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玄幻] 定秦曲 作者:蒼穹戰狼(連載中)

 
Babcorn 2016-12-14 15:51:10 發表於 玄幻奇幻 [顯示全部樓層] 回覆獎勵 閱讀模式 949 44079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39
第一四六章

    在中國文化歷史的發展當中,蒙古人可以說是第一個對華夏民族以及中華文化產生最深遠災難的民族。

    但是有些地方很有意思的是,作為蒙古帝國的創建者,鐵木真在某個意義上卻是一個最終接觸漢文化並且進行部分接受的蒙古大汗。

    這也可以說是蒙古帝國在接收漢化的開端。

    ……

    在這個開端當中,有兩個人是對鐵木真相當有影響的。一個是前遼國貴族後裔的耶律楚材,另外一個人則是全真道「七真」之一的丘處機。

    耶律楚材的名字據說本身就有著契丹人漢化的味道:其名及字均取自《春秋左氏傳》中的「楚雖有材,晉實用之」的典故。

    而不僅僅是如此,耶律楚材在漢文化的學習當中,其家族底蘊可以說讓其在很多方面都接收到良好的教育基礎:

    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們家世代仕於金朝,常居燕京。當時燕京有深厚的漢文化的基礎,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漢文化熏陶,形成了讀書知禮的家風。耶律楚材從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學說來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秉承家族傳統,自幼學習漢籍,精通漢文,年紀輕輕就已「博及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為文,若宿構著」。

    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蒙古軍攻佔燕京,成吉思汗得知他才華橫溢、滿腹經綸,遂派人向他詢問治國大計。

    據格魯塞《草原帝國》記載:「佔領北京後,在願意支持蒙古統治的俘虜中,成吉思汗選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博得成吉思汗的喜愛,被任命為輔臣。」

    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隨成吉思汗西征,常曉以征伐、治國、安民之道,屢立奇功,備受器重。

    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年),又隨成吉思汗征西夏,諫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發殺戮,使貪暴之風稍斂。

    而在這之後關於耶律楚材的記載,主要就是窩闊台之後的事情了。

    耶律楚材成為成吉思汗的輔臣之後,很有可能是處於自身的位置而學習了蒙古語言。這樣的話有助於其在相應的職位上更好的進行發揮。

    而耶律楚材的著名法律《便宜十八事》的內容,張嘉師並沒有在青玉靈書當中找到,而《元史?耶律楚材傳》也沒有詳細的記載:

    耶律楚材上奏:「凡是地方州郡應該讓行政長官專門管理民事,萬戶統管軍政,凡是地方所掌管的徵收賦稅的事務,權貴不能干預。」

    又推薦鎮海、粘合二人,與他共同工作,權貴都不服氣。鹹得卜因為過去跟耶律楚材有仇,尤其忌恨他,在宗王面前誣陷道:「耶律中書令專門任用自己的親信故舊,必定懷有叛逆之心,應該奏請皇帝殺掉他。」

    宗王派人告訴皇帝,太宗覺察到這是誣陷,就斥責了來人,把他打發回去。接著有人控告鹹得卜有犯法行為,太宗命楚材審理此事,耶律楚材上奏說:「此人驕傲自大,因而容易招來別人的攻擊。現在正要對南方用兵,以後再作處理也不晚。」太宗私下對侍臣說:「楚材不計較私仇,真是寬厚長者,你們應當傚法他。」宮中顯貴可思不花奏請召募採金銀的役夫以及到西域種田、栽葡萄的人戶,太宗下令在西京宣德遷移一萬多戶來充當。楚材說:「先帝遺詔中說,山後的百姓質樸,和蒙古人沒有區別,遇到危難時可以利用,不應輕易遷移他們。如今即將征討河南,請不要分散山後百姓,以便在這次軍事行動中使用他們。」太宗同意了他的請求。

    壬辰年春天,太宗南下征討,將要渡黃河,詔令逃難的百姓,前來投降的可以免死。有人說「這些人危急的時候就投降,沒事的時候就逃走,只對敵人有好處,不能寬大處理。」

    耶律楚材請求製作幾百面旗子,發給投降的難民,讓他們返回鄉里,很多人因此得以保全性命。按照蒙古傳統的制度,凡是攻打城池,敵人用弓箭和石塊襲擊的,就是違抗命令,攻克之後,必定將城中軍民全部殺死。

    汴梁將要攻下,大將速不台派人來說:「金人抗拒了很長時間,我軍死傷很多,汴梁攻克之日,應該屠城。」耶律楚材急忙進去上奏道:「將士們辛苦了幾十年,想要得到的不過是土地和人民。得到了土地而失去了人民,又有什麼用呢?」太宗猶豫不決,楚材又說:「能工巧匠,富裕人家,都集中在這裡,如果將他們全部殺死,將會一無所獲。」

    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見,下詔只處罰完顏氏一族,其餘都不追究。當時躲避打仗而住在汴梁的有一百四十七萬人。耶律楚材又請求派人進城,尋求孔子的後代,找到孔子的五十一代孫孔元措,奏請由他繼承「衍聖公」的封號,將孔林、孔廟的土地交付給他,命令他收集金朝的太常禮樂生。

    又徵召著名的儒生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人,讓他們將《九經》譯成口語,講給太子聽。又率領大臣們的子孫拿著經書講解其中的含義,使他們知道聖人的學說。在燕京設置編修所,在平陽設置經籍所,從此文明教化開始興盛。

    當時河南地區剛剛攻下,俘虜很多,蒙軍返回,俘虜逃跑的有十分之七、八。皇帝下令:凡是收留和資助逃亡者的,處死全家,同村鄰里也要連坐。因此,逃亡者沒有人敢收留,大多餓死在路上。耶律楚材平心靜氣地對太宗說:「河南已經平定,這裡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兒女,還會走到哪裡去呢!何必因為一個俘虜,而使幾十個上百個人牽連受死呢?」

    太宗醒悟,下詔解除了這個禁令。金朝滅亡後,只有秦、鞏等二十多個州很久沒有投降,楚材上奏道:「過去我們的百姓逃避罪罰,有的集中在這些地方,所以拚死抵抗,如果答應不殺他們,將不攻自破。」赦免死罪的詔令一下,這些城池都投降了。

    甲午年,討論將中原百姓登記編戶,大臣忽都虎等人建議以成年男子為徵稅對象。耶律楚材說:「不行。成年男子逃走,那麼賦稅就徵收不到了,應當以戶為徵收對象。」爭論多次,終於確定以戶為徵收對象。當時將相大臣獲得的俘虜,往往寄存在地方州郡,楚材利用登記戶口的機會,下令將俘虜全部登記為平民,凡是隱藏私佔的處以死刑。

    而很有可能,《便宜十八事》就是這方面的記載的整合而非單獨列出來的法律條文。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光是耶律楚材繼續希望傳承儒家學說的相關描述,那麼耶律楚材則是在蒙古帝國高層內為保護中華文化而出了很大的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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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除了耶律楚材之外,丘處機也算是讓中華文化進入到蒙古帝國高層的一個重要人物。

    在後世,丘處機的名氣更多是出自於著名武俠小說作家查良鏞(就是金庸,其筆名很有可能就是鏞字拆解而成)筆下著作《射鵰英雄傳》當中的長春子丘處機。

    但是在道教體系當中,丘處機的名氣事實上要遠比起小說中的丘處機要有名頭。

    而丘處機在中華文化的宗教方面的代表文化進入蒙古帝國當中,主要是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當中有著相當直觀的描述。

    當然,這裡只是選擇性描述有代表性的內容,那就是在蒙古帝國當中,與丘處機有著相當關係的詔書:

    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師:省所奏應詔而來者,備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端。命臣奉厥元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遠。兩朝屢詔而不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雲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軍旅臨試,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是用載揚威德,略駐車徒。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游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幾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指不多及。

    聖旨四首,其一:

    成吉思皇帝聖旨道與諸處官員每:丘神仙應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唸誦經文告天底人每,與皇帝祝壽萬萬歲者,所據大小差發賦稅都休教著者。據丘神仙底應系出家門人等隨處院舍,都教免了差發賦稅者,其外詐推出家,影佔差發底人每,告到官司,治罪斷案。主者奉到如此,不得違錯,須至給照用者。右付神仙門下收執。

    其二:照使所據:神仙應系出家門人,精嚴住持院子底人等,並免差發稅賦。准此。癸未羊兒年三月日。

    其三:宣差阿里鮮面奉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奏知來底公事,是也煞好。我前時已有聖旨文字與你來,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好的歹的,丘神仙你就便理[會]。合你識者,奉到如此。癸未年九月二十四日。

    其四: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麼?路里飲食廣多不少來麼?你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覷你來麼?下頭百姓得來麼?我這裡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丘處機)請疏三首:

    其一: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謹請真人長春公住持天長觀者:竊以必有至人,而後可以啟個中機;必有仙闕,而後可以待方外士。天長觀者:人間紫府,天上福田。若非真神仙人,誰稱此道場地?仰惟長春上人:識超群品,道悟長生。舌根有花木香,胸襟無塵土氣。實人天之眼目,乃世俗之津梁。向也乘青牛而西邁,不憚朝天;今焉奉紫詔而南迴,正當傳道。幸無多讓,早賜光臨。謹疏。癸未年八月日。

    其二:宣撫使、御史大夫王,敦請真人師父住持燕京十方大天長觀者:竊以應變神龍,非蹄涔所能止;無心野鶴,亦何天不可飛?故蒙莊出遊,漆園增價;陳摶歸隱,雲台生光。不到若輩人,難了如此事。伏惟真人師父:氣清而粹,道大而高。已書絳闕之名,暫被玉壺之謫。以千載為旦暮,以八極為門庭。振柱史之宗風,提全真之法印。昔也三朝之教主,今茲萬乘之國師。幾年應詔北行,本擬措安於海內;一旦回轅南邁,可能獨善於山東?維太極之故宮,實大燕之宏構。國家元辰之所在,遠近取則之所先。必欲立接人之基,如宅首善之地。敢輒伸於管見,冀少駐於霓旌。萬里雲披,式副天人之望;四方風動,舉聞道德之香。謹疏。癸未年八月日。

    其三:燕京行尚書省石抹公,謹請丘神仙久住天長觀者:竊以時止時行,雖聖人不礙滯於物,而君子有恆久之心。於此兩端,存乎大致。長春真人:重陽高第,四海重名。為帝者之尊師,亦天下之教父。昔年應聘,還自萬里尋思干;今日接人,久住十方天長觀。上以祝皇王之聖壽,下以薦生靈之福田。頃因譏察於細人,非敢動搖於仙杖。不圖大老,遂有遐心。況京師者,諸夏之本根,而遠近取此乎法則。如謂舍此而就彼,是謂下喬而入幽。輒敢堅留,幸不易動。休休莫莫,無為深山窮谷之行;永永長長,而作太極瓊華之主。謹疏。丙戌年八月。

    從以上的內容可以看到的是,因為丘處機對於成吉思汗的影響在某個意義上甚至是遠超於耶律楚材,而道教或者是全真道當其時甚至是已經成為一個在蒙古帝國控制區內的特權階層。

    而在某個意義上而言,全真道在蒙古帝國甚至是元帝國時期並沒有遭受到太大的影響,丘處機的功勞功不可沒。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39
第一四七章

    南宋的滅亡,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承可以說是受到相當深遠的打擊。

    但是在某個意義上,滅亡南宋的元帝國,本身就起到了對相應文化傳承的作用。

    比如說在元帝國中後期的政治格局當中,蒙古人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可以說越來越大。

    但是這種影響對於元帝國的根本是沒有什麼重大的改變。而後世對於這種漢化的情況,認為是元帝國進行的漢化是相對畸形的。

    只不過正如某種觀點所言的一樣,與農耕民族越接近的民族,對於漢化的接受程度就越大。而蒙古人本身是遊牧民族,其對漢化的接受程度自然遠不如作為漁獵體係為主的民族,比如說女真,鮮卑等要深入。

    ……

    中國古代諸北族王朝,在入主中原後受到漢族農業文明的熏陶,走上漢化道路,是一個總的歷史趨勢。但如具體分析,它們各自受漢文化影響的深淺和疾緩,是大有差別的。就元朝而言,它的漢化道路與北魏、金、清等進入內地的北族王朝相比,顯得尤為艱難、尤為迂迴曲折,可用「遲滯」二字概括。所謂「遲滯」,不是指停止不動,而是指進展遲緩。

    大蒙古國的草原本位政策,決定了蒙古大汗對漢地只採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造成「漢地不治」的局面。忽必烈即位後,改弦更張,推行漢法,將統治重心由漠北移到漢地,從而在漢化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然而忽必烈推行漢法的方針,從一開始就是不徹底的。

    隨著政權設置大體完備和儀文禮制初步告成,進一步推行漢法、彌合文化差異的工作趨於停滯。此後終元一代的漢化進程,雖在個別問題上還有發展,但總體來看並未越出忽必烈所畫的圈子。大量阻礙社會進步的蒙古舊制,因為牽涉到貴族特權利益,都在「祖述」的幌子下得到長期保存。統治者熱衷於對外擴張、對內斂財,使社會元氣在尚未充分恢復的情況下不斷受到新的打擊。

    凡此種種,都使得元朝成為一個沒有「盛世」、享年不永的大一統王朝。文化上的畸形漢化

    蒙古貴族起初信仰多神的薩滿教,後來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侶為帝師,對其狂熱崇拜,皇帝親自從之受戒。

