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明代末年傑出的軍事著作家茅元儀,在他的曠代巨著《武備志》中,收進了一部雙手劍譜,這是今天我們所能看到的唯一一部古雙手劍譜,它是我國古代武藝文獻中的瑰寶,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珍貴見證。茅元儀在劍譜的序言中寫道:
「古之劍可施於戰鬥,,故唐太宗有劍士千人,今其法不傳。斷簡殘編中有訣歌,不詳其說。近有好事者得之朝鮮,其勢法具備。固知中國失而求之四裔,不獨西方之等韻,日本之《尚書》也。」(58)
茅元儀在《武備志》卷104《器械三》中再次提到過這部劍譜:
「茅子曰:古之言兵者必言劍,今不用於陣,以失其傳也。余博搜海外,始得之,其式更不可緩矣。劍無今古,即《武經》之二種而圖之。」
顯而易見,在茅元儀看來,包括唐太宗的「劍士千人」在內的我國古代劍技家們,其施於戰鬥的劍法主要是雙手劍法,不是後世那些「只好看,上陣無用」的一般劍法。他所說的「斷簡殘編中有歌訣」的「歌訣」,應即他與「朝鮮勢法」一起收在《武備志》裡的《劍訣歌》,這是他從唐荊川的《武編》中抄錄來的,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篇《劍訣》,現在雖不能依訣演練,但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很清楚,茅元儀認為劍法在明代已經失傳。
茅元儀的這一認識基本上符合歷史事實。古之劍法在明代已經失傳,並不是茅元儀一人之見,而是當時不少人的共識,其中包括戚繼光。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就沒有收取劍法,甚至也沒有收錄刀法,這等於表明了他的態度。對此,我們後面還要談到。明代何良臣在其《陣記》卷2《技用》中,也曾明確指出:「軍中諸技,唯刀劍法少傳。」宋懋登《九龠集》卷2《錢氏劍策序》有云:
「蓋余之再游長安也,與英六周千侯交甚歡,千侯嘗謂余,古法不傳者三:曰劍術,曰坑法,曰畫眉。坑法太慘酷,而畫眉都確男子氣,皆君子所不道。獨惜劍法不傳,使萬世之抱孤忠、懷陰孝、紉深恩者,無從瀉其至情,至陰陽日月,反覆薄蝕而不已,則君子不能無遺憾焉。」
被茅元儀稱之為「朝鮮勢法」的這個劍譜,毫無疑問出自中國某個佚名武藝家之手,不但茅氏在序言中確認了這一點,而且劍譜本身的許多特徵也足以證明。我們應當深深感謝古代朝鮮的武藝家們,是他們為我國保存了這部在茅元儀的時代已很難見到的無上珍品。它的發現,證明中國古雙手劍法曾傳到朝鮮,也證明這種劍法還有可能不絕如縷般地保存在民間,只是被官方所漠視。這當然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在封建官僚體制下,又不足為怪。需要指出,由於劍譜本身結構上的缺陷,文字術語上的時代隔膜,今天我們試圖透徹地解讀這部劍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這需要專門下功夫去做。限於本文的篇幅,這裡只能稍稍做些介紹。
這個劍譜除了「初習四法」外,實際內容是四法,共二十四個圖勢。四法是:格、洗、擊、刺。這四個字乃是中國劍法的傳統術語,在古文獻中可以大略考見其淵源。但在總體上已經虛花化了的當代中國劍術裡,這些古典術語早已渺無蹤影。如此精賅的古典術語竟不被當代武術界所沿用,這是令人深感遺憾的事情。四法之中,格、洗是防守法,擊、剌是進攻法。二十四個圖勢,四法各佔若干勢子。其中格法四勢;洗法一勢;擊法最多,為十四勢;刺法五勢。從四法各佔圖勢的比例上,就清楚地看到,雙手劍的進攻法以「擊」為主,以「剌」為輔,這正是它不同於一般單手劍法的最大特點。「朝鮮勢法」無疑是很古老的,現在要考定它形成的具體時代有很大難度,關鍵在於在中國文獻中它差不多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可資參照的材料太少。圖勢的繪製年代應該比較晚一些,我們不妨先就繪製年代提出一些看法,聊備大家參考。
我以為劍譜的繪製年代不晚於元明兩代,或者還要早一些。
首先,二十四勢的譜詞中,有不少詞語在元人小說《水滸傳》和元雜劇中也可見到。試舉三例:
其一,劍譜「擊法有五」的第一法是「豹頭擊」,在圖勢中排在第四勢,是「霹擊上殺」之法。唐豪先生認為「豹頭擊」即日本劍道中的「諸手上段之構」;我以為此即通備雙手刀法之「力劈華山」。按,以「豹頭」命名,與《水滸傳》林沖的綽號叫「豹子頭」寓義相近。元代《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誌》捲上寫張飛「生得豹頭環眼,燕頷虎鬚。」《水滸傳》第七回寫林沖也是「生得豹頭環眼,燕頷虎鬚。」「滿山都喚『小張飛』、『豹子頭』。」王利器先生認為,《水滸》中的林沖從武藝、綽號都是模擬張飛而來的,是以形象為綽號。(59)這是元代很流行的比擬方法,所以也被引伸到了劍的動作名稱中。
