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玄幻] 定秦曲 作者：蒼穹戰狼（連載中）

第一九六章

    而除了曹魏政權有著大量的屯田記載之外，蜀漢也在屯田方面有著相應的記載。

    只不過蜀漢的記載相對而言比較含糊。

    在漢中之戰曹操一方敗績明顯的時候，曹操下令將漢中其控制區域的百姓全部遷移。

    而這麼一來，劉備一方想要最快回覆漢中地區的相應力量，就必須要從益州地區或者是恢復相對較好的荊州，抽調人口進入漢中郡，進行屯田或者是恢復民間的經濟體系。

    只不過在幾乎算是上是漢中之戰結束之後不久迅速爆發的另外一場戰爭，也就是荊州之戰，打斷了劉備一方恢復漢中郡實力的計畫。

    ……

    而再之後的則是蜀漢大將軍姜維在公元262年因為多次北伐無功而返甚至是大敗虧輸，最終選擇出外避禍的相應記載：

    五年，維率眾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讬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

    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群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鬥而死。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退保劍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喬，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

    這是蜀漢在姜維前往屯田之後，到魏國大軍大舉攻蜀的部分記載。

    而在這個記載當中，沓中這個地方就是姜維屯田的重要地點。

    沓中是古代地名，地理位置約在今甘肅省舟曲縣，是一個處於岷山、迭山環抱中的小型盆地。歷史上三國時蜀國將領姜維曾屯兵此處。

    趙雲之子趙廣疑為姜維在沓中被鄧艾擊敗潰退的時候，戰死沙場，為掩護姜維撤退、為保衛父輩們打下的蜀漢基業而捐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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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晉朝時期，也有屯田的相關計畫，而在這些計畫之中士家屯田可以說是最為著名的一個。

    士家屯田出自《晉書?傅玄傳》的記載。

    根據記載，傅玄給司馬炎上疏說：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侶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眾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歡然悅樂，愛惜成谷，無有捐棄之憂。……

    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令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所較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

    後世認為，傅玄上此疏的時間為泰始四年，那時傅玄任御史中丞，因頗有水旱之災，故傅玄談了便宜五事，前四事，皆談農事，其時民屯已兩次下詔廢止，所以傅玄未再提屯田民，也未提自耕農，而對田兵屯田狀況，卻??致意，一再談及與之有關諸事，足見田兵屯田在政府農業生產收入中所佔的比例，尚不為少；從「天下兵作」四字，也可看出當時田兵屯田的分佈範圍是甚廣泛的。故能否使田兵多為政府增產糧食，關係甚為重要。

    傅玄認為不量民力的一味搾取，只會使公私兩失。他既說「日增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可證政府對田兵的剝削量超過了對其他農民的搾取額。同時，也說明了田兵屯田對政府的貢獻還是不小的。

    而關於軍隊屯田與士家屯田的區別

    軍屯中有軍隊屯田和士家屯田，軍隊屯田系集體耕種公地，穀物全部繳公，軍中管士兵吃飯。士家屯田也是耕公家讓種的地，但收穫穀物按比例公私分成。以上傅玄所說的田兵即士家的主人，原來因他參軍而令其家屬在家種地，他退伍回來後當然仍和家人屯田，所收穀物仍按比例與公家分成。傅玄所說的舊兵即指曹魏時的田兵，田兵及其家屬搞的屯田，即士家屯田。

    而很有意思的是，士家屯田的方式在後來的日本，演變成一種叫做「四公六民」的「優秀政策」。

    「四公六民」大概是在日本戰國時期出現的一種政策。

    其大致情況如下：

    當時農民的稅賦都很高，一般是五公五民，甚至是六公四民。

    北條家則實行四公六民，簡單說就是農業稅收的比較少，在當時是難得的善政。

    北條的幾代當主北條早雲，北條氏綱和北條氏康都以仁政愛民聞名，北條氏康更號稱戰國第一民政家。

    所以當小田原之陣結束後，秀吉把家康轉封關東其實是不懷好意，這是一塊後北條氏苦心經營精心管理了百年的土地，老百姓早就習慣了善政，一旦家康把轉封帶來的巨大經濟壓力轉嫁到百姓頭上，則必然激起民變，就如三河統一前發生的三河一揆一樣。

    不過家康當然沒上當，反而把關東治理得井井有條，新本城江戶也很快發展起來成為東日本首屈一指的大都市。

    當然，在很多方面而言，所謂的四公六民跟中國古代的最惠政策「三十稅一」沒有可比性。

    ……

    三十稅一是漢朝一開始訂立的十五稅一制度的改良，而在某個意義上，三十稅一就是在十五稅一的基礎上再減免一半的稅收。

    《漢書?食貨志》中記載:「漢興，按秦之敝，諸侯記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以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這就是說，從漢高祖時起，實行「十五稅一」的政策，及至漢文帝時期，又有「田租減半」之詔，也就是採取「三十稅一」的政策。並有13年「除田之租稅」。

    漢景帝時復「三十稅一」之制。

    東漢時，劉秀曾經實行過「什一之稅」，但不久又恢復「三十稅一」的舊制。

    縱觀兩漢賦稅制度，除桓帝、靈帝增加畝稅十錢以外，一般通行「十五稅一」或「三十稅一」的實物地租。

    而關於當時的地租有兩種繳納的說法：

    1：國家徵收土地產量的十五分之一作為田稅，西漢前期徵收實物地租，土地產量以當年核定為準，時有變化，一般為畝納六升，三什稅一則減半，東漢始有定額。

    2：所謂的「十五稅一」是指地主向佃農收取土地產量的十分之五即產量一半的地租後，地主再向國家交納土地產量的十分之一的稅賦。也就是土地產量為十份，地主與佃農五五開後，地主再向國家交一份的稅。即地租率為百分之五十，稅率為十分之一。

    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十五稅一」。佃農是不向國家交稅和交租的。同樣，所謂的「三十稅一」，也並不是指地主向國家交土地產量的三十分之一的稅賦，而應該理解為，土地產量為十份，然後三七開，佃農得七份，向地主交三份為田租，地主再向國家上交一份稅賦。即地租率為百分之三十，稅率仍為十分之一。「什五稅一」、三什稅一」並不是稅率為「十五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意義。

    後世認為，第一種解釋較為常見。其含義並不涉及土地佔有者與土地租種者之間的產品比例分成問題，只規定國家與土地佔有者之間的產品分成問題。

    第二種說法則探討到了佃農和地主之間如何分成的問題，認為該詞有更深層次的含義，即不同時期地主應該收取多大比例的地租並如何向國家納稅兩個方面的內容，如果這一說法成立，則需要探討兩漢究竟有無國家政策明確規定民間地租以法定或成文定額收取的問題，即國家干涉與否地主與佃農私下的產品分成問題。

    綜上所述，姑且以第一條為準。

    因為在《漢書?食貨志》的記載很明確：

    「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歲收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顯然十一之稅，是10%。

    然後高祖時期，「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顯然是指1/15，不然何來「輕田租」？

    然後「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再次確證1/15減半=1/30。

    王莽後來下令「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顏師古註：「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

    所以可以確證漢朝的三十稅一就是指1/30，但這個稅率屬於自有土地的農民才能享受，無地的貧農，只能給地主打工，除了納皇糧，還要給地主分成。

    在這一方面而言，若是後世日本戰國的人知道了當時早已滅亡的漢帝國曾經有過十五稅一甚至是三十稅一的制度，還會不會認為所謂的四公六民政策是真正的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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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晉朝之後，由於漢人政權龜縮在江南之地，一直到隋朝時期，漢人在再次使用屯田的方式發展國力。

    隋朝在黃河上游地區利用戌卒墾種荒地，以利邊防的措施。

    大業五年（609年），隋煬帝西巡，擊敗吐谷渾，在其故地設置郡縣。為了鞏固勝利，煬帝命衛尉卿劉權留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屯田勞動者主要是弛刑徒。當時大量罪犯被流配邊地充當戌卒，他們按軍隊編組，在軍官統一管理下，一邊戌守，一邊墾荒種地。

    當時的屯田主要分佈在今興海縣、共和縣、同德縣、貴南縣所屬黃河西岸地區以及大河壩河、沙珠玉河流域。從現存遺址知，當時屯田規模相當大。隋代由於在河源郡境實行屯田，新開邊境「諸羌懷服，貢賦歲人」，社會安定。

    隋朝的屯田持續了約六七年，隋亡，屯田隨之廢罷。

    在唐朝時期的屯田制度下，從唐軍控制天山南北之後，開始對該地區進行全面的屯田政策。

    唐王朝負責管理西域的軍政部門安西都護府，其在西域建立了56個屯田區域。

    與漢代相比，唐代的軍屯政策更為穩固，除了軍耕一體的編制之外，還特別注重當地基礎設施的建設。尤其是對農業至關重要的水利設施建設，唐設有專門的水利官員（知水官）負責管理統籌水利設施的建造和維護。共和國建國初期，新疆建設兵團的主要工作方向也是投資修建水利設施，這與唐朝的屯田戰略可謂是不謀而合。

    唐代與西域諸國關係比較友好，因此除了屯田之外，當地的軍屯區域工商業活動也很頻繁。軍屯不僅起到充實和鞏固邊疆的作用，還作為西域通商渠道絲綢之路的後勤補給線，給東西方交流帶來了巨大的便利。這與漢代和三國時期基於國防需求的軍屯政策頗為不同。

第一九七章

    張嘉師本身並非沒有想過如同明朝一樣，將屯田制度幾乎是覆蓋整個國家範疇，而非是如同其他朝代一樣，算是「有需要的話才進行屯田」的相關安排。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明朝的屯田制度是相當失敗的。這一點讓張嘉師有一種望而卻步的無奈。

    而宋代時期的屯田規模在很多方面而言，也算是前無古人的。

    但是與明帝國的情況相仿，宋帝國時期的屯田也有著非常多的問題。

    宋帝國的屯田方式同樣也有著需要才去做的情況。

    而其屯田的主要位置與邊患是相對的。這一點與之前朝代的屯田方式有著一定的類似。

    北宋時期的邊患，北有遼、西有西夏，所以屯田區主要設置在河北和西北邊境，以軍屯為主。同時在兩淮地廣人稀的地方設置一些屯田區。

    根據相應記載，在宋真宗至道元年（995年），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建議在潁、宿、亳、壽春及河南境內的陳、許、鄧、蔡等處，「大開公田，以通水利」，派地方長官兼管農事，進行屯田。

    當時是主要發江淮下軍散卒和召募百姓充當屯田勞力，每屯10人，人給牛1頭，每人管理屯田50畝，每畝大約可收3斛，屯田5萬畝，每年可收穫15萬斛。七州之間置20屯，每年可收穫300萬斛。經過幾年努力，就能使「倉廩充實，可省江淮漕運」。

    宋太宗採納這個意見，派大理寺丞皇甫選、光錄寺丞何亮「按視經度」。至道二年七月，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建議：「募民墾田，官給耕具種糧，五年外輸租稅」，進行大規模營田。當時皇甫選等考察到宿、亳、陳、蔡、鄧、許、潁等七州的荒田共20餘萬頃，與陳靖建議興置京東諸州荒田招召人戶耕種的意見是一致的，於是皇甫選等上書，請將所考察到的七州荒田，交陳靖一併處置。朝廷任命陳靖為勸農使，負責七州的「勸民墾田」。這些措施實行不久，因一部分大臣的攻擊，而停止。

    咸平年間，大理寺丞黃宗旦建議召募民戶，墾復潁州陂塘荒地1500頃。百姓應募者有300多戶，免其租稅和徭役。北宋時期，安徽境內的屯田事業，在朝廷上議論的多，實際貫徹的少，造成時興時衰，效果不大。