    相比之下,儒學在蒙古統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遜色得多。由於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他們對儒家學說的概念、體系感到難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對儒學產生一些興趣,但體會粗淺,後來在理財問題上與儒臣發生分歧。直到元亡前夕,可以說儒家思想始終沒有被明確樹立為治國主導方針,失去了「獨尊」的地位。語言文字的使用也反映出類似情況。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創製「蒙古新字」,頒行天下,凡官方文書必用其書寫。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

    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宮廷中主要使用蒙語。

    史料記載忽必烈與儒臣許衡的對話情況說:「先生每有奏對,則上自擇善譯者,然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覺其非而正之。」

    可見忽必烈雖有一定程度的漢語水平,但仍不能完全脫離翻譯。作為統治者,對漢語文如此生疏,其統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而蒙古文的基礎可以說在當其時而言,是最為淺薄的文字體系。

    蒙古文字是用來書寫蒙古語的文字,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蒙古族通用的回鶻式蒙古文;以及蒙古國主要使用的西里爾蒙古文。

    蒙古文字從蒙古人開始紀錄自己的語言以來,就有很大的變化。在過去蒙古語還未有文字的年代,要記錄蒙古語就要採用其他友好鄰族的語言文字。傳統蒙文是在回鶻文字母基礎上形成的。

    早期的蒙古文字母讀音、拼寫規則、行款都跟回鶻文相似,稱作回鶻式蒙古文。

    蒙古人發跡於斡難河之時,本來是沒有文字的。

    1204年,成吉思汗征討乃蠻人之時,乃蠻人掌印官回鶻人塔塔統阿雖然遭逮捕,依然守著國家的印信。成吉思汗非常嘉許他忠於自己國家的行為,遂命令他掌管蒙古國的文書印信,並命令他教授太子、諸王畏兀字以書寫蒙古語。蒙古人至此時便采畏兀字母以書寫蒙古語,學界稱為回鶻式蒙古文,蒙古族開始採用回鶻字母拼寫自己的語言。

    這種書寫系統是現行蒙古文的前身。其字母讀音、拼寫規則、行款都跟回鶻文相似。回鶻式蒙古文字母表至今尚未發現直接的文獻記載。

    據後人對這種文字材料進行分析,歸納出19個字母。其中,5個表示元音,14個表示輔音。每個字母視其出現在詞裡的位置不同,寫法略有變化,分詞首、詞中、詞末3種變體。拼寫時一般以詞為單位,上下連書。

    但是,有時一個詞也可分作兩段書寫。拼寫規則不嚴密,重文別體較常見。字序從上到下,行序從左到右。標點符號有單點(相當於逗號)、雙點(相當於句號)和四點(用於段落末尾)3種。現存用回鶻式蒙古文寫成的文獻中,最早的是《也松格碑》。

    元世祖忽必烈1269年頒行「蒙古新字」(不久改稱「蒙古字」,今通稱「八思巴文」)後,回鶻式蒙古文的使用一度受到限制。元代後期,回鶻式蒙古文又逐漸通行。到17世紀時,回鶻式蒙古文發展成為兩支,一支是通行於蒙古族大部分地區的現行蒙古文,一支是只在衛拉特方言區使用的托忒文。

    自元世祖委託國師八思巴另制八思巴文,每以「畏兀字」呼之,以示區別。但雖然禁令屢下,當時的蒙古人仍然喜歡使用蒙古文字,八思巴文遂轉以拼寫他族語音。直到明朝建立,元順帝北返,新字遍罕見有人使用。嶺北等處諸蒙古人仍以畏兀兒字母為正宗。

    十六世紀蒙古人信奉佛教,廣譯遍傳佛經,蒙古文字因而普及、定型。因此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為蒙古之文藝復興。在這之前書寫蒙古語的之部分缺失,皆改進之。此時引入許多藏語、梵語之內典用語,取代以往蒙古人使用的詞彙。並且為了便於表示藏、梵語音,另造變體字母。字母之改良以阿里嘎裡為大宗。

    1587年,喀喇沁翻譯者阿尤希固什修改舊有的字體,自創了阿里嘎裡文,這種文字可以表達所有的藏、梵語語音,且可以表達諸蒙古語所無之輔音群。此時部分古語遂棄而不用。學界謂此時之書面蒙文為古典蒙文。

    而從這一點而言,作為一款新興的文字體系,蒙古文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器相應的傳播基礎。

    而光從這一點來看,即使是元帝國在統治中國期間,用學習蒙古文作為官員的一個考核標準,最終也因為蒙古文難以讓更多人學習而失去其傳承的重要前提:

    當其時的元帝國為推廣這種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廣設蒙古字學進行教授。大批漢人為獲進身之階,入蒙古字學讀書。精熟蒙古語、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傾向已成為漢族社會中並不鮮見的事例。蒙古語的語法、詞法還滲入漢語當中,形成一種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話」文體。

    在中國歷史上,遼、金、清諸朝都曾創立自己的文字,但沒有哪種文字能對漢族地區產生這麼大的作用力。而漢語文對蒙古貴族的影響,卻比對其他北族王朝的統治民族弱得多。

    這也說明了相當一部分的中華文化固然是在元帝國的一些方面的政策下得以傳承下去,但是毫無疑問,在元帝國時期的中華文化的發展,更多是停滯不前的。

    ……

    而之所以說元帝國的漢化算是「畸形」,其國家統治制度固然是有著中華文化的影響,但是在某一些方面而言,元帝國並不滿足用中華文化進行統治,選擇的是多種制度並存的相應格局。這一種方式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可以說是相當致命的。

    因為這對於凝聚一個國家的民族力量而言,百害而無一利。

    元朝的政治體制呈現出鮮明的二元色彩,即所謂「既行漢法,又存國俗」。史學家孟森說:「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於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

    所謂「無制度」,不能理解為沒有制度,而應當是指其制度具有二元性,與漢族王朝傳統的典章制度差距較大,或者名同實異。

    元朝制度的二元性與遼代南北面官並立的形式不同,而表現為「蒙漢雜糅」北魏、金、清諸朝制度都有類似性質,但不如元朝明顯。

    首先,在紀年和國號方面,1260年,忽必烈建元中統,這是蒙古國採用中原王朝傳統紀年之始。

    1271年,也就是至元八年,停用「蒙古國」號,建國號「大元」,這是取《易經》「乾元」之意。同時,這一做法也改變了此前中國各大一統王朝沿用了數千年的以發祥地為國號的舊傳統,開創了以吉祥字詞為國號的新時代。

    其次,繼承漢人前朝以及遼、金的舊傳統,建立起中央集權王朝的官僚機構,在中央施行省院台製度,也就是中央機構以中書省、樞密院和御史台為核心。除此之外,又設置宣政院掌佛教,通政院掌驛站,以及翰林院、集賢院、太常禮儀院、太史院、太醫院、將作院等機構。

    蒙元政府實行重農政策。元朝統一後,蒙古統治者在中原和江南地區高度發展的農業經濟影響下,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棄落後的遊牧經濟和剝削方式,開始重視農業,進行一些恢復農業生產的措施。元世祖曾多次頒布諸王貴族不得因田獵踐踏田畝和不得改田畝為牧場的禁令。

    法制上,蒙古國落後的社會組織形式決定了它的法制必然是沒有經歷考驗的基礎。

    隨著蒙古國統治地區的擴大,社會治安、吏制等問題日益嚴重。成吉思汗生前定下的類似於部落聯盟內部規矩的「扎撒」根本不能適應複雜的社會形勢。當時州郡長官貪暴肆虐,富豪任意兼併土地,地痞流氓殺人越貨的現象十分嚴重。

    耶律楚材針對社會現實,本著中原的若干法律原則提出了《便宜一十八事》作為臨時法律。對地方官吏擅自科差、商人侵吞官物、蒙古色目貴族不納稅、貪污官物、死刑判決等方面的問題做出了具體規定。這使得當時的社會情況有一些好轉。

    蒙古人的文明程度決定了他們無法制定出合乎中原地區的法律,加上金朝由於漢化的程度較深,其《泰和律》是比較完善的法律並且比較適用於中原地區,蒙古人就偷了個懶,在佔領的中原地區內採用《泰和律》。後來,元朝建立,忽必烈幾乎沒有重新制定什麼法律,而是在《泰和律》的基礎上改動了一下,頒布了《元典章》,這裡面除了有漢法的結構外,還加入了適應民族等級制度的法律條文,其規定有著明顯的蒙古族本有的習慣法的痕跡。

    忽必烈通過定都漢地、尊崇儒學、任用漢人官僚等政策,推行他的漢化方針。但是,忽必烈除了推行漢法以外,他的也對蒙古固有的政策進行了延續。他繼續推行民族歧視政策,實行「四等人制」,實行怯薛護衛軍制,實行站赤制度,推行諸色戶計制度。

    蒙制與漢制、回制,諸制並舉,造成了社會制度的極端混亂,元朝不足百年而亡,不能說與忽必烈有意識地保留大量蒙古舊沒有關係。蒙古貴族為了維護其統治權益而必具的保守性,導致了有元一代的政治制度始終具有既行漢法,又有「國俗」的二元特點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39
第一四八章

    作為統治中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在當其時是一個異族南下中原,最終定鼎的朝代。

    而在某個意義上,不少張嘉師原來所在的世界的學者以及一些對當時歷史有一定研究的人,都認為清朝算是一個漢化相對徹底的國家。

    但是這一個情況是分時候的。

    作為清王朝的開創者皇太極(努爾哈赤建立的是金國),有一句比較流傳廣泛的話:

    一部三國亡大明。

    當然這麼一句話的可信度真的不高。因為這句話的描述,並不見於清史稿。

    而出現這種說法的時間以及出處,即使是在張嘉師所在的後世,都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

    而這個說法的因由,卻有著以下的觀點:

    清太祖愛心覺羅努爾哈赤幼年時在明朝大將李成梁家中為奴,曾跟隨主人學習漢語漢文,愛讀漢人寫的小說,尤其喜歡看羅貫中寫的《三國演義》。他的才智謀略雖然一部分有天分的因素,而絕大一部分當是從這部明朝人的小說中學來的。

    然而,熟讀《三國演義》的皇太極一眼就看穿了袁崇煥的這出「柴桑口臥龍弔喪」的計謀,便將計就計,於十一月派了兩名使者,與這位五台山的喇嘛一起來到寧遠,致書袁崇煥,表示了議和的意向。而且言詞十分懇切地說:你停息干戈,派使者前來弔喪,並賀新君登位。你既以禮來,我也當以禮往,所以派事著道謝。至於和議一事,我阿瑪上次來寧遠時,曾有文書給明朝朝廷,請你轉呈,但迄今沒有答覆。你的君主如果答應前書,願意議和的話,應當以誠信為先。」

    皇太極一邊派人南下與大明王朝議和,一邊採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七擒孟獲」平定蠻夷、鞏固後方的策略,在自己的後方積極攻打朝鮮,以消除自己的後顧之憂。滿清鐵騎勢如破竹,朝鮮被迫宣佈投降,訂立了對滿清十分有利的和約。滿清不僅每年從朝鮮得到糧食、錢款和物品的供應。而且還得到了朝鮮在明清交戰中保持中立的許諾。因此在以後的明清戰爭中,朝鮮不但在經濟上儘量滿足滿清的要求。而且一直保持中立國的姿態,使滿清去掉了後顧之憂。

    滿清得到了朝鮮經濟上支援,皇太極便撕掉議和的面具,親率八旗大軍再次與大明王朝開戰。《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六出祁山,皇太極三伐寧遠,最後一舉取得了松錦戰役的全面勝利。大明王朝山海關外的軍事據點,如今已僅剩寧遠孤城,所謂錦寧防線已不復存在,京師門戶山海關岌岌可危,滿清向大明王朝發動決定性的進攻時機眼看就要來臨。然而就在此時,皇太極突然病逝,這給了大明王朝一個難得的喘息機會。

    皇太極英年早逝,滿清舉國哀悼,但是卻給了多爾袞展露非凡軍事才能的機會。公元1643年,既是大明的崇禎十六年,也是大清的崇德八年,愛新覺羅福臨登基繼位,是為順治皇帝。這個年近六歲的小皇帝無法執政,多爾袞便以皇叔父之尊登上了攝政王的寶座,成為了軍政大權獨攬的無冕之王。多爾袞掌權後在對明朝的軍隊的征戰中,便把《三國演義》中的兵法韜略運用爐火純青,遊刃有餘。細數最成功的範例,莫過於他採用《三國演義》中「群英會蔣幹中計」的計策,實施反間計,讓明朝崇禎皇帝殺了擋在滿清奪取大明萬里江山征程上最大障礙的袁崇煥。一向多疑的崇禎皇帝果然中計,將袁崇煥凌遲處死,使大明王朝驟然失去了中流砥柱,結果大明的萬里江山僅靠袁崇煥的部下、在山海關鎮守的吳三桂支撐。

    誰知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打開山海關的關門,引清兵入關。滿清的八旗大軍勢如洪水猛獸,迅速吞沒了大明王朝的萬里江山。從此,縱橫萬里的中原大地進入了滿清王朝統治的時期。

    明朝人羅貫中為了實現國家統一的主張和弘揚大漢民族美德而寫了一部《三國演義》,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身後剛過了二百多年,滿清卻利用他的《三國演義》打下了明朝萬里江山,羅貫中九泉之下若是有知,一定會感到無盡的遺憾!