其二,譜內出現最多的是「掣」字,這個字在《水滸傳》的打鬥描寫也時常見到。如:第二回:「王進野卻不打來,將棒一掣,卻望後生懷裡直搠進來。」第九回:「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札起裙,掣條棒,使個旗鼓。」第十四回:「只見側陽首籬門開著,一人掣兩條銅鏈。」如此頻繁地使用這個字,是明代武術資料中所沒有的,這應該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習慣用詞。
其三,劍譜第十二勢「鑽擊勢」的譜詞有「鵝行鴨步」一詞,亦見《水滸傳》第三十二:「你兩個閒常在鎮上抬橋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卻怎地這等走得快?」
三例或能說明劍譜還保留了一些元代語言特色,證明它的術語的形成要早於明代。
其次,劍譜的不少技術術語,如:裙攔、誘賺、直符送書、朝天勢、獸頭勢、白蛇弄風、泰山壓頂等,也見於明代武藝圖籍中;但有些術語則不見於明代武藝圖籍。見於明代者,分散在槍譜、棍譜、拳譜中,而這裡卻集中在劍譜中。不見於明代的居多,而且有些字詞在風格上與明代有較大差異。這一方面說明了古典武藝術語的延續性,另一方面也說明有些劍譜所特有的詞語在明代已不再使用,並被其它武藝形式所借用。
再次,譜中繡像人物畫、刻俱很精彩,很傳神,動靜分明,把位步勢交待得清清楚楚,一目瞭然。人物服飾是明代小說繡像人物的常見服飾,繪畫風格與明代徽刻小說繡像插圖相近。
綜上,我初步認為,這個劍譜所記錄的是宋元以來流傳有緒的雙手劍法,它的形成可能在元代,但把它整理成為這個譜本的,則可能是一位明代武藝家。至於它如何能傳到朝鮮,茅元儀大致在何時得到它,這些問題並非毫無蹤跡可尋,限於篇幅,我們只能先放下來,待以後再談。
唐豪先生曾拿這個劍譜與日本松平喜登所著《劍道手引》做了一番比較,他發現日本劍道的五個「構」,即五個基本刀勢。與這個劍譜中的五個勢子相同,因此,他進一步認定,日本的雙手劍刀法,是以朝鮮為橋樑由我國傳去的。他還認為,經過元朝蒙古統治階級對民間練武的一再禁絕,我國的雙手劍刀法在明代已經失傳了。(60)
唐豪所做的比較有很大的可信性,但不能說已很有說服力了,因為劍譜圖勢的相同,只是一種靜態比較,不足以證明這五個劍勢的勁力要求和運動脈絡也相同,因此還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可以肯定地說,這個劍譜中的一部分動作,特別是一些重要的「擊」法,與日本劍道動作如出一轍,若合符節,這真實地反映出中日雙手劍刀法之間的淵源關係,證明我國雙手劍刀法確曾東傳日本。至於到了明代我國雙手劍刀法基本失傳的問題,我以為,原因複雜,有許多值得探討的歷史原因,不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元朝的禁止。
如前所論,從總體上說,我國古代劍法,主要是雙手劍刀法在明代已成廣陵絕響,但也不能排除它仍舊被一些民間武藝家所傳習。也就是說它還存在,只是未被官方重視而已。
精通武藝的明代抗倭名將領俞大猷,曾師事民間武藝家李良欽學習「荊楚長劍」。據明李杜撰《俞公大猷功行紀》載:
「始學騎射,指能知鏃,輒命中。又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劍,法即得,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鬥,良欽釋劍謝曰:『公異日劍術天下無敵者。』公既盡劍術,益悟常山蛇勢。」(61)
李良欽是一位頗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我們對他的生平瞭解不多。清雍正修《福建通志》有他一個小傳,引錄如下,以稍見其人。傳云:
「李良欽,同安人。少任俠結客,精於劍術,嫻於韜略,大猷從而學焉。嘉靖間,大猷及戚繼光掃平倭寇,制勝多出其謀。大猷上其功於朝,辭不就。年九十餘卒。」(62)
同安,明屬泉州府。荊楚地區正是長劍的發源地,這個地區自古以來就出產「勇士奇才劍客」。(63)到了明代,可能還有流風餘韻綿延下來。「荊楚長劍」的具體內容已無可考知,但從上引資料來看,俞大猷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劍」,一個「擊」字,極為傳神的道出了它的本質,就是說這種劍法的主要形式是「相擊」,不是單練,不是一般用於表演的「套子武藝」。
又,「良欽故批公手,公還與斗」,這十個字同樣傳神的勾勒出了長劍的技術特點。擊劍技術的一個最基本最常用的攻擊手段,就是攻擊對家的前臂和執劍的手,因為這裡是對家距離自已最近的部位。戚繼光所謂「槍是伏腰鎖,先札手和腳。」(64)道理是相同的。曹丕與鄧展比劍,自云:「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進一步證明這是源遠流長的擊劍技法。「朝鮮勢法」第三勢「左翼擊」云:「法能上挑下壓,直殺虎口。」也是擊手之法。
