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文學] 一頭想要被吃掉的豬 作者：朱利安·巴吉尼（已完成）

39. 算命攤

　　純開的算命攤是全北京人氣最旺的算命攤，她之所以出名，並不是因為她算得準，而是因她又聾又啞。純堅持坐在一塊簾子後面，來算命的人要靠寫字條遞進簾子來跟她溝通。

　　純把競爭對手的客人全都吸引了過來，另一個算命的人昕認為純完全是裝聾作啞在招攬生意，於是他決定揭穿純的真面目。有一天，昕去了純的攤子。

　　問過幾個例行問題後，昕開始為難無法開口說話的純，但純沒有表現出任何受到影響的跡象。她回答的速度與之前一樣，寫字也沒有變化。最後，生氣的昕扯下了簾子，把籬笆踹到一邊。他發現坐在簾子後面的不是純，而是一個他後來發現名叫約翰的男人。約翰正坐在電腦前，把昕剛才遞進來的紙條上的最後一句輸入電腦。昕對著約翰大吼，要他解釋自己是誰。

　　「別煩我，哥們！」約翰用英語回答，「你說的我都聽不懂。不要說中文，懂嗎？」

　　——資料來源：約翰·塞爾，《心、腦與科學》第2章，英國廣播公司出版社，1984。

　　光顧純/約翰算命攤的人可能信也可能不信裡面那個可以預測未來的人真的又聾又啞或者真的是一個女人，但大家都相信不管是誰在裡面，至少那個人懂中文。中文字條遞進去，有意義的答案傳出來，這足夠證明在裡面寫字條的人能看懂外面的人寫的字條。

　　這樣想主要是因為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功能心理學的心理理論。按照這個理論，擁有心靈和擁有某種生物器官(比如大腦）無關，而與能執行心理功能有關，如了解、判斷與溝通這些功能。

　　但約翰與純的故事嚴重地削弱了這種說法的合理性。功能論關注的不是一般的意識或心靈，而是心靈的特定功能，即明白一種語言。純的算命攤的功能就好像裡面有個懂中文的人。

　　因此，根據功能論者的說法，我們應該說純的算命攤在持續地理解中文，但昕發現事實上純的算命攤完全不懂中文。結論似乎顯示功能論是錯的，即只能執行心靈的功能不足以稱為擁有心靈。

　　有人可能會反對這種說法，他們認為，雖然約翰不懂中文，但是他的電腦懂。然而，我們可以想像，在沒有電腦的狀況下，約翰必須依靠複雜的指示手冊工作，但因為有長期經驗，他可以快速地使用這本手冊。這本手冊告訴約翰，看到什麼樣的字條進來就寫什麼樣的答案出去。雖然在整個過程中算命的顯然不懂中文，但簾子外的人看到的結果是一樣的。而且，可以說，由於電腦只是根據規則來處理符號，所以電腦就像約翰和他的手冊一樣，也完全不懂中文。

　　如果將範圍縮小到電腦，無法證明電腦懂中文，那麼似乎把範圍擴大到整個算命攤，包括約翰與電腦整體來說了解中文也是徒勞。這種說法聽起來瘋狂，但實際上說得通。畢竟，我懂英文，但我不確定我的神經細胞、舌頭或耳朵也懂英文。在算命攤，約翰與電腦構成的整體不像人體那樣緊密地整合在一起，認為約翰、電腦和攤子結合起來，就能得到理解能力似乎缺乏說服力。

　　不過，這留給了我們一個問題。像心靈那樣運作不足以稱為擁有心靈，那要擁有什麼才算？我們如何知道其他人或電腦是否擁有心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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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印度人與冰

　　19. 幻想破滅

　　68. 疼痛錯亂

　　93. 行屍走肉

40. 木馬贏家

　　保羅知道哪匹馬可以在德比賽馬會上勝出。至少他覺得自己肯定知道，過去，每次只要他感覺肯定，往往都不會錯。

　　保羅的信心並非基於對馬的研究，而他也無法預見未來。只是，每當保羅龐大的身軀在窄小的木馬上前後搖晃時，他的腦海中就會蹦出冠軍馬的名字。

　　保羅並不是每次都會贏(了解他預測秘密幫他下注的人也是一樣），有時他不是很確定，有時甚至完全不知道，只能猜。在那些情況下，保羅從來都不會下大賭注；當他非常確定，他就會把所有的錢都押下去。這種方法屢試不爽。

