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零章 預則立
這個“實時監控記錄”，算是檔案主一本具體而微的“起居注”。有些方面，如生活細節、言行舉止方面，並非什麼資料都拿得到手，也沒有“全紀錄”的必要，自然比不得真正的起居注那般事無鉅細；但有的方面，詳盡的程度，卻猶有過之。
比如，檔案主的“社會活動”。
某年某月某日，何時出門？去了哪裡？在那兒做什麼？呆了多久？何時回到府裡？
某年某月有日，何人上門拜訪？為了何事？呆了多久？主人是否“留飯”？陪客又是哪幾位？何時散席？
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檔案主有什麼異動，絕大多數情況下，他的“社會交往”會發生相當程度的突變。
“預見機兆”，此之謂也。
這個“實時監控記錄”，是一個好大的“系統工程”，為了完整有效實施之，軍調處除了派出探子盯梢，還在每一個“一級監控對象”的家裡，都“滲了沙子”——每一家的下人中，都有在暗中為軍調處“服務”者。
這些“內間”，有的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特工，或以真實身份，或易姓變名，應聘入府服役；有的本來就是“一級監控對象”的僕人，被軍調處收買，為軍調處提供情報。
不過，後一種情形，“沙子”是不知道自己的僱主的真實身份的。軍調處多扮成有心巴結“沙子”主人的官員或商人的面目出現。這是為了萬一事敗，可以迅速斬斷和“沙子”的聯繫，不使躲在後面操控一切的軍調處暴露出來。
有的“一級監控對象”的府裡。還不止一粒“沙子”。只是他們相互之間。並不知道那誰誰和自己是“一樣的人”。
軍調處和“沙子”的聯繫。有一個事先約定好的方式。這個方式，隔一段時間，就要改變一次，以使“沙子”的主人察覺不到異狀。
每次和“沙子”聯繫——特別是本來就在監控對象家裡服役、不知道僱主真實身份的“沙子”，一出府門，就會被軍調處的探子遠遠盯上，一直暗中“護送”到會面地點；會面之後，再“護送”回去。這是為了保證“沙子”不被人盯梢。同時保證“沙子”不生異狀，不起異心。
當然，“沙子”是不知道自己受到了這種無微不至的“照顧”的。
“一級監控對象”們，再也想不到，關卓凡的耳目，已經放到了自己的府裡，甚至身邊。
比如，恭王府的一個花匠、惇王清華園的一個廚子、寶鋆的一個車伕，都是軍調處“滲”進去的“沙子”。
不是說親貴們對維護“門禁森嚴”完全沒有警覺，但一般情況下。他們只會在這些人的忠誠度上下功夫：管家，護衛。賬房，門房，貼身的丫鬟、小廝——就是說，他們眼中的“要害位子”。
花匠、廚子、車伕、轎班，這些人一般被視為“無足輕重”，不認為會對門戶安全造成什麼實質性影響，所以，在鑑別這些人的來路底細上，“一級監控對象”們也就不會使什麼太大的氣力。而親貴府上，大多僕役眾多，像恭王府，好幾百口子人，若要一一“政審”過關，也實在是沒有這個時間精力。
但在近現代的情治體系中，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位子，卻各有妙用。其中的車伕、轎班，對摸清檔案主行蹤，實施“實時監控記錄”，尤其有特殊的用處。
現代的人，是很容易理解“司機”這個位子對於領導同志的特殊意義的。十九世紀中葉的中國，領導們可還沒有這個“覺悟”，他們當然是不會和自己的司機——地位低下的車伕、轎班“共機密”的；可是，他們的“機密”，“司機們”卻常常“門兒清”。
比如說，檔案主去自己的外宅；又或者載酒看花，到哪家“清吟小班”，“梳攏”那個紅姑娘——這類行蹤，大約不會告知家裡，也不是什麼朋友都曉得。但車伕、轎班，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不然，檔案主自個兒走了去不成？
有時候，車伕、轎班，還能夠提供更多有價值的信息。比如，今兒主人赴某某的宴請，這個同席的，某某都還請了誰啊？主人們在府內飲宴，長隨、車伕、轎班們，自然都在府外等候，閒極無聊，湊在一塊聊天打屁，你我他是誰誰家的，彼此一清二楚。
寶鋆和惇王在清華園會面的信息，就是由寶鋆的車伕提供，並經惇王清華園的廚子證實的。
收到“沙子”例行的匯報，軍調處北京站必須迅速判斷：其中有無有價值的情報？
然後，根據信息的價值的高低，對之進行不同等級的“處理”。
大多數的信息，暫時看不出什麼價值，一般對之進行“三級處理”，即“暫無價值，留待觀察”，入檔了事。
“二級處理”意味著，“有一定價值，但不必即時做出反應，繼續跟進觀察”。
最有價值的、應做“一級處理”的信息，數量最少。所謂“一級處理”，即“即時做出反應，並立即上報本部”——也就是第一時間向爵帥匯報，請求指示。
關卓凡的指示，也分成三個等級：“紅色響應”、“橙色響應”、“白色響應”。
“紅色響應”——對檔案主進行全面監控，並擬定應變計畫。
這個“全面監控”，不僅是對檔案主本人的，和相關事件可能產生直接關聯的人物，也要納入監控體系之中。
“橙色響應”——密切監控，隨時匯報，暫不打草驚蛇。
“白色響應”——暫時由他去吧。
寶鋆和惇王在清華園會面的信息，被陳亦誠和馬丁內茲定為“一級處理”，第一時間密電天津本部。
很快，關卓凡便給予了“紅色響應”的指示。
“待遇”如此之高，是因為寶鋆的這一次清華園之行，極不尋常。
在清朝，為了約束宗室對皇權可能發生的挑戰，親王和大臣的交往，頗多忌諱。沒有足夠的理由，是不好隨便來往來的。
拿惇王和寶鋆兩個來說，惇王身上沒有啥像樣的差事，寶鋆作為軍機重臣，是不可能有什麼公務要和惇王商議的。旗人重禮節，但寶鋆是鑲白旗的，惇王並不管著鑲白旗，彼此既無“旗務”可談，也沒有奴才主子那一套禮數要打點。更何況，現在也不在什麼節慶的點兒上。
如果像恭王、寶鋆那樣，彼此私交極深也罷了，偏偏惇王和寶鋆兩個，沒有一星半點兒的私人的交情。
有的宗室，雅善詞章，悠遊林下，箋召墨客文人，“雅集”、“詩聚”，某大臣躬逢其會，也還說得過去。可是惇王粗疏不文，玩這一套，那不是笑話嗎？
這是“文”的，還有“武”的：有時候，某王公召集親貴子弟，在自家“箭圃”中張靶“較射”——這算是追摹祖宗謨烈，不忘八旗騎射本色，朝廷原則上是支持的。雖然，這種聚會，大多時候，實質上不過一個“遊園會”。
這種聚會，惇王倒是可以舉辦，但若有大臣參與，必定是武職的都統、統領、參領之類，寶鋆科舉出身，是沒有理由參與這種聚會的。
最關鍵的是，清華園之會，惇王只請了寶鋆一個人，並在清華園盤桓了整整兩個半時辰，期間沒有一個陪客。情形之特異，前所未有。
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主客二人，有極其重大的圖謀要商議。
他們會有什麼樣重大的圖謀呢？
考慮到惇、恭、關彼此之間的特殊關係，以及惇、恭二王和寶鋆在“一級監控對象”名單上的特殊位置，軍調處和關卓凡，都非常合乎邏輯地認為，不能排除惇、寶之會針對己方的可能性。
預則立，不預則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