最後一點,李良欽與俞大猷擊劍,用的必是竹劍或木劍,是一種代用劍,只有如此才能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充分掌握技術,進行競技活動,不然就不能「批手」。此處一個「批」字,正透露出李、俞擊劍的訓練競技性質。
「荊楚長劍」是古代長劍在明代的孑遺,這個判斷應該不會有大錯。由此卻引出三個值得思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俞大猷確實掌握「荊楚長劍」,而且是此道中之高手,但他為什麼不載諸文字,沒有給後世留下一份長劍圖譜。俞是雲文雲武的淹貫博通之才,平生著述甚富,為什麼就不肯稍動筆墨,將長劍精義長留在天壤間。俞氏有《劍經》一書,其中也多處提到乃師李良欽,但所謂《劍經》其實主要是講南方棍法,還有其它一些武藝內容,就是沒有具體的長劍法。1987年我在點校《劍經》時,曾反覆研讀《劍經》,當時覺得俞氏可能將長劍技法融入到了棍法之中,俞氏借棍存劍,有些微言妙義須深明此道者自已去漫漫品玩,心領神會,不然何以稱棍法著作為《劍經》?十多年過去了,現在看來當時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劍經》中確能讀到一些有助於悟解長劍技藝的內容,但一是很少,二是很隱晦,總有霧裡看山之感。以俞大猷的襟懷氣度,為什麼會這樣做,難道也是出於「秘不視人」的狹隘思想?如確是如此,則李良欽「荊楚長劍」不能傳存後世,俞大猷便不能辭其咎。
第二個問題。茅元儀稱,「朝鮮勢法」是「好事者」得之朝鮮的,而這位「好事者」是何人,他沒有說明,成了一個謎。按,茅元儀的《武備志》成書於天啟元年,這部書使他名聲騰起,不久便以「知兵」受朝廷徵用,充任「贊畫」,隨大學士孫承宗督師院遼東,抗禦後金南侵。(65)這說明他得到「朝鮮勢法」,不是在出征遼東之時,而是在此之前,在編撰《武備志》時就已經得到。我的推想,從朝鮮帶回這本劍譜的「好事者」,很可能是一位參加了萬曆二十六年(1598)入朝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浙籍軍人,當時稱「浙兵」,又稱「南兵」。浙兵是戚繼光一手訓練出來的一支勁旅,萬曆援朝之戰中曾有數萬浙兵入朝作戰,《朝鮮李朝實錄》稱他們身著紅衣,「勁悍無敵」,倭寇見之「憮然有懼色」。(66)帶兵將領中的浙人駱尚志(綽號「駱千斤」)等精通武藝,曾主動幫助朝鮮訓練軍隊,並從軍中選派教師向朝鮮軍隊傳授槍、劍、狼筅等武技,內容基本上都是戚繼光在浙江備倭時所編選的武藝,從而形成所謂「朝鮮十八般武藝」。這是中朝武藝交流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中國武術史上的大事,因為朝鮮王室十分重視從明朝引進的各種武藝,特由官方彙編成書,才使得許多中國不傳的古典武藝內容得以完整的保存下來。因為中朝兩國有這樣一段經歷,所以我以為從朝鮮帶回「朝鮮勢法」的「好事者」,很可能是入朝浙兵中的某人,茅元儀也是浙人,他見到這本劍譜便是情理的事了。
第三,李良欽、俞大猷的「荊楚長劍」與「朝鮮勢法」之間有無關係,這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萬曆間入朝作戰的南兵系統中有一支福建步兵,帶兵者游擊將軍許國威。許國威字元真,武進士出身,晉江人,與俞大猷是老鄉。許是幫助朝鮮練兵和傳授武藝最多的人物之一,李朝官方對他非常敬重,說他「能文詞,有義氣,與經理楊鎬親好,鎬被參,國威率諸將官上本申救。」以年序計,許國威能趕得上俞大猷,他所帶的軍隊可能是俞大猷系統的,不能排除他本是俞的部下或門生。明人著《譚襄敏(綸)軼事》載,俞大猷曾經選「少壯力能舉二百斤者千餘,教以荊楚劍法。嘉靖三十四年戰於何家礛,大破倭。」(67)照此,許國威確有學過「荊楚長劍」的可能。那麼這個所謂「朝鮮勢法」是否即許國威傳到朝鮮的「荊楚長劍」呢?
有趣的是,李朝正宗時期(約當清代乾隆後期)的朝鮮官員們不承認有所謂「朝鮮勢法」,他們甚至認為:
「茅元儀深歎劍術之不傳,自撰其譜,又傳其圖,一則曰得其訣於朝鮮;一則曰得其式於海外,托意渺茫不測之境,神其說而使人信之其微旨矣。」(69)
然而,他們彙編的《武藝通譜》中,卻收錄了一部《銳刀譜》,其內容與《武備志》的「朝鮮勢法」基本一樣,所不同者,一是改劍為刀;二是比「朝鮮勢法」多了四勢,凡二十八勢;三是有全套刀法的演練套式。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總之,「朝鮮勢法」的來路和它與《銳刀譜》的關係,不是現在能夠說得清的。有明三百年間,中朝兩國的武藝交流涉及的問題多而複雜,絕非本文所能容納的,我們只能先談到這裡。
五
如同中國的劍刀製作技術傳到日本一樣,中國劍刀技法傳到日本,經過日本人民長期實踐探索,他們發揚了中國劍法「持短入長,倏忽縱橫」的傳統優點,(68)擯棄後世中國劍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美觀」的流弊,創造出以技法樸實嚴整、勁力充實流暢為主要特點的日本式刀法。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日本武士根據充分利用地形、空間以發揮人自為戰的要求,創造出了一套變換極其迅速靈活的步伐,把漂疾湍悍的大劈大殺,同進退輕捷結合起來。在對戰中,為了「甚便旋轉跳躍,用短制長」,甚至不著甲冑,「裸形赴斗」(70)加上器械精良,使技術與兵器相得益彰。與唐、宋以後的中國一般劍刀法相比較,日本刀法確有許多技術優勢。