　　奧斯卡是保羅的合作夥伴之一，他深信保羅擁有不可思議的能力，但是奧斯卡也無法肯定保羅是否真的知道誰是冠軍，保羅到目前為止贏的次數還不夠。除非保羅了解自己為什麼能預知比賽結果，他所相信的基礎才能穩固，變得可靠。但現在的情況並沒有阻止奧斯卡拿著自己的錢跟著保羅下注。

　　——資料來源：D·H·勞倫斯，《木馬贏家》，1926；麥可·普勞德弗特講演。

　　相對於單純的信仰，知識到底是什麼？這二者一定有不同之處。比如，我們可以想像有個完全不懂地理的人撿到一張卡片，上面列出了一些重要的國家與首都：英國——愛丁堡，法國——里爾，西班牙——巴塞隆那，義大利——羅馬。這個人接受卡片上的說法，相信這些城市確實就是各個國家的首都。結果只有羅馬是對的。雖然他相信羅馬是義大利的首都，而這一點也是對的，但我們能說他的確知道這件事嗎？他所相信的東西的基礎太不可靠，無法被當成知識，只是他運氣好，訊息來源恰好正確。然而，僅憑運氣猜中義大利的首都，不可能讓他所相信的變成真實的知識。

　　這就是為什麼哲學家們經常堅持：要將信仰轉變成知識，就必須以恰當的方式證明信仰的真實性。但什麼證明方式有用呢？就保羅而言，他主張的知識是以簡單的事實為基礎：信仰來源的可靠性。每次他確信自己知道冠軍馬的名字，他就總能猜對。

　　問題在於保羅不知道這種確定感來自何處。要找出一條通往知識的可靠路徑，只能從他最新得到的結果去想，而他的成果靠的卻是一個極不可靠的機制。比如，也許是操縱比賽的人無意中把冠軍馬的名字洩露給了保羅。不過，他的目的是有一天故意說出錯誤的名字，看到保羅把賭金都投在錯的馬上。如果這解釋了保羅的信仰，那麼就不能說他知道冠軍馬是哪匹。就像那張列著首都名字的卡片不可靠一樣，卡片仍然不能算作知識。就算有時候是對的，操縱比賽的人的不可靠性意味著洩露出來的消息並不能被當成知識的來源，就算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押錯過，也不能當作知識。

　　但如果保羅的信仰來源的確出自某種神秘的東西呢？如果這個來源不是來自操縱比賽的人(我們知道這種人不可靠），而是來自我們無法解釋的事物呢？那麼我們只能用過去的經驗判斷這些來源是否可靠，這可能讓我們在未來犯錯誤。但是，世上哪有獲得知識又絕對保險的路，讓我們不用懷疑未來訊息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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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印度人與冰

　　9. 反應預測

　　63. 不明不覺

　　76. 聯網的大腦

41. 就是沒有藍色

　　想像你一輩子都住在一處由公寓、商店和辦公室構成的複合式大樓裡，沒有通往戶外的路，這正是巨型太空站「穆迪」號與「沃特斯」號上居民生活的最佳寫照。

　　太空站的建造者為了測試我們學習時對經驗的依賴程度，引入了一些有趣的設計。在「穆迪」號上，沒有任何東西是天藍色的；在「沃特斯」號上，沒有東西是藍色的。連太空站上的居民也經過挑選，都不帶有會産生藍眼珠的隱性基因。為了避免看到任何藍色的東西(例如靜脈），太空站內的照明也設計成讓藍色無法反光的系統，因此靜脈看起來是黑的。

　　出生在太空站的人到了18歲，他們將接受測試。「穆迪」號的人觀看充滿藍色色調的餅狀圖，當中唯獨缺了天藍色。測試的目的是問他們能否想像缺少的那個色調看起來像什麼。然後再讓他們看天藍色的樣本，問他們這是不是他們想像的顏色。

　　「沃特斯」號的人則被問到他們能否想像出之前從未見過的顏色，再問他們能否想像出什麼顏色加上黃色會産生綠色。同樣，在這之後也讓他們看樣本，問他們想到的是不是這種顏色。結果將相當有趣。

　　——資料來源：大衛·休謨，《人類理解論》第二卷，1748。

　　經驗對於學習有多重要？這個問題貫穿了整個觀念史。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認為我們學習的每個事物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事物。到了現代，諾姆·喬姆斯基及其追隨者相信學習語言必備的語法是內在固有而非學到的。另外，17世紀的約翰·洛克認為人類出生時心靈是一塊「白板」，300年後的行為主義者B·F·斯金納則繼續發展了這個觀念。

　　顯然至少就某種意義來看，我們的確能擁有超越自身經驗的觀念。如果達文西只是以他體驗過的事物構想，就不可能想出直升機。但是，在這類事例中，所謂的新事物其實來自於已知事物的結合。新事物的産生取決於如何整合舊元素，顯然很少有人能在想像時完全超越我們的經驗。

