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 七百七十一章 太子(一)
司馬光一行進京時,狄青已經準備撤軍,還沒有去世。()
四人赴京,引起轟動,兩個學生一為知諫院,一為知制誥,也意味著鄭朗幾個學生漸漸全部走到前台。
御史中丞王疇在二人剛到廄時,忽然上了一封奇怪的書奏,先說: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辯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覬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裡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苟辭祿而請歸農者有之,皆心語相違,情實交戾。請自今,有如向所陳者,並許彈奏施行。
這段話與劉敞說的,以及鄭朗私下說的,性質差不多。
想辭官得真心辭,故意以辭官求清名高名,何必,會養成一種虛偽風氣。
司馬光與王安石聽了驚訝萬分,不過他們不能作聲,自己也多次拒詔不受的。
接著話音一轉,說,又,有重才者國家不諱,然避嫌於京外,養廉名敗壞國家之名,亦交戾之事,請朝廷處之。
沒有指名道姓,但都知道說的是誰。
就是不知道他說的是好心,還是歹心。
趙禎看到這裡,同樣也默然。
真相不是國家忌諱,也不是刻意避嫌京外,但怎好說出來。
最後道,國家開廣言路,任用台諫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徼之人,挾己憎愛,依其形勢,以造浮說,奔走台諫之門,鼓搧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熒惑紊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為聽斷之累哉望曉厲士大夫,庶幾偷薄革心,以清朝路。又,台諫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干台司者。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為言而助之爾。臣以為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固不俟言者助之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台者,許彈奏以聞。
這一段說得很含蓄,但揭示了幾個嚴重問題,台諫大臣多喜胡說八道,一些大臣媚交台諫以求為援,鞏固自己權利。
鄭朗早說過類似的話。
趙禎看到後,下詔,台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诐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為朕申儆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黜焉。
不過未必有多大作用,風氣已經養成,現在矯正為晚了。
王疇卻是一個忠厚的長者。再加上司馬光乃是知諫院。因此在司馬光沒有進京之前。忽然從下面再次興起彈劾龐籍的風氣。
有的人倒不是與龐籍過不去。
擔任數年首相,好下去休息了。
是人總有一口氣的。
這麼多年。特別這是兩年,替國家小心經營,還要與一些大臣鬥智鬥法,龐籍歲數又高了,漸漸力不從心,心中略動了一些氣,因此病倒。於是求致仕。
趙禎不准。
龐籍抱病上朝,在趙禎面前將自己的雞翹帽拿下來,道:「陛下,你看臣的頭髮。」
趙禎無奈,准其旨,但讓龐籍留在廄養病,許其過問軍國大事。處置類似呂夷簡,有些台臣想彈劾,不過隨著司馬光赴京,王疇不欲御史台多事,一個個終於停了下來。
胡宿治河有功,遷為樞密副使,歐陽修遷為參知政事,張昻遷為樞密使,曾公亮遷為平章事,依然還是兩個首相,但是曾公亮位於韓琦班下。
司馬光初到廄,就被來了一個下馬威。
中書命司馬光詳定均稅。
這個均稅不僅是方田均稅法,兩者有很多不同,更不是均攤稅務,而是指土地肥瘠分等定稅。
但實際執行會非常麻煩。
連田與戶都隱去了,何謂田地好壞。
朝廷也要每年派官員下去盤查,這是鄭朗的建議,一年不要多,於縣開始,每年核算耕地的變化,然後派官員查那些耕地面積減少最多的兩三個州府。()
不算是治理之策,僅是起阻止氾濫的作用,用之震懾。
可是官員下去查,有的官員嚴酷,有的官員鬆懈。還有州與州之間又有不同,例如廄附近諸州,陳州、蔡州、亳州等等,多是權貴人家。隱田名列全國最前面,連鄭朗都迴避三尺,況且其他官員。
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可每年都會發生無數起糾紛。
司馬光接到這個任命後,面不更色。
這兩年除了水利,調解之外,餘下的時間師生呆在一起,就是講國家的制度。
鄭朗在上面,在下面,最大的作用是替國家經營,制度卻沒有怎麼碰。怕麻煩。並且反思范仲淹的話,凡事都要為政令簡潔上想。
政令只有簡潔了,才容易執行。
關於這個均稅,鄭朗與王安石、司馬光也講過,當然不是方田均稅法,而是以各色地等公平的徵稅。
講得更複雜。
均稅靈感主要來自唐朝的均田制與兩稅制,均田制其實更早來自北魏,按照勞動力分配給廣大農民耕地,但每戶勞動力都有生老病死的,因此它在隨時變動,這個權利由國家來執行,所以有了永業田與口分田兩種田制。