從明代人的著作中我們看到,當明代中葉,日本海盜對我國沿海地區大規模的侵擾中,日本刀作為倭寇最主要的戰鬥手段,曾對中國軍民造成很大威脅。因此,日本刀法引起了明朝將領、武藝家和各種人士的注意。戚繼光在十二卷本《紀效新書》卷4《短器長用解》中說:
「長刀,此自倭犯中國始有之。彼以此跳舞光閃而前,我兵已奪氣矣。倭喜躍,一迸足則丈餘,刀長五尺,則大五尺矣。我兵短器難接,長器不捷,遭之者身多兩斷。緣器利而雙手使用,力重故也。」
何良臣在其《陣紀》卷2《技用》中說:
「日本刀不過三兩下,往往人不能御,則用刀之巧可知。」
明末徽州武藝家程宗猷在《單刀法選》中也說:
「其用法,左右跳躍,奇詐詭秘,人莫能測。故長技每每常敗於刀。」
諸家之中,除戚繼光之外,要數晚明「嶺南三家」之一的番禺屈大均在他的《廣東新語-語器》中的一段描述最為精到:
「其人率橫行疾鬥,飄忽如風;常以單刀陷陣,五兵莫御。其用刀也,長以度形,短以趨越,蹲以為步,退以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豕突蟹奔,萬人辟易,真島中之絕技也。」
很清楚,上引各家對日本刀法的著眼點,首先都在步伐上。程沖斗說的「左右跳躍,奇詐詭秘。」屈大均的「橫行疾鬥,飄忽如風」,「蹲以為步,退以為伐。」都是講步法。還要以茅元儀說的最清楚:「長刀,倭奴之制,甚利於步,古所未備。」其次,雙手執用的長刀兼有長、短兵器的特點,故長兵器、短兵器都難對付。所謂「短器難接,長器不捷」正是戚繼光得之於實戰的甘苦之言。至於屈大均說的「長以度形,短以趨越,蹲以為步,退以為伐,臂在承腕,挑以藏撇。」這些話非常專業,不像是一般文人的筆墨,我懷疑要麼屈大均曾練過日本長刀,熟悉長刀法勢,要麼就是錄自日本刀法的圖譜中。日本刀在澳門很多見,日本刀法在廣東也有流傳,所以屈大均學到這種「島中之絕技」並不是特別難的事情。(71)
日本刀法除上述優點外,從明人記載看,倭寇用刀還有兩個特殊伎倆。
第一,倭寇臨陣,慣用雙刀。「手舞雙刀,刀長五尺餘,手腕運動,開鋒甚長。其刀飛,通身如雪,無間可擊。」(72)所謂雙刀其實是一長一短配合使用。明人周楫的《西湖二集》卷34《胡少保平倭戰功》,本是小說,但內容以史為據又稍加演義,詳述胡宗憲設計剿滅汪直、徐海等海寇始末,基本可信。其中講道:
「原來倭寇交戰時,左手持著長刀殺戰,卻不甚便利,其右手短刀甚利,官兵與他交戰,只用心對付他左手長刀,卻不去提防他右手短刀。所以雖用心對他長刀之時,而右手暗暗掣出短刀,人頭已落地矣。胡公細細訪知此弊,卻叫軍士專一用以對付他右手短刀,因此得利。」
同類記述還有一些,以我所見到的,但都不如周楫講得明白淺顯。
第二,倭寇最善整磨刀身,使之經常保持光亮鋒利,作戰時可以立斷堅韌,同時在日光照耀下閃閃發光,也給對方造成心理威懾效應。最喜歡採用的作戰隊形是所謂「蝴蝶陣」。鄭若曾《籌海圖編》卷2云:
「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為號,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視則從下砍來。」
對於日本刀的這些長處,一些優秀的明朝將領,都曾認真加以研究,尋求對應辦法,同時也用心引進其刀法,藉以提高明軍的戰鬥力。這中間,戚繼光具有蓽路藍縷之功。
戚繼光不愧為一位精研覃思、雄才大略的傑出人物。針對倭寇善於個自為戰以發揮長刀優勢的特點,他從民間武藝中吸取了大量技藝,創製了「長短兵迭用」的「鴛鴦陣」法,以集體的「齊勇」來對付單個倭寇。(73)實踐證明這是打破長刀優勢的有效辦法。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他著《紀效新書》時,收取了長、短兵的各家武藝,甚至也收進了「無預於大戰之技」的拳法,但如前已論及者,他唯獨沒有收取短兵武藝。他不無遺憾地說:
「世傳刀法甚多,傳其妙者絕寡,尚候豪傑續之。」
可見,鑒於日本刀法的技術優勢,他對當時我國刀法的選取抱審慎而寧缺毋濫的態度,這無疑是值得稱道的。到了第二年,即嘉靖四十年(辛酉),他在浙江對倭作戰時獲得了日本長刀的「倭夷原本」,「又從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譜。後來他改十八卷《紀效新書》為十二卷,內容有刪有增,這部刀譜是增收的內容之一。《辛酉刀法》由兩部分組成,前面是用日本文字寫成的《隱流之目錄》及其「習法」,後面是戚氏的演練法。《辛酉刀法》合中日兩國刀法為一譜,在中日劍刀武藝的交流史上不失為珍貴的文獻。(74)