　　比如，我們擁有五感，其他星球的生物是否會有不同的、我們完全無法想像的感官？其他生物能不能看到人類可見光譜以外的、我們再怎麼努力嘗試也看不到的顏色？

　　「穆迪」號與「沃特斯」號的實驗或許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大多數人都同意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的看法，認為「穆迪」號的人能想像出缺少的那塊藍色色調。休謨認為這是所有知識都需依賴經驗這條法則的一個例外。即使是這樣，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人類能整合經驗想出新觀念的另一個例子，就像想像出來的怪獸是真實野獸特點的虛構組合。

　　但是，對「沃特斯」號上想像藍色的人來說，似乎就不太可能了，因為他們從未看過藍這個色調。回想一下，小時候，我們看到綠色是由黃色加上藍色組合出來的顏色多麼驚訝。認為只憑想像就知道什麼顏色加上黃色就會變成綠色似乎說不通。若要打賭測試結果，你可能會說自己更願意將賭注押在經驗對學習有著重要影響的那邊。

　　就算出生在「沃特斯」號上的人可以想像藍色，依然留給了我們一個沒有回答的問題：他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身為人類，他們生來就具有某種內在的、對藍色的敏感，還是他們能想像任何顏色？由於我們只能想像可見光譜中的顏色，前一種答案肯定是正確的。這似乎指出我們的人性對可想像與可感知為經驗的範圍設下了許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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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專門研究紅色的色盲

　　59. 我們看到的不一樣

　　73. 變成蝙蝠

　　90. 水果的本質

42. 拿了錢就跑

　　「馬克大師現在展示他超凡的預知能力！你，先生，請問如何稱呼？」

　　「法蘭克。」法蘭克回答表演者。

　　「法蘭克，我知道你的未來，我知道未來所有的事，包括股票走勢！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展示能力時才有錢給你！看著，這裡有兩個箱子，其中一個箱子是打開的，裡面有1000英鎊；另一個箱子是關上的，裡面要嘛裝了100萬英鎊，要嘛什麼也沒有。你可以只拿走其中一個箱子或者兩個都拿走。但是請注意！我知道你會怎麼選。如果你只拿走關上的箱子，裡面會放100萬英鎊；如果你拿走兩個箱子，箱子裡將會空空如也。如果我錯了，我會把100萬英鎊給現場隨機挑選出來的觀眾。」

　　馬克打開了裝滿面額為50英鎊鈔票的手提箱，在場的人深吸一口氣。

　　「女士們，先生們。我展示這個奇蹟已經上百次了，從來沒有失誤，未被收買的觀眾們可以作證。你們看到這個關上的箱子，它現在離我有3公尺，大家都能看到我不可能隔那麼遠還能在箱子裡的東西上動手腳。所以，法蘭克，你要怎麼選？」

　　——資料來源：紐康悖論，由威廉·紐康提出，羅伯特·諾齊克的《紐康問題與選擇的兩大原則》讓許多人了解了這一悖論。這篇文章收錄於《紀念卡爾·G·亨佩爾文集》，尼可拉斯·雷切爾編，Humanities出版社，1970。

　　法蘭克應該怎麼選擇？讓我們想像法蘭克不只是知道馬克說自己總是預測正確，也許他一開始在人群裡是因為曾經從可靠的來源(包括馬克曾提過的未被收買的觀眾）聽說了馬克的成就。這樣來看，法蘭克似乎必然會選擇關上的箱子，那樣就能得到100萬英鎊，而不是只有1000英鎊。

　　但是等等，法蘭克往關上的箱子走去時，腦子裡閃現一個念頭：這個箱子裡裝著100萬英鎊還是什麼也沒有，他所做的不能改變事實。所以如果箱子裡真有100萬英鎊，就算他連打開的箱子一起拿走，錢應該也不會消失。同樣，如果關上的箱子是空的，就算他不拿走打開的箱子，關上的箱子裡也不會神奇地出現100萬英鎊。法蘭克的選擇無法改變關上的箱子裡的狀況，所以不論他拿不拿走打開的箱子，緊閉的箱子裡的錢數都是一樣的。因此，法蘭克打算同時拿走兩個箱子，反正最後他拿的錢只會多不會少。

　　這時我們就有了悖論，這是物理學家威廉·紐康最先設計的，又稱紐康悖論。兩個論證方式似乎都沒有問題，卻得出了互相矛盾的結論。其中一個認為法蘭克應該只拿關上的箱子，另一個則認為他應該拿走兩個箱子。因此如果不是這兩個論證其中一個有瑕疵，就是問題本身存在某種使其無解的不一致或矛盾。

