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四節進入低增長時代
中國本土人口增長緩慢，但還是從五億多人口堅定的爬升到了六億，十年人口增長率不到12%，年均不足1.2%，低於美國的3%，也低於英國的1.8% ，甚至跟歐洲整體水平相比，也沒什麼優勢。
工業時代的歐洲人口增長速度十分驚人，否則也不可能迅速追上中國。
以五十年期，中國人口增長速度跑輸了大多數歐洲國家，僅僅從乾隆末年的三億人翻了一倍。同時期的英國，人口增長恐怖，1741到1751年10年間增長率約為3.5%，1751到1761年增長速度加快到7%，1780-1790年的10年間，增長速度為11%，19世紀20年代增長達到16%的最高峰。僅僅1811-1821年的10年間，英國就增加了其人口的18%，人口年增長率達到1.8%。這種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長速度被稱為英國“人口革命”。
工業革命時期，長時間保持的高增長，讓英國從不到400萬人的小國，成長為一個人口三千萬的大帝國。而且英國的城市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不但完成了工業化，也完成了城市化。
相比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完成，這個完成的定義不同，但目前從任何指標上來看，工業已經取代農業，成為中國的最大生產單位。沒有明確的總量計算，但工業提供的稅收，已經是農業稅收的五倍，每年高達五億貫錢，而且繼續快速提高。但城市化水平增長緩慢，城市人口徘徊在三分之一左右，連續多年未見增長。這讓作為皇帝的周瑯頗為憂慮，擔心是否跌入了農業陷阱，因為頑固的小農經濟，已經讓城市化無法繼續增長了。
城市停止增長，意味著城市吸引勞動力的能力下降，城市都無法吸引到足夠的勞動力，就更不用說海外移民的。海外移民數量三十年來第一次下降到了百萬以下，中國的海外移民數量，甚至還趕不上歐洲。
作為統治者，這即讓周瑯感到喜悅，又讓他充滿憂慮。喜悅的是，中國人口停止向海外輸出，意味著本國能夠吸納足夠的勞動力，意味著本國對國人的吸引力超過了海外。憂慮的是，城市化可能發生停滯，他很難判斷這種停滯的原因。
表面上看，農村人口不願意走向城市，肯定是因為在農村能夠生活的不錯，至少是跟城市的差距沒有大到讓他們放棄安逸的鄉村生活進城務工的程度。由於海外糧食隨著交通運輸技術的發展，可以變成尋常商品輸入國內之後，中國邊境地區出現的大農場作業，讓糧食價格變得低廉。結果本土農村開始轉而生產經濟作物，桑蠶棉麻，甘蔗水果，種植面積已經遠超歷史上任何時代。
江南地區已經看不到大片的稻田，山東也主要種上了棉花，廣東則發展出了果脯產業。南方普遍種植甘蔗，全國過半的省份，糧食無法自給自足需要進口。中部省份，則發展出了養殖業，河南、湖南、湖北、四川四省普遍養豬，陝甘地區主要養羊，溫飽問題早已解決，肉食品已經算不上什麼奢侈品，尋常百姓家裡，不敢說頓頓有肉吃，但一個月吃頓肉已經不稀奇了。
由於農村地區的經濟化農業、養殖業的發展，大大提高了農村產業效益，吸引了大量的勞動力，讓進城務工的吸引力下降，儘管間歇性的進城務工還很普遍，但定居於城市，不是農民工的選擇。
這大大影響了城市化發展，而城市化是未來。進城勞動力數量下降，伴隨的是城市產業發展的停滯，工廠生產開始飽和，儘管生產效率還在增長，更多的是採取新技術，而不是擴大生產規模。舊工廠採用新機器，而不是建設新工廠。
這讓周瑯憂慮。但他沒有辦法，他懷疑這是技術原因。蒸汽機帶動的工業革命，可能就只能做到這一點。蒸汽革命讓英國可以輕鬆的工業化、城市化，但在中國，他只能讓三分之一進入城市。就好像蒸汽機前，中國在唐宋時期，就掌握了水力等蒸汽動力之前的所有工業技術，宋朝的城市規模也很大，大城市也很多，工商業稅收也開始超越農業，但宋朝還是沒有發生工業革命，沒有完成城市化。恐怕就是因為水利技術，不可能讓宋朝這樣人口規模的國家，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
