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玄幻] 定秦曲 作者：蒼穹戰狼（連載中）

第九十五章

    而在萬里朝鮮戰爭之前，明軍最為著名的火器部隊，其實已經不算是神機營，或者說在一個明朝名將再次整頓京營之前，神機營的明朝第一火器部隊的地位，已經被一支在歷史上地位相當高的部隊所取代。 （）

    這一支部隊，就是著名的戚家軍。

    ……

    戚繼光嚴格來說是一個混合兵種的指揮官，這一點從戚繼光先後訓練出戚家軍以及整頓京營部隊，並且進一步增加改變京營部隊的火器比例，有著密切的關係。

    而從根本上，無論是戚家軍亦或者是經受戚繼光整頓的京營部隊，其冷兵器的比例也不少，所以從這一方面而言，戚繼光作為一個著名的混合兵種指揮官，也不是扯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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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家軍，作為一支在明朝中期最為著名的明軍部隊，它與戚繼光是相輔相成的。

    也許，沒有戚繼光，還會有另外一支明軍能夠在抵抗倭寇的諸多戰事當中脫穎而出，但是沒有戚家軍，恐怕戚繼光的名將之名要大打折扣。

    戚家軍（又稱義烏兵、浙軍），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成軍於浙江義烏，總兵力四千人，主力是義烏的農民和礦工。

    戚家軍因為戚繼光從而得名，是明朝的一支很有名氣的軍隊，戚家軍賴以成名的，是嚴明的軍紀，職業化的訓練水平，東亞最先進的裝備，百戰百勝的戰績和高達十餘萬級的斬級記錄。被譽為「16至17世紀東亞最強軍隊」。

    戚繼光的基層戰術單位是「車」或是「隊」，車營及輜重營是「車」，馬營及步營是「隊」。馬營及步營是第一線主力戰鬥部隊，全營官士兵全部掛精良甲冑上陣，車營及輜重營是輔助支持部隊，車正（含）以上官佐才有掛甲，車兵不掛甲。

    戚繼光的部隊在明朝來說，火器比應該算是最高的，且用的是鳥銃，只差在重炮威力與數量均等少於京營。

    車營火器比為43.60%，馬營火器比為42.57%，步營火器比為48.02%，輜重營火器比為58.70%，其中以輜重營火器比最高。戚繼光薊州練兵編組的部隊火器數量及比例是同一時期全世界；「最多量也是最高比的火器部隊」，同一時期的歐洲正流行西班牙大方陣，單一大方陣規模相當於明朝的「營」，單一規模的西班牙大方陣配付的火器比為22.38%（不含炮兵）。日本戰國大名是以「備」為基本戰術單位，也是相當於明朝的「營」，一個戰國大名的「備」（百萬石大名本陣備例外）火器比為20.98%。此時的全世界只有奧斯曼帝國的新軍（就是近衛軍）火器比約在30%以上還有得一比。

    戚繼光的最基層戰術單位的「車」與「隊」的人員編組與武器配備可以搭配形成營陣或是自我獨立作戰，相比其它世界各國的基層戰術單位，較注重大軍陣的互相搭配，獨立作戰的職能相對弱了很多，這是明朝與其它國家在部隊編組上最大的不同點。

    戚家軍自成軍起，大小數百戰未嘗敗績。比較有名的大戰有：嘉靖四十年台州之役，經新河、花街、上峰嶺、藤嶺、長沙等戰鬥，十三戰十三捷，斬殺真倭三千餘，燒殺溺斃無算；福建之役，總兵力六千，經橫嶼、牛田、林墩三戰，斬真倭五千餘級，其中橫嶼之戰是一場精彩的步炮協同作戰，先以火炮擊沉倭寇戰船並轟擊倭寇大營，再以突擊隊強行登陸突破倭寇本陣，斬殺倭寇頭領。嘉靖四十二年平海衛，經仙遊、王倉坪、蔡丕嶺四戰，共斬殺真倭兩萬餘，福建倭寇被一掃而空，另於廣東剿滅勾結倭寇的海盜吳平，擊敗吳平手下的海盜三萬餘人，吳平逃亡海上。

    隆慶元年，戚繼光及其老部下三千人調往京師，督陣薊遼，戚家軍火槍隊易步為騎，成為中國第一支火槍騎兵隊。戚繼光督陣薊遼期間編練車步騎營三萬。隆慶二年，朵顏部酋長董狐狸率蒙古鐵騎三萬入寇，戚繼光以車營抵擋，自己率八千銃騎突襲董狐狸牙帳，大破朵顏三萬鐵騎，俘董狐狸侄子長昂，董狐狸僅以身免，逼董狐狸扣關請罪；萬曆三年，長禿率兀良哈鐵騎五萬入寇，戚繼光又率火槍騎兵隊出塞包抄，一口氣打垮五萬蒙古騎兵，活捉長禿。

    自嘉靖三十八年戚家軍成軍到萬曆十一年戚繼光去職，戚家軍擊敗的敵軍總數超過十五萬餘，這在日久承平的萬曆中興時期是很恐怖的戰績。

    戚家軍的威名並沒有因為戚繼光的去職而低落，以戚家軍為種子的浙兵一直是明後期國防力量的主力，萬曆朝鮮之役，浙兵首登平壤，立下頭功，其中許多人還是戚繼光的老部下，如攻克牡丹峰的老將吳惟忠。

    後世有一種觀點認為，戚家軍百戰不敗的原因在於戚繼光的治軍思想極為先進，以東亞最先進的武器裝備部隊，後膛的神威將軍炮、佛郎機炮、大口徑的加農炮發熕，還有鳥銃、倭刀、鐵甲，戚家軍的裝備絕對是東亞第一、世界前列。

    要知道三十年之後的日本最強悍的領先世界同列的薩摩兵團，全軍有兩萬隻火槍，卻只有兩門輕炮，全日本到了江戶時代才開始有大型的火炮出現。而戚家軍作為一支地方軍隊，其火器的先進程度甚至直逼京都神機營。

    戚家軍的紀律嚴明也是聞名天下，但凡出征時有擾民行為的一律斬首示眾，作戰驍勇、善待百姓，所以戚家軍無論在哪裡作戰都能夠獲得當地百姓的支持，苗瑤等少數民族都為之誓死效命。

    ……

    戚家軍的戰史當中，花街之戰成為了戚家軍威名遠播的開端：

    「戚家軍在一個月的戰鬥中，徹底殲滅了侵犯台州的倭寇。而自己每戰只損失數人，幾乎是零傷亡。這在冷兵器時代簡直是一個奇蹟」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戚繼光被改任為台金嚴參將，負責台州、金華、嚴州三府的防務。他加緊訓練義烏兵，並加強了海防建設。

    嘉靖四十年（1561年）四月，倭寇一兩萬人乘坐數百艘船大舉入侵浙江。十九日，倭寇在象山口東塔、奉化西鳳登岸，進至寧海一都團前。二十二日晨，戚繼光率領主力部隊趕赴寧海。倭寇得到這個消息，就另分三路進犯空虛的台州，一路500多人入侵桃渚，一路2000人泊於健跳圻頭，還有一路500多人進犯新河。戚繼光分析之後，認為桃渚、健跳之敵威脅尚不緊迫，而新河之敵危害很大，應該迅速消滅之。

    二十四日，倭寇在新河附近到處搶掠。當時新河精壯的士兵都出徵了，城裡都是老弱婦孺，人心惶惶。戚繼光夫人正好也住在新河，她是一個果敢堅毅的女人，命令打開兵器庫。守庫兵很為難，說：「沒有將軍的命令，誰敢擅自打開庫房啊？」戚夫人說：「現在情況緊急，我來擔當這個責任。」於是拿出了兵甲武器和火藥，並發動婦女，讓她們與守城士兵一樣穿上軍服，排列在城牆上，密佈旌旗，放銃吶喊。倭寇遠遠望去，以為城內已有準備，就沒敢進逼攻城。戚夫人的隨機應變，幫助明軍贏得了寶貴的救援時間。

    戚繼光令樓楠、胡守仁等部將馳援新河。二十六日早上，援兵與倭寇在新河城下遭遇。倭寇抵擋不住，慌忙退到一座大院中。經過幾番戰鬥，倭寇大敗，向溫州逃跑。戚家軍追上，又在溫嶺大敗倭寇。

    這時，團前的倭寇已經因為戚繼光主力的到來而逃遁。而桃渚之敵已經進犯到精進寺。戚繼光分析，這股倭寇的目的是想乘機進犯台州府城，於是在二十七日拂曉率兵回援台州。戚家軍二十二日去寧海時，士兵只帶了三天的乾糧，這時已經斷糧了。全軍空腹急行軍70里，於中午趕到台州府城。倭寇果然也是從奸細那裡得知府城空虛，城牆頹壞，所以偃旗息鼓一路疾奔，已經進至距府城只有2里的花街了，真是千鈞一髮。戚家軍士兵們又累又餓，頗有怨言，但是戚繼光還是決定立即進攻敵人，他鼓勵士兵們，先打敗敵人，然後再吃飯！

    兩軍對壘，戚家軍先以火器射擊，然後大部隊奮勇衝鋒。勇士朱玨一馬當先，殺死了一個倭寇大頭目，然後又連斬七名倭寇，使得軍心大振。兩軍展開激戰。戚繼光辛苦訓練出來的義烏兵果然厲害，鴛鴦陣更是神奇，很快就把倭寇擊敗，並馬上猛追。倭寇左翼被戚家軍壓迫，全部被擠到江中，淹死一大片。右翼逃跑了十里被戚家軍追上，全部殲滅。戰鬥迅速結束，此時戚家軍的午飯剛剛做好。戚家軍此戰大獲全勝，解救被擄民眾5000餘人，自己只陣亡3人。

    花街之戰充分體現了戚家軍超強的軍事素質，他們餓著肚子長途奔襲，迅速擊破並全殲敵軍。戚繼光高超的判斷、指揮才能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而在花街之戰之後不久，戚家軍再次與倭寇主力作戰：

    此時泊於健跳海面的2000名倭寇也已登陸，於五月初一進到台州府城東北的大田鎮。而此時戚繼光的部隊分駐在新河、隘頑等地，在身邊的只有1500餘人，兵力上處於劣勢。但是戚繼光激勵士卒，與倭寇對峙。倭寇見戚家軍有了準備，就撤退到大田中渡，又撤退到大石，打算偷襲仙居，窺視處州。戚繼光判斷，敵人要去仙居，必經過上峰嶺，出白水洋。於是先率部到上峰嶺埋伏。他命令士兵每人砍一枝松樹掩蔽身體，遠遠看去，就像叢林一樣。

    五月初四，倭寇果然冒雨沿著上峰嶺下谷地中的山路去仙居，單列行軍，前後綿延20里。倭寇的前鋒和後衛都是最強的精兵，而中間部分則比較弱。戚繼光等倭寇走過一半，才下令進攻。戚家軍拋開松枝偽裝，奮勇衝下山去。倭寇人數雖然比戚家軍多，但是分散在20里的範圍內，遠不如戚家軍集中。其精銳從頭尾斷斷續續趕來，打成了添油戰術，所以反被戚家軍打敗。戚繼光還在北山下立起白旗，宣言說：「被迫脅從倭寇的良民，快到此旗下來投降，可免一死。」於是有幾百人都跑到旗下來投降。

    倭寇抵擋不住，就搶登上界嶺，據險頑抗。上界嶺峻削如柱，頂部雖然寬闊，卻只有一條小路可以上去。必須魚貫攀援，才能上到頂部，否則就會掉下山澗摔死。但是英勇的戚家軍將士用盾牌和長矛配合，向上猛攻，居然攻上了山頭。當戚家軍大部隊蜂擁而上，擺開了鴛鴦陣後，倭寇就更加沒有機會了，被殺的、從懸崖跌落的不計其數。剩下的殘寇拚死攀岩下山，跑到白水洋，躲進朱家大院。戚家軍用鳥銃進攻，拆毀院牆，用狼筅將屋頂頑抗的倭寇掃落。倭寇無路可走，有的下跪求饒，有的自殺，有的投火**。上峰嶺、上界嶺、白水洋，戚家軍一連三戰全勝，全殲敵人，解救被擄男女1000餘人，自己只陣亡3人。

    十五日，戚家軍又取得藤嶺戰鬥的勝利。十七日，自寧海團前逃跑的倭寇2000人在溫嶺東南的長沙登陸。戚繼光周密部署，水陸配合，於二十日對這股倭寇發動了突襲。倭寇猝不及防，敗退奪船逃跑，但船隻又被戚家軍奇兵焚燬，泅水逃命的，又遇上颶風，全被淹死；而侷促於海灘的則全被殲滅。事先分兵出去搶掠的300名倭寇趁夜駕船出逃，也被戚家軍水師消滅。

    這樣，戚家軍在一個月的戰鬥中，徹底殲滅了侵犯台州的倭寇。而自己每戰只損失數人，幾乎是零傷亡。這在冷兵器時代簡直是一個奇蹟。聯繫到倭寇強悍的戰鬥力，戚家軍的戰績就更加令人驚嘆了。與此同時，進犯寧波、溫州等地的倭寇也被其他明軍消滅。在台州大捷的次年，倭寇又進犯溫州，很快就又被戚家軍消滅。從此以後，倭寇再也不敢進犯台州，浙江的倭患徹底平息了。

    ……

    從這一點而言，戚家軍除了在火器方面有著部分戰績之外，更多地是戚家軍的冷兵器作戰能力以及戚繼光自身的指揮水平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第九十六章

    在歷史即將進入十七世紀，也就是公元1600年之前，萬曆朝鮮戰爭可以說是東方古代火器體系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戰爭舞台。

    而在之後，中國與日本先後進入了自己的又一次大規模動盪時期。

    中國則是先後爆發了女真人叛亂以及包括著名的明末農民起義在內的諸多變故。

    明帝國在這一連串的變故下，最終成為了歷史的塵埃。

    而在日本，由於豐臣秀吉在萬里朝鮮戰爭結束之後不久，病死在伏見城的天守閣當中，日本歷史進入了安土桃山時代到德川幕府之間的動盪時期。

    ……

    也就是因為如此，中日雙方的古代火器交鋒同樣成為了歷史名詞。

    但是哪怕是在這個時候的西方，在效率上比起火繩槍更有優勢的燧發槍，已經出現在西方的歷史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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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燧發槍，由1547年（16世紀中葉）出生在槍炮工匠、鎖匠和鐘錶匠家庭的法國人馬漢發明，在轉輪火槍的基礎上改進而成，取掉了發條鋼輪，在擊錘的箝口上夾一塊燧石，傳火孔邊設有一擊砧，射擊時，扣引扳機，在彈簧的作用下，將燧石重重地打在火門邊上，冒出火星，引燃火藥擊發。大大簡化了射擊過程，提高了發火率和射擊精度，使用方便，而且成本較低，便於大量生產。17世紀中葉，很多歐洲軍隊普遍裝備燧發槍，一直1848年，足足裝備了200多年。

    16世紀中葉出生在槍炮工匠、鎖匠和鐘錶匠家庭的法國人馬漢，一心要改變轉輪火槍的弊端。在他眼中，轉輪火槍結構複雜，造價昂貴，而且在鋼輪上有污染時還不能可靠地發火。

    馬漢那雙精妙的手，最終取掉了那個源於鐘錶的帶髮條鋼輪，轉而在擊錘的箝口上夾了一塊燧石。他還在傳火孔邊設有一擊砧，如果需要射擊時，就扣引扳機，在彈簧的作用下，將燧石重重地打在火門邊上，冒出火星，引燃火藥。