    嘛,這個說法的弊病很大,最明顯的弊病是吳三桂跟袁崇煥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而將這種情況牽扯到兩人身上,很明顯就有一種張冠李戴的味道。

    再說了,吳三桂成為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將,已經是公元1639年的事情了。

    再者……滿清多次入寇中原,而因為很多方面的因素影響,吳三桂並沒有發揮出相應的作用。所謂的「國之干城」的說法,同樣也算是很牽強的。

    所以在這一方面而言,所謂的「半部三國打天下」的說法,根本經不起推敲。

    ……

    但是這不代表後金或者是滿清在這個時期完全拒絕漢化。

    處於統治國家方面的因素,有部分史書就記載了努爾哈赤曾經推行漢學的事情:

    努爾哈赤主持創製和頒行滿文使其治下部民相互交流、書寫公文、記載政事、翻譯漢籍等方面更為便利。翻譯而成的大量漢籍也使努爾哈赤本人及其後世統治者在中原歷代王朝的歷史中吸取了大量經驗。

    而在皇太極時期,則是大量官方刊印中華文化的相關典籍:

    皇太極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說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規定從天聰六年(1632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

    皇太極還非常重視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至天聰六年(1632年)七月達海逝世時,經他手已翻譯成帙的漢籍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略》、《萬寶全書》,及正在翻譯中的《資治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等。後來又命達海之子繼續學習漢書。

    天聰九年(1635年)後金的文館諸臣翻譯了遼金宋元四代史書。

    而在某個意義上,清王朝真正的漢化步伐,始於親政後的福臨時期:

    福臨親政之時社會很不安寧,內地反滿鬥爭連綿不斷。福臨親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殺,敬謹親王尼堪遇伏衡陽身死,當時各種矛盾錯綜複雜,而民族矛盾尤為激烈。

    因而福臨感到鞏固統治的當務之急是收買,安撫漢人,鎮壓反抗。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強思想統治。他號召臣民尊孔讀經,提倡忠孝節義。遣官赴孔子故鄉闕裡祀孔子。順治九年(1652年)九月他親率諸王大臣等到太學隆重釋奠孔子,親行兩跪六叩禮。福臨還命內院諸臣翻譯五經。他主持編修《資政要覽》、《勸善要言》、《順治大訓》、《範行恆言》、《人臣儆心錄》等,均親自撰寫序言。

    順治九年(1652年)敕封關羽為「忠義神武關聖大帝」,神化了關羽的忠義。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節烈之人,並注重實行滿漢一致。

    順治十年(1653年)四月決定滿洲部院各官與漢人官員一樣實行離任丁憂制。他視盡忠盡節為人生最高的道德準則,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時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難者,讚揚其「幽忠難泯,大節可風」,下令禮部詳訪確察死節職名並實跡具奏,給謚賜祭。他還特為身殉社稷的崇禎帝朱由檢立碑,讚揚他勵精圖治,追諡為莊烈愍皇帝。對跟從君上殉節的明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更是讚揚備至。通過全面倡導忠義,樹立了清朝是傳統道德捍衛者的形象,對消除廣大漢人對清朝統治者心理上的隔閡,對緩和民族矛盾,特別對安定漢人地主的人心,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順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學士馮銓為總裁官編《孝經衍義》。他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學士巴哈納、劉正宗等為總裁官編《通鑑全書》。他大力提倡忠孝節義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而在康熙年間,清王朝逐漸進入到大幅度漢化的時期:

    康熙強調興禮教,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下詔說:「盛治之世,余一余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28]。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二月,他在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佈他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尤其是程朱理學)為治國之本。

    他曾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了南書房制度,並親臨曲阜拜謁孔廟。康熙還組織編輯與出版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駢字類編》、《子史精華》、《朱子全書》、《大清一統志》、《曆象考成》、《數理精蘊》、《康熙永年曆法》、《康熙皇輿全覽圖》等圖書、曆法和地圖。

    其中,舉辦博學鴻儒科可以說是讓中華文化得以喘息的一個重要舉措。

    博學鴻儒是指學問豐富淵博的學者。而博學鴻儒科的意義如下:

    清朝制科取士方式之一。清承唐宋舊制,於正常科舉考試之外,增設制科取士。有博學鴻儒、經濟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名目。博學鴻儒,又稱博學鴻詞,亦簡作詞科或鴻博。鴻始為宏,因避清高宗弘曆名諱,改作鴻。康熙十八年(1679)、乾隆元年(1736)曾兩度舉行。光緒三十四年(1908)雖有重開之議,旋因德宗死,遂告終止。

    與試者,不論已仕未仕,皆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在外總督、巡撫等大吏先行薦舉,然後彙集京城,統一進行殿廷考試,錄取者授翰林院官。

    康熙十八年,與試一百四十三人(一說一百五十四人),取五十人。乾隆元年,與試一百九十三人,取十五人。次年補試二十六人,取四人。

    無論就得人之盛,還是對一時政局的影響而言,應首推康熙詞科。當時天下名士,除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薦舉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齡、施潤章等都應選錄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這不僅保證了這部史書的編寫質量,而且對於消弭漢族士大夫的反滿思想,促進滿漢統治階級的進一步合流,都產生了較大影響。而乾隆詞科,旨在驅使士人為朝廷裝點門面,無非鼓吹承平而已。兩科名一卻不可同日而語。

    而康熙為何被後世學者認為是大力推行漢化的人,其最主要的就是修訂了《康熙字典》。

    ……

    《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間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玉書、陳廷敬等,它是在明朝《字彙》、《正字通》兩書的基礎上加以增訂的。該書的編撰工作始於康熙四十九年即公元1710年,成書於康熙五十五年即公元1716年,歷時六年,因此書名叫《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由總纂官張玉書、陳廷敬主持,修纂官凌紹霄、史夔、周起渭、陳世儒等合力完成。字典採用部首分類法,按筆畫排列單字,字典全書分為十二集,以十二地支標識,每集又分為上、中、下三卷,並按韻母、聲調以及音節分類排列韻母表及其對應漢字,共收錄漢字四萬七千零三十五個,為漢字研究的主要參考文獻之一。

    《康熙字典》是依據明朝《字彙》、《正字通》兩書加以增訂。對兩書錯誤之處,《康熙字典》還做過一番「辨疑訂訛」的功夫。《康熙字典》有這樣三個優點:

    一、收字相當豐富,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我國字數最多的一部字典(直到一九一五年《中華大字典》出版,達四萬八千餘字,才超過了它)。

    二、它以二百一十四個部首分類,並注有反切注音、出處、及參考等,差不多把每一個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義都列舉進去,可以供使用者檢閱。

    三、除了僻字僻義以外,它又差不多在每字每義下,都舉了例子;這些例子又幾乎全都是引用了「始見」的古書。

    該字典的缺點有二:

    一、全書反切和訓釋羅列現象,漫無標準,作者很少提出自己的見解,不利於初學者使用;

    二、其中疏漏和錯誤實多,王引之《康熙字典考證》12卷,糾正其訛誤2588條,這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錯誤。

    史料記載,《康熙字典》成書100多年後的道光年間,乾嘉學派學者王引之等人奉旨勘訂《康熙字典》訛誤,撰成《字典考證》,共糾正引文、字頭、釋義以及例證與義項等錯誤2588條。

    即使是康熙字典的缺點事實上要比起優點要明顯,但是作為一部漢字總綱之一,康熙修撰康熙字典就是對中華文化的根基之一——漢字的傳承鞏固的體現。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39
第一四九章

    清王朝對於中華文化的接受能力可以說是相當強的。 因為自皇太極自下的數位清朝皇帝,都對中華文化進行選擇性的扶持態度。

    當然,這個選擇性的扶持態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

    因為除了出現《康熙字典》這一種在當其時算得上是漢字總綱的巨作之外,還有著對中華文化多樣性進行閹割的「文字獄」的存在。

    ……

    文字獄並非是清朝獨創,更加不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化特色」。

    在某個意義上,文字獄在世界歷史上都比比皆是,但是很多國家的文字獄本身並不是只是針對文化方面的迫害,而是帶有更多方面的範疇的一種政治性質為主的迫害。

    而在中國,文字獄最先可以考證的是秦帝國時期的焚書以及「妖言令」。

    而有意思的是,在漢帝國時期,妖言令存在的時間甚至是比起秦帝國時期的時間更長。

    這可以說是漢承秦制的一個特色表現了。

    而只是針對於「文字獄」方面的處罰記載,則是漢宣帝時期的誅殺楊惲事件。

    楊惲,是司馬遷的外孫,其母親是司馬遷的女兒。

    楊惲是當時著名的士大夫,他輕財好義,把上千萬財物分給別人。從小在朝中就有很大的名氣。為官之時也能大公無私,奉公守法,不徇私情。

    據《漢書?楊惲傳》載,楊惲母親司馬英去世後,其父楊敞為之娶一後母,後母無子,楊惲侍之如親娘,孝敬有加。其後,後母去世,留下財產數百萬,臨終前,他的後母叮囑由楊惲繼承,但是後母去世後,楊惲沒有將這筆財產據為己有,而是將後母留下的大筆財產分給她的幾位親戚。父親楊敞去世後,楊惲還從父親那裡繼承500萬的財物,為官清廉,經濟狀況並不很好的楊惲卻將其全部用來救濟那些宗親。

    步入仕途的楊惲,目睹朝廷之中貪贓枉法成風。對此朝中大大小小的官吏視而不見,獨有楊惲同他外祖父一樣,出污泥而不染,鐵骨錚錚,一身正氣,敢於冒死在皇帝面前直諫,大膽進行揭發。他還告發與父親楊敞有深交的朝廷元老重臣霍去病的兒子謀反之事。因此,楊惲和另外幾個與他一同告發此事的人都獲取了封侯的賞賜,還加官進爵。封平通侯。他出身名門,全家擔任公卿、兩千石以上的十人(乘朱輪)。任職時候廉潔、公正,整頓吏治,杜絕行賄。

    (霍去病見於史書的兒子大概只有霍嬗,而過繼於霍去病名下的則是有霍雲霍山兩人,但是這兩人早於漢宣帝繼位之後不久,就因為捲入霍家謀反而被誅殺。很有可能是霍家的一個旁支庶子過繼於霍去病名下繼續延續香火。)

    因與太僕「戴長樂」失和,被戴長樂檢舉:「以主上為戲(拿皇帝開玩笑),語近悖逆」,漢宣帝就把楊惲下獄,後予釋放,免為庶人。

    其後,楊惲家居治產,以財****安定」郡太守孫會宗,是楊惲的老朋友,寫信給楊惲,勸他應當閉門思過,不應賓客滿堂,飲酒作樂,楊惲給孫會宗寫了回信,這就是《報孫會宗書》。

    此信中,有對皇帝的怨恨,有對孫會宗的挖苦,為自己狂放不羈的行為辯解。整封信寫得鋒芒畢露,與其外祖司馬遷《報任安書》桀驁不馴的風格如出一轍。後逢日食,有人上書歸咎於楊惲驕奢不悔過所致。他再次被捕入獄。

    廷尉按驗時,在他家中搜出《報孫會宗書》,漢宣帝看後大怒,判以大逆不道罪,就把楊惲腰斬。孫會宗也因此被罷官。

    《報孫會宗書》的內容如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余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慇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併力,陪輔朝庭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唸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末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鬥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滛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雲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睏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漢宣帝並非是無緣無故要殺死楊惲,而是因為楊惲在《報孫會宗書》當中對於他的治理方式深懷不滿,頗有懷才不遇味道的字眼深深刺激了漢宣帝。

    而楊惲必須得死的根本原因還在於有這麼一句話也許讓漢宣帝認為楊惲並不希望坐在皇位上的人是他:

    「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睏乏者,庶人之事也。」

    這一句話看上沒啥大不了,但是別忘記了漢宣帝在即位之前的情況相當戲劇性,作為漢武帝第一個曾孫子的漢宣帝,差點沒有死在巫蠱之禍當中,甚至是在繼位之前,連個爵位都沒有的平頭百姓一個……

    嘛,漢宣帝看到這一句話,心裡面說不定會想:「你這是想說朕本身是一個平民,只會做一些只顧著自身溫飽的事情?對吧?對吧?對吧???」

    也就是因為這樣,楊惲死了,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因為文字獄而死的名臣……

    ……

    曹魏末年,嵇康因寫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權臣司馬昭「聞而惡之」,而被斬於東市。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大臣崔浩因主持編纂的國史直書揭露了北魏統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恥屈辱的歷史,被北魏太武帝下令族誅,同時株連被殺的還有崔浩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和河東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稱「國史之獄」。

    國史之獄是在拓跋燾鎮壓蓋吳起義的過程中,崔浩曾親見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篤通道教,主張廢佛。北魏太武帝由此下令關閉長安沙門,焚燒寺院,搗毀佛像,史稱「三武之禍」。寇謙之以殺僧過多,曾苦求崔浩,阻止滅佛行動。當時「一境之內,無復沙門」,朝野間怨聲載道。