同理，蒸汽動力驅動的工業化，無法讓六億人口的中國，完成工業革命和城市化。
除了技術性的原因，還有行政和文化上的原因。
行政上，隨著工商業收入大幅度超過農業，開始反哺農業，至少是反哺農村。通過後備兵役制等方式，大量農村家庭得到了固定的軍餉收入。家裡只要有一個兒子做了後備軍，事實上就不需要進城務工也能為生。這可能影響了近千萬人口進入城市的壓力。
另外通過財政的方式，修建了大量的交通設施，一些農村通過運河、鐵路跟城市連接，雖然還做不到工作在城市，居住在農村的便利程度，卻讓大量農民可以做到跟農村保持緊密的聯繫，他們在城市間歇性甚至持續性打工，但逢年過節就回農村，不願在城市定居。城市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謀生的異鄉，而不是生活的故鄉。
文化上，就是農民不願意遠離故土，遠離祖宗墳塋所在的地方。加強了農民工現象，大量家庭即便貧困，最多也是讓主要勞動力進城務工，賺錢補貼家用，而不是全體家庭成員遷居城市生活。城市生活的吸引力，還沒有超越農村的踏實感。
儘管憂慮，但周瑯發現，他真的很難採取什麼措施來改善。停止向農村輸入資源，那意味著打破現有的軍事制度，這套後備兵役制好容易建立起來，每年花費幾億錢維持，放棄的成本太大；而且向農村反饋資源，本就是維持穩定的一種妥協，相比在快速發展伴隨的革命風險，週瑯寧可發展慢一些。
政治上無法停止反饋農村，文化上，則更難改變，除非搞化文大命革這種形勢，否則很難從根子上斷絕傳統文化。通過教育來移風易俗，這是一個百年工程。
週瑯只能期待，暫時停滯的城市化，是因為技術力不夠的結果，他知道，即使中國的改變，沒有給歷史大勢帶來刺激作用，即便中國人一直不為世界貢獻新的技術力量，很快也會出現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和內燃機的應用，依然會推動中國第二次城市，希望那時候城市化能突破一半。
畢竟有了電力，城市生活才真正開始變得精彩，而不是一到晚上城市跟農村一樣，只能去做床上運動。
通過最高層的數據資料，週瑯知道，中國進入了一個特殊的歷史發展期，類似於後世西方國家完成工業革命後的緩慢增長期，這個時期，總量增長不大，社會在朝著精細化，高效化方向發展。
這讓中國社會的總體效率，其實已經輸給了英國。儘管在東部工業地區，中國的大工業效率比英國更高，工廠規模更大，更集約；但總體來說，是比不上英國的。英國一半人口在城市中，農村人口更少。中國更多人口在農村，城市人口更少。這就意味著，中國在東部工業區效率高於英國的工業區；可廣大農村遠低於英國的商業化農場經營。總體上，英國更像是中小工廠加大中農場模式，中國則是大型工業加小農農業，平均下來，效率比英國低下。
效率底下的表現形式，就是中國的人均比不上英國，中國的總量確實比英國大的多，超過英國十倍以上，但中國人口是英國的二十倍，人均收入其實只有英國的六成。
週瑯自己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儘管他的身體還能支撐他繼續執政，但他還是漸漸放開了權力。主要政務交由皇太子處理，皇太子先是主持兵部工作，然後以監國身份開始執政。
週瑯則越來越少的留在皇宮，冬天回去海南島的別宮窩冬，夏天則會去承德避暑。春秋兩季，一般都在武當山等名山大川的道觀寺廟裡享清閒，喝喝茶，打打拳，讀讀書，教育教育兒孫。
週瑯開始進入半退休狀態，皇權交接的態度很明確，對國內來說，大家看到平穩交接，感到踏實，但對國外來說，西方國家突然發現，跟中國政權打交道變得困難了。皇太子對待西方國家，遠沒有老皇帝那麼寬容。
老皇帝更容易接受西方國家的討價還價，對英國的挑釁和對抗也能容忍，但是皇太子則更願意採取對抗的形勢。
在俄奧戰爭結束後，西方國家發現，皇太子雖然跟前任中國執政者一樣，在利益問題上不是過於斤斤計較，但在具體政策上，卻開始加強對抗。
一些對中國產品加徵高關稅，卻能自由進入中國市場的國家，突然面對著這樣一個兩難的選擇，要么放棄中國市場，繼續維持關稅壁壘，要么放開關稅壁壘，換取中國市場。
這其中尤以俄國、普魯士、奧地利這種重商主義的國家首當其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