    這種擊發機構稱之為撞擊式燧發機，裝有撞擊式燧發機構的槍械稱為撞擊式燧發槍。

    撞擊式燧發槍的優勢不言而喻，它大大簡化了射擊過程，提高了發火率和射擊精度，使用方便，而且成本較低，便於大量生產。就在馬漢製作出第一支燧發槍後，他的名聲迅速傳遍歐洲大陸。

    馬漢的發明，為法國人在歐洲贏得了聲譽，法王亨利四世更是喜不自禁。1598年亨利四世為此召見馬漢，他驚奇地發現，這個燧發槍的發明者，不但會發明槍械，在繪畫和雕刻領域，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天才。亨利四世於是委任馬漢作為他的「宮廷貼身侍從」。

    馬漢的命運由此改寫，可是燧發槍的命運，卻沒有這麼順利。

    1610年5月14日，亨利四世乘坐馬車去探望大臣蘇利的路上，被人舉刀刺殺。隨著亨利四世的去世，燧發槍裝備部隊的進程停滯了。許多法國將領反對裝備燧發槍，理由是：「燧石冒出的火星不足以點燃黑火藥。」

    但歷史的洪流是不可阻擋的。17世紀中葉，很多歐洲軍隊開始裝備燧發槍。讓人震驚的是，燧發槍裝備軍隊後，一發不可收拾，一直用到1848年，才結束裝備。

    ……

    但是燧發槍的發明在西方是有爭論的。

    燧發槍的發展歷程分為轉輪打火槍到燧發槍。轉輪打火槍是人們在克服火繩槍種種不便的基礎上產生的，但是，關於其誕生，卻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

    有人認為是德國鐘錶師約翰?基弗斯發明了這種槍，也有人說是意大利科學家發明了轉輪式發火裝置，更有人活靈活現地說這種槍的發明者是一個意大利的偷雞者，並編出了這樣一個似乎可信的故事：這個偷雞賊經常在夜間去作樑上君子，他偷雞時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火繩槍，但是，火繩槍又容易暴露目標，於是，他開動腦筋，發明了這種較為隱蔽的轉輪打火槍。

    一般認為德國鐘錶師約翰?基弗斯發明轉輪打火槍的故事較為可信。故事中說，出身於16世紀初的基弗斯在鐘錶界頗有名氣，他不僅能造出各種造型別緻的精美手錶，對各種槍械也有濃厚的興趣，並親手製作過不少精美的火繩槍。一天，基弗斯家中來了個客人，客人在抽菸點火時，用的不是當時流行的火柴，而是用古老的燧石摩擦點火方式，燧石閃亮的火花瞬間引起了基弗斯的靈感，他把鐘錶上那帶鋸齒的旋轉鋼輪與能夠產生火花的燧石相結合，憑著他的經驗和智慧，於1515年研製成功了世界上第一支轉輪打火槍。

    基弗斯發明成功的轉輪打火槍引起德**方的關注，很快，這種槍便開始裝備德軍騎兵和步兵，1544年，德國與法國交戰，當時德軍騎兵裝備了轉輪打火槍，法**隊仍裝備火繩槍。戰鬥進行中，突然風雨大作，裝備火繩槍的法軍幾乎沒能打出一槍一彈，而以轉輪打火槍為主要武器的德軍騎兵則越戰越勇，將法軍士兵打得落花流水。不久，屢遭失敗的法國國王也僱用了相當數量的同類騎兵，這些騎兵也配備了轉輪打火槍。這樣，轉輪打火槍慢慢成為騎兵的主要武器。

    然而，轉輪打火槍並不是完美無缺的，它不僅結構複雜，造價昂貴，使用麻煩，而且在鋼輪上有污染時還不能可靠地發火，於是，人們又開始研製新的「點火」方式。

    不久，居住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西班牙人發明了燧發槍，他們取掉了那個源於鐘錶的帶髮條鋼輪，而是在擊錘的箝口上夾一塊燧石，在傳火孔邊有一擊砧，如果需要射擊時，就扣引扳機，在彈簧的作用下，將燧石重重地打在火門邊上，冒出火星，引燃點火藥，這種擊發機構稱之為撞擊式燧發機，裝有撞擊式隧發機構的槍械稱為撞擊式燧發槍。撞擊式燧發槍大大簡化了射擊過程，提高了發火率和射擊精度，使用方便，而且成本較低，便於大量生產。到16世紀80年代，許多國家的軍隊都裝備了這種撞擊式燧發槍。

    而馬漢則是很有可能是對這種撞擊式的火槍設計進行改良，最終讓燧發槍成為了戰爭史上的火器又一關鍵作品。

    ……

    後世認為，燧發槍的基本結構如同打火槍，即利用擊錘上的燧石撞擊產生火花，引燃火藥。燧發槍的平均口徑大約為13.7毫米，由於還沒有發明後裝彈式火槍，所以這對當時的彈藥裝填技術做了很高的要求，按以前的裝填方法，裝填彈丸時，需將彈丸放到膛口，用木鎯頭打送彈棍，推槍彈進膛，這是非常費時間的，在戰場上，就意味著浪費生命。後來，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槍械師創造了一種加快裝填法，使用浸蘸油脂的亞麻布或鹿皮片包著彈丸，裝入膛口，減少了摩擦，不僅加快了裝填速度，而且起到了閉氣作用，精度隨之提高，射程也增加了。

    據說美國的歷史，差點因燧發槍而改寫。

    在隧發槍縱橫戰場的200年間，許多政治、軍事事件與燧發槍緊密相連，特別是美國獨立戰爭的歷史，差點因隧發槍而改寫。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美國人民志願組織成的一支民兵組織向英國殖民主義者打響了獨立戰爭第一槍。英美雙方均使用燧發槍較量，從1775年4月19日一直打到1783年9月，英國政府被迫同意美國獨立。在這次獨立戰爭的第3年，即1777年10月的一天，英美雙方軍隊在相距100～300碼的陣地上對峙，英國殖民軍神槍手福開森少校接到命令，讓他幹掉一個美國重要人物——北美十三州人民推舉的總司令華盛頓。

    有一天，美方陣地上出現了一個衣著隨便的軍官，連一個衛兵都沒有帶，身旁僅站著一個副官模樣的人，當福開森端著隧發槍罵陣時，這個漫不經心的美國人一直盯著英國陣地，絲毫沒有要逃離的樣子，福開森認為他不可能是多大的官，不值得他這個神槍手去取他的性命，故沒有開槍。後來，福開森得知，此人不僅是大官，而且竟是大名鼎鼎的華盛頓。試想當時福開森開了槍，華盛頓也許會失去性命，那樣，美國的歷史真的可能會是另一個模樣。

    這個傳說的真偽先不說真假，但是有一點可以確認的，那就是在十八世紀末的燧發槍，其性能以及精度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

    而這個情況也影響著一場對於中國人而言，算是災難開始的戰爭。

    這一場戰爭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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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經常稱第一次英中戰爭或「通商戰爭」，是1840到1842年英國對中國發動的一場戰爭，也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閉關鎖國後的清朝逐步落後於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貿中，一直處於貿易順差地位。為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英國開始向中國走私毒品鴉片，獲取暴利。

    1838年（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廣總督林則徐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林則徐到任後，嚴行查繳鴉片2萬餘箱，並於虎門海口悉數銷毀。為打開中國市場大門，英國政府以此為藉口，決定派出遠征軍侵華，英國國會也通過對華戰爭的撥款案。1840年6月，英軍艦船47艘、陸軍4000人在海軍少將懿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charleselliott）率領下，陸續抵達廣東珠江口外，封鎖海口，鴉片戰爭開始。雖然這場戰爭只是鴉片戰爭的一部分，但有時也經常把它稱作鴉片戰爭。

    這場戰爭一直是斷斷續續進行，其間的一系列戰鬥和軍事行動相互之間並無關聯。

    戰爭前期中**民奮起抵抗，沉重打擊英國侵略者，但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抵抗不住英國的侵略，戰爭以中國失敗並賠款割地告終。簽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國開始向外國割地、賠款、商定關稅，嚴重危害中國主權。鴉片戰爭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並促進了自然經濟的解體。同時揭開了近代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歷史新篇章。

    ……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也就是19世紀初，英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最強大的國家，並且建立了「日不落」帝國。而它在亞洲下一個主要的侵略目標就是中國。

    自清朝初期到鴉片戰爭前夕，清朝仍然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曾經的國勢，從乾隆末年就呈現出江河日下之勢。封建制度已嚴重地阻礙著新的現代經濟的發展。明代中葉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非常緩慢。到鴉片戰爭前，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始終佔據中國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土地兼併日趨嚴重，在全國成為普遍現象。吏治敗壞，封建****發展到了極點。清政府用「四書」、「五經」將人們的思想禁錮起來，對不滿情緒或評議時政者，實行殘酷鎮壓。國防空虛，軍備廢弛。對外關係上，清朝長期實行閉關政策，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對外貿易和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

    隨著清朝統治的日趨**和對人民剝削壓迫的加重，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清王朝的統治面臨深刻的危機，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

    正當清王朝日趨衰落的時候，英、法、美各國的資本主義卻在迅速發展。18世紀60年代起英國開始了工業革命，到19世紀三四十年代，大機器工業逐漸代替了工場手工業。英國工業的發展，工業產量急劇上升，「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於全球各地」，努力尋找新的資源及產品生存空間。

    法國是僅次於英國的資本主義國家，到鴉片戰爭前夕，法國工業產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國在鴉片戰爭前夕資本主義工業並不發達，但它正處於上升階段。19世紀30年代，美國資產階級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歐洲資本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勢力，全面控制市場，因此，美國在19世紀中葉沒有足夠的力量侵犯中國。

    美國充當了英國侵略者的幫手，追隨英國侵入中國。俄國1861年農奴制改革後，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俄國從北面虎視眈眈注視著中國，隨時準備奪取中國的領土。

    19世紀4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攜工業革命的雄風，蒸蒸日上。歐美列強為了擴大商品市場，爭奪原料產地，加緊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動，中國的周邊國家和鄰近地區，陸續成為它們的殖民地或勢力範圍。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古老封建儒家奴化教育下的國家，自然成為殖民主義者侵略擴張選擇的最佳對象。

    而就在這個基礎下，清帝國以對西方列強的認識不足以及自身國力衰弱的前提下，最終通過一連串的歷史選擇，與英國爆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

第九十七章

    在後世有一句話很有意思，那就是「落後就要挨打。 」

    這一句話的起源先不說，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這句話同樣適用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當中。

    ……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後，英國人的歷史學家將這一次戰爭稱之為「通商戰爭」也有著一定的因由。

    那就是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能成為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由於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但英國出口的羊毛、尼絨等工業製品在中國卻不受青睞，乾隆皇帝甚至認為中國什麼都不缺乏，沒必要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貿易逆差。

    而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貨幣政策，而清廷則以銀作為貨幣，由於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人利潤受損。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的入口貨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高稅率，使英國大為不滿。

    工業革命後，英國資產階級竭力向中國推銷工業產品，企圖用商品貿易打開中國的大門。直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對英貿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萬兩白銀的地位。為了改變這種不利的貿易局面，英國資產階級採取外交途徑強力交涉，未能達到目的，就採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毀滅人種」的方法，向中國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鴉片，以滿足他們追逐利潤的無限**。

    鴉片貿易給英國資產階級、英印政府、東印度公司和鴉片販子帶來了驚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勢，使中國由二百多年來的出超國變成入超國。

    「鴉煙流毒，為中國三千年未有之禍」。鴉片大量輸入，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600萬兩，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財政枯竭，國庫空虛。

    鴉片輸入嚴重敗壞了社會風尚，摧殘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煙毒氾濫不僅給中國人在精神上、**上帶來損害，同時也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13]

    鴉片貿易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嚴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廣大人民的重視。清政府從自身利益出發，1821-1834年頒布禁令八次；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目睹社會危機，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國嚴禁鴉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派往廣東禁菸。

    派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廣州負責執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虎門銷煙。1839年3月，林則徐抵達廣州後，勒令外國煙販交出所有鴉片，並承諾不要再販賣，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並於6月3日-6月25日將大部分法律上屬於英國人的鴉片庫存全部銷毀。英國人把中國人的禁菸行動看成侵犯私人財產，覺得不可容忍，促成戰爭的爆發。

    1839年3月，林則徐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在廣州籌劃禁菸。林則徐不假差役胥吏之手，知識界的士人與他同一陣線，召粵秀書院、越華書院、羊城書院三大書院六百四十五學子入貢院「考試」。

    這次名為考試，實為問卷調查，試題四道：「1.鴉片集散地及經營者姓名；2.零售商；3.過去禁菸弊端；4.禁絕之法。」

    自此林則徐掌握了所有菸商、貪官污吏之名單。在林則徐的主持下，將繳獲的鴉片在虎門海灘當眾全部銷毀。在現場觀看的廣州城鄉群眾，無不拍手稱快。

    1839年7月，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凶手，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

    1839年8月15日，林則徐下令禁止一切貿易，派兵進入澳門，更進一步驅逐英人出境。此事因而成為鴉片戰爭的導火線。1839年10月1日，英國內閣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作出「派遣艦隊去中國海」的決定，雖然依據中國法律英國人無權在中國領土上存放鴉片。

    1840年1月5日，林則徐根據道光帝旨意，宣佈正式封港，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1月8日英國「窩拉疑」號艦長宣佈，自1月15日起，封鎖廣州口岸與珠江口。1月16日，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演說，謂正密切注意英人在華利益及國家尊嚴。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係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向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嚴的事件。

    2月，英國政府任命懿律和義律為正/副全權代表，懿律為英軍總司令。

    4月，英國國會對此進行激烈辯論，在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下，最終以271票對262票通過軍事行動，英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而非戰爭。

    6月，懿律率領的英國艦船40餘艘及士兵4000人（包括第18皇家愛爾蘭聯隊、第26蘇格蘭來福槍聯隊、第49孟加拉聯隊、孟加拉工兵團和馬德拉斯工兵團等）的機動艦隊從印度出發到達中國海面，標誌著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該艦隊有戰艦16艘（其中3艘為裝備有74門大炮的大型軍艦），蒸汽軍艦4艘，運輸艦船28艘。戰爭爆發後，英國從本土又不斷增援。除去被替換回國的艦船外，到1842年8月戰爭結束時，侵華英軍戰艦達25艘，蒸汽艦船15艘，醫院船、測量船、運輸船共60餘艘。

    英國出兵的深層原因據羅茲?墨菲的分析，則是為了擁有與巨大的中國市場自由貿易的機會，從而能夠直接進入中國市場。並且希望清朝政府能夠承認英國是平等國家。而中國因傳統的天下秩序、五服朝貢制度等非平等外交，以天朝自居的傲慢態度，使英國無法容忍遭受輕視或忽視和遭受排擠，中國的態度在當時已經進入近代世界的國際社會中顯得格格不入。英國將中國的拒絕看作是落後的表現，而部分西方人也有一種必要時訴諸武力把中國推向近代世界的使命感，認為這對雙方都會帶來利益。正是雙方的自大，導致了正面衝突的爆發。