    掌權後,企圖按照漢族的世家大族的傳統思想,整理、分別和規定氏族的高下。在神麚三年(431年)九月時,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盧玄勸阻他說:「夫創製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但崔浩不從,從而得罪了眾多的鮮卑貴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兒給王慧龍,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遺傳齇鼻,在江東被稱為「齇王」。崔浩見王慧龍時,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說:「的確是王家男兒,真是貴種!」又多次對朝中的鮮卑諸公稱讚他長得俊美。司徒長孫嵩聽了大不高興,就向太武帝告狀,說王慧龍是從南方歸降的,崔浩歎服南人,是「有訕鄙國化之意」。

    太武帝大怒,把崔浩傳來訓斥,崔浩脫帽叩頭,自責了一番才得到寬恕。太子拓跋晃監國時,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朝權。一次曾推薦冀、定、相、幽、並五州人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對崔浩說:「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崔浩固執己見,最終把他推薦的人派出去任職。當時,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知道後,對東宮博士管恬說:「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

    但給崔浩帶來殺身之禍的直接原因,是《國書》事件。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時,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監秘書事,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事,續修國史。太武帝叮囑他們,寫國史一定要根據實錄。崔浩他們按照這個要求,採集了魏國上代的資料,編寫了一本魏國的國史。當時,皇帝要編國史的目的,本來只是留給皇室後代看的。但是《國記》修畢後,參與其事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建議把《國記》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筆,同時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經》。

    閔湛、郗標巧言令色,平時以諂事崔浩而獲得崔浩的歡心。他們的建議被崔浩採納,太子也表示讚賞。於是,在天壇東三里處,營造了一個《國書》和《五經注》的碑林,方圓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萬才告完成。由於《國記》秉筆直書,盡述拓跋氏的歷史,詳備而無所避諱,其中直書了拓跋氏一些不願人知的早期歷史。而石碑樹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來行人議論。鮮卑貴族看到後,無不憤怒,先後到太武帝前告狀,指控崔浩有意暴揚國惡。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書郎吏,審查罪狀。

    崔浩被捕後,承認自己曾經接受過賄賂。其實他對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親自審訊他時,他惶惑不能應對。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誅殺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時,「衛士數十人溲(撒尿)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時,秘書郎吏以下也都被殺,而清河崔氏同族無論遠近,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都被連坐滅族。史稱「國史之獄」

    北方士族在「國史之獄」遭到了沉重打擊。

    宋人劉攽等說:「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並、冀,暴師喋血三十餘年,而中國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鎮皆故部落酋大,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

    他們指出鮮卑貴族與趙魏大族的矛盾,是頗有見地的,而崔浩正是這種矛盾的犧牲品,「國史之獄」只不過是一個藉口罷了。不久,太武帝北巡陰山,後悔誅殺崔浩。時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世,太武帝說:「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說:「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但事已至此,無法挽回。

    而在某個意義上,「國史之獄」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個株連甚廣的文字獄記載。

    至於國史之獄到底死了多少人?

    恐怕並沒有一個較為準確的說法。但是將四個在當其時算得上是中上規模的世家大族株連滅族,即使是滅其家主五族,恐怕死於屠刀之下的都不少於三四千人。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39
第一五零章

    元帝國雖然並沒有在漢化方面有著很大的比例,但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以及統治的安定程度,元帝國對於文字獄方面的行動,幾乎沒有相關的記載。

    這一點有可能是元帝國的統治者不屑於做文字獄這種事情,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元帝國在統治中國期間的暴政記錄相當多,並不算過於明顯或者是有影響力的文字獄被史家認為不值一提。

    不過不管出於哪方面而言,元帝國在對待讀書人方面確實是比較優待,因為這一點可以從一個人的待遇就能夠看到。

    這個人就是被稱之為宋末三傑之一的文天祥。

    ……

    在文天祥被押送到大都的路上,八天沒有吃飯,沒有死,才又吃飯。到達大都,館舍侍員慇勤、陳設奢豪,文天祥沒有入睡,坐待天亮。於是移送兵馬司,令士卒監守他。

    當時忽必烈多次搜求有才能的南宋官員,王積翁說:「南宋人中沒有誰比得上文天祥的。」於是派遣王積翁去傳達聖旨,文天祥說:「國家亡了,我只能一死報國。倘若因為寬赦,能以道士回歸故鄉,他日以世俗之外的身份作為顧問,還可以。假如立即給以高官,不僅亡國的大夫不可以此求生存,而且把自己平生的全部抱負拋棄,那麼任用我有什麼用呢?」

    王積翁想與宋官謝昌元等十人一起請釋放文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同意,說:「文天祥放出後,又在江南號召抗元,置我十人於何地?」此事於是作罷。文天祥在燕京共三年,忽必烈知道文天祥始終不屈,同宰相議論放了他,遇上有人以文天祥起兵江南西路的事為藉口,結果沒有被釋放。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福建有一僧人說土星冒犯帝坐星,懷疑有變亂。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京城也有未署名的書信,說某日火燒蓑城葦,率領兩側翼的士兵作亂,丞相就沒有憂慮了。當時大盜剛剛暗殺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馬,於是命令撤除城葦,遷徙瀛國公及宋宗室到開平,元朝廷懷疑信上說的丞相就是文天祥。

    元廷召見文天祥告諭說:「你有什麼願望?」文天祥回答說:「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願賜我一死就滿足了。」

    然而忽必烈還不忍心,急忙揮手要他退去。有的說應該答應文天祥的要求,詔令可以。不一會兒又下詔加以阻止,文天祥已死了。文天祥臨上刑場時特別從容不迫,對獄中吏卒說:「我的事完了。」向南跪拜後被處死。

    幾天以後,他的妻子歐陽氏收拾他的屍體,面部如活的一樣,終年四十七歲。他的衣服中有贊文說:「孔子說成仁,孟子說取義,只有忠義至盡,仁也就做到了。讀聖賢的書,所學習的是什麼呢?自今以後,可算是問心無愧了。」

    從這一點來看,忽必烈對於有能力的文臣是相當寬容的,而即使是敵對的人員,只要對方確實是有一定的才華,忽必烈自己也會儘可能的籠絡對方。

    但是除了文天祥之外,忽必烈對於南宋投降的文臣武將似乎有一種只論才華,不論品德的感覺。

    在宋朝投降的諸多大臣當中,有著王積翁這樣的能吏,也有著如同留夢炎這樣的奸臣。

    王積翁據說曾經想救出文天祥,但是被留夢炎所阻擋。

    這一點先不說真偽,恐怕忽必烈寧可終生軟禁文天祥,都不會打算讓文天祥當一個平頭百姓。

    根據相應的記載:留夢炎為人奸詐,見風使舵。中狀元後,歷官宗正少卿,秘閣修撰,福建提舉,吏部右侍郎,累官宣奉大夫,端明殿學士。德祐元年(1275),任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並拜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總督諸路軍馬。雖受命於危難之時,但臨事退縮,稱病於家不出,直至太后親臨其家,才始出任左丞相。不久,即於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降元。

    對此,文天祥作《為或人賦》詩云:

    悠悠成敗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游成舊雨,銅駝遺恨付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迴何面見江東。

    文天祥兵敗被俘後,元世祖忽必烈十分敬重文天祥的才學與為人,待為上賓,多次派人勸降不成後,遂用酷刑,但文天祥仍堅貞不屈。一些降元宋臣請求元帝釋放文天祥為道士,元帝亦有此心,留夢炎卻阻止道:「天祥出,復為號召江南義士抗元,吾輩將置於何地?」從而堅定了元帝殺害文天祥的想法。

    留夢炎後在元朝為禮部尚書,遷為翰林承旨,官至丞相。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留夢炎致仕,不久,病死家中。

    留夢炎的品德固然是為人所不齒,但是不得不說一句,留夢炎在勸阻忽必烈的諫言不無道理。

    只不過也許也是因為這樣,留夢炎可以說「遺禍子孫」。

    留夢炎在宋亡之後,命是保住了,官也保住了,可賣國奸臣留夢炎的臭名卻永遠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他家鄉人曾說:「兩浙有留夢炎,兩浙之羞也。」

    直至明代,凡留姓子孫參加科舉考試,均需先聲明非留夢炎後代,才有考試資格。

    留夢炎以宋朝狀元宰相的身份降元後,當了高官,成了一隻帶頭羊,幫助元朝統治者招降了一批宋臣,對新建立的大元帝國算得上有「功」之臣。

    可是,元朝官修《宋史》中卻沒有他的《傳》,相反,卻給文天祥立了《傳》,讚揚他是宋進士中的「偉人」。可見,就是敵人,對那些背叛祖國的人也是看不起的。

    而文天祥傳當中的記載對於文天祥在忠義方面的描述評價很高:

    天祥至潮陽,見弘范,左右命之拜,不拜,弘范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范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范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范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

    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

    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佑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以上是《文天祥傳》的下半段內容,最後的一句「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可以說是將文天祥的忠義稱之為偉人。

    ……

    從這一方面的對比來看,元帝國自身對於文化人士相對較為重視的。所以他們對於文字獄這一點不注重也是情理之中的。

    …………………………………………分割線………………………………………………

    明朝時期也多文字獄記載,但是相對於宋朝的記載而言,明朝時期的文字獄是比較有意思的,因為很多記載都沒有說殺死犯禁者,反而是更多地革去對方的官職:

    翰林編修高啟作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腰斬。

    御史張尚禮作詩:「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下獄死。

    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安婦,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兗州知府盧熊把「兗」錯寫成「袞」,被明太祖視為不敬,斬。

    中書詹希原給太學寫匾額,「門」字少最後一勾,被視為阻礙納賢,斬。

    僧人一初作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羅網一日遍東西」「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被懷疑抨擊明太祖刑法太苛,斬。

    僧人來復作詩:「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殊」字被視為「歹朱」並罵太祖「無德」,斬。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則」與「賊」同,被視為罵太祖起兵當過賊,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作《長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斬。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作《賀冬表》中有「儀則天下」,斬。

    桂林府學訓導蔣質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斬。

    常州府學訓導蔣鎮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智」,「生」與「僧」同,被視為罵太祖當過和尚,斬。

    澧州學正孟清作《賀冬表》中有「聖德作則」,斬。

    懷慶府學訓導呂睿作《謝賜馬錶》中有「遙瞻帝扉」,被視為「帝非」,斬。

    祥符縣教諭賈翥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斬。

    台州訓導林雲作《謝東宮賜宴箋》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法坤」與「發髡」同,「藻飾」與「早失」同,斬。

    德安府學訓導吳憲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道」與「盜」同,斬。

    處州府學教授蘇伯衡,作表箋誤,下吏死。

    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太祖大怒,斬。

    以上的這些記載大部分出自《明史》,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徐一夔根據後世考證,居然活到建文二年:

    後世有一種說法,就是指朱元璋十分忌諱「光」、「禿」等字眼,就連「僧」也不喜歡,甚至連和「僧」讀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樣厭惡;他曾參加過紅巾軍,因此不喜歡別人說「賊」、「寇」,連和賊讀音相近的「則」也厭惡。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說,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賀表裡,因為寫到「光」字和「則」字,朱元璋認為是諷刺他當過和尚當過「賊」,於是殺了徐一夔。

    但後世學者陳學霖研究稱徐一夔在「被殺」的第二年,居然還給人寫過墓誌銘,事實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歲,死於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後。

    在《大明御製皇陵碑》裡,朱元璋本人也沒有隱瞞自己出家和參加起義的舊事,倒是坦陳了這段在封建士大看來似乎很不堪的歷史。

    所以這種說法很明顯不靠譜。

    而根據《明史》部分內容的真實性而言,朱元璋對於文字獄的記錄,可信度怎麼著都得有不少水分。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40
第一五一章

    而從另外一個方面而言,元代時期對於文字獄的記載較少,還可以有著另外一方面的佐證,那就是元代的戲曲方面的發展,可以說前無古人。

    ……

    戲曲的發展可以說源遠流長,雖然沒有證據確認最早的戲曲到底在什麼時候出現,但是在戰國後期,戲曲已經成為了一些人員的謀生方式。

    古代戲曲在我國文學藝術園地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古代戲曲與詩、詞、文、賦等文學體裁不同的是:戲曲既作為閱讀的文本存在,包括劇本的情節、結構、關目、宮調、曲牌、文辭、聲韻等方面;又有著複雜的藝術形式,包括唱、念、做、打以及舞檯布景、音樂伴奏等,是一門綜合性的藝術。

    因此,戲曲從萌芽到成熟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發展的線索不只一條,來源也不只一處,無論內容還是形式,無不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簡言之,它發端於先秦兩漢,醞釀於隋唐,形成於宋,繁榮興盛於元,發展演變於明清。

    元雜劇以一宮調之宮一套為一折。雜劇大抵四折,或加楔子,以補四折不足之意。楔子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間。——《元曲百種》和《元曲三十種》,所看過的,都以四折為度;只有《趙氏孤兒大報冤》一劇有五折。

    即空觀主人凌鎊初所作《西廂記凡例十則》內說:「北曲每本只四折,其情事長而非四折所能盡者,則又另分有一本。如吳昌齡的《西遊記》則有六本,王實甫的《破窯記》、《麗春園》、《販茶船》、《進梅諫》、《子公高門》等各有二本,可證。」——北體每本只有題目正名四句,末句即以為本劇之總名;此似由金題目院本之唱題目而出,即歌唱之先,有人報告全劇大意。

    元劇中每折唱者只限一人。若末或旦,他色則有白無唱。白又有「全賓」、「全白」之分。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元劇之詞,大抵曲白相生,各盡其妙。北曲最重襯字,務求清俊。務頭亦甚精研。