    二、南宋屯田南宋對屯田和營田是很重視的。軍屯負責人以大將兼任，民屯負責人以地方長官兼任。南宋定都臨安偏安江南之後，安徽境內成為重要的屯、營田區。紹興二年（1132年），減淮南營田歲租三分之二，三年復舊；三月，淮南營田使王實，收集閒田3萬頃，分給六軍耕種。「淮南東路提刑兼營田副使王實，被旨措置營田，勸募人戶或召募軍兵請射布種。今相度先將根括到江都天長縣未種水田16969頃，陸田13560頃，分撥諸軍，趁時耕種」。

    這就是由國家調撥軍隊，耕種營田；十二月，命孟庾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經劃屯田。這一年淮南營田司募民墾荒，每頃收15斛。宣諭使傅崧卿認為這收得太重了，所以百姓回來墾殖的甚少。於是朝廷「詔損歲輸三分之二」。也就是降低到每畝每年只收5升，也有每畝收6升的。南宋承佃的屯田和營田定額租課，每畝從5升、6升，一直到高達3斗，不同地區在不同時間裡，定額頗有出入，但大體上都在這一幅度之中。

    紹興三年，左司員外郎張綱等「被旨委都司檢詳官參照陳規申請營田並臣僚獻議」制訂了十五條，其中第十條稱：「臣僚上言……本朝於京西、淮南屯田，人授百畝則太多，裁為中制，可人授二十畝，如充國之議，一家五人同授田，亦足以得百畝」；十月七日，江南東西路宣諭劉大中言：徽州「上等每畝至稅錢二百文，苗米二斗二升」，「惟婺源一縣不曾增添，每畝不過四十文」。

    紹興四年五月，「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守令以下兼管營田」。同年，浙西安撫使沈晦建議實行軍屯，「令鎮江、建康、太平（今當涂縣）、池（今貴池市）、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合擊……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

    紹興五年，邵彪指出：「淮南人戶逃竄，良田沃土，悉為茂草」；十二月，命兩淮等地帥府參謀官一員，提點屯田。紹興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為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為保，共佃一莊，以一人為長。每莊給牛五具，耒耜及種副之，別給十畝為蔬圃。貸錢七千，分五年償。命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岳飛、吳階及江淮、荊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遷賓司農少卿，提舉江淮營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員外郎，副之。官給牛種，撫存流移。一歲中收谷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中獄李采宀，及王弗皆言屯田之害。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

    當樊賓、王弗主管江淮屯田時，都督府制定十二項規定，其中有一項特別強調「不得強行差抑」。這顯然是反映了當時確實存在著「強行差抑」的客觀事實。這十二條規定，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逐縣種及五十頃已上，侯歲終比較，以附近十縣為率，取最多三縣，令尉各減二年磨勘。其最少並有閒田不為措置召人承佃者，並申取朝廷指揮，知通計管下比較賞罰」；「收成日，於官中收到課子內，以十分以率，支三釐充縣令尉添支，職田仍均給」；「其縣令尉能廣行勸誘，致請佃之人漸多，當議推賞」。

    此後，南宋繼續頒布過一些類似的規定。

    從這些條文可以看出，朝廷根據屯田數額及請佃人數多寡，決定對各級地方政府官員的賞罰，同時，所收租課十分之中有三釐歸縣令尉所有。這項措施原是為了表示賞罰分明，但是，由於政治上的腐敗，這些規定反而促使地方官「虛報頃畝」和「強行差抑」人戶耕種，並儘量加重佃戶負擔，增加租課額，以利於地方政府官員達到騙取獎賞中飽私囊的目的。

    紹興十二年九月十三日頒布的敕文中提出：「勘會淮南等路營田，本欲招集流亡，墾闢曠土，州縣聞有希賞，頗為欺弊，雖以招誘為名，其實抑配民戶耕種，循襲為例」6。紹興二十年，廬州知州吳逵上報朝廷，要求營田官莊「歲收穀麥兩熟，欲只理一熟。如稻田又種麥，仍只理稻，其麥佃戶得收」。

    紹興二十一年，池州知州黃子游講：「青陽縣留稅多於諸縣，有至十倍或七、八倍者。如青陽縣每畝上等田三斗，貴池縣四升。建德縣四升七合，東流縣六升之類是也。一州之內而輕重不同如此」。

    紹興二十二年，魏安行從滁州還朝，向宋高宗報告：「陛下軫念兩淮，歲歲展免，每田一畝，止收課子五升，然州縣不能盡承德意，取於民者，正數之外，每斛加六七斗，多者往往數倍之」。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宋高宗命令凡願離開部隊的軍士去種田的，每人給江淮荒田百畝。

    紹興二十九年，蘄州知州宋曉說：「兩淮營田，募民而耕之，官給其種，民輸其租，始非不善，應募者多是四方貧乏無一定之人」。

    薛季宣的《與虞丞相書四》提到設置二十八莊於蘄、黃之間，「所費亦幸無幾，飢民賴於合濟，而盜賊少，曠土得以少辟，而墾田頗增」。

    他在《與虞丞相書五》中也說：「官莊既已訖事，流移漸次安貼」。之後，他又在答《沈縣尉書》中指出：「過合肥（今合肥市），修築三十六圩之舊，齊安置官莊二十二區，來者哺以路糧，至者處以廬舍、牛具之給、種糧之賜」。

    宋曉進而論述了兩淮地區營田的附種問題，他說：「應募者多是四方貧乏無一定之人，而有司拘種斛之數，每遇逃移，必均責鄰里，謂之附種。近年以來，逋年者眾，有司以舊數歲督其子利，致子孫鄰里俱受其害。牛十年之後則不堪耕，今給於民者二十有三載矣，一牛之斃，則償於官，況連歲牛疫而不免輸租，收牛之家逋亡而責鄰里代輸」。

    接著又有漕司龔濤等言：「舒、蘄州一十縣，多將虛數抑勒人戶給散官牛分租種子。令於自己田內種蒔，以納子利，謂之附種。年數既深，牛已死損，而虛數不除。又縣官希賞，虛升開墾數目，卻於人戶自行科納，以致積年拖欠，因而科擾，實如宋曉所奏」。

    紹興三十一年，中書門下省報告：「兩淮諸郡營田官莊佃戶數少，因多荒廢。州縣遂將營田稻子分給與民，秋成則計所給種子而收其實，謂之附種。歲月既久，民業有升降，而其數不減」。從宋曉、龔濤及中書門下省的記述，可知所謂「附種」，實質上是對營田地區附近農戶一種無償掠奪。

    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命令「兵部侍郎陳俊卿、工部侍郎許尹，經劃兩淮寨堡屯田」。

    此時兩淮屯田由於金兵的不斷侵擾，已盡為荒野。御史中丞辛次膺「乞集遺氓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

    這一年，從淮西招到濠州參加屯田的歸正人有10752人。

    宋高宗在退居為太上皇前夕和宰相談到淮上屯田時說：「士大夫言此者甚眾，然須有定論。用諸民乎，用諸軍乎。若論既定，當先為治城壘廬舍，使老少有所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為」。宋高宗的這兩段話，說明兩淮推行屯田和營田雖已三十多年，但是沒有形成一套較為完整而又切實可行的規章制度。雖也有一些辦法，卻又朝令夕改，經常變動。

    隆興元年，兩淮地區經金蹂踐之後，百姓都流亡他鄉。維揚帥周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拓，開屯田」。周淙鎮守濠梁、淮楚原有依靠山水建寨自衛者，淙為之立約束，結保伍，有效地防禦了金的入侵。

    隆興二年，江淮都督陳俊卿，「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寨。多買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谷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

    宋孝宗命陳俊卿組織實施，整頓淮東屯田。鎮江都統制劉寶措置揚、楚、高郵、盱眙、天長等處屯田，「於入隊官兵內揀選請受低下、元系莊農、使臣五人例、三人例及效用、長行軍兵、口累重大情願屯田者，及忠義、歸正人舊曾力田耕墾之人」，「合用農具本軍自行置辦外，其耕牛、種糧、蓋屋竹木，並乞官中給降」。最重要的是這些「軍兵費用錢米，系是逐人身份合得請給」，「田熟之日，官不收課，人有所得，自然樂從」。

    讓軍兵既能從國家領受其「合得請給」，同時又能獲得耕作的全部收穫物。對承佃屯田和營田的耕兵，規定如此優厚的待遇，是由於這一地區處於戰爭前線的特殊性，這種優厚政策並沒有普遍意義。

    劉寶指出：這一地區「自經兵火凋殘之後，荒田甚多」，這些佃耕的軍兵，是執行且耕且守，規定「於種蒔之暇，令官兵時複閱習元來執色武芒，免至廢墮。至收成畢農隙時，卻行抽回軍前，以備防捍」。由於屯田是為了積貯軍餉，所以才規定「田熟之日，官不收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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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宋朝時期的部分屯田記載來看，宋朝時期對於屯田的支持力度是不低的。但是因為很多方面的因素，大規模的屯田計畫事實上能夠真正起到作用的記載卻很少。

    而最要命的地方是，張嘉師眼下即使是想如同歷代屯田方式一樣，卻沒有足夠的人力來做出最根本的安排。

第一九八章

    張嘉師之所以認為宋帝國以及明帝國的相應屯田制度相對較為適闔眼下的秦帝國，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兩個朝代的人口基數在建國之初都算是相對較少。

    宋帝國建立的時候，五代十國雖然即將進入終結時期，而相對而言的是在宋帝國建立之前，也就是五代最為短命的後周，整個中原態勢毫無疑問是比較平穩的。

    在這個時期，歷史記載的柴榮在位時期發動戰爭的記錄主要如下：

    後周顯德元年(北漢乾祐七年，954年)高平之戰；後周顯德二年(後蜀廣政十八年，955年)秦鳳之戰；後周顯德二年(南唐保大十三年，955年)十二月至四年三月壽州之戰；後周顯德三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至四年紫金山之戰；後周顯德五年至六年(遼應歷八年至九年，958—959年)河北之戰；後周顯德二年冬至五年春(南唐保大十三年至中興元年，955—958年)後周攻南唐之戰；後周顯德三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六合之戰；後周顯德四年(南唐保大十五年，957年)冬至五年春淮南之戰。

    而這些戰爭記錄的規模都不算太大，史書記載的後周在周世宗柴榮時期事實上處於休養生息階段，是有著一定道理的。

    在高平之戰的記載當中，並沒有明確說出後周軍團的兵力數量，但是毫無疑問的是，當其時的後周軍並不會多於北漢，契丹聯軍：

    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楊兗畏周兵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

    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眾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涂，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殭屍滿山谷，委棄御特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

    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資裝縱遣之。李谷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

    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裡，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箸，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仗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

    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

    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並誅之，而給槥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晁之囚。

    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

    北漢軍當其時雖然是全軍覆沒，但是更多是在潞州城下被守軍消耗相當嚴重的結果。而柴榮軍軍力若是多於北漢契丹聯軍，恐怕劉鈞想跑回晉陽城，依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而按照推算，後周援軍以及潞州守軍的兵力，與北漢契丹聯軍相仿，約為十一二萬之間。

    ……

    秦鳳之戰所動用的軍事力量對比事實上應該是更少的。

    顯德二年四月，納比部郎中王朴「先易後難、先南後北、各個擊破」的獻策，確定先攻後蜀，再征南唐、伐契丹，最後滅亡北漢的統一方略。遂遣鳳翔節度使王景、宣徽南院使向訓，客省使昝居潤偕行西征。後蜀主孟昶聞知，命客省使趙季札為雄武監軍使，率屑下宿衛精兵干人赴秦州；命知樞密衛昭遠巡視北邊城塞及甲兵，以加強禦周邊地守備。

    五月初一，王景等率軍出散關，入秦州境，連拔黃牛堡(今陝西鳳縣東北黃牛鋪)等八寨，向秦、鳳二州推進。時趙季札方至德陽，聞後周軍已入境，懼不敢進，單騎馳返成都，眾以為奔敗而震恐。孟昶怒斬趙季札，急命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為北路行營都統，左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客省使趙崇韜為都監，率大軍救援。