    戰爭爆發之初，中方只視英軍為蠻夷，認為不具威脅。1840年6月，英軍統帥兼全權代表義律領兵到達廣州海面，並根據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指示，遠征軍封鎖廣州、廈門（今屬福建）等處的海口，截斷中國的海外貿易，並於7月攻佔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為前進據點。此時，中國沿海地區，除廣東在林則徐督飭下稍作戰備外，其餘均防備鬆弛。8月，英艦以驚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張戰爭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懾於兵威，開始動搖，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國書，令琦善轉告英人，允許通商和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並派琦善南下廣州談判；同時，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將臨，同意南下廣東進行談判。10月，琦善署理兩廣總督。林則徐、鄧廷楨被革職。12月，琦善通過私人翻譯鮑鵬與義律談判，拖延時間。英軍南下後，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撫籌防海口，並命兩江總督伊里布率兵至浙東，準備收復定海。

    義律失去耐心，決定戰後再商。1841年1月7日，英軍突然攻佔虎門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軍死傷700餘人，帥船、拖船沉毀11艘。琦善被迫讓步，1月25日與義律簽訂《穿鼻草約》，條約第一款就是將香港島割與英國。第二天，英**隊就佔領了香港島。林則徐被發配新疆，他雖上書道光帝，力言必須禁菸和重視海防，使被道光帝斥為一片胡言。不過《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鴉片戰爭期間，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廣大人民，積極地支持和配合了清軍作戰，並自發地堅持反侵略鬥爭。侵略軍所到之處，無不遭到當地人民的抗擊。英軍攻陷廈門，當地民眾自動組織起來，襲擊英軍，迫使侵略軍退守鼓浪嶼。英軍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組織「黑水黨」，狠狠地打擊英軍。侵略軍進犯長江後，沿江人民以多種方式襲擊英軍，阻止英國艦隊前進。

    虎門廣州之戰（1840.12～1841.8）1840年12月，琦善與義律在廣東開始談判。由於英國提出的條件過於苛刻以及琦善擅自簽訂，使道光帝大為不滿，道光帝便把琦善抄家革職，派奕山、隆文和楊芳赴廣東指揮作戰。1841年1月7日，英軍也不滿談判的進展，義律先下手為強，出動海陸軍攻佔虎門的第一重門戶--沙角、大角炮台，發起虎門之戰。

    道光帝聞訊下令對英宣戰，派侍衛內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並從各地調兵萬餘人赴粵。2月23日進攻虎門炮台，雖然部隊英勇抵抗，但不敵英軍，虎門炮台最終失陷。2月26日，英軍又出動海陸軍，攻破虎門橫檔一線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廣州。

    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力戰殉國。5月21日，奕山令水陸軍1700餘人，於黑夜分乘快船出動，挈火箭、噴筒，夜襲英船，擲火焚燒。5月22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潰退。5月24日，英軍對廣州發起進攻，一路佔據城西南的商館，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佔城東北各炮台，並炮擊廣州城。廣州附近要地全失，18000多清軍盡退城內，秩序大亂，在此形勢下，奕山等豎起白旗求和，接受英方條件，簽訂《廣州和約》，英國不但不率部撤離了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了600萬銀元的贖城費。期間廣州民間反英氣氛熾熱，英國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裡一帶民眾自發武裝起來進行抗英鬥爭。而奕山為了不被皇帝懲罰，便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

    英國政府對義律在廣州所獲侵略權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為全權代表來華，擴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艦船37艘、陸軍2500人離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廈門，佔據鼓浪嶼（即第三次廈門之戰），旋北進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軍以疾疫流行，放棄定海），10日陷鎮海（今屬寧波），13日佔寧波。時英軍兵力不足，遂停止進攻，等待援軍。

    廈門、浙東兵敗後，道光帝又派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赴浙，並陸續調集兵勇以備反擊。1842年3月，奕經以兵力已足，決定水陸同時反擊，企圖一舉收復寧波、鎮海、定海。3月10日夜，清軍對寧波、鎮海分別發起反擊，接戰均不利，紛紛撤回原駐地。進攻定海因風潮不順而延期。3月15日駐寧波英軍乘勢反攻慈溪（今慈城鎮）和城西大寶山等地，清軍大敗，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見久經準備的浙東反攻又告失敗，遂調盛京將軍耆英趕赴江南，準備與英軍媾和。

    1841年5月29日，盤踞在廣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軍，闖入三元裡騷擾搶劫。當地群眾奮起抗擊，打死英軍數名。隨後，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廟集合，以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同時，還聯絡了附近的數千農民和手工業者，手持大刀、長矛，冒雨迎敵。而此時英軍僅僅只有一個海軍陸戰隊連。英軍被困在牛欄崗，天降大雨，火藥受潮，無法發揮出威力，展開肉搏戰，一名英軍死亡。英軍一路肉搏，在雙方人數懸殊的情況下，大勝義勇軍。最後，英國紅衣軍士兵終於一路拚殺回到了堡壘。

    第二天清晨，2萬多民眾高舉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圍得水洩不通。英軍總司令傳話給當地長官余保純，如果不解除義勇包圍，主力英軍將攻打並盡屠廣州城。余保純清楚雙方實力，也知道英軍的槍炮不會永遠受潮，於是勸退義勇，避免廣州被屠，從此擔上賣國賊的惡名，但實際上，從雙方實力對比來看，這種做法很明智。三元裡抗英後，廣東人民又以「社學」的形式，組織武裝力量，開展反侵略鬥爭。

    英國政府認為《穿鼻草約》所獲權益太少，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來華為全權代表，擴大侵略。1841年8月27日，英軍再次北上，攻陷鼓浪嶼、廈門、定海、鎮海（今寧波）及乍浦（浙江平湖）。其中定海是第二次被攻破，總兵葛雲飛及四千將士戰死，英軍也損失慘重。英軍後來又攻打長江的門戶吳淞，江南提督陳化成率軍堅守西炮台，兩江總督牛鑑欲求和，下令撤退被拒。牛鑑逃走，東炮台被攻陷，陳化成與部下死守西炮台，孤軍作戰，直至戰死。吳淞的失利，使英軍軍艦開入長江。鎮江駐防副都統海齡自聞乍浦、吳淞不守，認為漢人通敵，縱兵殺害漢人。7月21日，英軍6600餘人擊敗鎮江城外綠營守軍，越城而入，與1500蒙古八旗兵巷戰，英軍死37人傷129人，旗兵死約600人，海齡自殺。全城慘遭焚掠，廢墟一片。鎮江對岸的揚州紳商，惶恐萬狀，向英軍交納五十萬兩贖城費，免收軍事佔領。8月4日，英軍直逼南京，清廷處於不利位置。

    1841年9月30日至次年3月11日，英軍分遣艦隊還多次對台灣進行侵犯。由於守軍準備充分，戰術巧妙，取得了整個戰爭中罕見的勝利，僅俘獲英軍就有182人。

    1842年5月，英軍放棄寧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鎮。6月16日發起吳淞之戰，江南提督陳化成戰死。此後，英援軍相繼到達長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會，以艦船73艘、陸軍1.2萬人，溯長江上犯，準備切斷中國內陸交通大動脈運河。7月21日，英陸軍6900餘眾，發起鎮江之戰，遭頑強抗擊，被擊斃擊傷169人後攻陷鎮江。8月4日，英艦進逼南京下關江面，隨後英軍從燕子磯登陸，察看地形，揚言進攻南京城。

    在英軍堅船利炮的威懾之下，清朝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兩江總督牛鑑，妥協退讓，委曲求全，被迫在靜海寺、上江考棚等處與英軍議和。在談判期間，由於英軍的惡行引發了地方性的靖江保衛戰，侵略者死傷13人後敗退。

    1842年8月29日，耆英與璞鼎查簽訂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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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記載可以看到，英軍雖然並不是一直取得勝利，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在面對清軍的時候，英軍的先進火器甚至是能夠形成有效的威懾。

第九十八章

    後世認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清帝國當其時與西方強國的英國，在裝備上並沒有太大的差距，這一次戰敗，主要是清帝國戰術體系落後所導致的。

    這一種觀點似乎有著不少人的支持。

    而在一個方面而言，這樣的觀點確實是有一些可取之處，但是很多時候，卻相當有失偏頗。

    ……

    這種觀點主要有著以下幾個論調：

    1：在鴉片戰爭中，中英雙方武器殺傷效果的差距，遠比武器性能懸殊得多。清軍的失敗，並不完全是技術上的失敗。

    鴉片戰爭時期，英軍裝備的標準輕武器是前裝燧發滑膛槍。說實話，這不是先進武器。近代步槍武器技術的幾個重要發明，比如起爆藥、火帽、圓錐彈丸、擊發槍機等那時剛剛發明出來，還來不及用在這種槍上。帶有膛線、射程遠、準確率高的線膛槍，就是俗稱的來復槍，造價高，也沒有成為當時歐洲士兵的制式武器。

    前裝燧發滑膛槍的最大射程不超過300碼，可以對人體進行瞄準射擊的距離為100碼。1814年，英國陸軍的漢格上校寫下一段話：「想用一支平常的槍，射擊200碼外的人，你不如改為射擊月亮，命中的幾率是一樣的。」

    在戰場上，士兵非常容易出錯。常見的錯誤之一就是裝填後，忘了將通條抽出槍管，一扣扳機，通條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自然無法再裝填。另外，常見的錯誤是在忙亂之間，誤將彈頭而非火藥塞入槍口，造成不發彈。士兵只能退出行列，站到後面，使出吃奶的力氣，慢慢地把彈頭挖出來。更麻煩的是，火槍是隊列齊發的，那麼多槍一起發射，許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開槍後彈頭是否射出，有沒有啞火，往往多次裝彈，把槍管塞得滿滿的。

    相對的是，同時期的清軍雖然沒有完全放棄冷兵器，但也有一半的士兵使用火器，主要是鳥槍和抬槍，數量最多的是鳥槍，也屬於滑膛槍，是用火繩發射，天氣潮濕的時候，不大方便。

    總體來說，鳥槍射程稍小於英軍滑膛槍，抬槍射程要超過英軍滑膛槍。鳥槍的射擊速度，較之英軍的燧發滑膛槍，可能不會相差很多，大約為每分鐘2發。不過，清軍鳥槍、抬槍的命中精確度，較英軍燧發槍則低。主要原因在於，鳥槍、抬槍都是手工打造，工藝粗糙，槍膛精度不高。

    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英軍燧發槍每分鐘發射3發，命中率90％；清軍鳥槍每分鐘發射2發，命中率70％。假設兩軍士兵各10名，射擊同樣距離的若干目標，在一分鐘內，英軍士兵可以發射30發子彈，擊中27個目標；清軍士兵可以發射20發子彈，擊中14個目標。燧發槍效能約為鳥槍的2倍。這樣的差距，清軍完全可以利用人數優勢來彌補。

    相比之下，雙方火炮性能差距可能更大。清軍火炮的主要問題是，侵徹力不夠和命中精度不高。侵徹力不夠，主要是因為中國火藥不好；命中精度不高，主要是火炮機動性差造成的。同樣口徑的火炮，清軍火炮要重得多，缺乏靈活轉動的炮架。那些重達3至5噸的大口徑火炮，要在英軍猛烈的炮火下，一點一點地瞄準，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對英**艦威脅最大的，恰恰是這些重炮。英軍對清軍火炮頗為畏懼，屢屢驚呼「猛烈」「厲害」。

    2：後世認為為什麼只有一半的清軍使用火器？

    原來，清軍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看家本領——弩弓，他們的弩弓在作戰效能上，可能不比當時的火槍差。一般說來，古代弩弓的最大射程為300米，宋代的神臂弓最大射程達到五百餘米，雍正皇帝更是自詡清軍的弓箭為歷代最強。弩弓的準確率很高，可以精確瞄準。一個訓練有素的弩手，可以準確命中200碼外一個人形大小的靶子。弩弓的射速大約是每分鐘三四發，操作十分簡便，很難想像有人會把箭裝錯。惟一的問題是，需要人手拉弦，發射次數太多，容易疲勞，速度減低。可是，火槍連續發射後，一樣會因槍管發熱，造成炸膛，或者出現子彈威力減弱的情況。弓的穿透力甚至比火槍子彈更強，神臂弓的箭可以穿透兩層鐵甲，而普通火槍子彈做不到。

    不過，箭的破壞力不如槍彈，傷口比較容易處理。箭也有優點，可以涂毒藥，或者加裝炸藥。所以說，這時的弩弓威力超過火槍，甚至在當時的英**隊中，常常有人提出恢復傳統的長弓，拒絕使用糟糕的滑膛槍。刺刀改變戰術清軍槍炮跟英軍相差不多，弓箭還要厲害一些，怎麼輸得那麼慘呢？

    首先說說英軍裝備的一樣不太起眼的武器——刺刀。

    滑膛槍是一種射程近、射速低的武器，戰鬥中，白刃戰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在刺刀發明前，滑膛槍兵必須有長矛兵保護。刺刀發明後，一個使用裝有槍刺的滑膛槍的士兵，就是一個長矛兵，使用冷兵器的士兵不再是必需，導致戰法和戰術的進步。英軍作戰時，一般排成兩列橫隊，隊列中的士兵，不能做單兵機動，統一站立裝彈，立姿或跪姿齊射。橫隊周圍有由散兵組成的強有力屏障，與敵保持接觸，騷擾、殺傷敵軍，並分散敵方火力，使己方隊列不致過分暴露在敵人火力下。清軍作戰也須排成隊列，並組成各種不同陣式。

    列陣時，通常是重火器在前，其次輕火器，再次冷兵器。臨敵時，在遠距離上，以火炮轟擊；稍近，開放抬槍；再近，則以鳥槍擊打。三擊不中，繼之以冷兵器肉搏拚殺。結果，清軍打仗恨不得排出十幾列隊伍。這種陣型，作戰效能很低。為了協調冷兵器和火器部隊的步調，清軍整個陣列只能以緩慢的速度移動，戰術機動性相當差，很難運動到能最大限度發揮火力的有利位置。靈活的英軍隊形，往往能夠成功地通過迂迴等機動動作，對清軍最薄弱處實施攻擊。

    3：英軍有以逸待勞的優勢。

    當時，清軍的總兵力大約80萬人(包括八旗、綠營兵)，在鴉片戰爭中，先後投入戰場的有十萬人左右。英軍最初派出大約海陸軍七千多人，最高增至兩萬人。

    在具體的戰役中，這種兵力上的優勢卻未能顯現。英方利用船堅炮利的優勢，牢牢掌握制海權，也掌握著進攻的主動權。為了防禦英軍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從盛京（包括今遼寧全境和內蒙古赤峰、通遼等地區）到廣東的七個省，幾十個海口都得設防，分到每個重鎮，駐守的部隊就在4000人至1萬人。

    如此分兵，在每處都難以集合優勢兵力，中英間的多次戰役，中方投入的部隊往往與英軍相當，甚至處於劣勢。交通不便、調兵速度的緩慢，加重了中方的困境。1841年10月10日，英軍攻佔寧波，道光皇帝調四川建昌、松潘兩鎮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等到該部風塵僕僕，歷經兩千餘公里趕至前線，英軍已在寧波休整近半年，以逸待勞，清軍怎麼能不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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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事實上，清軍當其時的軍制問題已經表露出來：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腐朽的清王朝戰敗而告終，中國開始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近代中國百年屈辱的歷史被英國的堅船利炮轟開了大幕。然而，作為一個擁有八十萬軍隊的龐大封建帝國，為什麼會慘敗於一支遠渡重洋，勞師遠征並且數量先後不過兩萬人的英國遠征軍呢？從軍事角度來看，清軍的戰敗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在戰爭的進程中，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對於交戰的雙方無疑都具有重要意義，戰鬥中雙方兵力的強弱，是決定戰鬥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政府總兵力約為八十萬，即以當時發生戰事的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省而言，四省原駐軍加上增援的外省軍隊，共約二十五萬八千人。英國方面，英國遠征軍從戰爭爆發到結束，先後投入作戰的不過近兩萬人。然而，在每次戰役中，清軍投入的實際兵力都只是其總兵力的極少一部分，相反英軍卻在每次戰役時都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它所能用於作戰的最大兵力，從而使之在戰役進行中不僅兵力不處劣勢，反而佔到上風。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狀況，和清政府當時的軍事體制不無關係。