　　矛盾會是什麼？造成問題的唯一原因是我們假定馬克有能力以百分之百的準確度預測未來。如果我們讓這個假設變得不成立，悖論是否就不會出現？當人類的自由意志與自由選擇介入時，也許就不可能準確地預測未來？

　　這是個讓人放心的想法，但是不一定是個明智的想法。如果馬克能預測未來，他一定也能預測人類意志會如何論證。也許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無法將這項要素加入分析中。馬克要讓關上的箱子空著還是裝錢取決於他如何預測選擇者如何論證。如果馬克預測法蘭克認定拿走兩個箱子且毫無損失，將會讓關上的箱子空著；如果馬克判斷法蘭克不會拿走打開的箱子，就會在關上的箱子裡放入100萬英鎊。換句話說，如果可以預測未來，人類的自由意志將無法改變未來，因為不管我們如何選擇都會是預測的一部分。我們也許自由，但是我們前面的未來可能只有一個，一個原則上可以預測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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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幸運輪盤

　　16. 賽跑的烏龜

　　25. 優柔寡斷的布里丹

　　70. 突擊檢查

43. 未來衝擊

　　「德魯！我大學畢業後就沒見過你，最後一次見面是20年前了吧！天啊，德魯，你拿槍要幹什麼？」

　　「我來殺你，」德魯說，「你之前要求的。」

　　「你在胡說什麼？」

　　「你不記得了嗎？你跟我說過好多次：『要是我投票支持共和黨，就開槍殺我。』我最近得知你現在已經成了共和黨參議員。所以你懂的，你的死期到了。」

　　「德魯，你瘋了！那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我當時還年輕，是個理想主義者。你不能要求我信守承諾！」

　　「那絕對不是隨口說說的，參議員。事實上，我這裡有一張紙，上面有你和其他見證人的簽名，這張紙要我依照指示行事。在你告訴我不要當真之前，讓我提醒你一件事，你最近曾投票支持《生前遺囑法案》；事實上，你已經拿到你自己那張了。現在你告訴我：如果自己變成痴呆或成為植物人，你希望人們執行你的願望把你殺了，那麼為什麼我不該執行你過去的願望，也就是在你成為共和黨人後殺了你？」

　　「我已經想到要怎麼回答了！」滿身大汗的參議員大叫，「只要再給我幾分鐘！」

　　德魯抬起手槍瞄準了他：「你最好快一點。」

　　參議員其實有個好答案可以回答德魯，但是在講答案之前，我們應該先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我們有權代表未來的自己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決定嗎？答案很清楚，既然我們理所當然地能為現在的自己做決定，就沒有理由不為將來的自己做決定。事實上，我們一直在做這類決定，我們簽下為期25年的房貸抵押、退休金計劃、婚禮誓言，或是簽下為期兩年的工作契約，都屬於這樣的決定。

　　雖然我們有信守承諾的責任，但是如果情況改變，我們依然有權改變主意。比如，許多人說「如果我……就把我殺了」，特別是年輕人最喜歡說這樣的話。雖然這些通常只是誇張的修辭，但是說這種話時往往相當認真，說的人通常已經成年，能為自己的未來做決定，但是要求這些人信守此類承諾實在很荒唐。

　　因為某人未能信守20年前不支持共和黨的承諾而對其進行懲罰，先不說殺不殺他，如果說此懲罰是荒謬的，那麼合理地期待他們會信守婚姻的承諾是否也是荒謬的？兩者之間其實存在很大的區別。婚姻就像房貸抵押契約，涉及對第三方的責任與承諾。如果我們反悔，將會有人受害。但如果我們改變自己對政治與宗教的態度，整體上，我們並不會破壞與他人的約定。

　　不過，我們確實認為改變想法是合理的，會讓我們看到長期約定不應該那麼絕對。因為人是會變的，這是個赤裸裸的事實，而在現實世界中，現在的我們與很多年前的我們不一樣。所以，當我們代表未來的自己做出承諾時，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替某個不同於現在的自己做承諾，這意味著我們的承諾不該在道德上被視為有約束力。

　　這對生前遺囑有什麼影響？關鍵差異在於生前遺囑是為將來無法選擇的自己預先安排後事。在這種情況下，最有資格做決定的人是過去的自己，而不是現在的自己。這是參議員應該給出的答案，但這樣回答能不能說服德魯不開槍則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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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信守承諾