    六月初五，兩軍相遇於威武城東，後蜀軍小勝，俘排陣使胡立等。

    後周朝臣、宰相聞訊，以王景西征久無功、糧運頗難，固請罷兵。柴榮不納，七月初一，柴榮待奉命赴軍前巡察戰勢的趙匡胤回奏秦、鳳可取之狀後，即署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決心繼續用兵。八月，王景等率軍出擊獲勝，俘後蜀軍校姜暉以下300餘人。後蜀主又遣通奏使伊審徵至行營慰撫、督戰。

    李廷珪以分進合擊之策，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率兵趨馬嶺寨(今陝西鳳縣西)、遣奇兵出斜谷進屯白澗(今陝西鳳縣東北白石鋪)；另遣染院使王巒率5000兵出唐倉鎮趨黃花谷，爭斷周軍糧道及歸路。王景察其謀，遣排陣使張建雄率2000兵先於王巒搶佔黃花谷口，另遣副將率勁卒干人迂迴至唐倉，三面設伏，扼王巒歸路。

    閏九月，王巒兵抵黃花谷，猝遭張建雄部襲擊，敗奔唐倉，又遭伏擊，王巒戰死，所部皆被俘。馬嶺、白澗後蜀軍聞訊潰奔，李廷珪、高彥儔等諸將退保青泥嶺。雄武節度使韓繼勳以秦州孤立無援，留觀察判官趙砒守城，自奔成都。趙砒見後蜀軍勇將精兵皆非死即逃，畏後周軍勢盛兵強，與成、階二州相繼出降。後蜀主急遣使致書請和，被柴榮拒絕，乃聚兵屯糧於劍門、白帝，以防後周軍深入。十一月，王景等連營圍鳳州，分兵於固鎮阻援。未幾，破鳳州，俘威武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以下5000人。

    從秦鳳之戰的相關記載當中，後蜀軍前後動用的兵力約為八萬到十萬之間，而後周軍則是略少，五萬至七萬之數。

    而這兩場戰爭所動用的軍力，相對於周世宗柴榮的又一場決定性大捷的後周攻南唐戰爭，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在歷史上，後周攻南唐之戰被認為是後周攻南唐之戰，是五代末期發生的國與國之間最大規模的軍事衝突。戰事從955年12月17日，後周世宗派大軍南伐開始，戰鬥中雙方互有攻取，很多城池經歷過多次爭奪。戰鬥持續了兩年零五個月，於958年4月8日結束，最終南唐失去了其位於長江以北的全部領土。

    而柴榮的這一次其在位時間爆發的最大一場，時間也算是最長的戰爭當中，也算是讓當其時兩淮人口數量銳減的根本所在。

    957年11月13日，周世宗從大梁出發，當月27日抵達淮河，並於當晚五鼓時分渡過淮河；28日抵達濠州城西側。濠州城東北方向十八里處有一片灘塗地，南唐軍在上面設置了柵欄，周圍還挖了護城河，他們認定後周軍隊無法通過。

    29日，周世宗親自率軍攻打，並且派康保裔率領數百名士兵乘坐駱駝渡過護城河，趙匡胤率騎兵緊隨其後，最終成功攻陷該地。李重進攻破了濠州的南關城。12月4日，周世宗親自率軍攻打濠州，王審攻拔南唐水寨。南唐軍在濠州城北屯了幾百艘戰船，又把大木頭立在了淮河河道里，用以限制後周軍活動。周世宗讓水軍發起進攻，南唐軍在淮河上的佈防沒過多久就崩潰了

    。南唐軍在戰鬥中共有七十多艘戰船被焚，兩千餘人被殺。後周軍隨即攻陷了南唐軍的羊馬城，濠州主城內陷入一片恐慌。12月7日晚上，濠州守將郭廷謂上表稱自己家人都在南唐，「如果自己投降他們可能性命不保，請讓我先回金陵覆命，然後再回來投降」。周世宗批准了他的請求。

    12月12日，周世宗得知南唐有數百艘戰船在泗水東側，準備支援濠州，於是親自率軍前往迎擊，並於兩天後在洞口大破南唐軍，陣斬五千餘人，俘虜兩千餘人。於是後周軍乘勝東下，所經之處無不獲勝。12月16日，後周軍抵達泗州城下。趙匡胤率軍攻打泗州城南，放火燒掉了城門，攻破泗州城的水寨以及月城。周世宗來到月城城樓，親自督促將士們攻城。

    12月26日，南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投降。周世宗任命范再遇為宿州團練使。周世宗來到泗州城下，讓軍中割柴草的人不許割到百姓的莊稼。百姓們非常感激，爭相用收割來的稻穀勞軍。泗州城雖然攻下來了，但是沒有一個士兵敢擅自入城。

    周世宗聽說南唐在洞口又集結了幾百艘戰船，隨即派遣騎兵過去探察，逼得南唐軍退保清口。12月29日，周世宗親自率軍順著淮河北岸前進，其餘將領在淮河上前進，一同追擊南唐軍。當時的淮河河岸很久沒有走人了，上面長滿了密密麻麻的蘆葦，泥淖和溝壑也到處都是，但是後周軍隊乘勝前進，早就忘記了疲勞。12月31日，後周軍追上了南唐軍，兩軍一邊打一邊走，戰鼓等聲音幾十里的範圍內都聽得到。

    958年1月1日，後周軍在楚州西北大破南唐軍。有的南唐軍沿著淮河向東逃竄，周世宗繼續親自率軍追擊，趙匡胤為前鋒，追了六十里後，成功俘獲了南唐保義節度使陳承昭。這次戰鬥過後，除了已經燒沉的，後周軍繳獲戰船共計三百餘艘，俘獲南唐軍士兵七千餘人。自此，南唐在淮河上的軍力已被全部肅清。

    郭廷謂的使者從金陵城返回後，知道南唐軍無法前來支援，就讓錄事參軍李延鄒起草降表。李延鄒責怪郭廷謂不夠忠義，郭廷謂讓將士將李延鄒圍了起來，李延鄒把筆扔到了地上，大罵道：「大丈夫不給叛徒寫降表！」郭廷謂殺掉了李延鄒，舉城投降。投降後，後周得到了城中的上萬士兵和上萬斛軍糧。李璟則給郭廷謂的兒子封了官。

    1月2日，周世宗渡過淮河，在楚州城西北方向駐軍。

    1月5日，南唐雄武軍使、漣水縣知縣崔萬迪投降。

    1月6日，郭廷謂被任命為亳州防禦使。

    1月8日，周世宗率軍攻打楚州，並於當天攻克楚州月城。

    1月10日，郭廷謂來到行宮面見周世宗，周世宗安撫了郭廷謂，並讓郭廷謂率領自己的舊部攻打天長縣。周世宗派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率領數百騎兵直奔揚州。南唐地方官員燒燬了揚州內的所有房屋，並把全部城中居民遷往南方。等後周軍趕到的時候，城中只剩下了十幾個老弱病殘。

    1月13日，武守將這些情況上報給了周世宗。周世宗聽說泰州已經沒有防備，立刻派兵前往攻打，並於1月16日攻下了泰州。

    1月25日，後周廢除了匡國軍。當月，南唐改元中興。

    1月27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上奏稱，海州已經攻克。

    1月29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擔任揚州軍府知府。

    周世宗想把淮河上的戰艦全部引入長江，但是被堵在了北神堰，而轉向楚州西北的鸛水，前往勘探的使者稱地形不允許，如果要通過的話耗費的功力更多。周世宗親自前往視察，並作出規劃，調動楚州當地的民夫來完成工程，十多天的時間工程就完成了。幾百艘巨型戰艦出現在長江的時候，南唐人還以為是神兵天降。

    2月1日，南唐靜海軍被攻陷。後周開始和吳越直接接壤。

    後周軍已經圍攻楚州長達四十多天了，但是南唐守將張彥卿依舊堅守著。2月14日，周世宗親自督戰，並把行宮搬到了城下。2月16日，後周軍攻克楚州。張彥卿和都監鄭昭業依舊堅持巷戰，直到刀和劍都拼完了，張彥卿自殺，其所部千餘人，到死都沒有一個人投降。

    南唐將天長縣改為雄州，並任命建武軍使易文贇擔任刺史。2月23日，易文贇舉州投降。

    2月27日，周世宗從楚州出發，並於3月8日抵達揚州。抵達揚州後，周世宗讓韓令坤派萬名丁夫在原城牆的東南角加蓋一座小城，作為城的治所。

    3月16日，黃州刺史司超和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率部攻打南唐舒州，抓獲南唐舒州刺史施仁望。

    3月23日，周世宗抵達泰州。

    4月1日，周世宗抵達迎鑾鎮，時不時地前往江口督戰，讓後周水軍攻打南唐水軍，並成功擊破對方。周世宗得知南唐戰艦在東?州駐守，並扼守住了長江口以及通往蘇州、杭州的水路的時候，立刻派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率領步兵和騎兵，右神武統軍宋延渥率領水軍順江而下。

    4月4日，慕容延釗上奏稱在東?州成功擊潰南唐軍。周世宗隨即派李重進率兵趕往廬州。

    從以上的記載可以明確看到，一直到宋真宗時期，數十年前爆發的後周攻南唐之戰所導致的人口損失依舊沒有太大起色，最終不得不使用屯田的方式來恢復發展以及進行人口的補充。

第一九九章

    由於幾年時間爆發的戰亂，進一步削弱了因為始皇帝在位時期的國策激進而導致的人力缺口，張嘉師即使是想要實行哪怕是明朝時期的屯田方式，都可以說是有心無力。

    在很多方面而言，明帝國的屯田方式更多是以衛所制度為主。

    朱元璋在驅逐元帝國之後，就正式確立起衛所制度在明帝國的大範圍實施。

    儘管衛所制度並非朱元璋所開創，但是以元帝國的部分程度的實施以及朱元璋自身的相應考慮，毫無疑問的是朱元璋認為衛所制度有著對於初生的明帝國的必要性。

    但是毫無疑問的一點，那就是在很多方面而言，衛所制度與其說是一種新的制度，還不如說是其主要是在府兵制這一種已經從歷史上消亡的軍隊徵募方式的改良。

    朱元璋制定衛所制度的根本是寓軍於民，但是從相應記載來看，朱元璋的衛所制度在其死前事實上已經逐漸敗壞：

    在一開始明代的衛所制，以軍屯保證其自給自足，由世襲保證士兵來源，所以封閉、保守是其突出特點。明代大多數衛所，都建立了完備的軍屯制度，衛所軍士部分守城，部分屯種，要求基本上做到自給自足。

    衛所制的這一特點，是與明初特定的歷史條件相適應的。多年戰亂，使明初出現了大量荒閒土地，政府得以進行土地的再分配，把大量土地直接劃歸衛所管轄，軍屯有充分的保證。「軍士屯田是古代中國政府解決軍隊後勤補給的主要措施。

    明初，由於常年戰亂的影響，經濟凋敝，百廢待興丞需征薄賦行輕徭，與民休息。指望百姓賦稅供養龐大軍隊是不可能的，自養是唯一的辦法。為了供養龐大的軍隊。明朝政府承襲了元代軍屯的遺產，並將之擴大化，在全國絕大多數衛所開展屯田，力求實現軍糧自給。」但永樂晚期，軍屯制度已開始遭到破壞。

    宣德以後，衛所官侵佔軍屯田地、私役軍士耕種之事，已頻頻發生。甘肅、寧夏可行水灌溉的良田沃土，皆為鎮守官及官豪橫官旗所佔。大同參將曹儉，佔應州等處莊田一50餘頃，又私役大同諸衛軍百餘人耕種。結果是貧窮軍士，無寸地可耕，妻子凍餒，人不聊生。

    衛所是建立在屯田之上的，屯田可謂衛所存在的一個經濟基礎。如果「軍伍銷耗，耕者無人，則屯糧不足。又增以客兵，坐食者眾，屯糧更為不足。於是益之以民糧，又益之以鹽糧，又益之以京運，衛所之制始破壞矣」。