    清朝的軍事體制，是在進一步完善原有的八旗制度和發展明朝的鎮戌制而建立綠營兵制的基礎上確立起來的，清太祖努爾哈赤首創滿洲八旗，八旗是滿洲社會特有的制度，以兵民結合，軍政結合，耕戰結合為特點。而綠營則是根據清初八旗兵力不足，和以漢治漢的需要，仿明朝邊防鎮戌制度，將明降軍和新募漢兵改編而成的各省地方軍。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八旗和綠營是國家的正規軍隊，八旗是中央軍，平時以十餘萬駐守京師，稱京營八旗，而以十餘萬分駐全國各戰略要地，稱駐防八旗。綠營是各省的地方正規軍，全國共有六十萬左右。當發生較大規模戰爭時，八旗，尤其是駐防八旗就作為全國範圍內的戰略機動部隊投入戰鬥，綠營則作為地方主力部隊使用。

    然而，清軍雖有八十萬之眾，但除了京營八旗比較集中外，其他的都是分散設防於全國各地。並且八旗綠營雖為國家軍隊，但除了出征作戰的職能外，平日擔負的各種勤務差役十分繁重。

    京營八旗和巡捕五營共十餘萬人，但相當大部分用以執行宮廷，陵寢，衙門的日常勤務，巡捕五營及一部分京營則是巡防地面，看守各城門，堆撥，維持京師治安。這些部隊難以抽調，鴉片戰爭中也沒有動用。

    各將軍，都統，副都統統轄的駐防八旗相對集中，但一處也不過數千，並且也擔負著日常官府勤務，還有守土之責。而且就八旗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也不再復國初的勇猛。由於八旗官兵享受特殊待遇，平日裡安於享樂，戰鬥力下降嚴重。鴉片戰爭中，此類兵丁也調出不多。

    各省督撫直接轄有督標，撫標，但人數不多，這些部隊雖無明確守土之責，但所擔負的各種官府勤務是非常繁重的。提督為一省軍事首領，所轄提標雖較督標，撫標為多，但其中相當部分有守土之責。

    清軍的主要兵力是由鎮而協而營，最後以營為基礎分駐各地，除了在一些較大城市駐有兩三營或更多一些外，各地通常只有一營或不足一營。他們專駐一地而專防一處，守土之責十分明確。第一次定海之戰時，定海鎮總兵竟以其部「專管巡防洋面，無守城之責」為理由，「不肯退保城池，以致縣城失陷」。

    分駐各地的清軍，不是整營整營地駐處在一起，而是分成更小的單位散在城，汛，哨，卡。多則數百人，少則數人。最為分散者，有如湖南省某鎮，「額設兵丁四千一百零七人，分佈汛塘六十七處，駐守碉卡關門哨台七百六十有九」。

    這些，都是清代軍制的重要特點。清軍佈防駐守如此分散，擔負勤務差役如此繁多，當然自有其原委，清朝長時期是沒有警察的，警察事物由軍隊承擔，看守倉獄，各處值班派差，解送錢糧罪犯，維持地方治安成了清軍平日的主要任務。除此之外，就是「彈壓地方」。鎮壓遍於全國的時起時落的人民反抗鬥爭。清軍承擔的這些任務，加上當時的交通條件造成的運兵困難，客觀上要求他分散駐守。從另一方面來看，強兵悍卒始終是封建統治者的心頭大患，分散佈防更有利於維護其統治。

    清代的軍制明白地說明了清軍利於分散「治民」，難以集中御外。封建統治者在制定軍制時，著意於「防民防賊」，並未留有大批的機動部隊隨時應付大規模的對外征戰。而它佈防的分散和承擔的任務決定了：

    （一）清軍不可能全數用於征戰。

    （二）清政府調不出一支完整的部隊，酌量抽調是調集兵力的唯一辦法。

    在鴉片戰爭中，調派的援軍遍及全國，除新疆，蒙古外，各地都派出了部隊，從大的方面看，四省及天津，安徽等地所得援兵是從各省各將軍都統屬下數百上千地合成一軍。從小的方面看，一地援軍也是從各標各營.汛.卡.哨數百數十甚至數人拼湊而成，沒有整個建制單位全部調出。這樣抽調的結果，不單是數量上難以獲得保證，各地匯聚而來的雜牌軍，其戰鬥力也讓人深感懷疑。封建國家的階級利益決定它們的軍隊主要是用於「治民」而不在於「抵外」，落後的軍制也使清軍被束縛在各地，難以調動集中。但是英軍不同，它總兵力上的劣勢反而使它可以隨時集中所有可以用於作戰的兵力，從而在戰場的局部反而佔據兵力的優勢，這樣一來，清軍在各個戰場上的失敗也不難理解。

第九十九章

    前文提及到一點，那就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當中，後世認為清帝國跟大英帝國之間的火器差距不大，並且是在一些方面有優勢。 />

    但是實際上，後世也有另外一種觀點，那就是清帝國當時的火器水平，實際上就是在根本上與英帝國的火器水平有著差距。

    這一點的差距，體現在製作火器水平的工藝，以及一些方面的表現。

    ……

    而這一種觀點主要是有著五方面的論點：

    一：中英雙方火炮的設計思想及種類有著很大的區別。

    鴉片戰爭前後，清軍火炮大多是以重量作為衡量其性能優劣的依據，這遠遠沒有以炮身與口徑比例搭配為主要性能參數科學合理。

    當然，「模數」的設計思想，部分火器製造者也將之視為標準來對待。即以口徑的尺寸為基數，按一定比例倍數設計火炮的各個部分。此時，除中央統一制造以紅夷炮型為主導的前裝滑膛、以火繩點火的火炮外，沿海各省製造了大批火炮。

    如廣東省自軍興以來，鑄炮1000餘位，其中尤以佛山製造的生鐵炮最具代表性。全國總計，數量不下5500餘位。炮重有數百斤至3萬餘斤的，炮管有長至4.44米的。這些火炮，雖名號眾多，大多依紅夷炮製式，設計和製造技術未有改進，不僅與同時期英國先進火炮不能相比，而且有些技術較明末清初亦有萎縮。不過，清軍方面購買和仿製了大批夷炮。史載：「林則徐至去歲至粵……購西洋各國夷炮200餘位。」

    1841年，浙江、江蘇等地方的軍政大員還組織人力仿製了一批銅炮，1842年6月英軍攻陷吳淞時，英軍的一個記錄是：在一個軍工廠裡面，「我們看到有10門游擊炮隊所用的大炮，這些都是安裝在手推車上。這種炮車頗似花園裡用的大推車，前面有貯藏炮彈的匣子，把手之間有一個抽屜，裡面裝著火藥和鏟火藥的小鏟子。在後世除了看到各種口徑的鐵炮之外，還發現了一些全新的12磅彈銅炮，這些炮是按照放在旁邊的嵌有王冠的G?R?1826型大炮仿造的，式樣完全相同，惟一的區別就是中國字代替了王冠。」

    後世的《鴉片戰爭檔案史料》所記，戰爭之際，清軍火炮的大致分類，按照主導的類型分為：紅夷炮、子母炮、抬炮三類；按照製造的國度和時間順序分為：舊式火炮、新鑄的火炮、購買的葡萄牙式或英國式加農炮、仿製的英國夷炮四類；按照長度和重量可分為：長管滑膛重炮和身管較短的輕型滑膛炮。前者就是明末清初的紅夷炮原型。後者包括神威將軍、神功將軍、劈山炮、子母炮、奇炮、竹炮、九節炮等，這種炮品種最多，其中除子母炮和奇炮是後膛裝填彈藥的佛郎機炮型外，其餘屬於紅夷炮的發展型。

    1857年恩格斯著的《炮兵》裡云：「在拿破崙垮台後的和平時期內，歐洲列強的炮兵都逐步進行了改革。各地都取消了3磅和4磅輕炮，大多數國家採用了英國炮兵的經過改進的炮架和彈藥箱。幾乎到處都規定裝藥的重量為炮彈重量的1╱3，火炮的重量為炮彈重量的150倍或接近150倍；火炮的長度則為口徑的16—18倍。」

    戰爭之時，英軍火炮的口徑從幾英吋到十餘英吋，前裝滑膛，以引信和燧石擊發器擊發，少量的火炮採用了****底火，以撞針擊發。炮身重量從幾百斤、幾千斤直至萬餘斤。

    火炮的種類經過多次調整改革，從類型上講，可分為：

    1、長管加農炮。特點是管身長，初速高，射角一般為5～45度，需要4～6人操作發射。有3磅、6磅、12磅、24磅和32磅等不同的型號。當時，由於製造火炮材料的限制，長身管火炮的炮管壁較薄，很少用來發射空心爆炸彈。

    2、榴彈炮：17世紀末在歐洲出現，固定在炮架上，以12度到30度的射角使用爆炸彈進行射擊，其炮彈首先是用來起侵徹作用，其次是用來起爆炸作用。是一種炮管較短（比長炮短而輕，比迫擊炮長）、口徑較大（很少超過8英吋）、帶有直徑小於炮管的藥室、裝在兩輪炮車上的野炮，它的主要用途是安放在武裝小艇與炮擊艇上作對地攻擊用。

    迄至19世紀的英國，此類火炮成了皇家炮兵的標準裝備，有24磅、12磅、9磅、6磅等幾個不同口徑。3、臼炮。它最早是16世紀末由蘇格蘭的凱龍鐵工廠製造的，它是一種比榴彈炮更短（身管長約為口徑的2～3倍）、口徑很大達13英吋、15英吋或更大一些、帶有一個直徑更小的火藥燃燒室、有時可以取下的滑膛前裝炮。

    這種火炮可以固定在托架上，通常以20度以上的射角，有時甚至以60度的射角使用爆炸彈進行射擊。爆炸彈可以起爆炸作用，也可以當作燃燒彈使用。4、艦載火炮。可以又分為主炮、舷炮和艇載炮三種；從火炮種類上說，也可以分為長管加農炮、榴彈炮、臼炮和艦炮四種。前三種火炮與之前介紹過的同名陸軍火炮大體相同，而艦炮則是專門為戰艦而製造的一種火炮，陸軍不會使用，它有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尾部有一個圓孔，以便繩索穿過這個圓孔，將火炮固定在甲板上。

    二：中英雙方火炮的材質的對比：

    火炮所用鋼鐵或銅的質量，主要表現在對冶煉材料的選擇和冶煉方法的研究方面。中國從唐代到明代，是古代鋼鐵技術全面發展和定型的時期，以「生鐵冶煉——生鐵炒煉熟鐵——生、熟鐵合煉成鋼」為主幹的鋼鐵工業體系趨於定型。明代以來，中國火炮鑄造材料，小者多用銅，大者多用鑄鐵。

    明代中葉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之時，中國傳統鋼鐵技術繼續緩慢發展。但是，因為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手工生產的能力非機器生產所能相比，故其鋼鐵產量極低。

    到1840年前後，年產鐵約2萬噸，僅是英國的1／40。二是火炮大多由液態的生鐵鑄造，此必然導致火炮質地脆硬，演放時很容易炸裂，自傷炮手。

    清軍對之處理方法主要採用以下四策：一是加厚火炮管壁，使火炮增加了重量。其結果是數千斤的笨重火炮威力反而不如西方的小型火炮。一是對於已經鑄成氣孔氣泡較多、容易碎裂的火炮，清軍則減少火藥填量，這又減少了火炮的威力。一是使用銅作為鑄炮的材料。一是鑄造了一些雙層或三層複合體結構火炮，使其不易炸裂。

    戰爭前後，清軍小範圍開始用熟鐵或黃銅鍛造火炮，江蘇候補知府黃冕對清軍火炮材質評價到：「水陸戰炮重笨，扛炮受子無多。宜改制以小受大之輕炮，方能利用也……今日欲反其弊，必須講究炮製，使能以小勝大，其輕受重，以短及遠，簡便靈動，庶出一炮抵數炮之用……因又講究小炮，可容大彈之法。不用鑄造而用打造，不用生鐵而用熟鐵，方能使炮身薄而炮膛寬。緣生鐵鑄成，每多蜂窩澀體，不能光滑，難以鏟磨，故彈子施放，不能迅利。至熟鐵則不可鑄，而但可打造。其打造之法，用鐵條燒熔百煉，逐漸旋轉成圓，每五斤熟鐵，方能煉成一斤，堅鋼光滑無比……炮愈輕，工愈精，力愈大。鐵經百煉，永無鑄造之炸裂。施用靈活，尤勝巨炮之笨重。」

    歐洲從「18世紀後期，由於木材資源短缺，鍛鐵費用上漲，形成了嚴重問題。為適應需要，就採取了所謂攪煉工藝，就是用長長的鋼棒將反射爐中的金屬溶液加以攪拌。爐子用焦碳燃燒，這樣，不僅使爐面溶液，而且全爐的溶液都能接觸空氣，從而使脫碳更加徹底，成為可鍛鑄鐵。用攪煉法生產的鍛鐵，質量不如炭鐵，但價格便宜得多。1829年又前進了一步，即應用鼓風爐本身餘氣進行預熱鼓風，這種發明使得在消耗同等燃料的情況下，攪煉熟鐵產量增加到3倍。還有一種改進是「濕」攪煉法，即在爐膛鋪以含有氧化鐵的小塊爐渣，它與金屬中的碳素相化合，在表層之下產生CO，形成加速脫炭進程泡沸攪動。1806年英國鐵產量為25萬噸，到1850年英國每年可產250萬噸，鑄鐵和鍛鐵的產量都有增長。

    自古以來，煉鋼的方法幾乎並無根本性改變，仍然是小規模的個體作坊產品。英國所用的基本材料是優質的價格相等的瑞典條形鐵，結果鋼的費用等於鍛鐵費用的5倍。1750年，鐘錶匠本傑明?亨茨曼創造了一種新的煉鋼方法。他將特種小型粘土坩堝放置在焦碳燃燒的爐膛內加高溫，就有一種特殊的溶劑持續地生產鑄鋼。

    這種鑄鋼不含二氧化硅和其它礦渣，成本略低於以其它方法生產的鋼材。但遺憾的是這種產品不能銲接，太硬，不合乎某些用途。不過這種技術終究成了謝非爾德鋼鐵企業的基礎，在歐洲廣為傳播，被人倣傚。此種方法效率很低，因此，到18世紀末，即為發射爐炒煉法或稱攪煉法所取代。1783年，一個煉鐵廠的工頭彼得?奧林斯在前人的基礎上，在發射爐上加攪拌窗口，創造了用反射爐氧化精煉的攪拌煉鐵法。1784年，英國海軍部軍需品的承包人工程師亨利?科特也有類似的發明，並大力推廣應用。此法省力而使工效提高了15倍，使煉鐵技術又上一個新台階。

    18世紀以來，各國都大規模擴建海軍，因為鐵的成本只及銅的1╱5，所以鐵炮逐漸替代了青銅炮，成為各國戰艦的標準裝備。不過，歐洲包括英國在內的煉鋼法，直到19世紀中葉再無顯著改進，加上鋼材本身的缺陷，製造重型軍械時使用這種鋼材繼續受到限制。因此，「直到19世紀中葉以前，除了海軍重炮外，青銅炮和黃銅炮始終以優勢壓倒了鑄鐵炮。」