從《紀效新書》中看來,嘉靖四十年前後「戚家軍」雖然已具規模,但尚未配備日本式的長刀,證明戚繼光還沒有系統掌握日本刀法。到了隆慶五年(1571年),他的另一部軍事名著《練兵實紀》刻成時,我們從該書中看到,長刀及長刀法,已經成為正在北方防禦蒙古人的「戚家軍」的主要裝備之一了。這時,按照戚繼光的精心佈署,首先,騎兵也配置民長刀,在最基本的「隊」的建制中,兩個鳥銃手是正副隊長,但要求二人「仍習雙手刀為短兵。」步兵也是如此,凡鳥統手,「給長倭刀一把」。此外,步兵或給短刀、或給長刀。每當操練時,如假設敵人為騎兵,持長刀者「以原習倭刀進法」,下砍馬腿,上砍馬頭。如假設敵人為步兵,「倭刀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為上等」;或者「以木刀對砍,舉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者為上等」。(75)把日本刀吸收到中國軍隊裡來,實現了唐順之早就提出的「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斬單于頭」的宿願,充分反映了戚繼光勇於學人之長為己所用的可貴精神。(76)
繼戚繼光之後,天啟、崇禎間,武藝家程宗猷又專門研究了日本刀法,於天啟元年(1621)刊成《單刀法選》一書,對引進日本刀法做出了卓越貢獻。程宗猷在《單刀法選》中說:
「器名單刀,以雙手執一刀也,其技擅自倭奴。……余故訪其法,有浙師劉雲峰者,得倭之真傳,不吝授余,頗盡壺奧。」
程宗猷字沖鬥,出身徽州休寧望族,程氏一門俱崇尚武藝,故明清之際程氏武名廣傳東南。宗猷是一位「凡有名師不憚遠訪」的愛國武藝家。在得到浙師劉雲峰的傳授之後,他又親自走訪了當時以刀法聞名南北的毫州武藝家郭五,經過比較鑒別,發現劉雲峰所傳刀法「勝郭多矣」。進一步驗證了日本刀法的實用價值。但是,可能由於語言上的障礙,劉雲峰得自日本人的刀法「有勢有法而無名」,程宗猷為使這個來得不易的刀法傳之久遠,便「依勢取像,擬其名。」著成這部至今仍可參照圖譜演練的《單刀法選》,為日本刀法在我國的流傳作出了卓有成績的貢獻。
清代初年,具有反清思想的遺民學者吳殳,曾著意結交天下豪傑,留心海內各家武藝,對日本刀法也做了一番研究和整理,著成《單刀圖說》一書。吳殳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
「唐有陌刀,戰陣稱猛,其法不傳。令倭國單刀,中華間有得其法者,而終不及倭人之精。」(77)
因此,他以日本刀法為主幹,吸收了「漁陽老人」的劍法,創編了雙手刀法十八式。吳殳的刀法,以左右撩刀等八勢為核心,以「避虛就實」為以短破長的要點,在刀法上表現出與程宗猷截然不同的風格。他認為:
「此十八勢習之精熟,雖未能合於倭法,而中國花法,皆退三捨矣」。
吳殳一生努力探研武藝之道,經師甚多,見聞廣博。但啟蒙老師是常熟人石電(字敬巖)。吳殳在其著作中沒有寫明他的日本刀法是否得自石電,但另據曾經和吳殳一起受業於石電的清初理學家陸桴亭的記述,石電本人「與浙人劉雲峰同學倭刀,盡其技」。崇禎八年(1635)石電在安徽宿松死於張獻忠農民軍之手。據說他平時曾說過「步戰唯長刀最勝。當馬毖步斗時,公(石電)仰天歎曰:使吾得長刀,賊不足盡耳!」足見石電確實精於日本刀法,而吳的日本刀法完全有可能得自石電。(78)這樣看來,吳殳與程宗猷的日本刀法實際上出於一源。
然而,不難看出,程、吳兩家刀法有同源異流之別。程氏單刀全學日本刀法的本來風貌,他的譜中連拔刀、鞘刀等細節也都傚法「倭式」,大有中規中矩,不越雷池一步的味道。吳氏則力圖揉合中日兩國的刀法為一體,他的十八勢是雙手、單手變換執柄,其中有明顯屬於中國劍刀的東西。這使我們看到,從劉雲峰、石電、程宗猷到吳殳,我國武藝家對日本刀法的學習已今入一個新的階段,即一個由徹底引進到力圖揉合創新的階段。
我們在練習中曾對程宗猷、吳殳兩家刀法做了一些初步比較,覺得吳氏刀法簡明扼要,易於掌握是其優點,「避虛就實」之說也不無道理。但是,他的八個要法,主要是從假設對方所執為長兵設計的,他自己也說得明白:
「擊虛之法易見,擊實之法則在斫其槍桿。槍桿被斫,不斷折必粘住;桿被粘住,則不能閃賺顛提,刀更進步,必傷人矣。」
這樣,就使得他的刀法無論方法或勁力上都不能不有局限性,如果對方也執長刀,或者執長兵而步伐便捷,「擊實」之法將可能淪入武藝家所忌莫深焉的「拙力」境地,其人必危!同時,短兵破長,要點在於步下疾速靈活。早在漢代,人們就說:「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79)後世武藝家也有「短見長,腳下忙」之說。如前所論,日本刀法又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突出優點。吳氏固然也強調步伐,但他的刀法立足於「就實」之法,故大體上是一步一勢,並未顯出應有的靈活性來。這樣看來,雖然吳殳對程宗猷的刀法屢有微詞,但實際上程宗猷到底是個中裡手,吳殳不能不相形見絀。總之,程氏刀法來自於「倭之真傳」,吳氏學識廣博而聰明絕頂,但他的強項是槍法,長刀不是他的擅場,於是終究不免有想當然的地方。所以,他自己也曾不無感觸地說:
「斫削粘桿,余本得自漁陽老人之劍術,單刀未有言者,移之為刀,實自余始。安得良倭以親灸之!」
六