    屯田是一種國有土地，隨著明代社會發展，由於拋荒、豪強地主霸佔、租佃典賣等因素屯田漸漸轉為私有，衛所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土地，衣食無保證。加之部分軍士轉而佔據耕地，不在作戰，也不利衛所的發展。

    社會經濟的發展，也使衛所制下嚴格的人身束縛開始鬆動。明朝衛所軍士別立戶籍，稱軍籍。軍籍和民籍的區分是極為嚴格的。軍籍屬於都督府，民籍屬於戶部。衛所軍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法律和經濟地位上都與民不同，軍和民截然分開。民戶有一丁被垛為軍，他的一家便永遠充軍，住在被指定的衛所。

    在衛軍士除本身為正軍外，其子弟稱為余丁或軍余，將校的子弟稱為舍人。壯丁死亡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衛所軍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須到原籍勾取族人頂丁。洪武二十一年，為了使衛所軍有穩定的數額，開始編造軍籍黃冊，並規定同賦役黃冊一樣，每十年編訂一次，以防軍民戶籍的紊亂，軍籍世襲，民戶一經簽派為兵，就永遠不能脫籍。軍籍成為衛所軍士世世代代的枷鎖，軍士無力掙脫，便以逃亡的方式進行反抗。

    從衛所制建立之初，逃亡現象即已存在。朱元璋令天下諸司追捕這些逃亡軍士，並於洪武四年，嚴定罰例，從小旗至千戶，以逃亡人數多寡定罰俸降級不等。此後，逃亡人數有增無減。嘉靖8年，桂萼上天下兵籍，僅97萬。至胡松考輿地，又止845，480而已。而天下衛所軍士的總額，估計在300餘萬。

    有鑑於此，從宣德時期起，明廷每年派出清軍御史，分道清理逃軍。各衛所也紛紛派人到逃亡軍士的原籍勾丁。終明之世，衛所制不廢，清勾亦始終舉行，但依然是沒有用的。很多軍士逃走後，在外娶妻生子，住成家業，通同軍戶，不再返回。

    衛所越發軍備廢弛，「建炎元年知縣事紹興。初建劍盜蜂起，正練兵屯守弓手余招酗酒，曜馬入隊，隊長不能止，正即斬狗部下」。

    衛所制的廢弛，使軍隊的戰鬥力明顯下降，甚至難以承擔其正常的軍事職能。明代軍隊的建置，在京城及邊地安置了大量軍隊，尤以京軍人數眾多，裝備精良，以期起到居重馭輕的作用，京軍的情況便很有代表性。

    京營軍士78衛，人數不下30萬。皇城周圍又設置50餘衛，軍士20餘萬。京軍在全國軍事防衛中地位舉足輕重。在當時江南軍士多用於漕運，江北軍士多作為班軍，進京操備，致使腹裡衛所城池空虛，遇警則力不能支，只能倚靠京軍的支援。邊軍人數雖多，但分路把守，勢分力單，一旦有警，亦需京軍支持。

    京軍的居重馭輕的地位並沒有保持多久，土木之變，明英宗率50萬京軍出征，幾乎全軍覆沒。正德時，劉六、劉七起義，威脅京城，京軍已無能為力，不得不調邊兵入援。到嘉靖時，衛所軍出現了一碰即潰的局面，而只能募兵征戰了。

    京軍已因不習戰陣，恐傷國威而不輕易派遣了。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衛所制，地位上其實在處於一種下降的趨勢。

    對衛所制實存的弊端，當時的很多有識之士也有了認識。但扭轉這種境況的策略卻不甚得力。京營從于謙把三大營變為十團營，此後營制紛更不定，而京營狀況並未有多大改善。但在對衛所的被動調整和變革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如提高將領權力的做法和改銀召募的嘗試，這些變革多少觸及了衛所制的實質性問題。

    明太祖分府設將，明成祖分營統兵，以避免歷代強臣握權重兵的隱患。京營制度的改革，也表明了明代試圖調整衛所制下兵士終身服役所造成的老弱疲羸充斥行伍的狀況。從三大營變為十團營以後，精銳士卒被編入團營，老弱不堪者歸本營，稱老家，專供役使。但老家制度僅行於京營，這就使衛所的狀況不能得到根本改善。

    改銀召募的辦法，更是大膽地突破了衛所制的世襲傳統。這在班軍中，表現得最為典型。

    班軍之設，始於永樂。承平日久，班軍漸漸被用於興作，操練日減乃至全廢。正德以後班軍作役已成為普遍現象。軍卒因畏懼勞作而愆期不至。雖嚴定罰例，仍不能禁止。班軍將領又畏懼因士卒失期逃亡而被治罪，便私自募人代役。

    京操班軍由於地處京師，土木之役較多，權貴及有司俱以班軍作役為利，所以改銀召募之議難以順利實行，況且16萬班軍盡數撤還，京師也未免空虛無靠。邊班官軍則相對靈活些。

    永樂年間命內地軍輪番戍邊，稱邊班。戍邊班軍雖不像京班官軍全部用於輸作，但由於戍地遙遠，又多寒苦，更代也多不及時，逃亡現象也很嚴重，故多用召募的方法。召募的士兵，無論在人身自由、薪俸還是服役時間上待遇都比衛所軍士要好，這也使得衛所內部出現了外走傾向，衛所制也由此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另外，明朝設五軍都督府來統率全國的司、衛、所。

    但是其中的任何一個都督或都督府都無權調兵。五軍都護府與兵部是相互制約的，兵部又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都護府有統兵之權而無處兵之令。有軍事行動時，要等兵部下令才能遣將調兵，這樣雖然可以防止大權旁落，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明朝軍隊作戰時指揮不靈，沒有效率。

    而且作戰將領都是臨時任命的，戰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將領對自己的士兵也不夠瞭解，相互之間缺乏感情。這些對作戰都是相當不利的。「處於控制兵權的需要，衛所長官只有訓練的義務，沒有調動的權力。在當時落後的通訊條件下，衛所軍隊幾乎完全喪失了根據當地國防形勢的變化作出快速反應的能力。

    募兵出現於朱元璋起兵創建明王朝時期，明王朝建立後，創行衛所制，軍隊的來源已有保證，基本不再採用募兵的方式了。但衛所中的某些特殊組織，仍由召募得兵，如驍騎舍人、校尉、力士等。這些士卒隸於錦衣衛，不同於一般的衛所軍。如前所說：在明代，軍和民是不同的，「軍是一種特殊的制度，自有軍籍，在明代戶口中，軍籍和民籍、匠籍平行，軍籍屬於都督府，民籍屬於工部。軍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法律和經濟地位上都和民不同，軍和民是截然分開的。軍是世襲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經為軍，他的一家系便永遠世代充軍，住在被指定的衛所」。而且在役正軍老疾或逃亡時，還要到原籍勾取，繼了補役，若正軍一家全部亡絕。則到原籍勾取其族人頂充。執行所謂的「勾軍」，這樣。衛所軍戶的世世代代，就被固定到了衛所。相比之下，募兵的處境要好很多。募兵無特殊戶籍、領餉銀、不世襲，也無固定駐地。加之當時的衛所軍備廢弛，戰事吃緊，募兵制就漸漸的發展起來了。

    洪武、永樂時期，邊境局勢相對穩定。朱元璋時期，明軍多次北征，基本上解除了蒙古勢力的威脅，並在北邊部署重兵，積極進行邊防建設。永樂時期，國力強盛，邊防甚重，又六次北伐，以攻為守，故明前期邊患不重，也無須為此募兵。仁宣時期，韃靼勢衰，明朝的邊防政策，亦轉攻為守，維持和平。

    正統時期，這種相對穩定的局面由於蒙古瓦剌部的興起而發生了變化。

    正統十四年，也先發兵內侵，明英宗率兵親征，全軍覆沒。從此明王朝進入了中後期戰亂頻仍的時代，狼煙四起，邊患迭興，兵力不敷，不得不募兵為用。《嘉靖尤溪縣誌》中就有募兵的記載：「新縣治置田養士開封，盜起，民多敵意，乃募壯兵固守，賊始終不敢犯」。這也可以看出，當時的募兵雖不是最主要的軍士，但他們也有了很好的戰鬥力。而且，時常被動盪的社會所需要。

    如果說洪武永樂時期的募兵是對當時兵制的一些小修小補，僅為一時之需，那麼宣德以後的募兵則與明初有所不同，伴隨著邊境緊張局勢的步步升級，衛所制的日益廢弛，募兵便作為兵力的重要來源而受到越來越普遍的關注。

    宣德以後的募兵，多由於邊境戰爭頻發、兵力不敷而進行。

    土木之變後，京軍潰散幾盡，各地的勤王兵又不能即刻到達明王朝於是派官募兵，這樣也就出現了大規模的募兵。正統十四年，令各處召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統令操練，遇警調用。在諸邊鎮，則召募土兵。

    景泰元年九月，遣官於延綏諸鎮各召募土兵5000人。天順元年八月，亦選沿邊民丁為土兵。這些募兵的待遇：給與鞍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雜泛差役。如有事故，不許勾補。

    嘉靖時期，南倭北虜，邊患嚴重。募兵作為救急良策而被廣泛採用，這是募兵制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嘉靖中葉，南倭北虜肆虐，明軍的弊端徹底暴露，明廷採取了諸如加大募兵力度、改革武舉等一系列提高軍事實力的措施，才勉強頂住了外來壓力。」

    此時的募兵制不僅行於東南沿海，而且北邊的邊軍乃至京營，也逐漸用募兵來代替和補充衛所軍。衛所制受到的挑戰和威脅也越來越大，在明朝的軍隊中佔有相當大的比重。東南沿海倭患時，使用了大量募兵，人數不下10萬。募兵從此成為明朝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

    ……

    而在某個意義上，衛所制度的失敗，事實上也是明帝國的軍屯制度失敗的體現。而「府兵制度」再次被「募兵制度」所取代，也算得上是一種歷史的輪迴。

第二百章

    中國人很多時候都喜歡說一句話，那就是以史為鑑，但是在很多方面而言，真心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這些人很多時候並不缺乏自詡明君聖帝的存在。

    而在軍事方面的制度而言，同樣也有著這方面的「曲折輪迴」。

    ……

    在清朝時期，有一個人對於清朝能夠入主中原，最終成為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有著相當的貢獻。

    這個人就是著名的清初名王，愛新覺羅?多爾袞。

    沒有多爾袞，就一定不會出現一個能夠迅速平定南明以及大順，大西兩個農民起義者所建立的割據政權，繼而取代明朝，統治中國。

    因為沒有多爾袞，那麼後世稱之為清世祖福臨，想要成為清朝皇帝的可能性非常低：

    崇德八年農曆八月初九日，皇太極猝死於盛京後宮，他生前未立嗣子。此時，代善的兩紅旗勢力已經遭到削弱，他本人年過花甲，早已不問朝政。其諸子中最有才幹的岳讬和薩哈廉年輕時已過世，剩下碩讬也不為代善所喜，滿達海初露頭角，還沒有什麼發言權。

    但以代善的資歷、兩個紅旗的實力，其態度所向卻能左右事態的發展。皇太極生前集權的種種努力和滿族社會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極長子豪格參加到競爭中來。從利害關係而論，兩黃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繼位，以繼續保持兩旗的優越地位。

    他們認為，豪格軍功多，才能較高，天聰六年已晉陞為和碩貝勒，皇太極稱帝之初晉肅親王，掌戶部事，與幾位叔輩平起平坐。皇太極在世時，為加強中央集權，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勢力，但同時又保持著一定實力，又把正藍旗奪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實力遠遠強於其他旗。因此，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擁戴豪格繼位。

    多爾袞便是另一個競爭者。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說，身後兩白旗和勇猛善戰的兩個兄弟則是堅強的後盾，而且，正紅旗、正藍旗和正黃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還有一個人也不容忽視，他就是鑲藍旗主濟爾哈朗。