    三：中英雙方火炮的鑄造工藝的對比：

    戰爭時期，清軍造炮工藝並不十分落後，且有英軍所沒有的鐵模鑄炮法和復合層結構的造炮工藝。清朝沿海及內陸的一些省份，舊式火炮、新造的火炮和仿製的夷炮，除少部分是用英軍所沒有的鐵模鑄炮法製成，大多仍是生鐵和青銅冶鑄而成。只是用液態的生鐵或青銅鑄造的火炮質量差，加工難，容易炸裂。鍛造的熟鐵炮或黃銅炮斤兩少且比例小。而英軍火炮主要由青銅炮、黃銅炮和鑄鐵炮組成，且大多數火炮可以用熟鐵或黃銅鍛造，爾後用車床刀具加工，精度提高不少。

    鴉片戰爭之際，機械工程專家福建泉州人丁拱辰（1800—1875），參考西洋炮的構造，在廣州鑄成了性能良好的鐵炮。

    其於1841年編成《演**說》，1842年《演**說》受到兩廣總督祁貢、靖逆將軍奕山的重視。同年，清朝政府下令推廣《演**說》所述方法。丁此時在閱讀西洋炮學的基礎上的鑄炮之法，其實和明末以來中國原有的紅夷大炮的泥范整體模鑄法差不多：即以炮模口徑為基數，用泥先製成外模和內模，用起吊裝置將外模吊套於軸心合一的內模之外，兩模之間的空隙，便是炮管的厚度。

    然後用青銅或鋼鐵溶液澆注其中，冷卻後，除去內外模，最後再用各種配件加工成完整的火炮。此法鑄造的火炮缺陷有：泥模在用炭火烘烤時，經常是外干內濕，澆鑄時水分蒸成潮氣，致使所鑄火炮常有蜂窩狀孔穴，發射時容易炸裂；功效非常之低；不能對炮膛進行深入的加工，致使炮彈射出後，彈道紊亂，降低了射擊精度；大多數人並不懂得身管與口徑比例、火門位置在火藥燃燒中的實際意義，絕大多數火門開得太前、太大。在炮膛游隙方面，戰爭之時，火炮因「彈不圓正，口不直順」，常只能採用內徑的1／10至1／5為游隙，此水平連明末的水準均達不到。

    鑑於此，浙江嘉興縣丞龔振麟痛感中國泥模整體鑄造法的不切實用和煩瑣，而立志改革。於1841年發明了早於歐洲30多年的鐵模鑄炮法，鐵模可多次使用，不用清洗炮膛，消除了泥模鑄炮多蜂窩易炸膛的缺陷，縮短了鑄炮週期，降低了鑄炮費用，並寫成《鑄炮鐵模圖說》，1842年被印發沿海各省參用。至1841年9月浙東之戰前夕，已鑄成120多門新型火炮，時人稱其為：「至去冬以來，浙江鑄炮，益工益巧，光滑靈動，不下西洋。」

    歐洲火炮鑄造從16世紀以來一直採用泥范整體模鑄法，在給實心火炮上鑽孔的實踐據說開始於1713年，在英國伍利奇的皇家槍炮鑄造廠，泥范整體模鑄法一直延續到1770年以後。大約在此以後，英國的鐵器製造者威爾金森（1729—1808）開發出一種改進了的給火炮鑽膛的機器。

    隨後，1794年英國機械師莫茲利（1771—1831）發明了車床上的移動刀架，1797年製成了安放在鐵底座上帶有移動刀架的車床。19世紀20至30年代，英國發明了全金屬車床、自動調節車床、牛頭刨床等一系列工作母機，到19世紀40年代時，達到了用工作母機製造機械的領先水平。如在製造火炮方面，利用車床先將火炮鑄成實心圓柱金屬鑄件，然後用一種配用超長鑽頭的大型鑽床鑽出一個孔，接著到錘床上將這個孔逐步錘削成型，加工成火炮。此法可使炮身較模鑄法更加均勻、對稱、光潔，各種尺寸比例和火門的設計較合理，射擊精確度高。既提高了鑄炮的精度，又節省工時，堅實耐用。

    戰爭前後，英軍火炮鑄造除了傳統的泥模整體模鑄法、失蠟法外，已開始大規模採用車床切削鑄造法。《海國圖志》對英軍火炮工藝稱讚云：「西人鑄炮，其鐵皆經百煉熔淨。先用蠟製成一炮，絲毫無異，次用泥封密陰乾。鑄時用火烘模開孔，洩出蠟油，然後將鐵灌入，四五日後，始開模取出置於荒野人跡不到處。將炮實滿火藥，用長心引火繩一點，各人盡遠避藏跡，一經炮響騰越空中，跌落不壞以不炸裂為度，便無後患。其鑄法合度，多以引門上長方形為表，或安頭上或尾後，或頭尾皆安，亦合度數。」在炮膛游隙方面，19世紀中葉，歐洲因機械製造精密度的提高，火炮所用的游隙值更減少到內徑的1／42，如此，只要裝填較少的火藥就可達到較高的速度，且同時提高發射的準確性，再者，由於用藥量的減少，管壁即使變薄亦不致於膛炸，連帶也使得火炮的機動性大增。

第一百章

    除了火槍跟火炮自身的差距之外，那種認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清帝國與英帝國之間的火器水平的巨大差距，炮彈的相應方面的差距也有著很明確的表述：

    清軍炮子主要由工部在京辦理，然後再撥給各省。有時也改由地方就近製造。其材質除用鉛子外，主要用生鐵，用泥型鑄造，以兩個半圓坯模合鑄而成，故必留合范的線痕，且由於冶鑄技術關係，往往有較多的氣眼。

    故丁拱辰於1841年對此進行了改進，他改用失蠟法澆鑄，鑄得的炮彈光圓無痕。但是，當時清軍火炮有一嚴重缺點：炮身龐大，炮口極小，炮彈較輕。炮彈一般重則3—10餘斤左右，大者也不過16、17斤，最大炮彈也有如西方的68磅炮彈和大於此的炮彈，不過比例不大。今人在鎮江湍山關江防炮台，出土有此時的四種類型的球形鐵鑄實心彈，最大約合80英磅，無疑說明了清軍當時曾使用萬斤以上的巨炮轟擊英艦。

    1843年英參戰軍官賓漢出版著作《英軍在華作戰記》中云：虎門之戰，「舊炮台上架著12門大炮，其中4門乃是兩年以前從澳門當局買來的葡式的，可放68磅炮彈的黃銅炮。其餘的是中國式的，其中有大量的金屬成分，口徑很大。」

    清軍炮彈由於太小，故在戰爭中常有「碰回」之說。此時，琦善、林則徐都曾向清廷言及英軍炮彈有重達二三十多斤的炮彈。英軍最大炮彈重達68磅，琦善到達廣州後，英軍曾經發射這種類型的炮彈，報復向插有白旗的英方船隻射擊的虎門炮台，這種炮彈被送交廣州當局官員們參觀時，他們見彈形之大，無不為之「嘿呦」。

    在炮彈種類當中，雙方的炮彈種類看上去沒有太大的區別，但是炮彈性能方面卻有著根本性的差距：

    蜂窩彈。它又叫封門子和群子，1門炮通常配封門子1個，群子12個。群子、封門子的大小要和炮膛口徑密切配合，過大則藥力被閉塞，易於引起炮身炸裂。過小則藥力洩氣，炮彈射出無力。《海國圖志》「用炮彈法」條中云：「凡炮口配彈子，以九折為率。如口徑六寸，配彈徑五寸四分。口徑二寸，配彈徑一寸八分，余可仿此。試彈之法用銅板，或紙皮規一孔周圍符之，便知圓否。又當光滑，腰間一線，宜敲平貼，先用薄棉裹之，次用木紅布包縫，周密送入炮腹。大彈入後，加群彈一包十二個，每個就炮口之徑二折。如口六寸，每彈徑一寸二分，口二寸每彈徑四分，余皆仿此。群彈已入，再用舊麻繩解散紮成圓球，與炮口緊合，再舂入炮腹，使彈有力。自高擊下，亦不碾出。」

    鏈彈。1834年12月，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云：「炮子則有封門子、群子、交杯子、擔桿子之分。封門、群子用以擊船打賊，擔桿、交杯專用打桅，均宜添備各營師船。」至鴉片戰爭之際，清軍大量用之對敵。

    《英軍在華作戰記》中，英軍對虎門炮戰中的清軍鏈彈的描述：「他們的鐵鏈鎖彈特別優良，乃是一個空球，切成兩半，用藥18吋的鎖鏈盤在中空部分，使半球相連緊，因此當半球栓緊在一起，以便裝進去時，就像一個炮彈一樣，這裡還發現了大量大型大炮用的石彈。」

    爆炸彈。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二十六日欽差大臣裕謙奏報：「逆夷大肆猖獗，虎門被失，直逼省城……（清軍）之所用空心飛彈，系因炮身較薄，膛口過大，裝藥多則虞炸裂，裝藥少則實心鐵彈不能致遠。若改用小彈，則彈子與膛口不合，施放不准。是以將鐵彈挖空，實以火藥，以配合膛口之大小受藥之重輕。我中土本有此法，現在福建省因新炮膛口過大，即用此彈，浙江軍需局亦有之，不足為奇各緣由，明白通飭沿海地方文武官兵，以破其惑而壯其膽。」

    時人張集馨記載當時的廈門之戰，「文武員弁製造大小炮數十尊，安放城上。余看城外居民鋪戶，聚居鱗次，即有警而炮亦難施，排列多尊，飾觀而已。又造炸彈、鐵蒺藜等物，尤屬無用。鐵蒺藜所以限馬足，逆夷使舟而不使馬。閩省一線石道，若埋蒺藜，則必先去石，斷無如此辦法。炸彈不過一二里，亦不能及其船隻；且炸彈有炸有不炸，或擲出而終不炸，或甫然而即炸，分寸時刻最難定準。」

    不過，在戰爭的全過程中，中國火炮多以球形實心鐵彈為主，故魏源在《籌海篇》中說，英人的一切概不足懼，我都有切實的辦法對付它，「然有一宜防者則曰飛炮，非謂懸桅上之號炮，而謂仰空墮彈之炸炮也。我之炮台雖堅，而彼以飛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數丈，我將士往往擾亂……寶山則以飛炮而眾潰，由之觀之，夷之長技曰飛炮。」

    而英軍的彈種則是主要如下：

    英軍的球型實心炮彈，分普通的熟鐵彈和灼熱的實心彈兩種。熟鐵彈用蠟模鑄就，渾圓如地球。特點是射程較遠，穿透力一般。小口徑炮用的都是這種炮彈，大口徑炮也配有一定比例的實心炮彈。這些炮彈氣動性不好，出膛之後會在空中翻滾顛簸，彈道偏差很大。而且當時西方戰艦是用硬度和彈性都非常優秀的橡木製造的，厚達10釐米，在較遠的距離，圓形的炮彈不足以穿透這種橡木船身。灼熱的實心彈，始用於美國獨立戰爭時期，「這種炮彈極易燃燒，命中目標也比較精確，與過去效果沒有把握的漂浮式火攻船和火攻筏相比，確是一項很大的改進。恩格斯在成書於1858年的著作《燃燒彈》中云：「一個鑄造的金屬球被加熱後就具有縱火能力，在加熱的炮彈與火藥之間放置浸濕的氈墊，就能夠發射這樣的拋射物而不會讓它過早地引燃火藥。」

    鏈彈和槓彈。恩格斯《炮兵》著作中云：「大約在1600年……還有一項重要的發明，即鏈式霰彈和普通霰彈的發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靖逆將軍弈山等奏：「查夷人所用大炮子多用空心，亦有空心者，今仿照製造，庶幾模大質輕，可期攻堅致遠。又將空心炮子，分作兩半，煉成熟鐵，中系鐵鏈，約長尺許，用時將鐵鏈收入空心，仍舊折合，無異尋常炮子。一經轟擊出口，則兩半飛舞，形如蝴蝶，擊中夷船桅索，即行鉤掛焚燒，名為蝴蝶炮子。」

    霰彈，分為普通的霰彈和改良的葡萄彈兩種。17世紀以來，歐洲出現了將子彈或金屬碎片裝入一個鐵皮桶內製成的霰彈，裡面裝填數十顆鉛彈，鐵皮桶出膛即分解，於是數十顆鉛彈向前以扇面飛行，用於殺傷集合的人馬。

    今美人杜普伊云：葡萄彈「是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初期主要用以殺傷人員的炮彈。把小鐵珠用布、網狀織品或木匣子包裝在一起，用炮射擊出去，就是葡萄彈。

    用這種炮彈殺傷開闊地形上行進的步兵，往往產生災難性後果，其主要缺點是射程近，對利用起伏地形之敵，殺傷效果不大。」英參戰軍官伯納德對發生在1841年1月7日的大角、沙角之戰云：「復仇神號適時趕來，從兩門基準炮傾瀉出一連串葡萄彈和霰彈，接著它成為這次最殘酷戰爭的實況的見證。」

    開花彈，分內裝黑火藥的開花彈、裝有定時引線的榴霰彈和內裝縱火藥劑的燃燒彈。15世紀下半葉，歐洲出現了球形爆炸彈，這是一種在重炮和臼炮上使用的一種內裝黑火藥的空心鐵彈，是當時炮彈中最大的一種。內裝定時引線的榴霰彈，又分圓形和尖頭筒形兩種。圓形「榴霰彈」1784年英國皇家海軍的亨利?施雷普內爾中尉發明，又以他名字命名為「謝爾彈」。

    今美人云：「把彈珠（通常小於葡萄彈的鐵珠，常用鉛而不用鐵製造）安裝在炮彈內，裝上定時引信，使其在敵步兵上空飛行時爆炸。這樣就克服了上述葡萄彈的兩個缺點：炮彈在引信引爆之前已飛行相當距離，而在開闊地上的部隊無法躲避空中爆炸後飛濺下來的彈丸……但是這種以他的發明者姓氏命名的新彈藥，有它嚴重的固有缺點，如很難讓引信在準確的瞬時引爆；就是引信工作性能完好，也只有高度熟練的炮手，綜合考慮距離、方向、敵上空爆炸高度等諸元以後才能進行射擊。

    所以榴霰彈儘管成效卓著，在19世紀使用尚不普遍。」中國人此亦認識，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道光皇帝的上諭中云：「空心炮子炸裂飛擊一條。亦恐無裨實用，緣炮子既出炮口，空中炸開，飛擊何處，並無定準。即如英夷善於飛炮，其所用炸炮亦多有不能炸擊者。」

    今人有云：「在19世紀，火炮發射的圓形炸彈發展成為尖形炮彈，這就像早期的能夠爆炸的彈刃，僅有的真正發明是引信，它已變成一個前端有尖頭的木製塞子，裡面填滿火藥，用錘子敲進彈丸，在炮彈發射時由爆炸的氣浪點燃。」

    今人撰的著作中，刊載有鴉片戰爭時期英軍使用過的球形開花炮彈圖片。今福建林則徐紀念館陳列有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艦炮之沒有爆炸的飛彈空殼（尖頭筒形）。

    內裝縱火劑的燃燒彈，歐洲15世紀發明，恩格斯云：「燃燒彈——裝滿易燃劑的炮彈，它在燃燒的時候，火焰通過三四個孔射出來，很難把它撲滅。用臼炮、榴彈炮和加農炮發射這種炮彈就像發射普通爆炸彈一樣，它們的燃燒時間為8分鐘至10分鐘。