    元劇所用曲,多出於金院本之大曲,及唐宋詞,及隋唐以來雅樂諸宮調中各曲。出處有三個分別是大曲、唐宋調、諸宮調。

    譜,文,和聲,是曲之三大成分。文又為律與韻加聲韻,是聲韻居元曲中之過半數,不容不注意。元人用韻極細。有六字三韻者,如王實甫《西廂記》內云:「忽聽,一聲,猛驚。」「自古,相女,配夫。」

    又《冬景時曲》云:「臂中,緊封,守宮。」又:「醉烘,玉容,微紅。」《重會時曲》云:「女郎,兩相,對當。」《兩世姻緣》云:「怎麼,性大,便罵。」《梅香》云:「不妨,莫妨,我當。」——俱三韻六字,穩貼圓當。

    元朝時期的曲藝分類以戲曲作為主體,雜劇,套數,小令為旁支:

    戲曲是元曲中最長的,有的十二折一本,有的三十二折一本,更有的四十餘折一本。如吳昌齡的《西遊記》,王實甫的《破窯記》、《西廂記》等,各有二本或四本可證。

    雜劇之名始於宋,卻是元曲中最盛之一種,成了文學的中心。雜劇異於戲曲處,是每本只有四折,楔子有無亦不定(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大報冤》有五折,是個例外),每折中唱者只限一人。

    套數是合一宮調中的諸曲為一套,歌時只用絃索,略似雜劇中的一折;但無道白,且都是自敘,不尚代言。以此別於整套戲曲,或稱散套。

    小令是很短很可愛的一種小調;略似宋詞的一闋,至多不過五十八字,以此別於中調長調。

    元曲除了以上的四種外,還有院本,是金代院本之遺留。《暖姝由筆》謂:「有白有唱者名『雜劇』,用絃索者名『套數』,扮演戲文,跳而不唱者名『院本』。」沈德符《顧曲雜言》說:「院本者,本北宋徽宗時五花爨弄之遺,有散說,有道念,有觔斗,有科泛;初與雜劇本一種,至元始分為兩,迨明則院本不傳久矣。」

    但據明周憲王《呂洞賓花月神仙會》雜劇的院本看來,則是有白有唱,同於雜劇,只是唱者不限一人而已。

    元雜劇有完整的藝術形態,劇本主要由唱曲、賓白和表演三部分組成。在體制上,元雜劇以折為單位,一本通常為四折,個別也有一本五到六折的。

    此外每本還加有一場或兩場戲,稱為「楔子」,位置或在折前或在兩折之間,用來介紹人物、情節等。每本在結尾時有一對或兩對對子,稱為「題目正名」。

    在音樂方面,元雜劇有嚴格的規定,一折戲只用一套曲子,由同一宮調的不同曲子組成,而且同一套曲子的排列順序也比較固定。元雜劇用北曲演唱,樂器主要使用琵琶等絃樂,風格豪放激越。

    在角色設置上,元雜劇角色分為三大類:末類、旦類、淨類,一本戲中只由一人主唱,由正末演唱的戲稱為「末本戲」,由正旦演唱的戲稱為「旦本戲」。元雜劇中用「科范」來規定動作表情或指示舞台效果,簡稱「科」。

    ……

    元代的戲曲大師以關漢卿、鄭德輝、白朴、馬致遠等人為代表人物。

    而從關漢卿的相關記載來看,關漢卿的戲曲劇本大部分已經可以作為文字獄的範疇來進行處置:

    後世有一種觀點認為,從客觀上來看,元朝是幾千年封建時期過後,一個奴隸制王朝的短暫復辟。元帝國統治者對漢人的過分盤剝勢必引發激烈的民族衝突。

    很快漢人農民階級的先鋒性體現出來,在部分知識分子參與下,完成暴力起義,建立明朝。封建制繼續得以維繫,並進一步中央集權。

    在這個時而倒流,時而集權的背景關係中,誕生了一批關漢卿這樣,由北向南流亡的戲劇家。常年的流亡生活,增廣了關漢卿的見聞,同時更加深入的瞭解了下層人民的苦難生活。

    大變革時期的關漢卿其實更加接近思想改革的前沿,底蘊也更加深厚。創作了大量具有戰鬥意義的作品。批判了元朝腐朽的民族統治,揭露了官場的黑暗,再現了農民水深火熱的生存環境。關漢卿的人生映襯著濃郁的時代背景,他必須承擔起宣揚反抗精神的歷史重任。

    同時,也因為封建制度的鬆懈,女性權利開始受到關注。一些普通婦女形象,比如竇娥、妓女趙盼兒、杜蕊娘、少女王瑞蘭、寡婦譚記兒、婢女燕燕等,女性意識覺醒投影到作品當中,不能不說這是時代給予關漢卿的偉大餽贈,亦影響到後世對他作品前沿性的盛讚。可關漢卿並沒有放大出所應有的先進性,在對社會弊端的揭露程度上,都只是略微的碰觸。

    通過個人的悲劇,沒有達到延伸及社會共體的高度。不過,我們應該理解,中國的思想運動遠沒有形成像歐洲一樣的風潮,元代等級制度嚴密,任何不利於貴族統治的言論都會引來株連九族之禍。

    但就《竇娥冤》而言,關漢卿已經是一次大膽的嘗試,而其中極具浪漫色彩的描述,秉承東方傳奇衣缽的故事構建,可以說是對唐宋傳奇小說的偉大復興。

    其中犀利的批判意義,也只有少數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國知識分子得以具備。可往往他們的人生和結局,也是非常潦倒的。

    此後,王實甫的《西廂記》在這個模式上又有新的創新和探索,但都是在封建婚姻和自由戀愛的槓桿中尋找支點,缺乏劃時代的作品。根深蒂固的自然經濟,束縛了中國的資產階級萌芽,甚至出現歷史倒退。

    可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前後時期的士大夫階級,既有其獨特鮮明的覺悟性,又有其階級侷限的不可磨滅的滯後性,不能擔當思想啟蒙運動的重任,也沒有思想啟蒙運動的土壤。

    元末夏庭芝《青樓集?序》載:「我皇元初並海宇,而金之遺民若杜散人、白蘭谷、關已齋輩,皆不屑仕進,乃嘲弄風月,流連光景。」

    南宋滅亡(1279)之後,關漢卿曾到過當時南方戲曲演出的中心杭州,寫有〔南呂一枝花〕《杭州景》套曲(中有「大元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句)。還曾到過揚州,寫曲贈朱簾秀,有「十里揚州風物妍,出落著神仙」句。

    關漢卿是一位熟悉勾欄伎藝的戲曲家,《析津志》說他「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

    。明代臧懋循《元曲選?序》說他「躬踐排場,面敷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關漢卿在元代前期雜劇界是領袖人物,玉京書會裡最著名的書會才人。

    據《錄鬼簿》、《青樓集》、《南村輟耕錄》記載,他和雜劇作家楊顯之、梁進之、費君祥,散曲作家王和卿以及著名女演員朱簾秀等均有交往,和楊顯之、王和卿更見親密。

    這種觀點明確指出關漢卿的戲曲已經算是觸犯了當其時元帝國統治者的相應底線,但是最終,關漢卿並沒有遭受到官方的「處罰」甚至是因此被殺。

    《竇娥冤》是關漢卿在聽說了《東海孝婦》的傳說之後,創作出來的著名作品:

    東海孝婦是古老的漢族民間傳說故事。其主角本名周青,出自《列女傳》與《漢書?於定國傳》。孝婦很早死了丈夫,又沒有兒子,但贍養婆婆非常周到。

    婆婆因不想拖累她,上吊自縊。而孝婦卻由此入獄,並屈打成招,最終被太守殺死。孝婦被斬時,許下三宗願,如系冤殺,血將倒流、六月飛雪、大旱三年。

    孝婦被殺後三年,郡中果然大旱,直至新太守親自祭奠孝婦之墓並表彰其德行,天才下起雨來。干寶在《搜神記》中記載孝婦死時青黃色的鮮血沿著長竹竿向上流,到了竿頂才沿著幡而流下。

    但是有點意思的是,作為女主角的周青的籍貫或者是指這個傳說發生的地方,卻有兩種說法:

    郯城縣說法:據史料上記載,漢時的東海郡郡治就是現在的臨沂市郯城縣,那麼竇娥的原型東海縣寡婦周青確乎是有此人了。現郯城縣城東南方有一座很大的墳墓稱作孝婦冢,葬的大約就是周青的屍骨。最初的孝婦冢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土丘,直到清初才得以重修,旁邊還立著康熙皇帝題寫的碑文。

    連雲港說法:自從元時關漢卿著名的《感天動地竇娥冤》問世後,東海孝婦也跟著出了名。根據民間的傳說,周青在臨死之前,曾說過「如果婆婆不是她殺的,白血冒三尺,」,結果死的時候,果真是白血三尺,她流的是白血,現郯城縣南有村名「白血汪」,後因名稱不吉利,遂改名為「郯南村」。

    東海郡為連雲港的古稱,在東海郡被廢之後,東海縣仍然存在至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朝陽街道作過東海縣的縣治。

    在東海孝婦死後三年,這裡就建立起了東海孝婦祠,以及東海孝婦冢,但二者都在後世的一個時候被破壞。

    如今,在原址上,有關方面重建了東海孝婦祠。「漢東海孝婦祠」,是海屬地區470多座寺廟道觀中歷史最悠久、香火最旺盛的之一。

    竇娥的故事由於元關漢卿的戲劇《竇娥冤》唱響大江南北以後,更是家喻戶曉。

    但是從歷史角度而言,東海孝婦的故事始現於《漢書》,那麼以漢書出現之前的時間作為標準,那麼「東海孝婦」故事發生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當其時的東海郡所在地。

    東海郡的位置記載為:

    東海郡在秦代又稱郯郡,始置年代已不可考。秦始皇滅楚國後,於楚國東部之地置陳郡、薛郡。

    《元和郡縣誌》謂秦時分薛郡置郯郡,治所在郯縣。後改稱東海郡,,領12縣:郯縣、襄賁、蘭陵、繒縣、朐縣、下邳、淩縣、淮陰、盱眙、東陽、廣陵、堂邑。

    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分東海郡南部數縣置泗水國。成帝元延四年(前9年),東海郡治郯縣,屬徐州刺史部,領二十縣、十八侯國。其轄境大致相當於今山東省臨沂市大部,江蘇省連雲港市、徐州市東部一帶。

    而從一般的情況而言,郡守斷獄一般是在郡治所在地,那麼東海孝婦的故事發生所在地,應該以當其時的郯縣可能性更大一些。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40
第一五二章

    在秦帝國眼下的軍事編制當中,步兵依舊是成為了秦軍的主要構成兵種。

    與始皇帝時期的秦軍材官,也就是步兵相對的是,張嘉師麾下的重步兵比例比起始皇帝時期要高得多。

    在一支邊疆郡兵的都尉麾下的三千人到五千人當中,身披鐵扎甲的秦軍重步兵的數量佔有一半或者是以上,剩下的大部分是弓弩手或者是作為斥候為主的秦軍騎步部隊。

    這樣的比例對於秦軍而言,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讓秦軍的部隊佔據著裝備上的部分優勢。

    但是這樣的編制一來花費不菲,二來則是對兵員的規格有著相當高的要求。

    一個手持大型鐵盾,身披鐵扎甲以及頭戴鐵盔的秦軍步兵,一身裝備花費就已經是一個內地郡兵當中的皮甲輕步兵的三倍到四倍之間。

    這一點還不是更要命的地方,對於張嘉師而言,在裝備精良化的同時,也得有足夠的人員使用這些裝備才能夠讓這些裝備有著發揮作用的餘地。

    只不過相對於重步兵的難題,秦軍的騎士部隊數量並不算太多,一直是張嘉師無法解決,或者是秦帝國在短時間根本找不到解決方法的難題。

    農耕民族體系對於馬匹的繁殖方面,並不是一竅不通,相反,以中國為首的幾個農耕民族為主體的國家,都曾經發展出在當其時有著很大影響的騎兵部隊。

    只不過這些騎兵部隊的數量一直都不多,或者是更多的只能夠集中這些騎兵部隊,起到高機動作戰的效率。

    戰車部隊為何在春秋戰國時期大行其道,成為中**事編制的核心存在,馬匹數量是一個方面的影響,而另外一個方面你的影響則是會騎馬的人在一開始,甚至是比起會駕馭戰車的人要少得多。

    這一點在胡服騎射之後,得到根本性的改變,但是無論是擁有大量馬場的國家,亦或者是像楚國這種不得不用農耕地發展出馬場的國家,騎兵編制依舊是較為稀少的。

    而且農耕民族因為其馬種相對較差,即使是發展出一定數量的騎兵部隊,都不會有很大規模的重騎兵。

    早在商代就有數量不多的騎士和騎馬習俗,同時代的北方遊牧民族,更是被華族稱作「騎寇,商的方國人:周人更是為商王朝養馬聞名。詩經大雅就記載著周人祖先「古公瞏父,來朝走馬」。