    雖然他不大可能參與競爭，但他的向背卻對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響，無論他傾向哪一方，都會使力量的天平發生傾斜。因此，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讬勸多爾袞自立為皇帝。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豫親王多鐸、睿親王多爾袞等都一起來到崇政殿。最後矛盾集中在了以豪格為首的兩黃旗和以多爾袞和多鐸為首的兩白旗上。雙方相爭，委決不下。

    睿親王多爾袞在兩黃、兩紅和兩藍六旗不支持的情勢下，多爾袞自立的條件還不成熟，阻力來自兩黃旗原皇太極手下的親信大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多爾袞最後議定由皇太極的第九子、年僅六歲的福臨即帝位。

    於是，禮親王代善等奉福臨登位，各王貝勒大臣等，共同誓書，昭告天地，同時宣佈以鄭親王濟爾哈朗和睿親王多爾袞輔政，改元順治。就這樣，多爾袞妥善地處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爭奪問題，自己也向權力的頂峰邁進了一步。隨後，統治集團處理了反對這種新格局的艾度禮、碩讬、阿達禮、豪格及其下屬，穩固了新的統治。

    多爾袞的這一方案，在客觀上避免了八旗內亂，保存了實力，維護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基本一致。當然，他這一提案，是自己爭奪皇位不易得逞之後才提出來的，是在兩黃旗大臣「佩劍向前」的逼人形勢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並非是他一開始就高瞻遠矚、具有極廣闊的胸襟。

    順治元年四月，順治帝在篤恭殿拜多爾袞為大將軍，親賜大將軍敕印，令他統大軍南下，入關與李自成和南明王朝開始了爭奪天下的宏偉事業。

    ……

    而在軍事以及政治方面，多爾袞為清朝的統一中國的戰爭，可以說立下了莫大功勛。

    順治帝臨政時，關內正一片混亂。明崇禎十七年三月，聲威日壯的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克北京城，崇禎帝自縊於煤山，統治中國276年的明王朝宣告覆滅。四月初四日，即吳三桂剛剛叛歸山海關之時，內院大學士範文程上書多爾袞，認為「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主張立即出兵進取中原。

    他提出，「戰必勝，攻必取，賊不如我；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搶掠政策，「嚴禁軍卒，秋毫無犯」。即不僅在戰略上改變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戰術上也要招攬民心。多爾袞接受了範文程的建議，並在得到北京為農民軍攻破的確報之後，「急聚兵馬而行」，與農民軍爭奪天下！

    李自成此時方知事態的嚴重，於四月十三日親率部隊往山海關討吳，但仍帶有招降他的僥倖心理，行軍速度亦頗遲緩，十九日前後才兵臨關城之下。在此期間，吳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軍求援，使者於十五日便見到了多爾袞，向他遞交了吳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軍支援，則「將裂土以酬」。還不是投降的意思。

    多爾袞知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他非常謹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謀士們商議，一方面派人回盛京調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緩進軍速度，逼迫吳三桂以降清的條件就範。由於事態緊急，吳三桂只得答應多爾袞的要求，請清軍盡快入關，因為二十一日清軍還距關十里，而關內炮聲隆隆，喊殺陣陣，農民軍已經開始攻城了。

    四月二十二日，李吳雙方在山海關大戰。多爾袞非常瞭解吳三桂的窘境，因此長時間地作壁上觀，在李自成即將攻下東西羅城和北翼城，吳三桂幾次派人又親自殺出重圍向他求救的情況下，估計雙方實力已大損，這才發兵進入山海關。在與農民軍的決戰中，他又使吳軍首先上陣，在雙方精疲力竭之際再令八旗軍衝擊，結果農民軍戰敗，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說，在山海關以西發生的這次著名戰役前後，多爾袞充分利用了漢族內部的階級矛盾，挾制了吳三桂，使他不得不充當清軍入主中原的馬前卒。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舉行了登基大典，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以郊外祭天為名撤出了北京。五月初二，清軍進入北京城。

    清軍佔領北京之後，多爾袞嚴禁搶掠，停止剃髮，為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然後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穩定了佔領區內的形勢。

    順治元年六月，多爾袞與諸王貝勒大臣商議決定，遷都北京。清廷遷都北京既是出於統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於退可出關外的戰略考慮。清廷以多爾袞為首者認為要「以圖進取」，必須遷都北京，只有佔據這個關口才能進而統一全國，「以建萬年不拔之業」。八月二十日，清朝開始遷都。九月，順治帝從盛京到達北京，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賜穿貂蟒朝衣。命禮部為多爾袞建碑紀績，加賜多爾袞冊寶、上飾十三顆東珠的黑狐冠一頂、黑狐裘一襲，金銀、馬駝等。十月初十，順治帝在皇極門向全國頒布登基詔書，清王朝正式定都北京，開始了以北京為都城的長達260多年的統治。十月，當順治帝於太和門重行即位大典加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的同時，即令為多爾袞建碑紀功，「永垂功名於萬世」。從此，在待遇上，多爾袞開始凌駕於諸王之上。

    李自成退入山陝之後，原明朝降官降將紛紛反水，但他在順治元年（16）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已建大西國於成都，統一了全川，而多爾袞對此尚不瞭解。

    殘明勢力已於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於南京，改年號為弘光，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的戰略是：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

    在此方針領導下，多爾袞先後派葉臣、石廷柱、巴哈納、馬國柱、吳惟華等進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進而包圍陝西。同時，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並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提出「削號歸藩，永綏福祿」。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他將其軟禁起來，並不給予明確的答覆。此時，清軍已於九月佔領山東，十月進據蘇北，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

    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十月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很快，多鐸於十二月底取得清滅大順潼關之戰的勝利，李自成放棄西安轉移。多爾袞下令由阿濟格追擊農民軍餘部，而多鐸則繼續南下。

    至順治二年二月，農民軍連戰失利，五月，李自成犧牲於湖北通山之九宮山。這時多鐸軍已克揚州，史可法殉難。接著，清軍渡長江，南京不戰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權滅亡。這一連串的勝利不禁使多爾袞喜出望外，他以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歸一統。五月底，他已對大學士們表示要重行剃髮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國發佈剃髮令。此舉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抗爭。

    ……

    但是也是由於多爾袞的一些政策，最終導致了相對而言驍勇善戰的八旗軍，在不到兩百年的時間，迅速淪落成「八旗子弟」。

    而其中在某個意義上與明朝衛所制度相對有著共同之處的，則是著名的多爾袞「圈地」。

    八旗圈地，一般是指順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頒布圈地令，多爾袞三次下令圈地。

    清初多爾袞率清軍入關，滿族人口大量湧入北京附近，為安置滿族諸王、勳臣，解決八旗官兵生計，順治元年十二月在京畿地區大量圈佔土地，史稱圈地令。

    順治二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範圍擴大到河間、灤州、遵化。順治四年正月第三次圈地，圈入順天、保定、河間、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

    三次共圈佔土地約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七十七晌零九畝（十六萬餘頃，一晌約六畝），「圈田所到，田主登時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妻孥丑者攜去，欲留者不敢攜。

    其佃戶無生者，反依之以耕種焉。」八旗圈地稱旗地，不准私自買賣，「八旗官兵所受之田，毋許越旗賣價及私售於民，」違者按律治罪。多爾袞憑藉攝政的便利，冀東肥沃之地多流入正白旗之手。

    圈地後，很多農民田地被佔，流離失所，部份地主或農民投充到八旗莊園，或流亡他鄉，造成大量流民、乞丐的出現。

    順治四年，大規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星的圈地、換地仍時有所聞。清初戰事頻繁，所受地畝並未能悉心耕種，「致失耕種之業，往往地土曠廢。」康熙五年，鰲拜以鑲黃旗地少貧瘠為由，提出要與正白旗換地。康熙八年五月智捕鰲拜，再宣佈停止圈地，准許壯丁「出旗為民」。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下令「嗣後永不許圈」，圈地正式告終。

    清代進入中期，八旗子弟多困苦，開始私自典賣旗地。售地之舉，雍正初年已有耳聞，至光緒三十一年載：「無糧黑地，各處尤多。即以直隸近畿八十餘州縣而論，八旗王公官員兵丁各項旗地，原額十五萬餘頃，除已歸八項旗租三萬九千餘頃、又王公莊田一萬餘頃、未盡迷失外，此外現在旗人手內交租者，大抵十無二三。其年久月深，輾轉典賣，變為無糧黑地者，約在七八萬頃上下。」大量的圈地又回到地主和自耕農手上，江太新認為：「旗地私有化，為自耕農隊伍穩定輸送了新鮮血液。」

    ……

    而很多時候，中國歷史的格局不過是一次次的「輪迴」，圈地運動在很大一方面是繼續沿用「寓軍於民」這個觀點，但是只不過是旗人的數量較少，一開始就沒有出現太大的惡果。

    而在雍正初期甚至是康熙後期，因為旗人數量的急劇增加，而清政府已經明令禁止旗民進行圈地，最終再次上演了一幕「府兵制度」再次被「募兵制度」所取代的輪迴結果……

    從這一點而言，到底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只不過是一個笑話，亦或者是守舊的政策一旦沒有在合適的時候進行合適的改變，最終只會被淘汰，張嘉師自己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他能夠做的就是避免自己以及秦帝國，再次成為後世人的一個負面旗幟……

卷終章

      假如說在人口基數相對而言較為充足的情況下,張嘉師可以從青玉靈書當中找到很多解決眼下大秦帝國國力因為內亂以及其他因素,而出現大規模下滑的辦法。

（未找到正確來源，有來源的小夥伴可以私信我~)

序章

「你們看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辦?」 、

作為匈奴眼下的單于,冒頓因為多日來進攻雲中城的不順利,不得不連夜召開一次會議。

而直奔主題的冒頓在說出這句話之後,得到的是他麾下的匈奴將領以及部落首領們的沉默以對。

（未找到正確來源，有來源的小夥伴可以私信我~)

第一章 楊翁子的顧慮

    傳令兵找到楊翁子之後所說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北面當值的一個校尉在天亮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是匈奴人在北面的營壘當中，似乎有著很大的動作。但是因為這些匈奴人久久沒有發起攻擊的跡象，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秦軍校尉只能夠將這個情況向楊翁子匯報。

    而楊翁子在接到了這個消息之後，也不禁愣了愣，因為這一種情況確實是在短時間內很難理解匈奴人到底在做些什麼。

    在盤算了一下之後也沒有想到什麼的楊翁子，決定直接前往雲中城北面的城樓，看看情況再決定。

    ……

    在雲中城北面的城樓上向外望去，原本是有著不少部落圖騰旗幟的匈奴營地，已經是少了不少的旗幟。

    楊翁子與匈奴打交道的時間已經有十多年甚至是更長的時間，當然，這十多年是指在河套陰山之戰之後，他成為了一軍主將然後率軍攻伐防禦匈奴人，而其他的時間，楊翁子也不過是秦國大軍的一員中低級軍官。

    作為原本的一個戎族後裔，楊翁子與其同族楊端和在一些習性上與匈奴人也與之相仿，所以在這麼一個前提下，楊翁子很清楚這樣的一個情況意味著什麼。

    那就是匈奴人有不少部落已經離開了這個營地。

    但是楊翁子很是疑惑為何會出現這個情況，那就是這麼一個情況是他沒有預料到的。畢竟經過十幾天的交戰，匈奴人也應該大致上感覺到雲中城這個事實上已經被圍困的城邑，其防禦力量並不單薄。

    在這麼一個前提下，匈奴人居然還打算撤出相當一部分的軍事力量，那麼匈奴人則是有可能有兩個打算。

    一個是匈奴人認為留下的部隊足以對付雲中城或者是對雲中城圍而不攻，那麼撤出相當一部分兵力是不足為奇的情況。

    而第二個則是匈奴人有什麼陰謀。

    楊翁子很清楚圖騰對於匈奴人而言，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

    亦或者是說後世對古代圖騰文化的研究，事實上並不算太過深刻。

    ……

    圖騰一詞事實上是外來語，意思為「它的親屬」，「它的標記」。

    但是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化發展當中，在原始人信仰方面，圖騰文化算是很常見的存在。