自明代以來,我國如戚繼光、劉雲峰那樣的武藝家們,積極致力於日本刀法的學習和引進,加上有程宗猷、吳殳等人的整理著述,這就使得人們對威名赫赫的日本長刀法終於有了比較真切的瞭解,這豐富了我國的武藝內容,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明代軍隊的戰鬥水平。可以說,我國古代傳去日本的雙手劍刀法,經過了日本武士們的充實提高,又在明代帶著東瀛風貌回到我國,這是一個含載豐富的值得我們去認真探討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動。在這個交流過程中,朝鮮一直是重要的參與國,起著特殊的作用。朝鮮不只是在中日間起著溝通作用,而且也不斷地汲取中、日劍刀武藝的精粹,逐步形成了具有中、日兩國特點的朝鮮刀劍風格。迄今保存在韓國的多種中、日古代刀劍武藝圖譜,就充分地反映這一點。
清代,中國的傳統武藝形式發生了最後一次重要變化,這當然與清朝建立者是來自白山黑水的少數民族有密切關係。由日本傳來的雙手刀法在晚明時期曾相當活躍,堅持抗清的南明殘存力量有人在用日本刀,清軍也在用它,說明日本刀的還有相當大的用武之地。(80)但入清以後,雖然還能看到例如乾隆皇帝對日本刀劍的珍重,(81)但日本長刀及其刀法似乎又歸於沉寂,至少我們在清代軍隊的兵器裝備中看不到日本長刀的身影,也未發現傳留下什麼著作。原因何在?我想主要原因還是清代兵制和武藝結構者發生了變化,例如,清代重騎兵,八旗主力以騎兵為主體,雙手執用的長刀不適合騎兵使用,於是軍隊對日本式刀劍的需要量就大減,使用技藝也隨之漫漫消沉下去了。
然而,日本雙手刀法被我國民間武術家們所珍惜,一直傳存到今天。
清代末年,河北鹽山縣武術家黃林彪得雙手刀法於天津紀氏,黃視為珍秘,只傳給大弟子張玉山及晚年所收弟子馬鳳圖。張玉山一支後繼無人。馬傳給二弟英圖及長子廣達等。1925年前後,馬鳳圖在張家口察哈爾都統府任參議時,曾應張之江將軍之囑,將部分雙手刀法改編成為簡便易學的「破鋒八刀」,作為西北軍大刀教材實行推廣。晚年,指導我對雙手刀法諸問題進行研究,以探幽發微,正本清源,使雙手刀法正脈得以傳存。這就是我一直從事雙手刀源流及其刀法精義研究的由來。
約略與黃林彪先生同時,有吳橋桑園謝德恆兄弟以陰手槍、持槍拐及雙手刀法馳名京南,三種器械都是武林珍秘,足見謝氏得藝之精,識見之高。得謝氏之傳者為靜海縣獨流鎮劉玉春,還有任相榮等。劉玉春字春霖,出身殷實之家,世代習武。他強健多力,又善能縱躍,勇捷善鬥。民國十年前後,曹錕在保定練兵,為炫耀所謂「尚武精神」,特在軍中設「武術營」,聘劉玉春、任相榮充任教習,傳授雙手刀法,當時稱雙手刀為「苗刀」,故又稱武術營為「苗刀營」。入苗刀營者多是河北省滄州一帶喜好武術的年輕人。得任相榮之傳者,主要是在苗刀營任教官的滄州佟仲義先生;得劉玉春之傳者較多,有郭長生、蕭福善、趙世奎、石青山、丁超勇、孫玉銘、張鳳梧、陳鳳岐等,多是苗刀營的士兵和下級軍官。
雙手刀法為什會改稱為「苗刀」,這是一個令人百思不解之謎。考之明清史籍,確有「苗刀」這個名稱,如屈大均就提到過「有苗刀,其紋以九簾為上,輕便斷牛。」(82)但,那是指西南少數民族苗族所鍛造的刀,不是指一種刀法,更與日本刀法風馬牛不相涉。所以,先父馬鳳圖認為改稱苗刀並不早,應該就在曹錕設置苗刀營時期。當時很可能是出自對日本刀的忌諱,也會考慮到如沿用程宗猷、吳殳的「單刀」,又容易與一般的單刀混淆,於是便改了名字。然而不能不說這一字之改很不高明,十之八九出自某位淺人。武人往往不學,晚近以來傳統武術術語多有被妄改者,如改「閃賺騰挪」為「閃展(或作『戰』)騰挪」之類,例不勝舉,「苗刀」之改當屬此類。
民國十六年中央國術館成立之初,經張之江倡導,雙手刀被列為館定教材,在館任職的馬英圖和郭長生,將原來傳授不同的雙手刀法做了一番融合調整,又參照古譜,重新制定了一個套子,為便於流行,仍使用「苗刀」這個名稱,稱之為「二趟苗刀」。當時為表達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敵愾,曾將一起勢的三個「迎推剌」(即程宗猷刀法中的「迎推刀勢」),改稱為「三剌東洋」。這個「二趟苗刀」曾經相當流行,國術館早期學員會練的人很多。它的基本結構與程宗猷《單刀法選》差別較大,但主要刀勢大部相同,與吳殳刀法的不同之處就比較明顯。馬、郭二人的成功合作,足以說明晚清河北省內黃、謝兩支雙手刀法的源頭都可能出自程氏,或是直接源自「浙人劉雲峰」。考清楚這個問題難度很大,我們只有耐心的求索和等待,期望著會有新的材料被發現。
當今海內以苗刀鳴世者不一而足,一向沉寂的苗刀,近年頗有些熱鬧氣象。因為苗刀名氣大,又有某種神秘感,加上商品經濟給武術觀帶來的巨大衝擊,於是,各式各樣的「苗刀」紛紛「脫穎而出」,專家們也就紛至沓來,著書立說。但恕我直言,不管他是誰,不管打著什麼樣招牌和旗號,或得到那一級武術官員的支持,獲得了什樣的「段位」和頭銜,這些都不是證明確有「真才實學」的憑據,不能證明你的「苗刀」貨真價實。武術家的真本事要通過綜合考察來評定,但憑「欽定」的時代早就一去不復返了。當然,鑒別真偽往往需要時間,時間能使一切顯露真容,各就各位。假冒偽劣之類可以得一時之利,如果想著就以此得長久不衰之利,那也未免把武術這問學問看得太好擺弄了!