    這種藥劑或者用火熔化，在熾熱的時候注入炮彈，或者用液體潤滑脂把它做成濃密的物體，然後裝入炮彈。燃炮彈的彈孔用軟木塞或木塞堵住，裝滿了易燃劑的中心管通過這些塞子進入炮彈內部……燃燒彈主要是在進行炮擊的時候使用，有時用來轟擊艦船，雖然在後一種情況下，燃燒彈幾乎完全被熾熱的實心彈代替了，因為這種熾熱的實心彈製造比較容易，能進行比較精確的射擊，燃燒的作用也大得多。」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靖逆將軍奕山奏：「夷人炸炮落地，始行轟裂四擊，毒火滿地，即使牌可護身，不能前進。夷人闖至，徒手亦不能殺賊」。

    1826年，英軍開始採用爆炸彈，1839年英國開始裝備改良過的桶型尖頭開花彈，圓錐型的前部穿甲性能大大提高，反過來又促進了鐵甲船的誕生。但20、30年代並未普遍受到青睞，因為這種炮在遠距離射擊時其準確性遠不如實心彈炮。所以，直到30年代，英法海軍的艦炮大約只有40％～60％屬於爆炸彈。

    戰爭之時，以上的新式燃燒彈、葡萄彈和爆炸彈，就是英人「炮利」的秘密之所在。在戰爭中，當尚未深入瞭解敵方炮彈的構造原理的時候，所能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他們用來的炮彈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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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也許在清帝國平三藩，甚至是到雅克薩之戰的時候，清帝國自身的火器水平很難算得上是與西方有著較大的差距。

    這個時期很有可能是清帝國的火器水平與西方是各有千秋的。

    很可惜，清帝國最終沒有在這方面繼續發展下去，而是選擇他們認為更有效率的殺敵方式。

    這一點是當其時的清帝國統治者的思維根本，同樣也算得上是清帝國在軍事戰術體系的一種選擇。

    只不過，也許就算是被稱為康乾盛世時期的三大清帝國明主，康熙，雍正以及乾隆都沒有想到過，有些時候過於固執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情。

第一零一章 不可行的國策改變（上）

    張嘉師來自後世，作為一個穿越者，在其穿越之前，對於一些話是聽說過，但是卻無法認同。

    這更多的是一些張嘉師本身所接受的教育方式所帶來的侷限。

    但是有一點不得不讓張嘉師重視的，那就是在他穿越的十多年的時間裡，從一個默默無聞穿越者，成為眼下主掌大秦帝國的攝政王，可以說，很多時候他所經歷的事情，以及地位的變化，讓他不得不重視一些事情的基礎。

    而讓他曾經苦惱過得事情，就有著這麼一個概念。

    那就是三權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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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後世，三權分立亦稱三權分治，是西方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則。

    政治上的三權分立指：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相互獨立相互制衡。在美國，行政權指政府，立法權指國會的參眾議院制度，司法權指法院。三權分立很好的實行了「憲政」的主旨思想。實現了依憲治國的目的，也是法治國家的根本面貌，抑制絕對專權的出現，是民治的保證。

    三權分立是一個政治學說，其主張政府的行政、立法與司法職權範圍要分明，以免濫用權力。

    三權分立的思想起源於《聖經》中神的三分，即聖子、聖父和聖靈。

    三權分立原則的起源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時代，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政體三要素論，他首次把國家的政權劃分為議事權、行政權和審判權，，並認為國家之治亂以三權是否調和為轉移。古羅馬波里比阿在政體三要素的基礎上，提出三要素之間要能夠相互配合併相互制約。

    17世紀，英國著名思想家洛克《政府論》的發表，表明現代意義上的分權理論初步形成。洛克在《政府論》中，對權力分立理論有詳盡的描述。他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對外權，立法和行政權應該分別由不同的國家機關行使，行政和對外權由一個機關行使。立法權屬於議會，行政權屬於國王，對外權涉及到和平與戰爭、外交與結盟，也為國王行使。

    繼洛克之後，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更進一步發展了分權理論，提出著名的「三權分立」理論。他在《論法的精神》中，將國家權力分為三種：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所謂三權分立是通過法律規定，將三種權力分別交給三個不同的國家機關管轄，既保持各自的權限，又要相互制約保持平衡。

    孟德斯鳩這一思想對美國的憲法制定者影響很大，美國憲法規定，國會可以彈劾總統，但是美國建國200多年來只有幾個總統遭受彈劾提案，1868年，美國參議院僅以一票之差否決了對安德魯?約翰遜總統彈劾案；1974年，尼克松總統就因水門事件而主動宣佈辭職，沒有受到彈劾；1999年美國參議院否決了對克林頓總統彈劾案。

    分權是為了防止權力過於集中導致權力濫用。

    我國古代治理國家已經懂得這一點。行政官員受都察院監督，並受法律約束。

    即使在現代，立法、運用稅款的權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願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司法權的獨立在於防止執法機構濫權。

    ……

    三權分立的實現模式在各大資本主義國家有所不同，而真實的情況是只有美國（總統制）實行「三權分立」，而其他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實行議會制（國會制）。西方議會制國家的顯著特點是，立法權與行政權不分立。

    議會不但是國家的立法機關，而且是國家的權力中心。行使行政權的人來自議會（下院），包括總理也是由議會推舉的（一般是議會多數黨的領袖）。他們既屬於立法部門，又屬於行政部門。也就是說，立法權與行政權在實質上是合一的。兩種權力不但共生，即產生議會成員的選舉也間接是產生總理（首相）的選舉；而且共滅，即總理（首相）必須保持議會大多數成員的支持，否則要麼下台，要麼解散議會而重新舉行大選。

    不但如此，一般而言，議會制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只要獲得議會多數的支持，總理（首相）就可以永遠幹下去。在議會制下，政府（內閣）由議會中佔多數席位的政黨（或執政聯盟）組成，並對議會負責。英國是典型的議會制國家。在議會制下，政黨政治實質上是主宰議會政治的幕後之手，「議會至上」實質是「執政黨至上」。日本在二戰後快速發展時期是自民黨長期執政。亞洲成為四小龍的國家和地區採用的政治模式：韓國成為四小龍是軍人統治時期、中國的台灣地區則是******蔣經國壟斷政權時期，新加坡則是家族長期統治，1997年前的中國香港地區則是英國殖民總督統治。

    ……

    比較有代表性的三權分立方式是以下三種：

    美國總統制：

    美國憲法規定，國會可以彈劾總統，但是美國建國200多年來，國會從來沒有通過總統彈劾案。為了保障公民自由和限制政府的權力，他們接納了孟德斯鳩的想法，在美國憲法之內清楚地把行政、司法、立法分開，而且讓它們互相制衡。在當時這種憲制是前所未有的嶄新嘗試。至今美國聯邦政府的三權分立，仍然是眾多民主政體中比較徹底的。而美國大部分的州政府亦有相同的憲制架構。

    三權分立常見的問題是如何解決行政及立法機關之間的矛盾。其中一種方法是採用議會制。在議會制之下，行政機關的領導來自立法機關的多數派。行政、立法並不完全分離。現代一般認為，成功和穩定的自由民主政制不一定需要徹底的三權分立。除了美國以外，韓國、法國、菲律賓、俄羅斯、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象牙海岸（科特迪瓦）、喀麥隆、加蓬、盧旺達、肯尼亞、墨西哥、危地馬拉、博茨瓦納、巴西、智利、阿根廷等，以及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和大多數中亞和非洲國家，均實行總統制。

    就算是三權分立最成功的美國，如何解決三個部門之間的矛盾仍然間中出現阻礙。1929年大蕭條時期，羅斯福上台頒布一系列法令，並通過國會授權取得美國總統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但美國聯邦法院卻經常駁回一些法令。

    結果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比1的票數，宣佈羅斯福的《全國工業復興法》違憲。同年一名失業工人試圖利用《最低工資法》來取得工資補償時，被控方律師則直接指出該法案違反了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羅斯福為推行新政，於1936年3月6日進行了「爐邊談話」，將矛頭直指司法部門，要求國會讓他無限制增加最高法院法官的數目，間接將司法部門置於行政部門管轄下。這就引起了全國範圍的激烈討論。後來聯邦最高法院判決的**官認為《最低工資法》並無違憲。有人認為當時**官是為了保證三權分立的政治格局而退讓。

    英國內閣制：

    英國的權力分立跟美國的有很大程度的差異，主因是英國的政治現實跟其他地方的不同。英國的議會由上、下院組成。

    上議院也叫貴族院，主要由王室後裔、世襲貴族、新封貴族、上訴法院法官和教會的重要人物組成。上議院是英國最高司法機關，按照英國的傳統，上院議長由**官兼任。英國的**官亦即法律大臣，位高權重，不僅是全國司法界領袖，而且是內閣部長。

    下議院又稱平民院或眾議院，其議員由選民按小選區多數代表制直接選舉產生。

    下議院行使立法權、財政權和行政監督權。立法的程序一般是提出議案、議會辯論、經三讀通過、送交上議院通過，最後呈英王批准頒布。議會的財政權由下議院行使，財政大權為內閣一手把持。議會對行政的監督權是通過議員對政府大臣的工作提出質問；對政府的政策進行辯論；批准或否決政府締結的條約；同時議會有權對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出現這種情況時，內閣必須辭職，或提請國王解散下院，提前大選。

    和下議院相比，上議院的權力相對有限，它的職權主要有擱置否決權，有權審查下議院通過的法案。上議院如果不同意下議院通過的議案，只能將議案拖延1年後生效，對於下議院通過的財政法案，則只能拖延1個月。上議院保留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司法權，是英國最高上訴法院，也是英國最高司法機關。上議院有權受理除蘇格蘭刑事案件以外的所有民事和刑事上訴案件，也審理貴族的案件和下議院提出的彈劾案。

    基本上英國也是三權分立的國家，可是英國因為歷史的緣故，並沒有明文的憲法，以致於立法權在三權分立的地位高於其他二權(即行政權及司法權)，亦即議會通過的任何法案皆是最高的法案，並不受任何憲法章程規範。英國議會可以通過任何新法案而司法機構是沒有權力宣佈該新法案為無效的(案例如pickinvbritishrailwayboard)。

    另外傳統上英國行政的權力是源自二個方面，一是議會通過的法例(acts)，二是英王特權。

    英王特權是一些源自英王保有的權力如簽署國際公約的權力，宣戰權，向國民發出護照的權力，****權等。英王特權也是司法權不能挑戰的權力。所以總括的說在英國立法權是最高的權力，這個安排亦是憲法的基石。其次的是行政權而最低的是司法權。在英國，司法部門只是按著現有的法例及普通法內的案例對案件作出判決。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議會（下議院）是民主選舉產生的，但首相(即行政機關首長)一職是英王按慣例，委任組成議會的最大黨的黨魁出任的，亦即是說執政黨在英國是執行政權及立法權的政黨，政府很容易會運用影響力去通過一些對自已有利的法例，例如1965年的war-damage-act及之反恐法。與其說英國有三權分立，不如說英國只有司法獨立。

    法國雙首長制：

    在第五共和建立時，汲取了前幾次共和時期議會民主制度失敗的教訓，因此開始創立並執行半總統半議會民主制（雙首長制），維持到現時法國的政體，並未改變。而最近幾年法國和德國的密切合作成為歐洲經濟一體化不可或缺的主要動力，例如在1999年歐元的流通就是一例。

    中華民國五權憲法：

    五權憲法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對於憲法的創見，是孫中山的重要思想。孫中山在十九世紀就有這種醞釀，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見於文字。

    五權憲法乃指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監察權、考試權，各自獨立運作並互相監督制衡。

    民國十年三月二十日（1921年），孫中山發表演講闡述五權憲法，說「五權憲法是兄弟所創造，古今中外各國從來沒有的」。他認為傳統西方資產階級憲法在政府機關採取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三權分立的制度仍有流弊，因此認為應該再加入中國古代傳統意義上的考試權與監察權。他說這是「破天荒的政體」。1947年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大致採取了這種政治體制。

    五權制學說基礎是孫中山的「權能區分」學說，即是「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政權歸於人民，但中國國情不便全面行使直接民權，由國民大會代表人民行使政權。國民大會可以選舉並罷免總統，對監察與考試兩院院長行使同意權，另有修憲權。

    政府只能行使「治權」，總統作為元首，由國民大會選出。

    總統提名行政院長，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行政院長之提名需要立法院投票，由總席次超過二分之一的多數可決為同意，總統才能正式任命。總統發佈政令必須經由行政院長副署。立法院近似西方國會，行使立法權與預算權。另外將西方國會的調查權分出，由新設的監察院行使，並賦予監察院中國古代的彈劾權，以及現代國會的審計權。監察委員類似古代的御史，由各省與各直轄市議會間接選舉產生。另外把政府公務員考試與人事考核權由行政權分出，另設考試院，主管全國公職考試命題典試等業務。司法院則仍行使司法權，內設**官會議，專司解釋憲法。司法院下另有最高法院，為三級三審的終審機關；以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監察院通過彈劾之公務員的懲處，由此委員會主管。司法院也負責管理各級法院。

    中華民國憲法歷經多次修改，總統由公民直選產生，國民大會被廢除，行政院長近似總統之幕僚長，早已與原始的五權設計相去甚遠。主要政黨民主進步黨基本反對五權憲法制度，認為是在中國大陸所制訂，不適合台灣政情之現狀，多數傾向全面修改或制訂新憲，具體落實美式的三權分立總統制。

第一零二章 不可行的國策改變（中）

    張嘉師自己並不是沒有想過三權分立的可能性，但是有一點，那就是三權分立與封建制度的根本是衝突的。

    因為三權分立在根本上會削弱中央集權體制的凝聚力。因為中央集權制度的核心，就在於權力完全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

    而這種做法被後人稱之為君主****政體。

    而在大秦帝國建立之後，始皇帝的自稱皇帝，並不是一時興起的，更不是所謂的為了超越三皇五帝而自號皇帝，而是讓中央集權的能力提升到一個全新的層面，這種全新的層面與君主****政體並沒有太過直接的關係，但是並不算是完全沒有聯繫。

    ……

    古代的中央集權制度的核心就是君主****政體。

    君主****政體指以古代君王為核心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它脫胎於原始社會後期的父權制。宗教祭祀與軍事征伐是君主****的頭等大事，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代中國的「王」字，有兩種解釋。一是董仲舒的看法，參通天地為王；二是甲骨文中的「王」，為斧的象徵，故而歷史傳說中的周公「負斧依南向而立」。在君主獨裁-(制)-中，君主擁有最大的，一般來說無上的權利。大多數獨裁的君主是世襲的，少數是選舉出來的（比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有時，在君主獨裁製中君主不僅是世俗的首領，而且也是宗教的首領。

    君主****必然實行中央集權，但中央集權不一定要實行君主****。在封建社會一般實行君主****的中央集權制度。隨著社會的發展，君主****必然被淘汰，而中央將繼續存在。當前世界上如朝鮮等都實行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但都不是君主****政體。

    中國君主****特點

    1、經濟基礎穩固：經濟基礎主要在於兩點：土地國有；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2、皇帝總攬天下大權，包括行政、財經、司法、軍事的權力，同時以武力為先導，控制宗教勢力。