    當時的人認為本氏族人都源於某種特定的物種，大多數情況下，被認為與某種動物具有親緣關係，於是，圖騰信仰便與祖先崇拜發生了關係，在許多圖騰神話中，認為自己的祖先就來源於某種動物或植物，或是與某種動物或植物發生過親緣關係，於是某種動、植物便成了這個民族最古老的祖先。

    例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玄鳥便成為商族的圖騰。

    因此，圖騰崇拜與其說是對動、植物的崇拜，還不如說是對祖先的崇拜，這樣更準確些。圖騰與氏族的親緣關係常常通過氏族起源神話和稱呼體現出來。

    如鄂倫春族稱公熊為「雅亞」，意為祖父，稱母熊為「太帖」，意為祖母。

    鄂溫克族人稱公熊為「和克」（祖父），母熊為「惡我」（祖母）。苗族、瑤族、畬族的盤瓠傳說。

    匈奴狼的傳說——《魏書?高車傳》：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築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台嗥呼。其小女曰：「吾父使我處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神物天使之然」。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繁衍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

    侗族傳說其始祖母與一條大花蛇交配，生下一男一女，滋生繁衍成為侗族祖先。

    後世對圖騰的一個共同觀點是：一個群體的象徵，主要是為了將一個群體和另一個群體進行區分。

    由一個圖騰，人們可以推理出一個族群的神話，歷史記錄，習俗。在原始時代，可信的是某些自然物或是一些眾生的畫像與他們的族群遺產是有一些血緣上的。因此，某種動物或植物會用作某一族群的標誌或象徵。

    中國古代的圖騰文化淵源悠長。

    在後世出土的彩陶上，就有著很大比例的圖騰：彩陶紋是新石器時代最引人注目的藝術之一。裡面的動物紋尤其豐富。常見的有魚紋、鳥紋、壁虎紋、蛙紋、豬紋、羊紋等，在中國黃河流域的中原平原]汾河流域和渭河流域的中原平原地區，在黃河上游、大夏河和渭河流域的西北地區，都留下了以動物紋作彩陶的器物。魚紋是最常見的形象之一。中國的人面魚紋彩陶盆是個很好的例證。

    對龍的崇拜在中國歷史上是一種綿延了數千年的特殊現象。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龍具有非凡的能力，他有鱗有角，有牙有爪，能鑽土入水，能蟄伏冬眠；他有自然力，能興雲布雨，又能電閃雷鳴。關於龍的形象，無論古今，都沒有給出確切形象。而如今人們所表述的龍的形象，都是龍形象完美之後的形態。龍的最初的形象是什麼樣的呢？蛇。主要有三方面的例證，一為古籍，二為史記資料，三為龍蛇並提的習慣。

    我們今天所致的龍到底來自哪個民族的土崇拜上呢？據較早較可靠的古代文獻記載：遠古時期，中國大地上從先後出現過一些著名的部落，其中最著名的是黃河中下游，渭河流域的炎帝部落、黃帝部落，黃河下游的少昊部落，江淮流域的太昊部落。史稱炎帝族首領「牛首人身」故有些學者認為炎帝部落以牛為圖騰，但據炎帝的族姓是「姜」。

    從這裡可以認為，姓從母系，姜即為羌，故炎帝的母系圖騰為羊。

    黃帝，據《列子?黃帝》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雕、鶡、鷹、鳶為旗幟。」炎帝族和黃帝族屬於華夏族團；少昊部落和太昊部落則屬於東夷族團。少昊部落以鳥為圖騰，太昊部落則以龍為圖騰。

    上古時期，太昊部落活動的黃河中下游地區，氣候溫暖，植被大部分保持著原始格局，毒蛇猛獸隨處可見。七八千年以前，人們石器，用集體的力量捕殺猛獸，但對於既存在於草莽叢林，又能生存與沼澤湖濱的毒蛇，去束手無策。畏懼之心，將蛇敬為神明。

    葫蘆的圖騰：由葫蘆神話衍生的傳說亦多種多樣，最出名的就是盤古開天闢地。據傳盤古出世時，將身一伸，天即高，地便墜下，天地相連處，盤古則左手持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用鑿擊，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氣升降，清者上為天，濁者下為地，自是混濁初開。

    盤古與葫蘆圖騰有何關係呢？

    後世的彝語專家劉堯漢在《論中國葫蘆文化》中指出，盤古就是葫蘆，盤古的盤，即是葫蘆；古意為開端，所謂盤古，即「從葫蘆開端」。

    而事實上，在古書記載的部落名字上，就很大程度覆蓋了圖騰文化的描述。

    同樣是出自黃帝的有熊部落，則是在這方面反映出有熊部落的圖騰是熊。

    有熊部落，又稱為有熊國，姬姓，為黃帝之方國，位於姬水。是史傳中上古時期居住在有熊地區的華夏集團建立的氏族部落，後世稱有熊國。有熊開國始於少典，傳至黃帝，相繼打敗蚩尤與炎帝，遂成為華夏共祖，史載黃帝元年即位，居有熊，初制冕服。

    根據戰國以來的文獻記載，特別是漢晉以來的相關史志，都記有新鄭為有熊之墟，而又與新鄭境內的有關傳說和考古資料相印證。祝融之墟又名有熊之墟。

    根據記載，黃帝來自有熊氏一個分支。祝融之墟又名有熊之墟。黃帝被認為為中華民族的始祖，生於軒轅之丘，號有熊氏、軒轅氏，是有熊部落首領，傳說中遠古時代華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中的第一個。黃帝也被道教尊為道家之祖，在道教中有特殊的地位。

    有熊氏稱謂見於戰國的《世本》：「少典生軒轅，是為黃帝，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可見黃帝是出於有熊國少典之後。

    根據《國語?晉語》載：「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可見炎黃都是少典部落的分支。

    而在匈奴的幾個大型部落，比如說冒頓以及頭曼單于所在的部落，其圖騰就是狼。

    當然，這個狼並非是常見的狼，而是會噴火的龍狼。

    所以在蒙古高原地區，一直流傳著蒼狼的傳說。但是蒼狼事實上是蒙古人的神話，而龍狼則有可能是夏朝一個部落的圖騰。

    也許兩者有共通之處，或者是說蒙古人在繼承了狼圖騰之後，將蒼狼正式取代龍狼，但是也保留了龍狼會噴火的一些描述。

    只不過，即使是匈奴的幾個大部落都是龍狼圖騰，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匈奴也是因為圖騰文化的區分，而在頭曼單于有所整合之前，更像是一個類似於黃帝聯盟的部落聯合體制。

    而在頭曼單于整合了匈奴人的體制之後，逐漸將匈奴發展成一個有著更高凝聚力的部落聯盟，最終奠定匈奴在當時的蒙古高原中部的崛起基礎。

    ……

    楊翁子出身戎狄後裔，自身也是對圖騰有著相當深刻的理解，他想了想，像是喃喃自語的說道：「該不會是匈奴賊人打算用減爐的方式來迷惑我們？」

    楊翁子說的減爐的方式，在這個時期的兵家也可以說是一個相當經典的戰例。

    這一個戰例就是著名的馬陵之戰當中的一個謀略。

    孫臏當其時是田忌麾下齊國大軍的軍師，他先是向齊王建議，讓人知會韓國，說齊軍援軍很快就到，讓韓軍鼓起對魏軍的反抗能力。

    隨後在韓軍消耗魏軍一定實力之後，孫臏再次上演「圍魏救趙」之計，迫使魏國再次從韓國境內退軍。

    而在魏軍主力回返之後，雙方在魏國境內某地經過短暫性的接觸，齊軍一觸即撤，龐涓以及監軍太子擊揮軍追擊。

    在躲避魏軍「追擊」的道路上，齊軍奉孫臏的命令，採取減爐減灶之策，讓龐涓這個名將認為齊軍出現大規模的逃兵而輕兵冒進。

    結果在馬陵一地，龐涓麾下的魏軍輕裝部隊被有所準備的齊軍主力伏擊，龐涓重傷自刎，而留守營壘的魏軍在隨後被齊軍回返，攻破營壘，幾乎全軍覆沒，太子擊被俘。

    可以說這一次作戰，讓兵家的存在再次聲名大振。當然楊翁子與王翦以及白起等人是不同的，那就是楊翁子並非是兵家出身之人，他更多是憑藉著楊端和族人的身份成為了秦軍編制內的一員軍官。

    但是這不代表楊翁子並不知道一些更詳細的事情。

    孫臏作為兵家奇才，其能力是讓後來者是為之驚嘆的。

    但是這不代表龐涓跟魏惠王就是一個不知長進的笨蛋。

    事實上，在中過一次圍魏救趙的計策，並且在桂陵之戰慘敗之後，魏王就對東面與齊國鄰接的地區的防禦進行加強。

    而在之後，馬陵之戰之前的齊軍，很有可能是死磕當時的魏軍守軍，並且付出相當的代價。

    若非如此，恐怕以龐涓的能力，很難會輕易的中這種比較明顯的誘敵之策。

    龐涓早知道齊國已經重用孫臏，自然不會在輕易的犯下一些比較淺薄的錯誤。

    也許也就是龐涓認為或者是知道齊軍傷亡慘重甚至是軍心不穩，最終選擇的是追擊齊軍這個決定。

    而楊翁子所擔心的，就是匈奴人會不會以減少旗幟的方式，用來迷惑他率軍反擊匈奴，然後乘機圍攻出擊的官兵，奠定這一次大戰的第一場勝局。

    楊翁子不知道冒頓在昨晚已經跟跟隨在他身邊的部落首領連夜召開了關乎下一步匈奴行動計畫的會議，匈奴人確確實實的是分兵了……

第二章 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適的（上）

    楊翁子不是一個沒有決斷能力的人，面對匈奴人的這次變故，楊翁子也是打算有心試探一番。但是最終，楊翁子還是決定繼續固守雲中城，避免出現意外。

    這不是一個奇怪的事情，因為對於楊翁子這個年紀的老將而言，用兵方式往往偏向求穩一道而非像一些比較年輕的將領一樣，更喜歡奇兵致勝。

    當然，這一點跟楊翁子自己所面對的一個情況，也就是其麾下官兵確實是缺乏騎兵部隊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整個雲中城即使是算上了一些及時召回的其他雲中郡的守軍，其騎兵數量也不過是二千餘人。

    也許二千餘騎兵的數量在幾年前的戰亂當中，也可以說是一支相當龐大的部隊，但是對於匈奴人而言，二千餘騎兵更多地只不過是對方的九牛一毛。而且這二千餘騎兵的質量參差不齊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則是這些騎兵的指揮官，並非是統一的編制。

    按照情況而言，這二千餘騎兵的指揮官是他以及眼下的雲中郡郡尉季吉，但是兩人並沒有在眼下打算指揮這些騎兵出城作戰。而換成其他人的話，在相當生疏的環境當中，這些騎兵部隊能否有效本來的戰鬥力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麼一個前提下，楊翁子連最起碼的試探也放棄了。

    只不過楊翁子也不是什麼都沒做。

    在城門樓裡面，楊翁子書寫了兩份書信，分別纏在兩隻已經馴化的獵鷹的腳上。

    在放飛兩隻獵鷹之後，楊翁子看著分別向著東面以及南面偏東的天空飛翔之後，再次走出了城門樓，然後吩咐官兵提高警惕嚴加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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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時辰之後，正在九原郡某處山林進行駐屯的李勉，接到了楊翁子給他的書信。

    李勉看著書信的內容，沉默一番才將書信用火摺子燒掉。

    李勉不認為楊翁子會無緣無故給他一個警告。或者是說楊翁子向他發出警告書信，那麼就意味著楊翁子擔心原本在雲中城一帶的匈奴大軍，真的會採取分兵的方式向其他地方發起攻擊。

    李勉麾下的一萬多騎兵，也許面對同等數量或者是敵人人數多一點的匈奴騎士，在戰鬥力方面已經不落於下風，但是假如對面的匈奴人騎手是三倍甚至是更多的話，就算是已經成為一個有著相當戰鬥經驗以及在訓練騎士方面也有一定成果的人，李勉自己可沒有太多的自信能夠取得全勝。