    春秋時期,以有數千騎得作戰記錄,如公元前636年,秦穆公送晉公子重耳返國時,送以「疇騎二千」。

    在春秋戰國間,騎兵的使用次數慢慢增多,用於騎兵的戰法兵書也層出,如六韜中對騎士作戰和選撥騎士的要求。

    但是很顯然,這些騎兵並沒有衝擊一個陣型的能力。

    戰國時期就出現了各種使用騎兵作戰的兵書和實戰陣型。

    漢代已經相當注意陣型的使用,當時流行「八陣」。

    《文選》注裡講為:方陣、圓陣、牡陣、牝陣、衝陣、輪陣、浮沮陣和雁行陣。

    史書記載:李廣的四千騎兵與匈奴的四萬騎兵遭遇,就使圓陣用弓弩抵抗了兩天,支持到救兵到來。

    李陵以步對騎的戰鬥中,所列陣型就是「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也是種防禦陣型。而進攻陣型,則常是步兵居中,騎兵兩翼,便於包抄。

    這也就是說,在漢帝國時期,即使是匈奴人的弓騎兵,面對一個嚴整的步兵方陣,同樣缺乏的是衝擊這些步兵方陣的能力。

    漢代的武器生產直接控制在國家手中。漢朝為保證軍隊有充足的武器供應,一方面設置管理武器製造業的專職官員,太僕屬下的「考工令」,專門負責兵器生產。另一方面設立規模很大的「武庫」。有考工令負責督造的各種武器,都送到武庫來儲藏,並從這裡分配到有關單位。

    從漢武帝開始,冶鐵業歸政府經營,在全國各地設立四十幾處鐵官,不但推廣了鐵器的使用,也促進了冶鐵技術的發展,西漢達到「百煉剛」水平。

    漢代常使用的兵器,也就是大量正式裝備部隊的兵器,遠射主要是弩和弓,格鬥有戟、矛、刀、劍,

    防具是鎧甲和盾牌。還有種叫鉤攘(為金屬旁的)。弓箭,騎兵不可缺少的兵器,漢軍中普遍裝備的是復合弓。另外,漢代的遠射兵器裡,弩的使用似乎比弓還要廣泛,有手張弩(擘張)和腳踏弩(蹶張)之分,騎兵只能使用手張弩。

    和強弩被視為漢軍最精良裝備的還有長戟,漢代最主要的格鬥長柄兵器,騎步都離不開它。

    而與長戟同樣重要的,還有矛,都大量使用,也都已經是鋼鐵製品了。短柄兵器是刀和劍,出土的鋼劍中有的可長達124cm,刀是漢代開始興起的,戰國時期還未出現,漢初時鐵劍仍是主要短柄兵器,但刀出現後,就逐漸的把劍排擠出去了,成為廣泛使用的兵器。

    漢初的防具主要仍是鎧甲和盾牌。盾牌有木製、皮製和鐵製,常見的樣式為底緣齊平,上端由兩重弧線組成葫蘆形,中脊隆起的形狀,大約相當士兵的三分之一身高,後來在鐵盾上再安裝上上下兩個利鉤,就成了一種新型兵器--鉤攘,可攻可守。

    漢代的甲冑主要是「玄甲」,也就是鐵鎧,它逐漸完善並排擠了傳統的皮甲,由甲片鑲嵌而成,而當時所使用的鎧甲片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大型長條甲片,也稱甲札,其高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變短;第二類甲片比第一類小得多,形狀也更接近正方形,一般下緣較為平直,上緣兩角成圓弧狀;第三類,體型最小,更接近正方形,高不及4cm,寬不到2.5cm,這種甲片的另一種樣子是作成槐葉或柳葉形狀。

    用上面三種甲片可編成兩類鎧甲,就是由大型長條甲札編成的札甲和用中小型甲片編成的魚鱗甲,另外札甲中又有無披膊和披膊之分,騎兵大多使用無披膊的。皮甲成為鐵甲的配角,但仍作為重要的輔助性防具。

    重裝騎兵出現在戰場時,正是以部曲私兵為軍隊核心的時代,是從東漢末年開始,經魏晉十六國到南北朝時期。

    當時,氏族門閥制度和氏族軍事組織結合在一起,豪強世族擁有大量私人武裝。那些部曲既是依附農民,又是豪強世族的私人武裝。這種特殊的人身依附關係,從東漢末年開始惡性發展,到魏晉以後日益加劇,也就影響了當時封建軍隊的組成等方面。

    當時帶兵的將領都出身豪門世族還擁有自己的私兵部曲,還往往擁有大量的鎧甲和兵器,這些裝備精良的私人部曲,就形成了他們統率的軍隊的核心。這樣一來,自然引起軍隊的組成、指揮和兵器裝備的一系列變化。

    早期的私人部曲還不一定是騎兵,更不一定是重裝騎兵,私人部曲以甲騎具裝的面貌出現與對抗遊牧民族重騎相關。這些民族,進入中原以前都是遊牧經濟,擁有優良的馬匹,軍隊又都是騎兵,同時往往還保留著氏族軍事組織的形式。

    在這些異民族進入中原以後,裝備中原的冶煉技術兵器甲冑,人馬都披重甲的重裝騎兵--甲騎具裝,史料中萬騎鐵馬次數不多,直到唐初,李世民回朝仍有「陳鐵馬萬騎」的記載。

    這也就是說,無論是什麼時候,培育出一個及格的重騎兵,對於一個國家或者是一個家族而言,都是不菲的花費。這也限制了重裝騎兵在中國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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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重騎兵發展歷史比起東方則是要晚一些,亞述帝國可以說是第一個遊牧民族發展起來的大型國家。

    馬在戰爭中的應用應歸功於遊牧民族。

    早在公元前兩千年赫梯人就用雙駕輕型戰車橫掃腓尼基,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

    而最早的正規騎兵則是公元前9世紀出現的亞述騎兵。

    那時候的騎兵個個都是馬術高手。

    三千年前,還沒有馬鞍和馬鐙,只用韁繩控制馬需要很高深的技巧。那時的騎手坐在光屁股的馬背上,他們的腳高高蜷起,這是個極不舒服的位置,所以當時的韁繩很短很硬,不僅用來控制馬還當成把手。馬嚼子很長很寬,即使騎手用力拉韁繩,也不會將之拖出來。

    亞述軍隊中有三種騎兵:輕騎兵,由亞述帝國統治下的遊牧民族組成,裝備弓箭和標槍;騎弓手,身穿硬皮甲;重騎兵,裝備長矛和劍,負責近戰接敵。

    後來,騎兵逐漸取代戰車的地位,而後者變得越加笨重,四匹馬拉的戰車最後成了步兵的運載工具。

    亞述的重騎兵是否是具裝騎兵,並沒有足夠的資料說明,但是毫無疑問的是,這種重騎兵的機動性應該不會太差,身披金屬鎧甲的可能性不算太大。

    而真正發展出具裝騎兵的西方國家,是拜占庭帝國。

    東羅馬重騎兵興盛於查士丁尼一世時期,在貝利撒留和納爾塞斯的指揮下,他們曾取得過輝煌的勝利。重騎兵的騎手們,身上披著鎧甲,使用長矛和弓箭。實行這樣一個突變,很明顯,是想使每一個經過嚴格訓練的軍人,同時兼有機動的「射擊力」和「衝擊力」。西方軍史學者將這種騎兵稱為「雙重功效騎兵」。

    這種「雙重功效騎兵」,即指那些能夠在遠距離殺傷敵人,也可以在近距離發起突擊的騎兵。

    在拜占庭重騎之後,只有17世紀的重裝火槍騎兵具有這種功能(包括以後的胸甲騎兵)。

    在553年的卡西林納姆會戰。此次會戰的對手是法蘭克人,基本都是步兵,裝備頭盔、椴木大盾、長劍、標槍和戰斧,其中標槍和戰斧都可以用於投擲。法蘭克步兵有種戰法是當標槍插在敵人盾牌上時,沖上去踩這槍柄把敵人的盾牌拽下來,再把敵人解決。

    這些法蘭克人都是些富於攻擊性的老練戰士。

    拜占庭方面,有步兵、下馬重騎、重騎兵和輕騎兵(主要是匈人)組成,指揮是納爾塞斯。交戰時,騎兵埋伏在兩翼,正面為步兵集群,其中後幾排為下馬重騎。法蘭克人首先突破了前幾排拜占庭步兵,但隨著下馬重騎加入戰鬥,法蘭克人的進攻受阻。

    可能是納爾塞斯的戰術安排:讓法蘭克人膠著於正面戰場,為拜占庭重騎兵從兩翼包圍爭取時間。當法蘭克人發現時他們已經被拜占庭重騎兵包圍,但這些老練的步兵立即擺出密集防禦陣形,準備抵抗拜占庭重騎兵的衝鋒。

    但是拜占庭重騎兵並沒有發起衝擊,而是用弓箭狂射。本來,如果法蘭克人疏散陣形,是可以減少被弓箭殺傷的,可他們害怕自己隊伍一旦分散,拜占庭重騎兵就會提起長槍衝鋒。結果在這樣的猶豫中,法蘭克人遭到了巨大的損失,最後敗退。

    這也可以說是重裝騎兵在大規模戰爭當中發揮出決定性作用的一戰。

    當時正如東方國家發展重裝騎兵所遇到的難題一致的是,西方的重騎兵數量同樣不多。

    在拜占庭帝國同時期的西方國家,在十字軍東征時期才發展出重裝騎兵部隊的代名詞——騎士團。

    騎士團出現於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期間,系西歐封建主為保衛他們在東方所侵佔的領地而建立的宗教性封建軍事組織。

    第一次十字軍遠征(1096-1099年)結束後,十字軍陸續佔領了地中海東岸最富庶的地區和最繁榮的工商業城市,並在這一帶建立起4個十字軍國家,其所佔領地首尾相接從南到北竟有1200公里長。

    由於這一帶地處沿海,地勢平坦,缺少天然屏障,易攻難守,時刻有遭受進攻的可能,在穆斯林虎視眈眈的威脅之下,十字軍國家處於動盪不安之中。

    為鞏固這些國家,亟需建立一支常備武裝力量。

    於是,羅馬教皇又組織起幾個僧侶騎士團,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大騎士團,即醫院騎士團(12世紀初)、聖殿騎士團(約1118年)和條頓騎士團(1198年)。其使命是鎮壓十字軍國家中人民的反抗,與毗鄰的穆斯林國家作戰,保衛並擴大十字軍領地。這三個騎士團不久便發展為精銳的職業軍,能夠在任何地方與敵人交手。他們在歐洲大規模招兵買馬,其實力日漸強大。

    就表面上的形式和性質而論,騎士團是一種僧侶幫會,其宗教方面的約束類似於修道士。這些僧侶騎士絕大部分是西歐各國破落貴族出身的亡命徒,他們被按照修道會方式組織起來,為「保衛基督教「而奉獻一生。

    騎士團的成員不得娶妻生子,不得謀求財富,不可違背上級的旨意,決不可因迷戀世俗生活而動搖自己「獻身基督教「的意志。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40
第一五三章

    在張嘉師的想法當中,騎士團這種組織的出現,與後世德國人在一戰戰敗之後,開辦所謂的飛行同好會之類的組織,培訓出一定質量的飛行員,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對於張嘉師而言,騎士團這種組織在東方的情況而言,卻是很難完全照搬的。

    尤其是在一些方面的影響而言,張嘉師不認為眼下的大秦帝國有著這樣的基礎。

    因為騎士團的出現以及發展,很大程度上與宗教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

    而中國第一支有著宗教背景的軍事力量,恐怕得要首推在張嘉師所知道的歷史當中,作為漢末群雄之一的漢中張魯所掌握的軍隊了。

    當然,假如說黃巾軍也有宗教背景的話,那麼這一種情況則是以黃巾軍作為優先。

    雖然說張角等人本身就是宗教人士,張角更加是創建了太平道。但是黃巾軍本身與張魯麾下軍隊,有不少人信奉五斗米道的情況而言,有著根本的區別。黃巾軍的一開始,不少所謂的渠帥根本就不是太平道的信徒。

    ……

    張角以黃天為至上神,認為黃神開天闢地,創造出人類。又信奉黃帝和老子,認為黃帝時的天下是太平世界,是人類最美好的事情。在這個太平世界裡,既無剝削壓迫,也無飢寒病災,更無詐騙偷盜,人人自由幸福。在此基礎上,張角提出了「致太平」理想。這也是太平道的基本教義和宗教理想。

    太平道創建背景:東漢末年,政治黑暗,民生凋敝。朝廷內,宦官與外戚爾虞我詐,輪番亂政;地方上,豪強地主與割據軍閥為非作歹。又逢連年災荒,以致出現「死相枕藉」、「民相食」的人間慘劇。正是在這種廣大民眾痛苦萬狀、已無生路的時勢下,冀州鉅鹿人張角創立了太平道,組建黃巾軍,提出「致太平」的理想,以善道教化百姓,以推翻黑暗的東漢反動統治者為目標。以公正的眼光來看,黃巾軍無疑是正義之舉。黃巾軍經過10個月的戰鬥,終因缺乏經驗而失敗。

    黃巾軍失敗後,代之而起的是「奉天子」為名、靠鎮壓黃巾起家的各路軍閥,進而形成三國鼎立之勢。

    太平道的教義大致如下:大道、陰陽五行、符籙咒語。「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其傳教方式是:「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癒,則為不信道。」

    教團:大賢良師張角,黃天張角,天公將軍張角。太平道以「方」為單位組織教徒,每方設「渠帥」統領。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共建三十六方。

    但是很明顯,黃巾軍更多的是裹挾一些活不下去的平民才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動搖東漢統治基礎的一支力量。

    《後漢書?皇甫嵩傳》說:「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蓄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甚愈,百姓信向之。角派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入州之人無不畢應。」