　　44. 不至死亡，永不分離

　　88. 完全失憶

　　97. 道德運氣

44. 不至死亡，永不分離

　　哈利與蘇菲嚴肅考慮著他們交換戒指時牧師會說的話：「這兩個人現在結合在這只永不破裂的戒指上。」這意味著他們要將雙方共同的利益擺在首位，個人的利益退居第二。如果他們能做到這一點，兩人的婚姻生活將越來越美滿。

　　但是哈利曾經歷自己的父母離異，也見過太多的朋友和親戚在婚後遭受了背叛與欺騙，因此他並沒有毫不懷疑地接受這段話。哈利腦子裡善於算計的那部分開動起來，他想如果他把自己擺在第二位，而蘇菲把自己擺第一位，那麼蘇菲將在這段婚姻中得到更多，而他卻沒有。換句話說，如果他太過浪漫而沒有保護自己的利益，那就有被壓榨的風險。

　　蘇菲也有類似的擔心，他們倆甚至討論過這個問題，並且答應對方在婚姻中都不會站在利己的角度。但他們並不確定對方是不是真的會信守諾言，所以對他們來說，最保險的做法就是偷偷為自己謀利，這讓他們的婚姻不可避免地不如起初那樣美好。這是他們唯一能採取的合理做法嗎？

　　聽起來有些不對勁。這兩個人都在理性地計算自己的最佳利益。如果他們齊心，都一定能獲得最佳結果；如果有人不這麼做，那麼這個人將得到所有的好處，另一人將損失利益。而哈利與蘇菲都不想出現這樣的結果，兩人都不願按大家都獲益的方式相處，最後他們獲得的利益比合作産生的利益少。

　　這個問題被稱為「囚徒的困境」，源自兩個囚犯如何辯護的著名例子。當雙方需要合作以獲得最佳結果，卻無法確定對方是否會合作時，就會出現囚徒困境問題。在這個典型的例子中，囚犯被關在不同的牢房，無法溝通。同樣的問題也會出現在枕邊人身上，有人悄悄背叛自己的伴侶，往往長達數年都未被發現。

　　這種困境顯示出理性追求自利的侷限性。如果我們都追求自己的最佳利益，最後得到的將少於合作得到的。若要有效地合作，即便動機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我們也必須彼此信任，但是在理性論證中找不到信任。

　　這就是為什麼哈利與蘇菲的困境會如此讓人傷感，他們彼此信任的能力完全被他們過去的背叛與離婚的經驗腐蝕。缺乏信任的婚姻關係不可能令人滿意，甚至可能是失敗的。然而，誰能怪他們多疑？難道他們不理性嗎？畢竟，他們的做法都是在公平地對現代婚姻現象評估之後所做的選擇。

　　如果說這則故事有寓意，或許寓意就是只有信任才能在生活中得到更多，儘管這麼做有一定的非理性風險，但沒有別的選擇。如果彼此信任，我們的確會自己暴露在被利用的風險中，但如果我們不相信彼此，就將自己與生活中最好的可能隔絕。哈利與蘇菲理性而安全的策略讓他們免於遭遇婚姻中最壞的一面，卻也因此與最好的部分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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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無言勝利

　　14. 對你有利的銀行錯誤

　　60. 照我說的做，而不是跟著我做

　　82. 占便宜

45. 隱形的園丁

　　史丹利和利文斯通兩個星期以來一直躲在臨時隱蔽處，安全地觀察美麗如畫的林間地。

　　「一個也沒見到，」史丹利說，「而且那塊地一直沒有變化。現在你該承認自己錯了，根本沒有園丁來整理這塊地。」

　　「親愛的史丹利，」利文斯通回答，「你忘了嗎，我說的是隱形的園丁。」

　　「但是這名園丁甚至連一點聲響也沒有，連一片樹葉也沒動過。所以我認為根本沒有園丁。」

　　「我這個隱形的園丁，」利文斯通接著說，「除了完全不會弄出聲音之外，還摸不著。」

　　史丹利生氣地說：「胡扯！一個不出聲、看不見、摸不著的園丁跟沒有園丁有什麼區別？」

　　「這個容易回答，」利文斯通心平氣和地說，「一個是有人照料的花園，一個是沒人照料的花園。」

　　「利文斯通博士，」史丹利嘆道，「我想，你應該不會反對我現在趕緊送這名園丁到無聲無味、看不見又摸不著的天堂去吧！」從史丹利充滿殺氣的眼神中，利文斯通能看出他絕對不是在開玩笑。