    這個情況是李勉不想面對，但是不得不去面對的事情。

    而這一點在某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張嘉師信奉一個情況而帶來的後果。

    那就是張嘉師自己並沒有太過追求「後世」的優越性，而注重的是實際情況所導致的。

    ……

    就以一本並不算是兵書，但是在謀略學方面往往與孫子兵法並稱的書籍而言，就存在這麼一個情況。

    而這本書籍，就是「三十六計」。

    《三十六計》或稱三十六策，是指中國古代三十六個兵法策略，語源於南北朝，成書於明清。

    「三十六計」的核心觀點是：解語重數不重理。蓋裡，術語自明；而數，則在言外。若徒知術之為術，而不知術中有數，則數多不應。且詭謀權術，原在事理之中，人情之內。

    倘事出不經，則詭異立見，詫事惑俗，而機謀洩矣。

    或曰，在三十六計中，每六計成為一套，第一套為勝戰計；第二套為敵戰計；第三套為攻戰計；第四套為混戰計；第五套為並戰計；第六套為敗戰計。

    瞞天過海是第一計，其出處是：公元589年，隋朝將大舉攻打陳國。這陳國乃是公元557年陳霸先稱帝建國，定國號為陳，建都城於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戰前，隋朝將領賀若弼因奉命統領江防，經常組織沿江守備部隊調防。每次調防都命令部隊於歷陽集中。還特令三軍集中時，必須大列旗幟，遍支警帳，張揚聲勢，以迷惑陳國。

    果真陳國難辨虛實，起初以為大軍將至，盡發國中士卒兵馬，準備迎敵面戰。可是不久，又發現是隋軍守備人馬調防，並非出擊，陳便撤回集結的迎戰部隊。如此五次三番，隋軍調防頻繁，蛛絲馬跡一點不露，陳國竟然也司空見慣，戒備鬆懈。直到隋將賀若弼大軍渡江而來，陳國居然未有覺察。隋軍如同天兵壓頂，令陳兵猝不及防，遂一舉拔取陳國的南徐州。

    《永樂大典?薛仁貴征遼事略》記載：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御駕親征，領三十萬大軍以寧東土。一日，浩蕩大軍東進來到大海邊上，帝見眼前只是白浪排空，海茫無窮，即向眾總管問及過海之計，四下面面相覷。忽傳一個近居海上的豪民請求見駕，並稱三十萬過海軍糧此家業已獨備。

    帝大喜，便率百官隨這豪民來到海邊。只見萬戶皆用一彩幕遮圍，十分嚴密。豪民老人東向倒步引帝入室。室內更是繡幔彩錦，茵褥鋪地。百官進酒，宴飲甚樂。

    不久，風聲四起，波響如雷，杯盞傾側，人身搖動，良久不止。太宗警驚，忙令近臣揭開彩幕察看，不看則已，一看愕然。滿目皆一片清清海水橫無際涯，哪裡是什麼在豪民家作客，大軍竟然已航行在大海之上了！原來這豪民是新招壯士薛仁貴扮成，這「瞞天過海」計策就是他策劃的。

    「瞞天過海」用在兵法上，實屬一種示假隱真的疑兵之計，用來作戰役偽裝，以期達到出其不意的戰鬥成果。

    很明顯，秦帝國的人不會明白瞞天過海的故事，但是這種虛實兵法的使用，事實上卻早有運用。

    類似瞞天過海這種計策的情況，在三十六計當中並不是少數。

    以逸待勞的典故如下：

    三國時，吳國殺了關羽，劉備怒不可遏，親自率領七十萬大軍伐吳。蜀軍從長江上游順流進擊，居高臨下，勢如破竹。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直至彝陵，哮亭一帶，深入吳國腹地五六百里。孫權命青年將領陸遜為大都督，率五萬人迎戰。陸遜深諳兵法，正確地分析了形勢，認為劉備銳氣始盛，並且居高臨下，吳軍難以進攻。

    於是決定實行戰略退卻，以觀其變。吳軍完全撤出山地，這樣，蜀軍在五六百里的山地一帶難以展開，反而處於被動地位，欲戰不能，兵疲意阻。相持半年，蜀軍鬥志鬆懈。

    陸遜看到蜀軍戰線綿延數百里，首尾難顧，在山林安營紮寨，犯了兵家之忌。時機成熟，陸遜下令全面反攻，打得蜀軍措手不及。陸遜—把火，燒燬蜀軍七百里連營，蜀軍大亂，傷亡慘重，慌忙撤退。陸遜創造了戰爭史上以少勝多、後發制人的著名戰例。

    ……

    除了三十六計之外，被認為是作為三十六計的引子的《宋書?檀道濟傳》同樣在這個時候不見蹤影：

    檀道濟，是高平金鄉縣人，世代居住在京口。少年時成為孤兒，守喪禮儀齊備，事奉哥哥姐姐以謙和恭謹見稱。宋武帝樹立義旗，道濟與兄長檀韶、檀祗等隨從平定京城，一同在武帝建武將軍府中參謀軍事。逐漸陞遷為太尉參軍，被封為作唐縣男。

    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檀道濟為前鋒，所到之處望風降服。徑直開進洛陽，一些人認為所抓獲的俘虜應該全部殺掉，以作為京城的一大壯觀。檀道濟說：「討伐罪人，慰撫民眾，正在今天。」把俘虜全部釋放送走。由此中原人感戴歡悅，歸附的人十分眾多。長安平定後，任命他為琅笽內史。

    宋武帝承受天命，由於他輔佐登基的功勞，改封為永修縣公，位居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生病，給他配備了儀仗二十人。後來出京擔任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徐羨之等人謀劃廢立皇帝，婉言勸說檀道濟入朝，告訴他說將要廢黜廬陵王劉義真，檀道濟屢次述說不可以這樣做，到底沒有被採納。即將廢黜皇帝的那天夜裡，檀道濟到了領軍府，在謝晦那裡住宿，謝晦惶恐喘息不能入睡。而檀道濟倒下便睡熟了，謝晦由此對他十分佩服。

    文帝即位，配給他樂隊一部，晉封為武陵郡公。他堅持推辭。檀道濟平時與王弘要好，當時王弘受皇帝知遇正深，檀道濟更加拉攏攀附，經常連通徐羨之等人，王弘也非常依靠他。皇帝將要誅殺徐羨之等人，召見檀道濟，想讓他率兵西討。

    王華說：「不能這樣。」皇上說：「道濟是跟從別人的，過去都不是他出的主意，慰撫而任用他，一定用不著擔心。」檀道濟來到的第二天，皇上殺死了徐羨之、傅亮。隨後派檀道濟和中領軍到彥之為前驅進行西伐，皇上向檀道濟詢問策略。回答說：「我過去與謝晦一同隨從北征，入關的策略若是十條，謝晦所出的就要佔其中的九條。

    他的才能謀略精明幹練，幾乎難以敵對；然而不曾孤軍決勝，打仗恐怕不是他的優長。我熟悉謝晦的智謀，謝晦熟悉我的勇氣。現在奉了皇上的命令外出征討，必定是不待列陣就把他捉住。」當時謝晦本以為檀道濟會與徐羨之一同被殺，忽然聽說率軍殺來，於是不戰自潰。事情平定後，改任他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元嘉八年，到彥之侵入魏國，已經平定了黃河以南，後來又喪失了它。檀道濟擔任征討軍隊的總指揮，向北攻佔地盤，轉戰到了濟水上，魏軍強盛，於是攻克了滑台。

    檀道濟當時與魏軍打了三十多仗，大多數戰勝，進軍到歷城，因為運輸物資用盡而返回。當時投降魏國的人詳細說明糧食已經吃光，因此士卒憂慮恐懼，都沒有了堅強的鬥志。檀道濟趁夜間喊報時辰，聚量沙土，用所餘下的少量米撒在上面。到了早晨，魏軍認為儲備的糧食有餘，所以不再追趕，以為投降的人是胡說，斬首抵罪。

    當時檀道濟兵少力弱，軍中十分恐懼。檀道濟就命令軍士全都披掛盔甲，外穿白衣服，坐著車子慢慢地出去到外面走動。魏軍恐怕有埋伏，不敢逼近，於是他便回來了。檀道濟雖然沒有平定黃河以南地區，但是保全了軍隊安然返回，雄武的名聲大振。魏軍對他十分害怕，畫他的像用來祛除惡鬼。歸來以後，晉陞為司空，鎮守襄陽。

    道濟立功於前朝，威名很大，左右的心腹都身經百戰，他的各個兒子又都很有才氣，因而朝廷對他心存畏懼和懷疑。當時也有人這樣看他，說：「怎麼能知道他不是司馬仲達呢？」

    宋文帝臥病多年，多次遇到危險，領軍劉湛貪圖執掌朝政，恐怕檀道濟有不同說法，又彭城王劉義康也害怕皇帝去世，檀道濟不再可以控制。元嘉十二年，皇上病重，正遇上魏軍南伐，召檀道濟入朝。

    他的妻子向氏說：「功勛高於世人，這是道家的忌諱，現在無事而相召見，該是災禍到了。」等趕到那裡，皇上已經痊癒。十三年春，即將派他返回原鎮，走到水邊還沒出發，有一群好似鷦鷯的鳥聚集在船上悲哀地鳴叫。

    正遇上皇帝疾病發作，劉義康偽造詔書召檀道濟入宮，說是為他餞行，將他抓住交給廷尉，他和他的兒子給事黃門侍郎檀植、司徒從事中郎檀粲、太子舍人檀混、征北主簿檀承伯、秘書郎中檀尊等八人一齊被殺。當時的人們唱道：「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檀道濟死的那天，建鄴地震，有白毛生長。又殺死了司空參軍薛肜、高進之，都是檀道濟的心腹。

    檀道濟被捕之後，十分憤怒，氣勢極盛，目光如同火炬，頃刻間拿酒來喝了一斛。然後脫下頭巾扔在地下，說：「竟然毀掉你們的萬里長城！」魏國人聽了這個消息，都說「檀道濟已經死去，吳地的小輩們不值得再害怕了。」從此連年南下攻伐，有飲馬長江的志向。

    文帝問殷景仁說：「誰可以繼承道濟？」回答說：「道濟是因為屢建戰功，所以才樹立起威名，其餘的人只是沒有被任用罷了。」文帝說：「並不是這樣的，過去有李廣在朝中，匈奴不敢向南侵犯，而後繼者又有幾人呢？」元嘉二十七年(450)，魏軍到達瓜步，文帝登上石頭城遠望，臉色非常憂愁。慨嘆道：「如果有道濟在世，那會弄到這種地步！」

    ……

    可以說，若是張嘉師將包括三十六計在內的兵書或者是謀略內容教授將領，那麼對於秦帝國的軍事而言，也許有著更豐富的發展方式，但是這種改變是非常多方面的。

    張嘉師並不希望在這方面進行貿然變動，繼而引發一連串的負面效果。

第三章 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合適的（中）

    正所謂最好的不一定是先進的，而一般而言，最合適的才算是最好的。

    就以火藥武器的情況而言，比較原始的火藥武器，比如說火門甚至是火繩，對於相對比較成熟的冷兵器，在很多方面是沒有優勢的。

    張嘉師通過青玉靈書，固然是有著大部分東方武器的方式，但是這些武器相對而言的成本更高，而在作戰性能方面則是不如冷兵器。

    就以的情況來說，一把即使是加裝了刺刀的火繩，在面對長矛等等，是處於對抗劣勢的。

    一般而言，火繩的長度最多不過兩米。而這個時期的秦帝國的長兵器一般在兩米以上，這麼一來，火繩在近戰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是處於劣勢的。

    當然，提升火繩的近戰能力或者是研發燧發也是一個方面的改變，但是毫無疑問的，秦帝國眼下並沒有發展出較為先進的燧發的基礎。或者是說，本身對於火器發展不明所以的張嘉師，在脫離了青玉靈書的幫助範疇之後，在這一方面而言，他就只能夠呵呵了。