    3、皇帝擁有龐大的官僚辦事機構。官僚制度的趨向是皇帝任用親信隨從以取代和駕空龐大的官僚機構。皇帝相信的是身邊的僕從，而不是正常的決策行政系統。針對相位即外朝亦即正常的行政辦事機構，常採取兩種方法以制約其行政職能：一是架空，二是分權。因此，秦漢時代建立的丞相，魏晉時代就被尚書取代；魏晉後期更是出現了中書省，取代了尚書；東晉時代出項了門下省，取代了中書省；明代的內閣、清代的軍機處，同樣是內朝挑戰外朝的例子。古代正常的行政決策制度，有朝議制度、諫議制度，而這些在內朝決策中蕩然無存。

    4、中央對人身控制嚴密：(1)最早實行人口統計和戶籍管理，如「什伍組織」，把百姓編入什伍之中（管仲制定，以10家為一什，以5家為一伍，什有會長，伍有伍長，對基層進行控制，有上報制度、懲罰制度）；再如商鞅「連坐法」，把伍、什通過戶籍辦法編制起來，相互告發和同罪連坐。一般來說，郡縣長官為皇帝直接任命，郡縣之下有鄉（10亭為一鄉）、亭（10里為一亭）、裡（25家為一里）、什、伍等組織，它們管理人民、土地和賦稅，使農民固定在土地上。結果是使得平民失去流動的可能。

    明朝君主****：

    公元14至15世紀之交，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步入晚期；封建社會固有的各種矛盾空前激化。明朝自宣德以後，歷代君主大都荒淫腐朽，不理朝政，或荒嬉無度如武宗，或專事玄修如世宗，或靜攝深宮如神宗，或童昏暗昧如熹宗，但皇權卻不曾墜地不收。歷史上迭出不窮的后妃、外戚、權臣、宦寺、藩鎮脅制君主之禍也絕無發生。

    清代史學家趙翼曾慨嘆曰：「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確如是，回顧歷史，秦、隋兩朝暴君繼位，二世而亡；漢、唐盛世，遇一昏君（漢元帝、唐玄宗）而中衰。

    而明代皇權之所以「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其關鍵在於：一、建立了一個以皇權為中心的政治結構。二、明統治者總結和汲取了歷史上皇權陵替的經驗教訓，特別加強了對統治階級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的防範和控制。使任何政治勢力、政治派別和政治集團都無法也不可能游離於皇權的控制之外。

    此外，明代皇權在政治上實行極端高壓恐怖的統治模式，企圖以血腥的暴力手段確立和維護****主義皇權的絕對權威。諸如創設廠衛特種鎮壓機構和詔獄，製造各類********、要案、血案，株連蔓引，以進行大規模的清洗和屠殺等，就是這一統治模式的集中體現。其嚴重程度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明朝皇帝通過上述方法和措施，集立法、行政、司法、軍事、監察諸大權於一身，從而確保了****主義皇權在統治階級內部始終佔據絕對主導地位，形成了晚期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皇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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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世對於中國的君主****體制有著一個觀點：

    秦二世胡亥認為「凡所謂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厲行所謂「督責」之術。「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憤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這一個情況的結果導致強大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君主事必躬親，一人獨斷，勢必造成上下梗塞，萬機廢弛。王莽就是這樣一個典型。「莽自見前專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谷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奸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

    被稱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曾對皇權穩定與皇權效能之間的辯證關係做過精當的論述：「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

    唐太宗與諸侍臣的一段對白鮮明地體現了其為君之道。「上問房玄齡、肖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衍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正因為唐太宗能適度使用皇權，充分發揮大臣的輔政作用，故能成就輝煌千古的「貞觀之治」。

    君主****制度是封建****主義政治形態最本質的反映。法國傑出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說過：「在****的國家裡，政體的性質要求絕對服從；君主的意志一旦發出，便應確實發生效力，正像球戲中一個球向另一個球發出時就應該發生它的效力一樣。」

    皇權（或稱君權、王權）僅就詞意而言，無非謂皇帝（或君主、國王）個人執掌的權力而已。但將其置於政治學範疇和中國封建社會具體歷史進程中進行考察，則包涵了多方面的意義。中國封建****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萌芽於戰國，確立和鞏固於秦漢。

    這一體制由三項基本制度構成：即皇帝制度；等級官僚制度；地方郡縣制度。其中皇帝制度居於核心和主導地位，影響並制約著其他兩項制度的發展變革。

    研究中國政治史的人幾乎一致認為，自秦、漢確立皇帝制度後，皇權遂不斷加強，至明、清而躋於頂峰。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必須解答的概念問題——皇權強大的政治內涵是什麼？即怎樣從政治學角度去理解皇權的強大。以往一些研究著作在論及這一問題時，多以歷朝政治制度的變革作為皇權強化的標誌，認為君主通過改制達到了分權於下而集權於上的目的。

    這種說法固然不無道理，但卻很難作為一種政治學的概念標準來判斷皇權的強大與否。歷代****君主雖殫精竭慮企圖集全部大權於一身，但做到一人真正「獨治」全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各個朝代的政治改革，或是將中樞權力從一個機構轉移到另一個機構；或是將其分割，交由若干機構、若干人共同執掌；最高明的「創製」如明清統治者，是在皇帝和政府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權力中介機構，以確保皇權對中樞權力的控制。

    那麼，怎樣衡量皇權在政治上是否強大呢？筆者認為，這一問題的結論必須依據兩個條件，二者缺一不可：其一，皇權的穩定。其二，皇權的效能。所謂皇權的穩定，是指皇權在各種政治力量中佔據絕對主導的地位，皇權能夠有效地防止和鎮壓任何企圖反抗、顛覆、或者威脅皇權的異己勢力。

    而皇權的效能，是指皇帝能夠不受阻隔地貫徹自己的意旨，並且作為最高權力載體，有能力指導和推動整個國家機器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發揮本身的政治功能。「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皇權不穩定，自然談不上強大，而皇權無效能，就不會有真正的穩定，個中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有些論者往往把皇帝大權獨攬、恣意妄為視作皇權強大的標誌，實際上皇帝過分集中權力、獨斷專行就會使皇權失去效能，並破壞本身的穩定性。

    ……

    而君主****最終被歷史的車輪所淘汰，但是君主****不一定是被三權分立所取代，或者是說，很多時候，君主****體制與三權分立之間，有著一個君主立憲的制度存在。

    而君主立憲與三權分立在後世歷史當中，很多時候是並存的：

    君主立憲制，亦即「有限君主制」，是相對於君主****的一種國家體制。君主立憲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樹立人民主權、限制君主權力、實現事務上的共和主義理想但不採共和政體。可分為二元制君主立憲制、議會制君主立憲制。

    英國的」光榮革命「為君主立憲制國家開啟了先例。一般君主是終身制的，君主的地位從定義上就已經高於國家的其他公民（這是君主與一些其他元首如獨裁者的一個區別），往往君主屬於一個特別的階層（貴族），此外世襲制也往往是君主的一個特點。

    君主雖然是國家元首，但君主的產生方式與權力範圍，會依各個國家的制度而不同；縱使是同一個國家，往往在不同時期，君主的產生方式與權力範圍也各不相同。君主立憲制與一個國家的國情和文化傳統有著密切關係，它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同時也有一定的妥協性，落後性，侷限性。英國在革命後通過《權利法案》首先確定。

    世界上最早的君主立憲制國家是英國，但是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已經名存實亡。

    1688年，英國爆發光榮革命，在確立議會主權的同時保留了君主。國王開始逐漸處於「統而不治」的地位。到20世紀初，歐洲所有剩餘的君主（假如不將教皇列入計算）都是立憲的君主。立憲的君主雖然依然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但他們的權力和義務或多或少受到憲法明確地規定。

    這樣君主的權力多少受到限制，有一些君主的權力被限制到僅僅作為國家的代表，而沒有實際的權力，稱為「虛位元首」——英國、日本、泰國等都是此類例子，但君主依然很受人民愛戴和尊重。今天也依然有一些立憲的、擁有很大權力（比如組織或解散政府、指揮軍隊）的君主，例如位於中歐的列支敦士登；君主的權力被限制到僅僅作為國家的代表者，往往前身是走向「軍國主義」之「帝國主義」卻先勝後敗之君主，例如：1945年日本昭和天皇。

    議會制的君主立憲制，則仍為現代不少資本主義國家改採用，如英國、荷蘭、比利時、丹麥、挪威、西班牙、盧森堡、瑞典、泰國、日本、柬埔寨等。

第一零三章 不可行的國策改變（下）

    張嘉師對於自己在穿越之前，似乎看到過一些小說描寫在中國古代就能夠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甚至是三權分立的小說……

    好吧，對於這一個情況，張嘉師真的只能夠表示呵呵噠。

    來到了大秦帝國這麼十幾年的時間，張嘉師很清楚一點，那就是一個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除了生產力的基礎提升之外，還有著一點相當重要的，那就是相應的主流思想是否支撐制度繼續存在。

    換一句話說，中國的封建制度能夠傳承兩千多年，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事情。

    而在某個意義上，儒家的思想恰好是在其成為主流思想之後，為封建制度的傳承提供了一個最為重要的文化思想基礎。

    所以，想要實現一種異於封建制度以及儒家思想所結合的制度，那麼就必然需要削弱兩者結合在一起的根基。

    事實上，中國封建制度的消亡，還真的需要感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逐漸傳入到中國的西方思想。

    因為正好是這種西方思想的傳入，以及封建制度無法支撐起生產力躍進的時代，才會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而說出這一句話的李鴻章，恐怕沒有想到，他所主導的洋務運動，為封建制度的消亡以及大清帝國的覆滅，恰好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

    「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出自《李鴻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復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摺》：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光緒元年因台灣事變籌畫海防折；「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而從這一方面而言，洋務運動恰好是在封建制度跟已經變質的儒家思想相結合的「中國思想統治」根基上，來了狠狠的一下。

    固然，洋務運動是19世紀60～90年代洋務派所進行的一場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以維護封建統治的「自強」、「求富」運動。

    但是有一點是無法忽視的，那就是洋務運動當中所衍生的一個新生的階層成員，成為了封建制度最為直接的掘墓人之一。

    ……

    洋務運動的進程大致如下：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親王奕訢，會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推行了一項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

    1861年辛酉政變以後，與原有保守勢力有衝突的慈禧登上了統治的中心，為了能夠坐穩統治地位，她對洋務派採取了扶植的政策，洋務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後，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中國的近代化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洋務運動前期，洋務派以「自強」為旗號，採用西方先進生產技術，創辦了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在李鴻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軍事工業相繼問世。短短幾年中，中國就已經具備了鑄鐵、煉鋼以及機器生產各種軍工產品的能力，產品包括大炮、槍械、彈藥、水雷、和蒸氣輪船等新式武器，裝備了一些軍隊他們還開辦了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廣州魚雷學堂、威海水師學堂、南洋水師學堂、旅順魚雷學堂、江南陸軍學堂、上海操炮學堂等一批軍事學校，為國防事業作出重要的貢獻。

    北洋海軍的建立，是洋務運動軍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儘管最後北洋海軍失敗了，但是它畢竟曾經是中國可以威懾海洋的先進軍事力量，在世界海軍史上都佔踞了一席之地，並且在培養北洋海軍的過程中，還帶動了一系列的近代事業發展。

    隨著軍事工業的創辦，洋務派認識到，強大的國防基礎在於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要求能源、鋼鐵等工業與之配套。同時，為了維護民族利益，也必須發展民族經濟，與洋人「商戰」、「爭利」。於是，他們提出了求富的口號，民用工業和新式交通運輸業也發展起來了。

    洋務運動後期，洋務派為解決軍事工業資金、燃料、運輸等方面的困難，打出「求富」的旗號，興辦了一批民用工業。1872年，李鴻章在上海建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洋務派創辦的第一個民用企業。招商局開辦僅三年時間，就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萬兩銀子，還將業務發展到外國，打破了外國航運公司的壟斷局面。

    以後，中國近代礦業、電報業、郵政、鐵路等行業相繼出現。輕工業也在洋務運動期間得到大力發展。1880年，左宗棠創辦蘭州織呢局，成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鼻祖。中國近代紡織業、自來水廠、發電廠、機器繅絲、軋花、造紙、印刷、製藥、玻璃製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建立起來的。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中國的民用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奠定了中國近代化工業的基礎。

    ……

    而在洋務運動之前，有著一個基礎，那就是一個理念的悄然興起，那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師夷長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著作《海國圖志》中提出的著名主張。

    1842年《海國圖志》問世，作者魏源在該書《原敘》中指出著書目的：「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所謂「師夷」主要是指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在軍事技術上的一套長處，而「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

    魏源不僅主張從西洋購買船炮，而且更強調引進西方的先進工業技術，由自己製造船炮。所謂「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敵制勝。

    在這個主張裡，師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通過「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魏源明確地把是否學習西方國家「長技」提高到能否戰勝外國侵略者的高度來認識，他強調指出，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

    這個主張表現出了一種光輝的愛國主義思想，向處於巨大變故中的中國人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的新課題。這一思想後來成為向西方學習的思想源頭，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實踐意義上，它是後來洋務運動甚至維新變法、辛亥革命等一切革新運動的先聲。

    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也衍生出一個可以說對儒家學說最為致命的思想發展方針——中體西用。

    中體西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縮略語。是19世紀60年代以後洋務派向西方學習的指導思想。「中學」指以三綱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核心的儒家學說，「西學」指近代傳入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商務、教育、外貿、萬國公法等社會科學。它主張在維護清王朝封建統治的基礎上，採用西方造船炮、修鐵路、開礦山、架電線等自然科學技術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體辦法來挽救統治危機。

    戊戌變法失敗以後，中學和西學之爭並沒有停止，幾乎當時整個中國知識界、思想界和學術界都參與了這個大論戰。清朝官員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口號很流行，但他是在滿清傳統體制已經難以為繼的情況下提出的，其目的是為中學鞏固地盤，以便維持中學正統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體制。這跟最早馮桂芬提出的「中學為主、西學為輔」是為西學佔一點地盤而不是讓中學獨佔的目的完全不同。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洋務派的指導思想，張之洞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全面論述了這一思想。張之洞為了調和統治階級頑固派和改良派之間的矛盾，系統地總結了自己的洋務實踐，把前輩的思想歸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一個口號，成為洋務派的思想武器。張之洞的《勸學篇》全面闡發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中體」是指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的儒家學說；「西學」是指近代西方的先進科技。「西學」為「中體」服務。

    它是封建主義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結合的產物，對近代中國的政治思想產生過較大影響。早期對於衝破封建頑固派的阻撓，引進西方自然科學，促進中國工業、軍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產生發揮過積極作用，後期成為清統治者對抗資產階級維新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

    後世認為中體西用思想有著三點積極方面以及四點消極方面的情況：

    積極方面有三點：

    第一，中體西用思想起到瞭解放思想的作用。

    「中體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學的一統天下，使中國落後封閉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觀。隨著西學範圍的不斷擴大，西學為用的主張不再視為離經叛道，「用夷變夏「不再是中國思想界爭論的主要問題之後，是否應該對中國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這個「體「進行某些改變以適應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發展，就成為人們關注各思考的主要問題。

    因此，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在學習西方器物的同時，也間或滲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內容，這就使向西方學習由低層次向高層次發展。

    「中體西用「的集大成者張之洞將「中體西用論「發展成「整頓中法，仿行西法「，並提出「以仿西法為主「以康梁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將「中體西用「發展為變法維新，要求實行君主立憲制度;而以孫中山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也受到「中體西用論「的影響，開始向西方學習，尋求救國救民的方略。