　　——資料來源：《神學及證偽》，安東尼·弗盧，選自《哲學神學新論文集》，A·弗盧與A·麥金賽爾編，SCM出版社，1955。

　　這則寓言的力量靠的是讀者的假設，跟史丹利一樣，利文斯通是個非理性的蠢人。在沒有任何證據支持下，利文斯通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更糟的是，為了維持對園丁存在的信念，他甚至認為園丁這個神秘的人毫無存在感，以至於能消融於稀薄空氣中。在你移除了園丁身上所有可見與可觸摸的東西之後，園丁還剩下什麼？可以確定的是，史丹利無法證明這樣一個善於園藝的鬼魂不存在，但是他當然能繼續問：相信這個虛無縹緲的東西有什麼好處？

　　有人說信仰上帝也是如此。正如利文斯通從林間地的美麗看到了園丁的手，許多教徒也從自然之美中看到了上帝之手。也許，乍看之下，假設這個令人驚嘆的複雜世界中存在一個全能又慈愛的造物主是合理的，但跟史丹利與利文斯通相同的是，我們擁有的不只是第一印象，我們持續的觀察似乎逐一剝去了讓上帝存在的特質。

　　首先，世界是根據物理定律運轉的。就算沒有上帝，也會下雨，也會日昇日落。但利文斯通式信仰者認為，是上帝點燃了火焰，讓宇宙運轉起來。

　　然而，我們注意到自然遠沒有溫柔和仁慈，世上充滿了恐怖的折磨和赤裸裸的邪惡。善良的上帝現在在哪裡？啊，信徒們認為上帝已盡可能創造了一個美好的世界，但人類的罪惡把它搞砸了。

　　但即使是無辜的苦難或人們高喊求助，上帝也沉默不回應。啊，信徒們對此的解釋是當他們的上帝逐漸退居於陰影之中時，從受難中得到的善不是在此生，而是在來生。

　　最後，我們還剩下什麼？一個未曾留下任何蹤跡、任何聲音，也未曾干預任何宇宙進程的上帝。不時在各個地方聽聞神蹟，但最虔誠的信徒並不信神蹟。如果連神蹟都不提，上帝等於不存在。我們未曾在自然中看到上帝的指甲，更不用說他的手了。

　　這樣的上帝與沒有上帝有什麼區別？堅持認為主張上帝存在難道不是跟堅持有園丁照料利文斯通與史丹利發現的林間地一樣愚蠢嗎？如果上帝不僅是一個詞或者一個希望，難道我們不需要一些證明上帝曾在這個世界活動過的跡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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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印度人與冰

　　24. 方形的圓

　　61. 馬蘇里拉起司做的月亮

　　78. 下賭注

46. 再生人

　　媒體給他取了個綽號叫「蟲人」，但是他的朋友知道他本名叫德瑞克。科學家們修改了他的基因，模擬花園裡常見的蟲類或菜蟲最令人驚奇的一項特徵：身體組織再生的能力。實驗成功了。科學家砍掉德瑞克的手來測試效果，結果發現新手在一個月內就長了出來。

　　但之後出現了問題。德瑞克的身體開始慢慢衰竭，為了挽救他的生命，科學家們必須把德瑞克的大腦移植到新的身體上，然而手術中的一個嚴重錯誤將德瑞克的大腦切成了兩半。

　　還好，兩個半腦都各自再生成了完整的腦，而且都成功地移植到了新的身體上。唯一的問題是現在兩個人都擁有德瑞克的腦，都認為自己是德瑞克，而且兩人也都擁有德瑞克的記憶、心靈力與人格。這在德瑞克的女友那産生了問題，因為她無法區分兩個德瑞克，而德瑞克也因此陷入了法律糾紛，因為兩個人都主張自己擁有德瑞克的財産。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德瑞克？不可能兩人都是吧？

　　——資料來源：德瑞克·帕菲特，《理與人》第89節，牛津大學出版社，1984。

　　如同一名好偵探，在我們開始試著描述發生了什麼之前，應該先弄清楚事實。之前只有一個德瑞克，現在有兩個。鑑於他們的大腦都是從原來的半個大腦長出來的，我們分別叫他們右德瑞克與左德瑞克。到底哪一個才是德瑞克？

　　他們都不是德瑞克，因為在大腦分成兩半後，他們已經是兩個人，而不是一個人。舉例來說，如果右德瑞克死了而左德瑞克還活著，德瑞克究竟是死了還是活著？一個人不可能既死又活，德瑞克不可能同時是右德瑞克和左德瑞克。