    ……

    而同理，後世的兵書的一些實戰記錄或者是陣型演變，主要是以當其時的軍事編制以及軍隊裝備作為運用前提的。

    先秦時期流行的車陣，與火器時期用來作為防禦作戰為主體的車陣，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兩個範疇。

    先秦時期的戰車是衝擊敵人戰陣的主體，而後世用來作為防禦的武剛車為首的防禦型車陣，所需要的陣型甚至是人員裝備訓練都是另外一個範疇。

    這對於秦帝國眼下的軍事編製為主體的整體情況，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張嘉師自身並不希望在這一方面進行根本性的改變。

    而張嘉師在執掌秦帝國幾年的時間當中，戰車的存在感可以說相對較為薄弱。

    這是因為張嘉師在遼東軍團的基礎上，張嘉師逐漸加強發展騎兵部隊的力度。

    而在戰亂當中，秦軍的騎兵部隊相對而言同樣也發揮出比起戰車部隊更大的作用。

    但是這不代表眼下秦帝國並沒有取消戰車部隊這一個編制，相反，在一些平原地區的城邑或者是內地的大部分郡縣，戰車部隊依舊是佔據著一個很大的比重。

    在這個時候的戰車為木質結構，一般在重要部位裝有青銅件，通稱車器，用以加固和裝飾。

    而在車戰的起始階段，使用戰車的數量較少。據《呂氏春秋》記載，夏朝末年，商湯與夏人戰於戉邑，僅使用了戰車70乘。商末，在周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中，達到一次動用300乘的規模。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兼併戰爭的加劇，戰車數量有了明顯增加。到春秋末期，一些大的諸侯國，如晉國和楚國，擁有戰車的數量已達4000乘以上。

    到春秋戰國之交，由於封建生產關係的發展，擁有大量步兵的新型軍隊開始組成。而鐵兵器的採用和**的，又使步兵得以在寬大正面上，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齊的車陣進攻。戰車車體笨重，駕馭困難，其機動性受地形和道路條件的限制，遂逐漸被步兵、騎兵取代。但是，這一作戰方式的演變過程是極其緩慢的，直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戰車數量仍相當可觀，大規模的車戰仍然時有發生。

    如《史記?張儀列傳》記載，當時秦軍的組成是「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但這時的戰車已不再擔負主要的作戰任務，車戰也不再是軍隊作戰的主要方式。

    戰車是戰術性的武器，而騎兵變成了戰略性的力量，戰爭並不一定是雙方拼得你死我活的硬撼.軍隊的機動性在戰略方面表現得更好.中國在唐朝以後之所以對遊牧民族的戰爭屢顯劣勢就是因為失去了產馬地，部隊喪失了機動性，只能固守，無法追擊.

    沒有機動性的軍隊雖然規模龐大，但是無法尋殲敵主力，反過來，具有高機動性的騎兵，總是能獲得戰場主動權，並能夠在戰鬥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安全撤出戰鬥.同樣道理，戰車的機動性劣於騎兵，雖然威力大，但是缺乏機動性，同樣多的馬匹建立的戰車部隊，還需要步兵的協同.花費大於騎兵部隊，卻缺乏騎兵的機動性，全騎兵部隊顯然更有優勢，有時體現在戰略機動性上.

    張嘉師不是沒有想過完全取消戰車這一個編制，而完全依靠騎兵部隊對匈奴作戰。

    但是白起勸告張嘉師不要在這一方面輕舉妄動。

    而聽從白起勸告的張嘉師，並不知道的是，即使是在明朝這個馬匹相對較為寬裕的朝代，戰車部隊依舊是一支很重要的編制部隊。

    ……

    後世有一種觀點，是關於明朝戰車部隊的理解：

    隨著宋朝以後發展了出現了，戰車除了當做移動堡壘外，還被變成了運輸車輛用來運輸火炮等。

    如明朝初年就大量運送火器如原始火箭的車以及火箭等物資。隨著的發展，明朝人開始又一次結合發展新的戰車作戰思想和原始時代的戰車。這一點尤其到了明朝中後期，得到了體現。

    大明的戰車具備屏蔽的車和威力很強的火炮的結合物。

    眾多戰車組成的車營，是集城他的防禦性、戰車機動性和火炮的殺傷性於一體，能攻、能守、能動，也就是現在自行火炮、乃至現在坦克戰車的雛形。

    而戰車的大發展時期是在嘉靖到萬曆這一段時間之內，其中對戰車發展作出了相當重要貢獻的兩位將領是：戚繼光、俞大猷。

    明朝與歷史上的中原農耕政權一樣，都受到了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由於的發展使得明朝又了更多對付這些遊牧族的戰爭思想，如結合遠程打擊能力和大車的機動性來對付遊牧騎兵——這是與歷朝歷代大不一樣，雖然明朝同樣重視養馬——不像宋朝由於沒有建制騎兵，所以宋朝人用步兵陣型對抗騎兵，甚至不惜變成機動性很差的重型步人甲，這也是宋朝對金、遼為何勝率高而殲敵少，步兵根本就沒法乘勝追擊騎馬部隊甚至是騎兵。

    明在寧夏那邊就有很好的牧馬場，但是明卻不是以騎克騎為重點，而是用車克騎。

    正是有了火器的發展，才讓這種思想流行起來，按照戚繼光的說法是：戰車「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御」。

    為此，戚繼光更多考慮到打戰時能立於不敗之地，從而戚繼光的戰車思想更重視防禦力——即偏廂車：車車相聯，形成車城，更利於防守。而俞大配則相反，更多考慮以戰代守，俞大猷指出：「車必藉火器以敗賊，火器必藉車以拒馬.二器之用實相須也。」

    俞大猷發展了正廂車：前有屏障，更利於前行作戰。偏廂車、正廂車這兩種戰車可以說是當時諸多戰車形制的代表，成為了明朝的兩種主戰戰車；不管哪一種戰車，在火器加戰車思想的影響之下，他們在戰車上裝備了更多、更先進的火器。

    據說戚繼光的重車營.每車裝備大佛郎機2架，每架配備9個子統，全營佛郎機256架；鳥銃手配備鳥銃l桿，全營有鳥銃512桿；火箭手每人配火箭60枝，全營共火箭15360枝。一車使用火器的人數已佔總人數的70%以上。

    另外，每營還有火箭車4輛，還有大炮車4輛。而火器的質量也有較大的提高，以西方傳入的鳥銃、佛郎機代替了明初的手銃和碗口銃，以仿西方的無敵大將軍炮代替了傳統的炮。可見，戚繼光的軍隊已經從冷兵器為主變成了為主。

    這估計也是戚繼光在北方長城駐守時多次打敗蒙古遊牧部落，而且基本上是徹底壓制住了他們，迫使他們不敢在依仗騎兵快速便捷來搶劫，而是不得不老老實實坐下來通過互市和平共處。

    而戚繼光的軍隊建設思想也是符合當時科技發展，符合當時從冷兵器向發展潮流的，這在當時還是相當先進的。

    與此配套，戚繼光的戰法是，敵騎進攻，車列方營，鳥銃、火箭、佛郎機輪番施放。如敵不退.火箭車和大將軍車上的火器齊發。這眾多威力較強的火器輪番施放，可以終日不停。

    在這種情況下、敵馬驚亂，鮮有不敗退的。即使敵強悍，後來能不敗退而逼近，則附車的兵出車列成陣勢，藤牌手在前，次手，次鳥銃手改用長刀，同敵人腸殺，然後有秩序地退回車內。如敵敗退，則出騎兵進行追擊。——可見戚繼光結合當時的技術條件，採用了遠程火器打擊和近距離冷兵器的步兵結合再加上擊退敵兵後，騎兵追擊擴大戰果。

    對比之下，俞大猷京營戰車上的火器是相對較少的，每車只有大佛郎機1架，湧珠炮2位。但他最初設想是「每車大佛郎機一座，中佛郎機二座、鳥銃二桿，地連珠二桿，湧珠大炮二位，夾靶快十桿」，如果那樣的話火器的威力更大，只是後來沒有完全按著這個設想辦罷了。

    即使如此，實際配備的火炮，一車營也有360架位，火力也還是較強的。相應配套的戰法是：敵騎進攻，車列方營，施放火器，打擊敵人。敵人在火器的打擊下，難以接近戰車，車車相連，車前有屏蔽和大頭.即使敵騎接近戰車，也難以逾車而衝入陣中。敵退卻，車方陣迅速變車橫陣，向敵推進。如敵大退，則騎兵出車追擊。

    戰車的速度相對於騎兵依舊是劣勢，但是卻能夠讓敵人的騎兵部隊無法短時間整合，以及對受傷的騎士也有著很大的威脅。

    從以上兩位軍事家的戰車兵來看，戰車營（戰車兵）其實是機動火器營+防禦陣型（思想上是類似現在的戰車坦克）。車載運火器，便於機動，車又可以屏蔽敵人的矢石，保護火器，從而能充分發揮火器的威力。這種車載火器在歷史上也是創舉；就當時的技術而言，較好地解決了重型火器機動作戰與車、步、騎協同作戰問題。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明朝的作戰模式已經向著時代過渡，明朝的冷兵器騎兵作用進一步的降低，而以戰車+步兵陣型+追擊擴大戰果的騎兵來克制對方遊牧騎兵成為了明朝戰略思想的主流。

    明代火器的大發展使中國向著時代過渡，而且明代出現了大量的火器專家和這兩位非常牛的戰法軍事思想家，這顯然是符合社會發展潮流的，這兩位軍事家的思想在當時世界也是屬於先進和發展方向的。可悲的是，滿清入關繼而奪得天下卻打斷了這一進程，使中國重新回到了冷兵器的時代。在反觀滿清，出了在玄燁期間出現了曇花一現的火炮輕便化——為的是便於在西南的山路上運送火炮，通過火炮來壓制吳三桂外，就沒有什麼火器發展和應用。

    三藩事件結束後，滿清連火炮技術也停滯下來了——為了增加射程只知道增加重量，鴉片戰爭時期上萬斤的大炮射程居然不如英國人輕的多的大炮，而且滿清的火炮基本上是固定炮台，有的連射擊角度都不能調整，跟明朝中後期移動式火炮形成了鮮明對比。

    縱觀滿清一朝，如果說還算比較重視火炮的話，那麼對於單兵火器的發展就幾乎為零了，這大概是因為玄燁覺得火炮需要多人操作還可以控制住，而就是單人就能操作了，而且一旦繼續發展可是騎兵的終結者，於是乎戴梓就被發配到東北去了——不能再搞火器研究了，同時再大量的故意誤導——宣傳騎射無敵和貶低。可見如果從兵器科技發展來講，滿清入關是大大的退步了。

    ……

    而以上的觀點事實上並不完善，在一些細節上則是得到一些補充：

    車載火器也不是戚繼光和俞大猷開始的，戰術模式也並非什麼創舉，更早些時候的明朝就有部分人這麼幹了。俞大猷和戚繼光只是進一步發展完善。

    至於戰果，車陣雖然讓明軍在和蒙古騎兵野戰的戰力得到了強化，但是嚴格來說，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斬級數的戰例，不過明朝時期斬首一百多級就算是捷報，某些車陣的戰果以此基礎上還是可以的。對付幾乎沒有火器裝備的蒙古人還是勉強可以的。

    至於和後金的作戰，水準比較高的還是孫承宗編練的車營與後金的稍微有些看頭，但是後金以牛車拉動的火炮，機動明顯更好，再加上其他兵種的配合，往往出現單一面的火力集中程度超過，明軍分散四面的車陣火力。明軍車陣的屏障被擊垮一面時，後金的突擊就開始了

    其實車陣的出現，代表了軍隊素質的問題，想早起的明朝北伐蒙古時，車陣配屬的是後勤運糧的部隊，當被襲擊就擺車陣。主力部隊可以直接開片的。隨著明軍質量下降，車陣才不得已而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