    不過他們突破了中體西用論的框框，思想認識發生了質的變化，主張倣傚歐美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第二，中體西用思想起了強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義侵略狂潮的衝擊下，一個民族倘若不想淪為殖民地，就必須加強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

    唯有如此，方可確立一個藉以發展與更新的根基。在當時，中體西用原則所包含的中國意識是團結愛國者的旗幟，它號召著人們加強民族團結，抵抗侵略，保衛中華。

    縱觀當時先進人們的有關言論，不難發現:雖然少數人曾對中體西用這一文化原則整體上的正確性有過疑慮，但是從未有人對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過懷疑。相反，每當涉及中國的命運和中國在世界中的位置時，人們總不免提起中體西用。如康有為等人有關「保種保國保教「的口號就很難說與中體西用沒有一點歷史聯繫。沒有中體作為紐帶，中國文化是難為繼的。

    第三，中體西用給人們思想以新的啟示，即學習外國的東西，必須結合本國的實際。中體西用的本意沒有這個內容，但它的思維邏輯，卻在客觀上使人們得到了啟示。洋務運動後，拒絕學習外國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沒有市場了，而****的主張，也被多數人所否定。結合本國實際學習外國的東西，已經逐漸成人們遵循的法則。

    維新派在主張君主立憲的同時，也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論，另一方面又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提出了民生主義(即平均地權)。儘管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了，但是維新派人士和孫中山對怎樣學習外國的思路是正確的。

    總之，中體西用是中國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為尋求中國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關於如何向西方學習的戰略思想「在封建****統治和頑固守舊思想佔據主導地位的歷史條件下，中體西用是當時唯一可行的過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僅開了社會風氣之先，為引進西學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促成了中國近代化的開端「

    消極的四個方面：

    第一，「中體西用「是那個時代那樣社會經濟結構的產物。任何一種文化實體都是植根於自己的社會經濟結構之中的。洋務運動前夕的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尚不存在而自然經濟普遍的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要建立起「西體「是不行的，因為還不具備西方式的制度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傳統的「中學體用「還按照其自身的邏輯運作著，但是，面對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的嚴峻挑戰，不引進西學，則國將不國，在這種情勢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於是產生了。

    第二，它是洋務經濟深層的需要。洋務經濟乃是一種以政府為依託，以集權為特徵的官僚經濟。無論從資金、技術、市場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離開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納稅人手中的錢財，解決興辦的經費。

    它是靠政府之力引進技術，其原料和產品的相當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調撥的。於是，政府的支撐就成了洋務經濟存在的前提。這樣，維護政府所代表的傳統制度，就成了洋務運動的天職。正是這種既要舉辦洋務，又要依賴政府的經濟現實，決定了「中體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這是洋務派自存的一種需要。興辦洋務，這是前所未有的開創**業，不是一帆風順的，既有資金之難措，又有技術的難備，還有習慣勢力障礙，更有頑固派之攻擊與責難……真是舉步維艱。

    唐山--胥各莊鐵路通車，頑固派提出機車轟鳴會震動皇陵，洋務派不得不一度用馬匹來牽引車廂。辦天文算學館，頑固派又說這是以夷變夏，是廢棄中國的封建統治秩序。這些在今天看來無須駁斥的奇談怪論，在當年卻是極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連洋務派也不得不稱這些謬說「陳義甚高，持論甚正「。

    這樣，洋務運動為能夠順利進行下去，在引進傳播西學的時候，維護中體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務派就無以自存。我們從「中體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務派的良苦用心。

    該理論的最早提出者馮桂芬說:「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顯，作者強調的，不是中學如何善，而是學西「善之善「。在這樣的口號下，學西就名正言順了。當然，這個口號的實際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發生變化。

    當革命興起之際，再大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重心就不在學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壞中體這一層意思了。這個口號提出之初的進步用意，我們是不能抹煞的。通運輸業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已接近世界先進水平了「

    第四，「中體西用「，為西學的傳播大開了方便之門。雖然中學是體、但西學既然已經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傳統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從而有利於打破國民拒斥外來新生事物的傳統文化心理障礙。

    於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學大量湧入。江南製造總局僅1896一年就譯介西書120多種，平均每三天即譯介一種，真是達到了驚人的地步。伴著西學傳播，中國的生產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甲午中日戰爭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業和交韌」。

    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論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引入中國，並與中國文化交融，從而產生出中國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國新的社會，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開始孕育生成的。

第一零四章 不可行的國策改變（完）

    張嘉師知道，西方的政制與東方的政制是各有千秋的。

    這可以說無法一概而論到底是君主****的情況更好一些，亦或者是三權分立之類的政制更好一些。

    畢竟在後世的中國，君主制度被幾乎直接消滅，也就是在袁世凱時期「復辟」了一下之外，就正式成為了歷史名詞。

    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那就是在同等情況的社會環境下，君主****的效率，要遠比起三權分立之類的，一旦有什麼大事，相互之間扯皮一番才做正事的情況而言，還是要高得多。

    而刨除這麼一個情況，張嘉師在深思一番之後，認為有一個情況是他忽視了，或者是說，這本身只不過是他的「杞人憂天」而已。

    而這麼一個情況……就是張嘉師眼下已經是家天下的最直接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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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天下簡單點來說，就是世襲制度。而處於他的這個情況，或者是說眼下的大秦帝國三世皇帝嬴珣，就是收益於世襲君主制度才得以成為大秦帝國皇帝的存在。

    固然有一點，張嘉師自己都很清楚，那就是正如他聽說過的一些流言的話語包含的含義，那就是他真的想要無視始皇帝嬴政的遺詔，自己武力奪權，過一把皇帝的癮頭，還真的是輕而易舉的。

    只不過，對於他來說，皇帝這個位置，還真的跟他性格不合。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嬴珣得以繼位成大秦帝國的皇帝，雖然說是巧合因素居多，尤其是以他這一隻「蝴蝶」帶來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只不過張嘉師若是改變大秦帝國眼下的政治體制，一開始就是與自己的寶貝兒子過不去。

    因為這樣的改變，直接觸動了世襲君主制的根基。

    ……

    世襲君主制，是君主制政體的最常見形式。世界上大多數現存及曾經存在的君主制國家均採用這種政體。與其相對的制度是選舉君主制。

    在世襲君主制制度中，所有君主來自於同一個家族，王位在家族內部從一個成員傳給另一個成員（通常是父傳子，也有可能是兄傳弟、叔傳侄等等）。世襲系統有政權穩定、延續性好和可預測的優點，這來源於家族成員之間的忠誠和親和力。

    舉例來說，當一位世襲君主去世或退位後，王位通常會傳給下一代的直系血親，如他或她的孩子，而且往往是較年長者。當這個孩子死了，王位將再傳給他的孩子；如果此人絕嗣，則會傳給他的兄弟、姐妹、侄子或其他親屬。為了維持這種體系，世襲君主制常常需要以法律形式制定一個明確的繼承順序，以決定一位君主去世之後，誰有最優先的權利成為下一位君主。現代的世襲君主制國家改採用的繼承順序通常基於長子繼承權，但也存在著其他的繼承體系，如最年長男性親屬繼承、在世君主指定繼承和交替繼承，這些體系在以前的君主制政體中應用得更為普遍。

    歷史上存在過多種繼承體系，它們的區別主要集中在女性是否可以擁有繼承權。在父系繼承製中，繼承權由男性獨佔，女性沒有權利繼承，而且她們的男性後代也無權繼承。把這種制度體現得最為典型的是古法蘭克人的薩利克法典。但薩利克法典的本意並非剝奪婦女的繼承權，而是避免土地由於婦女結婚落入村社之外。與之相對的，有些繼承體系就允許女性成為繼承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些選舉君主制實際上是世襲君主制，例如所有候選人只能來自一個家族時。這在許多古代國家中出現過，常常是由真正的選舉君主制轉化而來的。一種常見的情形是，君主在自己尚在位時就利用權力和影響使其親屬（如兒子）被「提前」選舉為下一任君主。另一種情況是，某個家族歷史上有多位成員被選為君主，逐漸積聚了強大的勢力，以致他們最後可以壟斷王位（因為沒有人敢於選舉該家族之外的人）。

    在中世紀晚期的歐洲，許多國家在名義上是選舉君主制，然而該國的王位實際已由一個家族把持了數世紀之久。這種情況可以稱為「偽選舉君主制」，它只在官方上有一個選舉的形式，而在本質上王位是世襲的。在步入近代之後，這些「偽選舉君主制」的國家大多數變成了真正的世襲君主制。

    ……

    固然嬴珣是作為始皇帝的繼承者，擔任大秦帝國的皇帝，但是他日後的孩子，也就是同樣算是張嘉師的後代，毫無疑問就是世襲君主制度的得益者。

    當然，得到最多好處的人只有一個……這是無可避免的現實。

    只不過在某個意義上，這種君主世襲制度相對於後世的東方歷代王朝而言，其根基相對而言是比較淺薄的。

    這跟張嘉師在很多方面否認儒學有著密切的關係。

    誠然，眼下的儒家學說並沒有如同程朱理學那樣已經腐朽到骨子裡，不斷地蠶食著後世王朝真正的進步性以及作為一個人的血性。

    但是張嘉師自己都不敢保證這麼一個情況不會演變出來。所以對於張嘉師自己而言，儒學什麼的還是敬謝不敏吧。

    畢竟程朱理學的「破壞力」實在是太大了。

    ……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其由北宋河南人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集為大成。

    理學，基本是由周敦頤、張載、邵雍、二程創立的新儒學，傳承於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學。程伊川先生更重理，朱子創造性地發展了伊川先生的理學，最後形成了程朱理學體系。

    理學根本特點就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這使得理學具有極強的自主意識，形成了理高於勢，道統高於治統的政治理念，為抑制君權，讓中國政治在宋明兩朝走向了平民化和民間參政議政提供了理論支持。也使得邏輯化抽象化系統化的倫理道德化的主宰「天理」、「天道」，取代了粗糙的「天命」觀和人格神，是中國及世界哲學思想的一次巨大飛越。

    理學，又名為道學。理學是中國古代最為精緻、最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影響至深至巨。理學的天理是道德神學，同時成為儒家神權和王權的合法性依據，理學專求「內聖」的經世路線以及「尚禮義不尚權謀」的致思趨向，將傳統儒學的先義後利發展成為片面的重義輕利觀念。

    應該看到，理學強調通過道德自覺達到理想人格的建樹，也強化了中華民族注重氣節和德操、注重社會責任與歷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張載莊嚴宣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顧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際發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慷慨呼號；文天祥、東林黨人在異族強權或腐朽政治勢力面前，正氣浩然，風骨錚錚，無不浸潤了理學的精神價值與道德理想。

    程朱理學，是宋明理學的一派，有時會被簡稱為理學，與心學相對。是指中國宋朝以後由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發展出來的儒家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他有不同的名稱，如天、道等），而且他是善的，他將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將善賦予社會便成為「禮」，而人在世界萬物紛擾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稟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失去「禮」。

    他還認為，由於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致知）。

    所以如果無法收斂私慾的擴張，則偏離了天道，不但無法成為聖人（儒家最高修為者，人人皆可達之），還可能會迷失世間，所以要修養、歸返、並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時完全進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從心所欲而不踰矩」，這時人欲已融入進天理中（滅人欲，不是無慾，而是理欲合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從「毋」變成「無」），則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偏離天道了。

    「理學」在中國古代又稱義理之學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及張載。繼後有程顥和程頤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這種理學常被稱為「程朱理學」，在元朝及其後的朝代中均為國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學的學者稱為「理學家」。

    細分來講，陸王與理學有所差異萬不可混為一談。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在唐代道、佛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卻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處在於，把孔孟置於正宗，同時又把董仲舒陰陽五行，把張載、周敦頤、二程的觀點，以及佛教的滅欲觀和道家的哲學與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細緻地構造出內容精深的新儒學體系。儒學在世界觀、方法論上的短處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學說再也不會動搖它了。宋以後七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與宗法體制十分的適應。

    朱熹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慾色彩並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後，已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並稱：「無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我本楚狂人」的詩人了。

    理學初起於北宋、盛極於南宋與元、明時代，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後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融入了些老佛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與弼、丘濬、陳獻章……等。

    後世有些人認為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飢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後學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腐；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然而宋朝時期正是北方強鄰壓境恥辱肆虐之時，社會混亂，道德貞操價值觀念等都被摒棄淡忘，故有針對性的提出，而後世之人往往對此斷章取義，不由可嘆。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裡借鑑了許多關於道的論述，作為儒家形上哲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朱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他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細功夫的。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二程、張）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曾為後世儒生必讀。

    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

    有一種觀點認為，程朱理學是在清朝被歪曲的：

    熊賜履大肆鼓吹程朱學說，強調：「朱子之學，即程子之學。程朱之學，即孔孟之學。若程朱非，則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學，孔孟之學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其戶，欲其入而閉其門也。」乾隆五年（1740年）下詔說，程朱之學「得孔孟之心傳……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劉師培說「清代之學，迥與明殊。明儒之學，用以應世，清儒之學，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說「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權譎」「（王鳴聖）『未嘗一日廢書』，天天在與聖賢打交道，但讀書和立身已經分成兩件事，聖賢也就無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間的沈垚說:『乾隆中葉後，士人習氣，考證於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

    程朱理學真正被閹割是在滿清的時候，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呂留良在滿清統治下的遭遇。

    許多人知道呂留良是因為滿清的文字獄，知道他是一個有強烈反清復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後被清廷挫屍梟示，但未必知道呂留良本身恰恰是一個程朱理學最堅定的信奉者與宣揚者。

    錢穆說「如呂留良，乃於清廷設科取士之朱子《四書》義中大張民族主義，罹剮屍之刑。雍正皇帝頒《大義覺迷錄》一書，昭示天下舉子，盡人必讀。乃不久，其書亦同遭禁錮，舉國無一人能見。直至清之末葉，民間始再印此書，與呂留良書同獲重見於國人。今人多能談清廷文字獄，屢行文字獄者為雍正，而雍正御著書亦同受禁錮，此誠曠古奇聞。

    在呂留良看來，程朱理學和儒家觀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和異族統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頭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員等統治階層。

    而呂留良所說的「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切處耳。」這種說法已經類似於一些解放後一些政治教科書中的說法，即皇帝是地主頭子之類，就算對百姓好，也是為了維護自己長遠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

    至於「自天子以至於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於農，祿自農生」，那已經等於是說皇帝和官員的俸祿其實都農民供給，是農民養活了他們。

    嚴格說來，呂留良對程朱理學進行的這種解釋和闡述，並非是他個人的發明，而是程朱理學的本義所在，而且在明代，許多知識分子也都是這樣來理解程朱理學，並且以程朱理學為根據，對皇帝的行為進行種種規範約束，甚至直接指責皇帝，漫罵攻擊皇帝，只是呂留良的闡述顯得更為通俗而已。

    但是程朱理學在明朝中後期已經被深入批判，但是因為理學是

    明末，湖北人後起儒家李贄針對正統理學家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禁慾命題，他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主張，認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對正統思想提出了挑戰。

    清朝以後，反禁慾命題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後力反程朱、老佛的守靜與虛學，其中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又批程朱「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

    清代戴震認為：「理者，存乎欲者也。」「凡事為皆有於欲，無慾則無為矣。有欲而後有為，有為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慾無為，又焉有理？」

    ……

    從這些方面而言，程朱理學也許是同樣蒙受冤屈，但是出於很多方面的考慮，張嘉師寧可自己的後代的中央集權的根基不如後世強大，都不希望一些讓他扼腕的情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