    《三國志?張魯傳》注引《典略》說:「張角為太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癒者,則雲此人信道;其或不癒,則雲不信道。」

    《後漢書?襄楷傳》說:「初,順帝時,琅琊宮崇旨闕,上其師於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捲,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太平經》說:「老子者,得道之大聖,幽明所共師者也。應感則變化隨方,功成則隱淪常住。住無所住,常元不在。……周流六虛,教化三界,出世間法,在世間法,有為無為,莫不畢究。」

    「太平道」的開始,緣起於事奉「黃老道」;它的主要經典則是《太平經》;它的發展情況,是以善道教化,符水治病為基礎,十數年間,徒眾數十萬,遍佈八州。

    《太平經》是黃老道的主要經典。《太平經》作為黃老道的著作,是以老子等黃老列莊的道家思想為核心的。但是它成書於東漢中晚期,所以書中的思想也受到當時的漢代讖緯神學的影響。這也就是說,《太平經》非作於一時,也非作於易人。

    《太平經》是道家從老莊思想演化為宗教的重要文獻,主要是把陰陽五行和老莊結合,同時又披上了神話的外衣。

    《太平經》的思想基本上保持了老子的觀點。在對萬物的認識方面。繼承先秦兩漢道家元氣論的哲學思想,認為世界的本原是「元氣」,事物都是由「元氣」變化生成的,同時還提出「太陽、太陰、中和」的「三合相通」觀點。在政治和社會道德方面,政治上主張平均財富。修持上主張反本。

    《太平經》將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結合,社會道德上提倡「忠孝」。同時,它還進一步提出「天人合一」的唯心主義觀點一,《太平經》內容駁雜.涉及天地、陰陽、五行、十支、災異、神仙等,對黃老道思想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在道教思想史上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

    《太平經》的主要內容有四個方面:

    (一)繼承老子之道和傳統的天神信仰,重新構築了早期黃老道的神學思想體系,即天人合一的神學思想,提出了神仙不死,身中神,求長生等觀念。

    (二)為帝王治太平提出一套統治術,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基礎,以「無為而無不為」的老子學說為治國方針。

    (三)關於教徒的修養方法,提出辟榖、食氣、服藥、養性、返神、房中、針灸、占卜、堪輿、禁忌等等方術,同時,還重視符咒,宣揚服符能驅邪求福,治病長生,要求信徒堅持齋戒、首過、祈禳、叩拜及誦經等活動。

    (四)提出善惡報應觀念,認為人類如果作惡太多,則天地必降災異,殃及後人。由此,正告世人行善積德,信修正道,方可斷除災異而得度成仙。[1]

    《太平經》認為,太陽、太陰、中和三氣和諧而化生萬物,因此在自然界中,太陽、太陰、中和三氣缺一不可。

    《太平經》稱:「太陽、太陰、中和三氣共為理,更相感動「,「故純行陽,則地不肯盡成;純行陰,則天不肯盡生。當合三統,陰陽相得,乃和在中也。古者聖人致太平,皆求天地中和之心,一氣不通,百事乖錯。「只有陰陽二氣的相互和諧產生中和之氣,並共同生養萬物,才能有自然界的太平。

    這就是《太平經》所說的「天氣悅下,地氣悅上,二氣相通,而為中和之氣,相受共養萬物,無復有害,故曰太平「。

    《太平經》還說:「三氣合併為太和之氣。太和即出太平之氣。斷絕此三氣,一氣絕不達,太和不至,太平不出。陰陽者,要在中和。中和氣得,萬物滋生,人民和調。「

    這裡的「太和「,即為「太陰、太陽、中和「三氣的和諧,「太平「則指三氣和諧而達到平衡,即自然界生態系統的平衡。也就是說,三氣的融合達到和諧就是太和,進而就可以實現自然界生態系統的平衡。

    《太平經》還進一步指出,人是自然萬物的一部分,也是自然中和之氣所生,即「天、地、人本同一元氣,分為三體。「又說:「天、地、人民萬物,本共治一事,善則俱樂,凶則俱苦,故同尤也「。也就是說,天、地、人同為自然界中一部分,本身就有著共生共榮的關係,因此必須要互相尊重、和諧共處。

    只不過,很明顯,張角的《太平經》與黃老道的《太平經》是兩碼事,而黃老道的《太平經》怎麼看都跟造反沒有太大的關係。

    而張角所傳授的《太平經》,事實上主要已經變成蠱惑人心的一本教義。

    以唐周以及馬元義兩個張角徒弟的相關遭遇來看,張角反漢,事實上已經是處心積累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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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斗米道又稱之為天師道,亦或者是說五斗米道在後世的稱呼,主要已經變成天師道。

    張道陵是五斗米道的創始人。

    張道陵,字輔漢,傳說是西漢宰相張良的八世孫。漢光武建武十年生於豐縣阿房村,出生前,其母夢見魁星下降,感而有孕。張祖五月十八日生,出生時滿室異香,整月不散,黃雲罩頂,紫氣彌院。自幼聰慧過人,七歲便讀通《道德經》,天文地理、河洛讖緯之書無不通曉,為太學書生時,博通《五經》,後來嘆息道:「這些書都無法解決生死的問題啊!」於是棄儒改學長生之道。

    張祖二十五歲,曾官拜江州令。而他卻身在朝政,志慕清虛,不久就隱居到洛陽北邙山中,精思學道,修煉三年,有白虎口銜玉符而至其所。

    永元(公元89年)初年,漢和帝賜為太傅,又封為冀縣侯,三次下詔,張祖都婉拒了,他對使者說:「人生在世,不過百歲,光陰荏苒,轉瞬便逝。父母隆恩,妻妾厚愛,也隨時而消失。君臣之恩,誰見長久?請轉告聖上,只要清靜寡慾,無為而治,天下自然大定,要我何用?我志在青山中!」為了避開京都近郊的俗務嘈雜和騷擾,張祖決心雲遊名山大川、訪道求仙去了。

    張祖先是南遊淮河,居桐柏太平山,後與弟子王長一起,渡江南下,在江西貴溪縣雲錦山住了下來。此地山清水秀,景色清幽,為古仙人棲息之所,張祖就在山上結廬而居,並築壇煉丹,三年而神丹成;龍虎出現,故此山又稱龍虎山。時年張祖六十歲,後又移居四川鶴鳴山,感石鶴長鳴。

    漢順帝漢安元年(公元142年)正月十五日,傳說太上老君降臨蜀地,傳授張祖《太平洞極經》、《正一盟威二十四品法籙》、三五都功玉印、雌雄斬邪劍等經書、法器,拜為天師,囑咐天師廣行正一盟威之道,掃除妖魔,救護生民。

    於是天師於漢安二年七月,登青城山,會八部鬼帥,大戰眾鬼,制伏外道惡魔,誅絕邪偽。天師道法通玄,諸魔所不能敵,各各降服,願意皈依正道,於是天師敕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在青城山黃帝壇下盟誓,人處陽間,鬼處幽冥,使六天鬼王囚禁於北陰酆都城,八部鬼帥流放於西域邊地。從此妖魔降服,人民安樂,至今青城山仍留有天師與眾鬼帥戰鬥的誓鬼台、鬼界碑等古蹟。

    天師降妖伏魔,救護眾生,蜀地的人民都非常感動,都願意聽受天師教化。於是天師設立二十四治,廣收門徒,教化於民。東漢桓帝永壽元年九月九日,在四川赤城渠亭山中,上帝派遣使者持玉冊,敕封天師為正一真人,天師世壽一百二十三歲,與蒼溪雲台山白日飛昇。

    張道陵,初名張陵,後改今名。本是太學書生,性好學,博五經,邃於黃老之道,七歲即能通道德經及河洛圖諱之書,皆極其奧。長為博學之士。後棄官學道。創立了正一盟威道,簡稱正一道。漢順帝時永壽元年在鶴鳴山創建正一盟威道,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為天師」,自稱「三天法師正一真人」,並纂道書24篇。漢桓帝時在四川蒼溪縣境的靈台山(又名天柱山)飛昇,傳說時年123歲,道教稱為「祖天師」。傳說第1代天師張道陵跟太上老君學道得老君親授,得天獨厚,道法高強。

    祖天師所創道派,稱正一盟威之道,簡稱正一道。但因奉其道者,須出五斗米,當時又有稱五斗米道(編者按:實際上多用是蔑稱。好比孔子收弟子要收束修(十條乾肉),總不能把儒家叫「臘肉教」吧!)。張道陵除書符治病、驅邪禳災以外,在巴蜀地區建立起二十四個宗教活動中心,即二十四治。道民定期赴治學道,祭禱。

    其孫子張魯在東漢末,三國時期,擁有一支軍隊,在漢中建立了****的割據政權。並利用政權的力量,推行正一道的一些社會和宗派主張,比如,對犯有罪過的人,不是用嚴刑懲罰,而是原諒三次後再加以刑罰,那刑罰也比較輕,一般是讓他去修路。同時在路上設義舍,裡面放米肉,路人可以量腹而食。

    這些措施對於天下大亂形勢下的民眾,營造了比較寬鬆的生活環境,因此得到了當地漢族和少數民族群眾的擁護。

    《三國志?張既傳》載,張魯降後,「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張魯及大批漢中教民北遷到三輔之後,他們利用曹魏政權寬待張魯家族之機,或明或暗地向社會下層和上層傳播五斗米道。

    經歷曹魏和西晉,至東晉時,五斗米道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使五斗米道的勢力發展至北方和中原地區。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49
第一五四章

     一支重騎兵在平原戰場上,只要不是因為指揮官的失誤,往往會發揮出讓敵人輕鬆潰敗的戰果。

     但是這並不是說重騎兵在古代戰場上等同於所向無敵,因為一支重騎兵面對的敵人當中,有著不少的。。。。。。

(未找到來源,有的小夥伴可以私信我哦)
Babcorn 發表於 2016-12-15 15:50
第一五五章

    一般來說,歷史上以烏合之眾打敗裝備精良的正規騎兵部隊的例子是相當稀少的。

    而嚴格來說,威廉?華萊士在斯特林橋戰役當中的記載也不完全是擊敗大量的騎兵,而是在大戰當中以合適的戰術安排,成功擊潰一支當其時的英軍為主的聯合部隊。

    這一切可以說也算得上是一個奇蹟。

    ……

    耶路撒冷聖約翰醫院騎士團,又被成為醫院騎士團或者是聖約翰騎士團。

    這個騎士團可以說是最早成立的三大騎士團組織。

    其名字的由來很有可能就是1099年,由法國貴族gerard和幾名同伴在耶路撒冷的聖若翰洗者教堂附近的醫院裡成立,這個騎士團一開始的主要目的是照料傷患和朝聖者。

    由於朝聖者無私的付出讓醫院修會迅速發展,從1110年起修會同意將分散耶路撒冷的領土的財產,可以交給醫院騎士團。

    1113年,教廷承認他們是獨立的修會,並賜予他們一系列的經濟、政治特權,如無需繳納十一稅,無需接受任何政權的領導,只受教皇節制。

    醫院騎士團的會規以奧思定會的會規為基礎制定。騎士團的成員分為教士、騎士和士官,以及會友或受贈者。騎士團由一位大團長統治,並有教士會議和八位法官協助。其組織和聖殿騎士團十分相似,但對於慈善事業上表現更為顯著。

    耶路撒冷聖約翰醫院騎士團成立時只是一個行善的組織,從1120年才開始作為一個軍事修會進行活動,以武力保護朝聖者免受異教徒攻擊,並發展成為耶路撒冷王國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對耶路撒冷的政局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它在耶路撒冷王國擁有7座大的要塞,140多座其它建築。耶路撒冷王國國王鮑德溫四世去世後,當時醫院騎士團的大團長rogerdemoulins反對居伊(guidovonlusignan)繼任,可惜沒有成功。後來在1187年哈丁之戰中,醫院騎士團也派出主力參戰,由於指揮上的失誤,包括醫院騎士團、聖殿騎士團在內的基督教軍隊幾乎全軍覆沒,醫院騎士團大團長rogerde?moulins戰死。

    哈丁之戰可以說是三大騎士團在建立之後經歷的最大的慘敗之一。

    ……

    哈丁戰役也稱為哈丁之戰,是1187年7月4日發生於巴勒斯坦哈丁的一場戰役,也是十字軍運動的一次大會戰。

    結果是伊斯蘭教埃及蘇丹薩拉丁大勝基督軍,俘虜其耶路撒冷王蓋伊和他的弟弟阿馬里克、沙蒂永的雷納爾德、托倫的漢弗雷、聖殿騎士團團長裡德福特的傑勒德、醫院騎士團團長羅傑?德?莫林斯、阿克主教戰死。

    其戰役的相應記載則是如下:

    1185年,當薩拉丁開始最後完成其收復聖地大業、鮑德溫四世病入膏肓之際,雷蒙德被推為攝政王。這是他第二次攝政,他第一次攝政是在鮑德溫未成年期間。

    1162年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繼承了的黎波里的爵位,後來又通過其妻埃斯齊娃以國王封臣的身份掌握了加利利。他是個久經沙場的老戰士,曾當努爾丁的俘虜達8年之久。如今他45歲,既是個實幹家,又是個雄心勃勃的人;既是個好戰士,又是個高明的政務家和謀士。他恐怕是對付那個危難時期的種種挑戰的最合適的人,但在上層他有許多勁敵。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時,沙蒂永的雷納爾德隨路易國王來到巴勒斯坦並留了下來。他生性多變、反覆無常、令人厭惡。他是對哈丁大敗負有主要責任的人。