前代雙手刀主要傳人中,佟忠義先生是一家,但現在是否還有傳人不得而知。先父馬鳳圖、先二叔馬英圖合為一家。郭長生先生是一家。當代人裡能真正傳習雙手刀法真義的人並不多。原因很多,前代武術家們十分珍視這份遺產,總不肯輕易授人,怕的是傳人不當,一旦落到低層江湖人物和品行不良者之手,就會發生衰變,好好的東西也會被糟蹋掉。苗刀是淵源有自的古典武藝的精華,能完整的傳存下來就是因為傳授嚴,如果濫傳一氣,恐怕也早就變味了。再者,真正的好東西只有功力醇正而學養宏深的武術家才能拿得起來,浮慕淺學之徒,往往急功近利,不求甚解,更不肯下大功夫去深研精習,所以根本上拿不起如此沉重的東西。
以我之所知,當代雙手刀法代表人物可舉於伯謙、張群炎二人。
已故的於伯謙先生是東北武術大家郝鳴九先生的弟子,又曾問學於胡奉三、楊俊峰等名家,遂以翻子、戳腳等藝見長,成為當代東北翻、戳拳法的第一人。伯謙在東北大學畢業,有很好的文史根柢,又加上好學勤思,博聞強記,一生汲汲追索傳統武術精粹,對各家武學不設戶限,廣采博取,觸類旁通。30年代初,東北軍夏鶴一團在滄州駐防,夏是郝先生的弟子,便邀請乃師到滄州小住,同時邀來李書文、李霖春、馬英圖等人與之相聚。伯謙弟兄陪郝鳴九同往。期間,從馬英圖學習苗刀,苗刀傳到東北是由此開始的。40年代初,伯謙又專程到甘肅尋訪馬鳳圖、馬英圖,再次得到二位前輩指教。伯謙強學多識而功力醇厚,對苗刀精要悟解良深,在勁力的表達上尤其能剛柔得體,轉環自如。據當年與伯謙一起練武的羅文源先生生前多次跟我說,伯謙刀法純熟,勁力渾厚,極富勇猛剽悍之勢,曾得到鳳圖、英圖二師的讚賞。伯謙的苗刀傳給弟子史春霖、范垂紱等人,但十人不幸俱已作古。伯謙的孫子於剛等人猶能傳承家學,世守伯謙的苗刀。
張群炎先生是我十分熟悉和敬重的一位武術家,同伯謙一樣,他也是我的師兄。
與伯謙相類似,群炎在武術上也稱得上是融會博綜之才。他曾問意拳於王薌齋先生;後曾師從郭長生先生練通臂。1966年底隨廠遷到蘭州後,又長時間出入馬鳳圖先生門下,實際成為馬鳳圖晚年弟子。群炎一生受到三位名師教益,還接觸過很多或顯或晦的武術家,經見之廣,藝緣之深,可謂得天獨厚!他功底札實,膂力過人,雙臂和腰腿都有極好的靈活度,因曾專攻猿公腿法和地躺,兩條腿韌健勁捷,上下左右運用自如,是我所見過的最好的武術腿功。群炎的苗刀得自郭長生先生,曾與馬英圖高足弟子牛增華相濡以沫,互有啟發,到蘭州後又得到馬鳳圖指教。他的苗刀得益於傳授正,用功勤,領悟高。最重要的,又肯努力參照古代圖譜,尋根溯源,闡幽發微,直逼先賢堂奧。說實在的,這是許多人做不到的,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很多共同語言,也總是受到先父生前的一再獎許。「文革」中,我們曾朝夕相處,憂喜與共,當時唯一的樂趣就是在先父指導下研習武術,從陸合槍到風磨棍,從劈掛拳、八極拳翻子拳到鞭桿的五陰、七手……當然,也包括苗刀。我正式確立苗刀為研究對象,是受了群炎的啟發,在刀法運用上,從基本刀勢到起落輾轉、進退坐作,都受到群炎的教益,至今心存感念。以我之平生所見,也以我之武學素養和識見,我以為當代真正懂得並能表達苗刀精義的人只張群炎先生一人而已。其他沒有顯山露水的高人也許還有,我沒見到,不敢妄斷有無。僅以我所親眼經見者,包括官封的「大師」之流,均不足以與群炎同日語。至於商品化大潮之下,某些釣名射利之徒,胡編濫造「苗刀」以自炫,蠅營狗苟,妄自得意,何足道哉!
「苗刀」是中日古代武藝交流的珍貴結晶,儘管它已經存在了數百年,但我們對它的研究還很膚表,許多問題還不曾涉及,甚至於不曾提出來作為討論的話題。同時,深入挖掘資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這方面的工作也還遠遠沒有做好做足。總之,我這篇東西也僅僅是起了個頭而已。當代中國武術不斷淺薄化的濁浪已經浸漫到了傳統武術領域,連苗刀這樣的古典武藝精品也不能免受其害,真不能不讓人憂心如酲。於是,盡我所能的考證一下雙手刀的源流,藉以揭示一下中國武術這問學問的深廣,希望能有助於苗刀從淺薄化的紛擾中解脫出來,也希望對大家一起來重塑中國武術尊嚴有所助益。文內如有錯誤,懇望專家不吝批評。
2000年2月12日凌晨於廣州
——————
註釋
(1)、(47)、(60):唐豪《古代中、朝、日劍術交流的若干考察》,載《中國體育史參考資料》第六輯,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58年。
(2):馬明達《歷史上中日兩國劍刀武藝的交流》,載《體育科技》總第五期,人民體育出版社,1980年。
(3)、(4):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一章《遠古時代中國文化的傳播》,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5)、(7):汪向榮先生《邪馬台國》第三篇《兩個文化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6):參見陳尚勝《中韓交流三千年》第三章第六節,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8):《文物》1974年第12期:《山東蒼山發現東漢永初紀年鐵刀》。參見《考古》1977年第2期,夏鼐先生《考古學與科技史》一文。
(9):轉引自唐豪《古代中、朝、日劍術交流的若干考察》,出處見注(1)。
(10):見《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一書;參見賀昌群先生《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話二則》,載《中華文史論叢》第六輯。
(11):小野勝年在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講話,載《考古》1964年第12期。
(12):正倉院陌刀,見日本原田淑人《正倉院的手和唐代陌刀》,載《東亞古文化論考》。
(13)、(14):參見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一篇第二、三章。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15):日本《續日本紀》天平七年四月辛亥條。
(16)、(25)、(29):周緯《中國兵器史稿》
(17):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十五。
(18):轉引自遷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話》。參見余又蓀《宋元中日關係史》第一章:「日本商品入宋者,為砂金、水銀、硫黃、松杉等木材。蒔繪、水晶、刀劍、扇等亦多。」