　　或許右德瑞克與左德瑞克都不是德瑞克，但是這個答案似乎有點奇怪。比如，如果左半腦在手術中被毀掉，只有右半腦完整再生，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右德瑞克是德瑞克，然而如果左半腦也再生了，那麼右德瑞克突然又不是德瑞克，雖然他在兩種情況下是完全一樣的。某個外部事件的變化如何影響右德瑞克不再是德瑞克？

　　唯一的可能性只剩下：左右德瑞克中有一人是德瑞克，或者兩個都不是。然而，既然兩人都主張自己的身分，我們為什麼要選擇其中一個是德瑞克，而另一個不是呢？不能隨便定身分的歸屬，所以三個可能性(兩個都是德瑞克，其中之一是或兩者都不是）似乎都是錯的。不過有一點肯定是對的：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如果這個問題所有可能的答案都不合適，或許是我們問錯了問題。這就像要人回答：「你什麼時候才能停止打老婆？」但實際上此人從來就沒有打過。

　　在蟲人的例子中，問題在於我們提出的身分問題與同一性隨著時間的變遷有一種一對一的關係，當問題中的情況出現一對多的關係時，同一性的邏輯在這裡就無用武之地了，我們應該討論的是連續或持續的問題。因此，右德瑞克和左德瑞克都是德瑞克的延續者，我們不應該問哪一個是德瑞克。

　　所以，也許我們應該提出的問題是在經歷磨難之後，德瑞克是否真的活了下來。如果是肯定的，德瑞克似乎活了下來，但失去了個人的身分。當然，一般人的自我不像德瑞克那樣被分開。然而，他的故事還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它告訴我們，人的存活與否最重要的並非身分在時間變遷中被保存下來，而是現在的我與未來的我具有正確的連續性。接下來的問題是，我們想看到什麼連續下去，是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大腦、我們的內在生命，還是我們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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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瞬間移動裝置

　　11.「忒修斯」號

　　30.別人的回憶

　　38.我是大腦

47. 兔子！

　　拉賓教授準備為過去從未發現的語言編詞典，他們興奮地憧憬著這項工作。拉賓最近才發現勒波里達失落的部落，現在開始記錄他們的語言中不同詞語的意義。

　　第一個要定義的詞是「gavagai」。每次看到兔子，拉賓和助手就會聽到這個詞，因此，拉賓打算把它定義為兔子。不過他的助手反對。就他們所知，gavagai難道沒有別的意思嗎？比如「未分離的兔子身體」或「看！是兔子」。或許勒波里達人認為動物存在於四度空間中，超越時間與空間，而gavagai只是用來指稱人們在觀察的那一刻看到的兔子身體？又或者gavagai只是被看到的兔子，而未被看到的兔子有別的叫法？

　　這些可能性似乎是異想天開，但是拉賓不得不承認這些都與他們目前觀察所得相符。但如何才能知道哪一種猜測是正確的？他們可以進行更多的觀察，但是為了排除其他所有可能，他們必須或多或少地了解部落的每件事物，居民如何生活以及居民如何使用其他詞。但這樣的話，這部詞典的編撰豈不是遙遙無期？

　　——資料來源：W·V·O·蒯因，《語詞和對象》，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0。

　　凡是能說一種以上語言的人，都會意識到某些詞無法輕鬆地被翻譯成其他語言。例如，西班牙人提到城市或宴會的marcha，這與愛爾蘭語中的craic類似，但並不完全一樣，這兩個詞都很難準確地翻譯成英語。最接近的對應說法可能是「嘈雜聲」或「覺得愉快」，但是，要了解marcha或craic的意義，就必須深入學習西班牙語或愛爾蘭語，從這些語言的文化中理解。

　　同樣地，英語中的動詞be在西班牙語中找不到對應的翻譯。而西班牙語中有ser與estar，分別表示英語中動詞be在不同情況下的變化，英語詞彙則反映不出這一點。知道西班牙語的esposas是英語中「妻子」的意思還不算完全了解這個單詞，還必須知道esposas也指「手銬」，這樣才能意識到傳統西班牙人的男子氣概。

　　gavagai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的是所有的詞，如craic、marcha、ser與esposas，它們的含義都與文化實踐及該語言中的其他詞彙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無論何時，我們將一個單詞翻譯成其他語言，就失去了這些重要的語境。不過，大部分情況下我們都能避免這類問題：對我們來說，含義的類似性使我們能運用詞彙，並且在說話者所在的社群中發揮其功能。因此，如果拉賓認為gavagai指兔子，他的說法可能沒錯，但是這兩者在意義上存在細微差異。要想了解gavagai的真正意義，拉賓必須把重點放在這個詞所屬的語言與社群中，而不是他的母語英語的概念與實際應用上。