    不過,他英俊、勇敢。安條克的康斯坦絲為之傾倒,兩人遂結為夫婦。通過康斯坦絲,雷納爾德成了安條克公爵。不久之後,他對塞浦路斯進行了一次掠奪性的遠征,引起了拜占庭皇帝和自己國王的不滿。1160年,努爾丁的部隊應十字軍的要求將他劫去達16年之久。

    獲釋之後,他娶米伊的斯特凡妮為妻,並且通過她成了卡拉克和蒙雷阿勒的勛爵。卡拉克位於死海的東南端。為了對無辜的商隊和紅海港口進行襲擊,他從這個城堡出發,撕毀了與薩拉丁的兩次和約,了無數的麻煩。由於這些以及其他的劣行,薩拉丁兩次圍困過他的城堡,發誓有朝一日要親手殺死他。

    裡德福特的傑勒德於1173年到達的黎被裡,成為雷蒙德麾下的一名騎士。但不久他便與雷蒙德發生了爭吵,因為後者未履行為他娶一個富有的女繼承人為妻的諾言。傑勒德認為自己受到了愚弄,十分惱火,一直不肯原諒雷蒙德。不久之後,傑勒德參加了「聖殿騎士團」,青雲直上升到執事。1184年,「聖殿騎士團」的大頭領托羅熱的阿諾爾德在歐洲募兵期間去世,傑勒德被推選為繼承人。這樣,他實際上便成為該王國的最高統帥。

    1185年,鮑德溫四世去世,雷蒙德在宮廷要臣對他頗有敵意的情況下繼續攝政。正好一年之後,幼王鮑德溫五世夭亡。鮑德溫四世生前已為這類緊急情況的出現作了安排,貴族們也曾發誓支持雷蒙德繼續治理國家,直到由教皇、拜占庭皇帝、法國和英國國王組成的委員會在西比拉和她的同父異母的姐妹伊莎貝拉中間選定一個為止。

    但是,蓋伊的一群狐朋狗黨騙過了雷蒙德,違背自己的誓言,不等委員會裁決便將西比拉和居伊從阿什凱隆送到耶路撒冷,並為他們雙雙舉行了加冕典禮。

    雷蒙德發現自己上了當。便將忠於他的貴族召集到納布盧斯。

    他們一致同意雷蒙德的主張:第一,王位應交予伊薩貝拉及其丈夫托倫的漢弗萊;第二,向耶路撒冷進軍。除「聖殿騎士團」和雷納爾德以外,雷蒙德受到王國所有大小諸侯的支持。這次突襲本來是可以成功的;不料漢弗萊聞知自己可能要當國王,大驚失色,偷偷趕到耶路撒冷,與西比拉媾和。這樣,反對派失去了名義上的首腦,只好解散,大部分貴族歸順居伊,但雷蒙德不肯如此,而是退職回到妻子的封邑太巴列。

    薩拉丁懷著極大興趣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他是個重信義的人,儘管他知道拉丁王國內部嚴重分裂,現在正是他推波助瀾、攪亂該國的大好時機,但他寧願恪守和約。不料沙蒂永的雷納爾德為他代勞了。

    1187年初,雷納爾德向一支由開羅到大馬士革的商隊進行了第三次擄掠性的襲擊,將護送船隊的軍人或打死、或生俘,把大批掠奪品運進城堡。薩拉丁強烈要求賠償損失和釋放戰俘,但遭到雷納爾德的拒絕;薩拉丁又向居伊交涉,居伊大為吃驚,責令雷納爾德照辦。雷納爾德再次拒絕,竟然聲稱自己是為獨立的國家,與薩拉丁根本沒有和約。

    此時戰爭已不可避免,儘管安條克公爵和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各自都在活動,爭取重修和約。但是雷蒙德走得更遠,他現在自認不無道理,只有他能夠救王國,也只有他才配當國王。於是他爭取薩拉丁全力支持他來達此目的。

    誰都知道,薩拉丁自己的目標就是消滅這個王國,可見,阿拉伯人和法蘭克人之間的關係多麼錯綜複雜!

    侍臣們好不容易才說服了居伊不要為雷蒙德的叛國行為向太巴列興師問罪而引起一場內戰。作為變通辦法,他派出一個斡旋團,成員有伊貝林的巴利安、提爾的大主教和「軍事教團」的大頭領們。

    ……

    各種史料對哈丁戰役的參戰人數歷來說法不一,差異很大,而且大都偏高。1187年6月底在阿卡集結的拉丁軍大概有1200名騎士、1萬名騎兵,還有很多(可能有2000名)圖爾科波里人。

    圖爾科波里人是從當地招募來的,主要是些騎兵。他們是弓箭手,比騎士輕裝,但除在一些特殊場合外,其戰鬥作用與騎士相同。他們在「軍事教團」的部隊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而「軍事教團」又是王國職業部隊的核心。在「總動員」(現在居伊已下了總動員令)的情況下,兩個教團都能各自集合起400名騎士。然而這樣做意味著大大削弱城堡的防護力量,而城堡是王國戰略防禦的核心。

    在雷納爾德進行最後一次擄掠後,薩拉丁立即宣佈討伐。他從豪蘭、阿勒頗和帝國其他地域調集了人馬,甚至伊茲丁也從摩蘇爾給他派來一支強大的分遣隊。薩拉丁兵力的確切數目,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超過了法蘭克人,可能總共多達2萬人。大部分士兵騎著體型小而速度快的鄉間馬,其武器主要是弓箭。薩拉丁還有相當數量的鎧甲騎手,他們象土耳其的騎士那樣,用劍和矛作戰。

    7月2日夜間,基督軍一方作出了進軍的決定,這對拉丁王國的前途有決定性意義,對此後面將有詳述。雷蒙德曾力主留在薩富裡雅,他的這一主張最初也已為眾人所接受,但後來居伊在雷納爾德和傑勒德的極力勸說下決定放棄此方案。會議把雷蒙德的忠告斥責為叛徒的奸計,認為拒絕戰鬥必將使大家蒙受恥辱。

    很多騎士對這個最後決定感到遺憾,他們懇請居伊重新考慮,但這一次居伊堅定不移。出於忠誠,眾人最終服從了決定。

    於是,7月3日清晨,在手捧「真十字架」的阿卡主教的陪同下,這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拉丁軍隊向太巴列進發。隊伍中必定有很多人對此行懷有疑問,但沒有幾個能估計到這次冒險行動的致命後果。照慣例,雷蒙德率部走在前面,國王和「真十字架」居中,「聖殿騎士團」殿後。

    把「聖殿騎士團」和「醫院騎士團」放在這樣的行進位置上無疑是個正常而明智的預防措施。

    因為眾所周知,薩拉丁的戰術是先作包圍之勢,然後增加對後衛部隊的壓力,使其脫離主力部隊。後來所發生的情況果真如此。那是個熱不堪言的一天,基督徒軍隊在到達太巴列之前必須通過一片高原,而這片高原無邊無際、乾旱荒蕪,滴水不見。很快,人員和馬匹便乾渴難忍。

    他們剛走了大約7英里,敵人的輕騎兵就發起進攻,利箭撲面射來。從那時起,雖然居伊的士兵在嘴唇乾裂結起厚痂、舌頭幹得象皮條的情況下進行了拚死的抵抗,但土耳其人輪番攻擊,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壓力。居伊的後衛部隊所受壓力太大,開始與中央脫節,於是傑勒德請國王下令停止前進。

    主力部隊此時已行進到一個名叫馬里斯卡爾西亞的廢棄小村莊,這個小村莊差不多在薩富裡雅和太巴列的正中間。向東幾英里有一條山脈,高達1100英呎,其間有三個隘口,沿著陡跌的地勢通往低於海平面600多英呎的太巴列。

    山脈的北端有兩個突出向外的山崖,稱作「哈丁角」,屏護著下面約600英呎的同名村莊。雷蒙德伯爵及前衛部隊用力趕到大軍前面,或許已經看到了太巴列山上薩拉丁人馬的部署情況。

    不管怎樣,他派人向後面送了一封信,力勸居伊加速前行,於夜幕降臨之前趕到有水的地方。但居伊覺得人困馬乏,便下令原地宿營。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十分關鍵的決定。

    戰爭的倖存者恐怕誰也不會忘記那個夜晚。傷員們不斷地叫喊著要水喝,可是沒有一滴水來濕潤一下舌頭。整個夜晚,敵人的巡邏隊在周圍遊蕩,高聲讚頌真主把基督教徒送到了他們的手心。有些權威人士說,除了擾亂軍隊外,他們還縱火燒了附近的灌木叢,但看來此舉更有可能發生在第二天的戰鬥之中。

    7月4日晨,居伊的大軍按原次序出發,穿過盧西亞,打算在哈丁旁邊的北山口實施突破。開始時先頭部隊取得一些進展,敵軍讓出了某些地段;但薩拉丁的兵力部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有其狡猾的用心。戰鬥於哈丁角的正南方進行,薩拉丁把部隊擺成一個月牙形,兩翼前突、中央後縮,這樣很快就能對拉丁軍形成嚴密的包圍之勢,用伊馬德丁的話來說「連一隻螞蟻都休想逃脫」。

    阿拉伯人精神抖擻,士氣高昂,遠非基督徒軍可比,而且據伊馬德丁說,薩拉丁始終有一支載有大量箭矢和其它武器的駱駝隊處於待命狀態。

    兩軍想必都是採取簡單的戰術,按各自的「作戰教程」作戰。法蘭克人的重騎兵有步兵弓箭手的保護,而弓箭手又有厚厚的軟鎧甲保護著。弓箭手的任務是當騎士出擊時把隊伍展開,騎士回歸時再把隊伍收攏起來。阿拉伯騎手的任務是騷擾居伊的側翼和後衛,準備敵進我退,敵退我追。

    在哈丁戰役中,基督教徒士氣低落,根本談不上使用什麼戰術,以致輸掉了這場戰鬥;這些疲憊不堪、垂頭喪氣、乾渴難忍的士兵再也挺不住了。戰鬥開始後不久,他們離開大路,爬上就近的一座小山,就再也不想動了,無論國王怎樣央求也毫無用處。不久,阿拉伯人來了,很多基督徒淪為俘虜,但更多的人死在地上,他們的舌頭都腫脹著伸在外面。

    騎士失去步兵便處於極其不利的地位,在這種規模的戰鬥中很難取勝。居伊意識到局勢的危險性,便以「真十字架」為中心,將人馬組成密集的方陣。他們在力量非常懸殊的情況下英勇奮戰。但突然他們又被滾滾濃煙包圍,因為薩拉丁已下令將野草點燃,以便進一步擾亂法蘭克人。居伊將哈丁山坡作為最後的立足點。在這裡,約有200名騎士聚集在國王周圍殊死搏鬥,直到最後薩拉丁下令停止屠殺。基督教徒的騎兵幾乎全軍覆沒,阿卡主教陣亡,「真十字架」被穆斯林繳獲。

    戰鬥即將結束時,雷蒙德伯爵可能是奉命、也可能是自作主張率領伊貝林的巴利安、西頓的雷金納德和其他幾個人孤注一擲,拚死衝出重圍。他們眼見大勢已去,只好逃離戰場,尋個安全之地。有些編年史家沒有很多的依據便斷言是塔吉丁讓隊伍為他們閃開一條路,以便計擒,但並非有意幫助他們逃跑。

    這後一種解釋使雷蒙德的人格受到進一步的詆毀。不過他很快便什麼都不用想了,因為3個月之後死亡使他從軍事叛變的奇恥大辱中得到解脫;而他自己深信,自己這樣做是出於對共同事業的忠貞不渝。

    戰役結束後,拉丁軍的戰俘被集中起來,薩拉丁對那些倖存的基督徒作了大致公正的處理。他對國王居伊相當仁慈,對其他騎士也寬宏大量,除一人之外全部釋放。令人驚奇的是,這其中還包括「聖殿騎士團」的大團長「裡德福特的傑勒德」。「醫院騎士團」的大團長羅傑已在哈丁陣亡。

    這唯一的例外是沙蒂永的雷納爾德,薩拉丁實踐了自己的諾言,親手將他處死。下層軍官、軍士和騎兵的遭遇則不太好。他們大部分淪為奴隸。「

    大部分城堡的軍隊都已被抽調去組成拉丁大軍,哈丁之戰的勝利使薩拉丁得以輕而易舉地蕩平這些城堡。少數幾個進行了抵抗的城堡可以用釋放重要戰俘的方式來換取,如用居伊和傑勒德換阿什凱隆。

    只有極少數城堡(如克拉克騎士堡)堅守了一年以上。一年半之後,十字軍手裡還剩下提爾、安條克和敘利亞的的黎波里。1187年10月,耶路撒冷宣佈投降,薩拉丁對待那裡的居民十分大度,這與1099年第一次東征時十字軍的可恥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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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一句,哈丁戰役可以說是一支重騎兵為主的部隊,面對阿拉伯人的軍隊,因為戰術上的失誤冒險,最終導致的一場慘敗。

    而若非是哈丁戰役的慘敗,薩拉丁想要將拉丁王國的實力範圍覆蓋耶路撒冷一帶,恐怕需要花費更多地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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