(19):據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云:「日本商品之輸入於元代者,則為黃金、刀劍、扇、蒔繪……等。」
(20):日本瑞溪周鳳《善鄰國寶記》三卷,轉引自汪向榮先生《明史日本傳箋證-附錄二》,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
(21):據英國人薛理、日本人稻田合著《刀劍與鮫》,轉引自周緯《中國兵器史稿》。
(22):日本遷善之助《中日文化交流史話》
(23):見《明史-日本傳》;《明實錄-太宗實錄》卷23,永樂元年九月。
(24)、(25):《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五篇第二章《足利幕府與明朝的交通貿易》
(26):明張燮《東西洋考》卷6《外紀考-日本》:「倭刀甚利,中國人多鬻之。」叢書集成本。
(27):日本林恕《華夷**》卷1。轉引自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第五篇第四章。
(28):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6《器語-刀》。參見馬明達《澳門與中日劍刀貿易》,載《中外關係史論叢》總第五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
(30):唐順之《荊川文集》卷2,《四庫全書》本。
(31):參見馬明達《居延漢簡<相劍刀冊>初探》,載《敦煌學輯刊》總第三期,蘭州大學,1983年。
(32)、(36)、(82):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6《器語-刀》。
(33):《湯顯祖集》卷11。
(34):王利器先生輯本明宋懋登《九龠集》卷1,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35):明徐《筆精》。
(37):清錢肇《質直談耳》卷7《柳如之軼事》。轉引自陳寅恪先生《柳如是別傳》第三章《河東君與「吳江故相」及「雲間孝廉」之關係》,頁6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8):宋應星《天工開物》卷5。
(39):見程宗猷《耕余剩技-單刀法選》。
(40):茅元儀《武備志》卷209《御海洋》批語。
(4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99《子部兵家類-陣記》
(42):《漢書》卷65《東方朔傳》:「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
(43):分別見《史記》、《漢書》本傳。
(44):李白《上韓荊州書》,見《古文觀之》。
(45):均見清顏元(習齋)《存學編》,載《顏元集》上冊,中華書局1987年。
(46):按,《隋書-經籍志》和兩《唐書-藝文志》均已不載,說明隋、唐以前已經失傳。
(48):《考古通訊》1956年第一期。
(49):《考古學報》1976年第二期:《宜昌前坪戰國兩漢墓》該報告沒有寫明劍柄的長度,此據圖版目測。
(50):見《史記-范睢傳》。亦見劉向《說苑》。
(51):《文物》1975年第十一期:《臨潼縣秦俑坑誡掘第一號簡報》。
(52):見《莊子-說劍》郭象《注》引;《戰國策-齊策》鮑彪《注》同此。
(53):見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桃氏為劍考》;阮元《揅經室集》卷5。
(54):按《史記-孟嘗君列傳》一律寫作「彈劍而歌」,這是司馬遷的改寫,抑或別有所據,不能說司馬遷釋「鋏」為「劍」。
(55):《文物》1978年第八期。
(56):《考古》1965年第三期。
(57):《舊五代史》卷19《梁書-王重師傳》:「劍矛之妙,冠絕一時,文德中,令董左右長劍軍。」又,卷21《梁書-徐懷義傳》:「由是累遷親從副將,改左長劍都虞侯。」又,卷124《周書-劉詞傳》:「同光初,為效節軍使,轉劍直指揮使。」按,新史作「長劍指揮使」。
(58):茅元儀《武備志》卷84《陣練制-練十七-教藝三》
(59):王利器先生《耐雪堂集》上編《水滸英雄的綽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
(61):見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107。(62):清雍正修《福建通志-藝術》卷3。
(63):《漢書-李陵傳》:「(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形式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64):戚繼光《紀效新書》卷10《長兵短用說》。
(65):《明史》沒有給茅元儀立傳,其生平略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參見任道斌《方以智、茅元儀著述知見錄》。
(66):《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冊十一《正宗實錄二》。
(67):轉引自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六《倭寇之戡定》注(137)。
(68):朝鮮《武藝通譜》卷首《序》。(69):《史記-司馬相如傳》唐司馬貞《索隱》引《呂氏春秋-劍伎》語。案,今本《呂氏春秋》無「劍伎篇」,當為佚文。
(70):明趙士禎《神器譜-或問篇》。
(71)、(80)::參見拙作《明代刀法得自佛郎機考》,收在本集中。
(72):陳懋恆《明代倭寇考略》五《倭寇之伎倆》引《平攘錄》卷4。
(73):《明史-戚繼光傳》載,戚繼光以南方多藪澤,不便馳逐,乃因地形創製「鴛鴦陣」,屢敗倭寇。「鴛鴦陣」制度見《紀效新書》卷2。
(74):《辛酉刀法》被茅元儀收入《武備志》卷84。
(75):均見戚繼光《練兵實紀》卷1、卷2。
(76):見前引唐順之《日本刀歌》。
(77):吳殳《手臂錄》卷3。
(78):陸桴亭《陸世儀先生文集》卷6《石敬巖傳》。
(79):東漢王充《論衡-物勢篇》(81):據《朝鮮李朝實錄》正宗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朝鮮貢使送來各種物品,乾隆首先將「倭長劍一柄取入,其餘諸種並還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