但由於世家豪門把持著大多數耕地資源,自開國之初就執行不力,以至李世民與魏徵有一段對話,一度想恢復遠古時的井田制,掣肘土地的兼併。到楊炎改革兩稅制時,則連均田二字都索性不提了。
宋朝開國之初土地仍然沒有多大壓力,相反,豪門世家湮滅在歷史長河裡,釋放了土地空間,由是不阻止耕地兼併。這為後世謳歌,實際發展到後期因為人口增加,土地兼併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掣肘,於是唐朝的均田兩稅全部翻了出來。
大臣論事喜歡用兩個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與劉恕認為均田制是唐朝實際制度,司馬光甚至公開稱為均田法。這是才開始的司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馬光態度能算是激進派。
大多數士大夫則不認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業,天寶以後。口分世業因兼併壞之。其中有歐陽修,曾鞏,朱熹。朱熹認為唐朝不是均田制,僅是口分世業,均田法其次的辦法,近似於井田制。
鄭朗與司馬光交談時。司馬光還沒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劉恕與歐陽修。
為什麼要提他們,一個故事,兩種態度,有故事,那麼在宋朝就能推廣,均攤田畝,反對兼併。若是唐朝沒有真正實行,這個均田沒有故事。缺少理論根據,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給農民。
兩種結果相爭,又出現一種新的溫和說法,蘇氏兄弟的均稅,均田賦稅非是將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積徵稅,而是按現有土地來納稅,不制止兼併,也不是將土地授受給農民。理論有元稹的《均田狀》。還有陸贄的奏文。說均田僅是為了均稅,田只是稅的基礎。授田就是保證稅收的來源,使國家有穩定的收入。柴榮也贊成陸贄的說法,詔書說普行均定,求適重輕。
其實這三個說法都是錯誤的。
唐初實施均田制,本義就是均攤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國家有稅可征,地是基礎是核心,稅是地的產物。
但屈於不能得罪天下所有精英,實施了,僅是局部實施。一度府兵的強大,也與這個局部實施有著很大的關係。為國家,應主動地出台各種政策,阻止這種兼併的蔓延,而非是鼓勵。
可強行實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併是內核,立國一久,兼併必然大肆氾濫,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敗壞的原因,不僅是人口增加,一旦國家無多少無主之地分配後,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為一紙空文。國家所做的只能誘導。例如讓他們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報,道德上怦擊大肆隱田兼田或者高利貸。在唐朝實現不了,一是商業不發達,二是豪門勢力太強盛,連國家都敢藐視,但在宋朝卻可以勉強做到,儘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過終不是徹底的解決辦法,鄭朗也想不出來。
司馬光在議定均稅之前,將師徒之間的對話寫了一篇札子,遞到中書,名曰《齊州行知與君實論均稅札子》。
無論再腹黑,司馬光也不好意思搶鄭朗功勞的。
然後議定均稅。
鄭朗說政令務必要簡便,司馬光於是先從簡便著手,首先就是地,各種各樣的地,原來能有上百等耕地,於是按其收成,以及投入一一劃分,不問山地、水田,南地北地,河谷平原,坡地壟畝,只看收成與投入,劃為十等。
繁有繁的好處,簡有簡的弊端。繁更細瑣,可更明確。簡粗陋,會有爭議。不過繁只會增加更多的名目。簡雖有爭議,可易執行,並且給官員留下一定的操作空間,便於處理。便於處理就易於推廣。
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才是好貓,首先得捉住這隻老鼠。
有了那麼一絲功利性的想法,這也是鄭朗最希望看到的。
在這個基礎上,確立一些條約,比較溫和的條約。最後說國家立事,當先使賞罰分明,事無不成。若遇庸愚之人煩憂敗事者,一樣論處,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後來無不盡力也。
這個庸愚之人煩憂敗事,大有深意,苛了不行,軟了也不行。
不過面對天下所有豪門大戶,司馬光與鄭朗一樣,有意迴避了。
但司馬光又加了一句,務必以安靜有為為功。
這就是鄭朗調教的進步。
想做事怕有爭議是不可能的,可在有作為的基礎上,若使爭議減少,則為佳。
奏上,兩府立即草議執行。
然後司馬光再上三道札子,第一道札子直指趙禎。皇上你做得不錯,四十年夙夜求治。可是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裡窮民猶有怨嘆,是什麼原因?
