不可能從頭打到尾的，無論是鏢師還是趟子手，他們來鏢局都是為了賺錢，而不是玩兒命的，跑鏢的時候若是從頭打到尾，幾百上千里路跑下來還能有幾個喘氣兒的？若真是這麼高的傷亡率，那誰還敢來做鏢師？乾脆從軍好了。

    因此，鏢局靠的是鏢局的名頭，是實打實的利益，既然是生意、是買賣，什麼東西總要有個價兒。一般來說，只要是在能力範圍內拿出買路錢的，綠林中的好漢也多不會害了你的性命。其實這也並不難想通，好漢爺們生活靠的就是這條道兒，若是多殺幾個人，沒有敢從這條道兒上走的了，還上哪裡撈錢去？只要認清了這一點，郭斌對劉辟所創鏢局的運營方式的佈置便不難理解了。

    凡是人類社會，講究的就是兩點，一個是面子，一個則是裡子。面子是虛的，是人類身為社會性動物社會性的具體表現；裡子則是實實在在的利益，是好處，是人類身為動物對生存和發展的需求。有了面子沒有裡子，那是裝13，啞子吃黃連；有了裡子沒有面子，那是悶聲發大財；既有面子又有裡子，那是才智超卓的聰明人；既沒有面子又沒有裡子，那是窩囊廢。

    郭斌構想中的這個鏢局的運作方式，是要靠著劉辟的面子獲得與商路沿途的山賊土匪對話的機會，然後靠著郭斌在背後提供的強大經濟實力為後盾，給他們開出條件，按時給他們提供糧食之類的物資。這樣，面子都有了，雙方又都獲得了實質性的好處，難道不是雙贏的局面嗎？

    所謂的實質性的好處，郭斌一方所求的是一條安全穩定的商路，而山賊土匪們也得到了長期而穩定的收入來源，還有什麼能比得上如此明碼標價的生意的公平性的？當然，對於郭斌來說，一條穩定的商路所代表的還有更多的附帶價值。

    第一，商路穩定便可保證運往塞外三城的貨物可以安全而及時地抵達目的地，這是塞外三城的根本，容不得有一點兒疏忽。因為塞外三城是商貿城，迅捷的物流速度與充足的貨物是維持其運轉的源動力，若是商路不通，塞外三城中的貿易額便會減少，貿易額減少便會使得買賣雙方失去對塞外三城的信任，屆時剛剛普及未久的抵用券勢必會瘋狂貶值，塞外三城乃至整個塞外的經濟秩序便會受到極大影響，甚至引發經濟秩序崩潰也不是不可能。

    因為如今通過塞外三城販運到塞外遊牧民族手中的貨物已經影響到了絕大多數的鮮卑人部落，鮮卑部落的經濟對塞外三城的依賴程度也已經越來越深，許多部落甚至已經淪為塞外三城經濟的附庸。這也很好理解，人人都期盼穩定而富裕的生活，當可以通過貿易便能獲得豐沛的物資，能夠過得比以前更加富裕的時候，塞外遊牧民族也可以放棄遊牧生活。因為陽翟服飾對塞外優質毛呢製品原材料的渴求，也由於羊毛運送的困難，毛呢製作的工序在許多時候便會以“外包”的方式交給鮮卑人來做。

    鮮卑人長年累月與牲畜打交道，編制毛氈的工藝已經頗成熟了，因此這個工作交給他們做並不用過分擔心質量的問題。另外，羊毛無論是儲存還是運輸都極困難，交給鮮卑人進行初步加工正可以大大減少運輸過程中的損耗與開銷，能夠極大地降低成本。

    因此，如今已經有許多與塞外三城聯絡緊密的鮮卑人部落，開始投入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專門從事製作毛氈的工作，一旦塞外三城不再需要毛氈了，對其經濟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一旦塞外經濟秩序崩潰，鮮卑人活不下去了，還能讓長城以南的漢人過好了？下面的必然就是大規模的侵略戰爭。

    這並非危言聳聽，而是後世的歷史明明白白發生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