　　為什麼這件事重要？我們傾向於將詞彙當作概念或物品的標籤，這種做法能讓母語不同的人談論同一件事，擁有相同的想法，就算使用不同的詞語也能做到。在這種模式中，詞語與意義以及詞語與詞語指稱的事物之間都有一一對應的關係。

　　不過，如果我們嚴肅地看待gavagai的故事，就需要大幅度地改變這一情況。詞語與事物及觀念並不是一對一的關係，相反，詞語與詞語之間以及詞語與說話者的應用之間是彼此關聯的。意義是整體的，你永遠不能孤立地理解一個單獨的詞語。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看法，所有奇怪的結果都會跟著出現。例如，陳述是否為真是什麼意思？我們傾向於認為，如果有隻兔子在墊子上，那麼「兔子坐在墊子上」這個陳述便為真。真實就是句子與事實之間的對應。但是，如果句子的意義取決於句子所屬的語言及文化，句子與事實的關係就不簡單了，這種關係變成了事實、句子、外在語言與文化構成的複雜關係網。

　　這是否意味著真理與語言、文化之間存在相對性？這樣下結論過於草率，但是從意義整體的角度出發，這個結論很可能會慢慢地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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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惡俗與藝術

　　批評者都同意，《De Puta Madre》這部電影的藝術性令人驚嘆，演員演技一流，對話明快，節奏完美，配樂旋律極為動人，完美地烘托了電影。但批評者認為，這部電影在道德上令人厭惡，它呈現的世界觀是西班牙種族優越的世界觀，將苛刻對待老人視為必要的世界觀，也是認定無子女的婦女應該被強姦的世界觀。

　　在這個問題上，人們評價不一。對一些人來說，這部電影低俗的道德觀破壞了自身本來很高的藝術地位；對另一些人來說，媒介與訊息應該被區別開。這既是一部偉大的電影藝術作品，也是道德上的恥辱。我們可以因為前者讚美它，也可以因為後者厭惡它。

　　這場討論並非只是一場理論上的論戰，因為電影傳達的訊息讓人極度厭惡，很可能因此被禁，除非它能證明它的藝術成就高到足以不需要被審查。導演警告說禁播對自由藝術表達來說將是一場災難。他說的對嗎？

　　這場想像中的爭議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例子，其中最著名的也許要算萊妮·里芬斯塔爾的《意志的勝利》(一部關於納粹紐倫堡大集會的紀錄片）和《奧林匹亞》(一部1936年拍攝的慕尼黑奧運紀錄片，片中強化了對亞利安人種族優越性神話的宣傳）。迄今人們仍強烈否定這兩部片子有任何可取之處。對某些人來說，里芬斯塔爾是一位傑出的電影製片人，她將才華服務於邪惡。對其他人來說，她的電影具有藝術性，但是在道德上是失敗的。

　　奧斯卡·王爾德在這場大辯論中表達了自己極端的立場。他寫道：「無所謂道德不道德的書，只有寫得好與寫得不好的書。」王爾德認為藝術獨立於道德之外，因此，將倫理標準套在藝術裡就是個錯誤。

　　大部分人沒有這麼極端。然而，許多人還是認為可以將美學與倫理判斷區分開，只就美學而非倫理觀點來欣賞作品。

　　然而，即使大家都同意這一點，也無法終止辯論。主張倫理與美學應該分開是一回事，說因此我們可以將道德判斷放在一邊又是另一回事。認為《De Puta Madre》在藝術上極有成就卻在道德上非常糟糕，認為道德要求應凌駕於藝術要求之上，這兩種看法其實是一致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雖然承認某部電影極具藝術性，但可能還是要禁播。

　　相對於王爾德的立場，另一個極端是認為藝術與道德必須緊密結合的觀點。濟慈寫道：「美即是真，真即是美。」如果是這樣，任何扭曲現實的繪畫作品都會是美學與創意的失敗。認為某個藝術作品道德低劣卻又極具藝術性，完全是矛盾的。至於那些欣賞《De Puta Madre》的人，就更是大錯特錯。

　　顯然，明智的人都會強烈反對基本教義派的極端路線，但是這些人容易因絕望而遁入「什麼都可以」的相對主義中。然而在這個例子中，這一選擇也無濟於事。反對禁播《De Puta Madre》那些人不可能認為支持禁播的人的意見跟他一樣正確，因為這麼做等於要求自己承認不合理的做法(也就是禁播這部電影）最後還是合理的。同理，認為反對禁播具有合理性的人，一定也會反對審查制度。

　　如果兩邊都有一定的道理，這種道理一定有共同的基礎。不過，要找到這個共同點並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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