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
陛下乃是三德沒有做好。雖仁,仁得偏軟。
但有幾個皇帝能做到司馬光所說的三德?當然。這篇札子上奏還有一旋極意義的。
第一個札子論君德,第二個札子論御臣之道。一是任官,朝廷以資敘職,不問賢愚,造成官員不作為。二是行賞,朝廷不能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求功,以巧文逃罪。又是一條時弊,趙禎晚年多用文學之士,或者名氣大的人,文章寫得好就能做好皇帝好官嗎?那麼李煜何在?所以有了第三條,必罰,能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
寫最後一段,司馬光心中還憋著一口氣。
就算鄭朗犯了錯,替國家做了那麼多事,這點錯誤也早免去。
從私人角度來看,大樹下好乘涼,自己是龐籍與鄭朗的人,龐籍老了,也病重了,多半回不了朝堂。鄭朗一直在朝堂外游離不定,對自己也不利。
三曰揀軍,精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咸戴上恩,人人喜悅。可我聽到廄之內,被選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為愁苦,不言可知。
這就是對鄭朗那個札子的補充。
看似國家拿了許多錢帛來養兵,但廄居之不易,兵士仍然很苦。
實際鄭朗也說過,想要改變這一局面,不僅是減少京畿兵士,也可以選,必須選京畿困苦人家子弟,也不僅是從京西路安置兵士家屬,使之生活費用下降,家中有足夠的耕地可以安其心,還要學習陝西那樣做,精選一些精悍的鄉兵,一離家不遠,二是當地人,沒有遷徙之苦。
但與宋朝祖宗家法有違,鄭朗不敢說,司馬光同樣不敢說。
五個札子上過後,司馬光仍然嫌不夠,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可是每年到夏天,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為奸利,悍民暴橫,侵侮善良。這個南郊大祭還有沒有作用了?最可怕的是有些奸人做下不法事,然後逃亡,反正三年時間一到,天下一赦,又能大咧咧回到鄉里,繼續為非作歹。因此南郊祭大赦制度要改,利民的的惠政保留下來,像這些罪犯卻不能赦,讓惡人戒懼。
又上第七奏,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重微,五曰務實。
七札一上,轟動廄。
趙禎也沒有完全採納,但看著這些札子感到好笑,對身邊內侍說道:「三十年不鳴,一鳴則驚人。」
當初二小鬥鬥范諷有多牛,趙禎可是親眼所見。沒有想到二人這些年一直幾乎消失了,要麼王安石在兩浙路做了一件高價買糧的事。
不過與少年時的青澀、鋒芒畢露,趙禎更喜歡這樣的司馬光。
司馬光的表現也更讓廄百姓滿意,這才像是那個相公調教的學生。
但司馬光也沒有想到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
這一天剛下直回來,馬上就到制科考試了,家中來了一個客人。
先行遞了拜貼,上書七個大字,供備庫使高遵裕。
供備庫使不算什麼高高在上的職務。
後面三個字才是真正尊貴的。
司馬光猶豫了好一會兒,最終半開中門將高遵裕放了進來。
僅是半開中門,若全開,那就是媚了。
其實司馬光心中很不喜高遵裕前來拜訪。
讓家中下人上來茶,相互施禮,高遵裕目視了一下邊上侍婢,司馬光讓婢女下去。高遵裕道:「君實,世子對鄭相公十分抑慕,他心中一直有一個夢想,想讓大世子拜於鄭相公門下學習。」
世子不用說指趙宗實,大世子則是指另外一個少年,趙頊,但這是不可能的,不立為世子,鄭朗也不可能與趙宗實一家交往,從私人感情來說,鄭朗更不會與他家交往,置趙禎於何地。
立為皇儲,趙頊十之乃是未來的皇儲,就請鄭朗教,那也是太傅或者少傅,乃是東宮之臣也。也不敢說拜之門下為學生。
但也別當真,這僅是釋放一種善意。
可這回司馬光真的想錯了,趙宗實未必有這個想法,高滔滔卻有這個想法。長子態度有些激進,讓她擔心。看到司馬光成長起來,於是隱隱有了這份想法。不過想實現,卻是很困難的。
司馬光只是呷茶,不說話。
高遵裕又道:「我昨天從韓相公家中出來,兩位相公乃是我大宋的棟樑之材啊。」
司馬光張於放下手中茶杯,高遵裕話說得不妥當,儘管也能稱為含蓄。但沒有摸清司馬光態度之前,萬萬不能這樣說的。
況且將韓琦與鄭朗相提並論,司馬光心中也不喜,高遵裕雖沒有威脅,多少卻讓人會產生那種誤會。
司馬光不悅之情一閃而逝。
龐籍下去了,老師在河工上,想要治河,還是中書相助,不能強爭這口氣。自己也爭不了。高遵裕也是說錯話了的,他意思是幫助世子吧,以後趙宗實一旦做皇帝,一個韓琦,一個鄭朗,必然重用。
眼下鄭朗是不一定非得將趙宗實當成一回事的,相反,趙宗實要求鄭朗,不然這個皇儲有可能是一場夢。但在未來,一朝君王一朝臣,鄭朗能否重用,就要看趙宗實了。
司馬光想通此節,怒氣下去,依然呷茶。
高遵裕城府哪裡及得上司馬光,他看到司馬光無動於衷,有些急,心道,你又不是你的老師,有什麼資格顯擺。
算是好的了,若是遇到王安石,早就將他轟出去。
於是他想到侄女說過一句話,若司馬光不露聲色,你拋出下面一段話,十之五六會成功。不知道原因,高滔滔也未必能判斷出鄭朗是否對司馬光說過此事。
若說了,鄭朗在高滔滔心中地位更高,乃是一個真正的誠實君子。若不說,鄭朗在她心中地位下降,那麼此次試探與央請,反而是弄巧成拙。無奈,東宮這件事懸而未決,皇上有兒子一切歸零,沒有兒子也未必輪到丈夫,久不決,關係到國家將來帝位,對自己丈夫會產生諸多不利。拖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